章帝刘炟

章帝刘炟 

汉章帝刘炟，是汉明帝的第五个儿子，生于东汉建武中元二年 (57)。其生母为贾贵人。因为明帝马皇后无子，再加上贾贵人为马皇后同母异父的姐姐，所以刘炟幼年为马皇后收养，就以马氏为外家。刘炟顺理成章地成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明帝永平三年(60)，刘炟才4岁，即被立为皇太子。

永平十八年(75)的秋天，明帝因病去世，刘炟即皇帝位，时年19岁。次年，建元 “建初”。

章帝即位后，首先对朝廷 “三公”做了一些调整，原太尉赵熹改任为太傅，司空牟融为太尉，超迁蜀郡太守第五伦为司空。人事刚刚安排妥当，忽从边关传来急报： 西域焉耆、龟兹二国，连接北匈奴，攻没东汉政府派出的西域都护陈睦。北匈奴又出兵柳中城，围攻东汉校尉关宠。位于丝绸之路要冲的车师国也叛汉附匈。与北匈奴连兵共攻疏勒城。驻守疏勒的是东汉校尉耿恭。他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拚死抵抗。但由于后援不继，快到弹尽粮绝的地步。柳中城也危急万分。告急文书连片而至。

年轻的章帝刚即位就遇到如此迫切的问题，需要做出决策。他召集大臣们开会，请各位细陈主张。多数大臣的意见是，新遭国丧，人心未辑，且西域路途遥远，难以相救。独有司徒鲍昱力主救援，他说：“现在将士们处于危难之地，如果不去救，外则纵恿蛮夷的暴行，内则伤害国家的忠勇将士。如果这样办，恐怕将来国家再有边事，就不会有人再去主动为国尽忠了。”章帝觉得鲍昱讲得很有道理，令他继续陈述敌我双方的态势。鲍昱接着说： “疏勒、柳中两地汉兵只有数千人，匈奴攻打几月不能占领，说明其战斗力有限。现在只要派遣敦煌、酒泉二太守，各率精锐骑兵2千人，多张旗帜，急赴西线，匈奴久战疲敝，必不敢当，两地之围，会不战而解。”章帝依从鲍昱的建议，命令征西将军耿秉，出屯酒泉，代理太守职务;命令酒泉太守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率领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兵及鄯善兵共7千多人，星夜西进，驰援被围困中的汉军官兵。到第二年春天，即建初元年(76)，段彭等率军先击车师，再攻交河城，救出耿恭等官兵，退回玉门关内。玉门关守将郑众，亲自出关迎接耿恭，并为耿恭上疏朝廷，为其请功。司徒鲍昱亦奏曰：“耿恭居危城而不乱，忠勇双全，其气节又过于苏武。”章帝宣召耿恭入京，亲加抚慰，授予耿恭骑都尉之职。

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章帝举棋不定。大臣们也有争论。校书郎杨终上疏说： “由于北征匈奴和经营西域，百姓们服役连年。算算花在运输军用物资上的费用就非常浩大。人民陷于忧愁和贫困之中，其怨气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应该留心!”太尉牟融、司徒鲍昱则力陈：“征伐匈奴、屯戌西域是先帝定下的政策，孝子无改父之道，应按既定方针办。”杨终针对牟、鲍二人的论点，再次上疏反驳说： “秦始皇筑长城，大兴劳役，胡亥上台不做变更，所以亡了天下。武帝开边，元帝根据形势做了变通，放弃了珠崖等郡，所以汉家国运长久。现在西域用兵连年，军士出征久不还乡，也不符合天意。”由于确实存在着人力和物力的困难，章帝最终还是放弃了西域，诏令滞留西域的汉朝人员回国。

