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李纯
唐顺宗永贞元年 (805),宦官俱文珍与剑南节度使韦皋等藩镇势力联手,在朝野上窜下跳,逼迫顺宗传位给太子李纯。在宦官的势力的压力下,顺宗退位为太上皇,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唐宪宗即位时,已28岁。他力图削平藩镇割据,恢复唐朝的统一,并取得了一些成就。
一、削平藩镇,威行河北,一统唐朝
唐宪宗刚即位,就一反对藩镇迁就姑息的常态。西川节度使韦皋死了,其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 (节度使死,暂摄军务,称留后,一般即继位为节度使),并上书朝廷,请求代韦皋为节度使。宪宗马上命袁滋为西川节度使,征刘辟入朝为给事中。这无疑是昭示地方藩镇,以前那种无视朝廷,自行政令的作法要刹车了。
自唐中期以来,地方藩镇各拥强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也不入中央。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朝廷只能顺从,事后追认,而不能更改,否则便联兵反叛朝廷。朝中宰相杜黄裳分析这一形势,力主振举纲纪,制裁藩镇,宪宗十分赞同他的意见。
这时刘辟已由朝廷任为西川节度副使,但他并不满足,他还要得寸进尺,要求兼领三川节度使 (剑南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并发兵攻围梓州 (治今四川三台县)。宪宗力排众议,采取杜黄裳的建议,先拿刘辟开刀。
元和元年 (806),宪宗命左神策军节度使高崇文等率军讨蜀。高崇文是唐将中名位较浅,有勇有谋的将领。他在长武城屯兵,练兵5千,常备不懈。接到诏令,即日启程,军资器械,一无所缺。他率军自斜谷出兵,一路严申军纪,斩关夺隘,所向皆捷。自正月出兵,至九月唐军便攻克成都,生擒刘辟,平定了叛乱。
就在宪宗讨蜀之际,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致仕,留自己的外甥杨惠琳为知夏绥留后,不肯交出兵权,勒兵阻止朝廷派去接任的节度使。宪宗果断地命令河东、天德军出击杨惠琳,平息了杨惠琳的反叛,传首京师。
这样,宪宗上台的当年,初试锋芒,取得了同藩镇斗争的初步胜利。
蜀、夏二地的平定,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量,许多藩镇纷纷请求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迫不得已,也请求入朝。宪宗应允,遣使至京口 (今江苏镇江) 慰抚,犒劳镇海将士,并讯问行期。但李锜心怀鬼胎,原只想随便表示一下,想不到宪宗动了真格的。于是,一再推延,后又托词有疾,请到年底入朝。这又是一起挑衅朝廷的事件。宪宗征求宰相的意见,武元衡说: “陛下初即位,李锜求朝得朝,求留得留,决定权全在于他,这样陛下将何以令四海?”于是,宪宗果断下诏,征李锜为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李锜遂举兵反叛。对此宪宗思想上也早有准备,果断下诏削去李锜的官爵及唐宗室的属籍,发兵平叛。由于李锜的叛乱十分不得民心,其部将张子良等举兵袭锜,不到一个月,叛乱就被平息了。
然而,平定藩镇势力,的确不是件容易事。尤其是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河北藩镇,已有几十年不奉唐朝的诏令了。在宪宗之前他们曾同朝廷进行过胜利的较量,这次见朝廷的威信日益提高,觉得形势有些不妙,都在寻找时机,再同朝廷一决胜负。
元和四年 (809),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了,其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纷纷仿效王士真,以自己的嫡长子为副大使,父死即代领军务。王承宗为了使朝廷册命他为节度使,假意献出德、棣二州,可当朝廷正式任命他为节度使之后,又将德、棣二州据为已有。这下可把宪宗惹火了,决定出师征讨。
许多朝臣见宪宗西取蜀地刘辟,东取吴地李锜,不费吹灰之力,不由得忘乎所以,纷纷劝宪宗举兵河北。任左军中尉的宦官吐突承璀自不量力,毛遂自荐,请求率军讨王承宗。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为了封官加爵,也请求发本军征讨。于是,朝野举兵河北的呼声高涨起来。
朝廷大臣中,宰相裴垍、翰林学士李绛头脑十分清醒,都力阻宪宗出兵。李绛详细为宪宗分析天下形势说: 西川刘辟,镇海李锜,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指臂之臣,二人独生狂谋,孤立无援,大军一临,涣然离散耳。成德则不然,内部巩固,年深日久,外与其他藩镇盘根错节。父子代为节度是各镇共同利益,邻道为子孙之谋,恐他日亦有成德之故,必合为一心,支持王承宗。朝廷一旦出师河北,兵连祸结,财尽力竭,后果不堪收拾。太平之业,非朝夕可致,愿陛下审处之。
然而宪宗由于前几次平叛连连得手,急于平灭藩镇,低估了河朔势力,并没有采纳李绛的意见。元和四年,宪宗下诏,削夺王承宗官爵,以宦官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军、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讨伐王承宗。