这时班超住在疏勒国，也接到了撤退的诏书。他收拾行装，备好马匹，准备返回久别的祖国。在西域生活多年，他对这种神奇的土地产生了感情，也有些依依不舍之情。在抗击匈奴侵扰的斗争中他显示了杰出的才能和无畏的胆量，又深深得到西域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听说班超要回国了，疏勒国的人民惊慌不安，因为班超在这里，对付匈奴就有办法。班超一走，匈奴使者又会来敲诈勒索，又要岁无宁日了。疏勒都尉黎弇抽出长刀，满面流泪，对天长叹道： “汉朝使节弃我而去，我国必为匈奴所灭。与其后日死亡，不如今日魂随汉使，送其东归!”说罢，即引刀自刎。班超虽然也难舍难分，但王命在身，身不由己，拨转马头，踽踽地向东行去。不久到了于阗国。于阗的人民拦道迎接班超，听说他要东归，都失声痛哭，就近的人们伏地抱着班超的马脚，不让他离开。班超无奈，只好留下来，同时上书章帝，请求让他留屯西域。章帝同意了班超的请求。在汉朝的兵力撤出西域后，班超以其过人的才智和胆量，孤身留在西域，从事维护汉中央政府同西域诸国团结友好的政治活动。

老天好象也给刚上台的章帝出难题。建初元年(76)，兖、豫、徐等州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饥民遍野。章帝一方面调集国库粮食紧急救援饥饿中的人民。另一方面又把大臣们召集到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按照当时人们流行的看法，水旱荒年是由于阴阳失调，而阴阳失调又与政事有关。司徒鲍昱痛陈时弊： “前几年治楚王英狱，抓的人成百上千。这些人恐怕并不是都有罪。而且大的政治案件，受牵连而坐狱的人有一半是冤枉的。那些判了徒刑的远离家乡，骨肉分离，死了灵魂也不得安息。这就致使阴阳失调、水旱成灾。现在的办法，不如赦免这些刑徒，解除监禁，让其回家和亲人团聚，这样也许能致和气，使天降甘露，以解除天下的旱情，以免除黎民百姓的痛苦。”尚书陈宠也上疏说：“治理国家大事就和调整琴瑟的弦一样，弦调得太紧就会崩断，刑罚太严也会激起人民的不满。建议陛下进一步宽缓刑罚。”章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大赦天下，宽缓刑罚。使阶级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社会秩序也比较安定，较为顺利的渡过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局面。

东汉光武、明帝两朝，鉴于西汉王莽篡位的教训，不允许外戚封侯干政。马太后的兄弟马廖、马防、马光，在明帝朝虽通籍为官，然而马廖官不过做到虎贲中郎，马防、马光不过为黄门郎，一直不曾晋升。也许是出于对马太后的感激之情，也许是由于什么别的缘故，章帝一即位，就越级提拔马廖为卫尉，马防为中郎将，马光为越骑校尉。马氏兄弟同时升迁，得意忘形，趾高气昂。而一些没有骨气的官僚和清客也争相趋附。马家宾客盈门，车如流水。司空第五伦看到后族势力过盛，乃上疏劝谏说：“臣听说近代光烈阴皇后，虽然友爱兄弟，却命他的哥哥阴就、阴识出京就食封邑，不得结交宾客。其后明帝即位，杜绝了外戚请托之风。臣听说卫尉马廖以布3千匹，城门校尉马防以钱3百万，结交三辅。其行为不应经义，踰制干法，臣冒死自表，望陛下省察，思上忠陛下，下全后家，天下幸甚!”第五伦的上疏，被搁在一边，没有引起章帝的注意。

章帝即位之初，就欲为帝舅们封侯拜爵，马太后怕有碍成法，引起非议，坚决不许。建初二年(77)，天久旱不雨。一些附熖马氏的官僚士大夫，乘机上书，说由于不封外戚，才引起阴阳失调，天气干旱，请求章帝诏封马氏兄弟。章帝欲依从此议，无奈马太后坚执不从。马太后发布晓谕道：“凡上书言封外亲者，都希望献媚于我谋求好处。西京王氏五侯同日而封，结果当天黄雾漫天，未听说因此而降落雨水。凡外戚贵盛到极点，很少有不倒台的。所以先帝在世慎防舅氏，令其不在枢机之位。先帝又常言，我子不能与光武皇子等同，现在有关部门怎么拿马氏擅比阴氏呢?且阴氏三侯，或勇猛诚信，或多所方略，皆有功于国家。马氏兄弟的德才不及阴氏远矣! 知臣莫若君，况三人都是我的亲兄弟呢。我怎么能上负先帝之旨，下负先人之德，重蹈西京败亡的覆辙呢?特此布告天下。”马太后的这道诏书传出，大臣们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有章帝看了诏书，感慨之余，仍不死心，再向太后面请道： “汉兴之后，舅氏封侯，与诸子封王一样，已成定制。太后原意是谦虚退让，为何不让我奉献加恩三舅的美意呢?且舅舅们年事渐高，身体多病，如有不讳，将使我遗恨无穷。望太后省察，宜及时册封，不该拖延!”马太后和颜悦色地劝说章帝道： “我怎么一定要表示谦退，不让你加恩于外戚?但反复考虑，实在不应加封。从前窦太后欲封王皇后兄，遭到丞相周亚夫的反对，说高祖有约，无军功者不侯。今马氏无功国家，怎能与佐汉中兴的阴、郭二家比同? 再看富家贵族，禄位重迭者，如木再结实，根必受伤，决难持久。我已对此深思熟虑，勿再提加封之事。况且你刚接帝位，天气异常，灾害频仍，谷价腾贵。正应为此事考虑，如何安辑百姓，度过难关。怎么放着正事不干，先营封侯外戚呢?”一席话，说得章帝只有俯首受教，唯唯退出。

建初三年(78)，马太后去世。就在这一年，章帝册立故大司徒窦融的曾孙女为皇后，外戚窦氏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在章帝后宫里，嫔妃们之间为争取宠幸也展开了微妙的斗争。原来窦皇后虽得到章帝的宠爱，却没有生子，这很可能成为其皇后位置的潜在的危胁。而后宫宋贵人，却已生下一男，起名刘庆。章帝就立刘庆为皇太子。另外，前太仆梁松的侄女梁贵人，也生有一子，起名为刘肇。因此对于窦皇后来讲，宋贵人及皇太子刘庆，是务必首先去掉的眼中钉。于是窦皇后买通了宫中侍女，作证诬告宋贵人造作蛊毒，诅咒皇上。另一方面，窦皇后又将刘肇据为己有。皇帝迷恋窦氏的美貌，对她的话深信不疑。于是下诏废黜宋贵人及皇太子刘庆，另立刘肇为皇太子。宋贵人不久含冤自杀，刘肇的生母梁贵人因父亲梁竦、伯父梁松坐罪身死，忧愤成疾，不久也死去。这样，窦皇后牢牢地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宫外，外戚集团之间也为实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开始了争斗。由于马太后的去世，马氏兄弟在朝中已失去了内援，往日聚集在马氏门下的食客也渐渐散去。三兄弟中，只有马廖还能洁身自好。其余马防、马光，不知形势已变，仍大起第宅，购置洛阳周围美田，骄盈过制，不免引起人们的私下议论，更激起新近得宠的窦氏兄弟的嫉妒和仇恨。不利于马氏兄弟的流言时时传到章帝的耳中。章帝起初尚不在意，听的多了，就常常对马氏兄弟加以训戒。马廖当然不满，于是致书友人，论时过之境迁，人情之淡泊。这封信的内容，被窦氏探听到。窦氏乘机上书，状告马廖心怀怨悱，并告马防、马光，奢侈逾潜，浊乱圣化。章帝看到奏本后，罢免了马氏三兄弟的官职，令他们徙就封邑。随着马氏的沦落，外戚窦氏的地位升了起来。窦皇后的哥哥窦宪被任命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窦笃为黄门侍郎。窦氏兄弟出入宫省，赏赐累积，交通宾客。对此形势，司空第五伦曾表示过忧虑，他清醒地看到，西汉中后期危胁皇权终于导致倾覆的外戚政治势力，在章帝的纵容下，又重新得志。为国家计，为社稷计，第五伦不怕触乱圣颜，上书直陈道： “臣才学空疏，而居辅弼之任。受陛下重托，常思进忠言大义，以报国家。臣见虎贲中郎将窦宪，以皇后亲戚，出入宫省，典司禁兵。并交结游客，以张声势。而出入贵戚之门的，大多为品行低下之徒，少安贫守节之士。更有毫无志气的士大夫中的丑类，争相攀附，云集其门。臣望陛下严格约束窦宪，令其闭门自守，不得妄自交结士大夫，以防患于未萌。这样才能使陛下的江山永固，贵戚之福禄长存。”

但是第五伦的一片苦心，并未被章帝重视，也不能抑制窦氏外戚势力的恶性膨胀。窦宪依仗妹妹在宫中的地位，横行跋扈，杀人越货，欺凌诸王、公主及前朝皇后阴马诸家，甚至用极低的价钱强夺沁水公主的园田，这才引起章帝的重视。一日，章帝命窦宪同出巡游，路过沁水公主园田。章帝故意问： “公主园田今属谁家?”窦宪知事情败露，支支吾吾，不敢正视。章帝始知传闻是实。回到宫中，召窦宪痛斥道：“你私自夺取公主园田，可知犯何罪? 我怕你如此骄横，与秦朝赵高指鹿为马有何两样? 从前永平年间，先帝尝令贵戚阴党、阴博、邓迭三人，互相纠察，使其不敢犯法。现在贵如公主，尚遭到你的掠夺，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 我要抛弃你，就如对待一只雏鸡、一个臭老鼠差不多，有何可惜!” 窦宪慌忙伏地请罪。至此，窦氏势力才有所收敛。

为了重建光武、明帝两朝约束外戚的政策，章帝特调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周纡进京，任洛阳令。周纡一上任，就命令属吏通报京师豪强的名单。属吏们只报了一些街坊头面人物。周纡大怒，直言训斥道： “我要的是皇亲国戚如马、窦诸家的名单! 照你们所报，不过是一些菜贩子，欺行霸市的小人物，何足计较?”属吏受训斥，不敢隐瞒，将马、窦之家的不轨子弟姓名，一一列上。周纡过目后，抬头嘱咐道： “本洛阳令只知国法，不顾贵戚。你等如舞文弄法，包庇马、窦子弟，休来见我!”周纡又严申禁令，声明不论谁人犯法，严惩不饶。于是洛阳城中的外戚子弟，行为有所收敛，不敢轻易犯法。一天黄昏时分，黄门侍郎窦笃出宫回家，路过止奸亭，亭长霍延截住窦笃车马，定要检查一遍才许经过。窦笃的随从仆人，平常作威作福狐假虎威，根本不把一个小小的亭长放在眼里，将霍延推开。霍延拔出佩剑，高声大喝道： “我奉洛阳令手谕，无论皇亲国戚，夜间经过此亭，必须查究放行。你们是些什么人，敢在此撒野!”窦氏仆从还要与他争论，这时，一直坐在车中的窦笃大声叫道：“我是黄门侍郎窦笃。从宫中请假回家，可以经过此亭吗?”亭长听窦笃通报了姓名，才准许放行。事情并未完结。第二天入宫，窦笃劾奏周纡纵吏横行，辱骂贵戚。皇后又在章帝面前哭诉。章帝早知所言不全是事实，又碍于皇后情面，下诏将周纡逮捕候审。周纡在审判时，理直气壮，据法痛斥窦氏恶行。廷尉做不了主，只好据实录向章帝汇报。章帝又命令将周纡释放，暂免去其洛阳令官职。不过，章帝对周纡的忠直也非常了解，不久又任命他为御史中丞。章帝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游移不定，对外戚的势力发展，他有所警惕，但又下不了决心狠狠处理。东汉中期的外戚专政，在章帝朝已埋下了祸根。

再说班超在西域，团结各族人民，有效地遏止了北匈奴的侵扰。西域各国，除龟兹外，都愿意臣服于汉。建初六年(83)，班超在疏勒上书章帝，请求派兵支援，降服龟兹，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意图。章帝支持班超的计划，征集吏士前往。适时有平陵人徐干自告奋勇地到朝中上书，愿意立功异域。章帝大喜，即命令徐干为假司马，率领1千多人组成的远征军，西去驰援班超。在西域诸国中，乌孙最强大，班超又请求章帝，遣使慰问乌孙国王。章帝同意了班超的请求，派遣使臣去往乌孙。乌孙国王非常高兴，于建初八年(85)，派遣使者回访汉朝，表示友好。在西域，汉朝得到这样一个大国的支持，章帝觉得非常称意。于是他提升班超为将兵长史，授于他代表东汉政府在西域行事的权力。又提拔徐干为军司马。另外派遣卫侯李邑，护送西域使者回国。李邑行到于阗，听说龟兹和疏勒之间发生了战争。李邑贪生怕死，不愿再西行，于是上书章帝，奏称西域难平。又云班超终日拥娇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意东归，他以前的报告，纯属虚构，均不可行。班超闻知，觉得远在异域，谗言难止，于是将妻子休去，再次上表陈述苦衷。章帝感叹班超的忠诚。于是下诏谴责李邑说： “如果班超真如你所说拥妻抱子，他部下1千多人，怎么就不思东归，反和他同心协力你。你在西域从今以后就受班超节制，不必多言!”班超待李邑行至疏勒，辟其为从事，对他百般照顾。后来乌孙国王遣子入侍，班超又派遣李邑陪同乌孙王子，回到洛阳。军司马徐干对班超说：“他以前曾诽谤你，现在你为什么不派其他人去，让他仍留在西域呢?”班超笑了笑，说：“既然他无心留在这里，还不如让他回去呢。” 由于同汉朝中央政府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由于乌孙的内附，使班超在西域的威望大增。西域诸国都愿意受班超的节制，这样就为和帝朝东汉政府再次打通同西域的密切交往铺平了道路。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围绕着 “五经”，产生了许多 “章句之徒”。他们或出于学术或出于政治上营利的目的，形成了观点互异的学派。对封建统治者来讲，这种局面不利于思想上的专制和政治上的统一。章帝做太子时，十分爱好儒学，对经文、章句的歧异，就很不以为然。做了皇帝后，他下决心来一次整顿。建初八年(79)，章帝接受了杨终的建议，亲自在白虎观召集将、大夫、博士、郎官和诸儒开会，议定五经异同，最后由章帝自己拍板，决断是非。这次会议的讨论记录，后来由班固整理成书，名为 《白虎通德论》，或简称为 《白虎通》、《白虎通义》。白虎观会议以及 《白虎通》所标榜的 “正经义”，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用谶讳来正经学，其目的也就是利用政治力量，使谶纬迷信合法化，使它具有和经学同样崇高的学术地位。另一层是用官方意志来正经学，以便更好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所以 《白虎通》也是一部把儒学思想法典化的着作。在这之前，官方提倡的今文经学章句烦琐，歧义叠出，现在则有了统一的、而且是被最高统治者认可的权威的解释。

公元84年，章帝改年号为 “元和”。就在这一年，国家财政发生了严重困难，尚书张林建议恢复盐的专卖政策和均输之法，以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尚书仆射朱晖等表示坚决反对，说： “均输之法，和一般商贾的行为没有两样，盐利归了政府，则人民穷困而怨结，不是英明的君主所该实行的。”章帝已经听信了张林的意见，听了朱晖的反对意见大怒。朱晖等一看苗头不对，吓得自己蹲到监狱中去待罪。三天后，章帝觉得也许有些过分，又下诏书叫他们出来。

章和二年 (88)，章帝去世，时年31岁，在位13年。葬于敬陵，庙号 “肃宗”。关于章帝的为人，后世的史家称他忠厚仁义，笃于亲系。魏文帝曹丕又拿他和明帝比，说明帝精明强干但过于严厉，章帝才是一个忠厚长者。但这些赞扬主要是指他对贵族和官僚集团而言。例如依东汉制度，官员贪污要禁锢三世，即三代人都不准为官。在章帝亲自主持下，废除了这项制度。对官员和贵族的赏赐，又往往超过规定的限额，这才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困难。而这些负担，都转嫁到劳动人民的头上。又有一些后世的史家说，由于章帝对官僚和贵族集团的宽宥，东汉政治的腐败从这时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