唐宪宗是由宦官的拥戴当上皇帝的,所以他对宦官颇有好感。轻率出兵已是失策,任命宦官为军事统帅则更不合事宜。以翰林学士白居易为代表的朝廷大臣都极力反对,但宪宗仍不以为然,这次以宦官为军事统帅的讨伐藩镇的战争终于开始了。
当时,河北的形势是,成德王承宗在北,魏博田季安在南,卢龙镇刘济又在成德之北,淄青李师道在东。他们都权衡利弊,或虚张声势,响应朝廷,实则逗留不前; 或拥兵观望,看风使舵。刘济引全军攻乐寿(今河北献县),相持不攻; 李师道,田季安均引军各攻一县,即停兵不进,表面上参加平叛,而一有时机,马上可出手援救王承宗,袭击官军。
那个首先主张讨伐王承宗的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更为可恶,不仅逗留不前,反而暗中和王承宗勾结,令军士时刻记住成德军的口令,准备随时与王承宗互相呼应。又趁朝廷倚重他讨伐王承宗之机,要挟宪宗封他为平章事(宰相)。官军的粮草因不能远运,负责供应军资的度支只得在昭义辖地市籴。卢从史又抬高价格,从中牟利,既发了一大笔数目可观的国难财,又破坏了国家度支的财政。他还贼喊捉贼,说诸道兵均与王承宗勾结,不能进兵。对卢从史的一系列表演,宪宗虽然看破,气愤至极,却无可奈何。
吐突承璀来到前线,威令不振,屡战屡败,损兵折将。连左神策军大将军郦定进都战死在河北战场。郦定进曾参加过平定西川刘辟的战争,擒刘辟,在军中以骁勇闻名。他一死,使官军损失惨重,士气十分低落。
到这时候宪宗才明白,河北势力竟是这样错综复杂,强大难制,这场战争已不能自拔,无法再打下去了。
宰相裴垍在危急时刻,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谋略和胆识。他见卢从史外连王承宗,内要挟朝廷,暗自说服卢从史的牙将,了解到卢从史的阴谋和内部情况,并得知他与都知兵马使乌重胤等不合,且卢从史视突吐承璀如婴儿,往来都不设备。裴垍果断地为宪宗建策,趁其还没觉察朝廷的动向,命突吐承璀设计,于军营内伏壮士,请卢从史入军营博戏,擒灭卢从史,平定了昭义,清除了内患,才使形势稍有好转。
王承宗见昭义覆灭,失去内应,上书向朝廷请罪,假意表示愿输纳贡赋,请派官吏。淄青镇节度使李师道站在王承宗的立场上,上书为其说情。朝廷官军在河北旷日持久,力难支敌,宪宗正好趁坡下驴,赶忙下诏罢兵。讨伐成德的战争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
讨伐王承宗的失败,并没有使宪宗改变制服藩镇的决心,但改变了以前一味出兵征讨的办法,转而使用恩威并济的策略。宰相李绛是一个富有谋略而又了解天下藩镇形势的名相,又敢于在宪宗面前据理力争。从魏博镇田兴(后改名为田弘正)归顺中央一事,可以看出李绛策略的成功绝妙之处。
元和七年(821),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了,按照惯例,其11岁的幼子田怀谏为副大使,总揽军务。以前,每逢节度使死,在新节度使的委任上,中央和地方总要有一番矛盾斗争。一般说来是中央屈从于地方,按照既成事实追封。可宪宗要改变这种局面,不允许有这种不经中央,自立节度使的割据行为。朝中宰相李吉甫等人也力主宪宗再次出师征伐。李绛却不主张用兵,他向宪宗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 河北藩镇节度使,恐部将权力太重,对自己不利,都分兵以隶诸将,使其势均力敌,互相牵制。当节度使为严明主帅时,能控制住这种局面。田怀谏是个11岁的幼童,其军权必将由别人代理。部下诸将因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从。向日分兵之策,适足为今日祸乱之阶。田氏必为部下诸将所杀,不须官军前去。而杀田怀谏代为主帅者,必遭邻道所攻。因为其他藩镇也怕部将攻灭自己,对杀主帅者决不容忍。故杀田氏者如不归依朝廷为援,马上会被别的藩镇吃掉。所以,朝廷不须出兵,只须训练士马,以观其变。如有魏博部将来效命朝廷,当不吝啬爵禄,厚加赏赐,使其他藩镇得知,也怕部下将领效法,以取朝廷重赏,都惊恐不安,他们就会恭顺朝廷了。这一番切中要害的言语,说得宪宗心花怒放,连连点头称善。
后来事势的发展确如李绛所料。田季安的部将田兴举兵擒田怀谏,归附朝廷,并愿守朝廷法令,输纳贡赋,请中央委派官吏。宪宗派使者前去抚慰,以观其变。李绛见事机成熟,趁热打铁,劝宪宗说: 臣以为不可派使宣慰,应直接下诏,封田兴为节度使。现田兴奉土地兵众,坐待诏命,不乘此际推心抚纳。结以大恩,非要象以前那样,让使者到那儿,把田兴请求为节度使的奏表取回,然后再加封他为节度使。则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将士为重,朝廷为轻,其感戴朝廷之心,亦非今日下诏之比。应马上下诏,机会一失,悔之无及。宪宗由于受李吉甫和宦官梁守谦的纵恿,坚持派使者前去,待其归还,再议晋封田兴之事。使者走后,李绛心急火燎,又进言说: “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举,时机可惜,奈何弃之。利害甚明,愿圣心勿疑。计使者之行,刚过陕县,乞明日降诏,封田兴为节度使,犹可及也。”宪宗还在犹豫不决,还想先封田兴为留后,再转任为节度使。李绛紧追不舍说,对田兴的恩惠,如果不是越级而至,就不能使他感激殊常。在李绛的劝说下,宪宗终于下诏,封田兴为节度使。结果,使者刚到魏博,任命诏书随后即到,田兴感恩流涕,士卒无不鼓舞。以后,田兴感念宪宗的恩德,对朝廷忠心不二,河北各镇屡遣游客前来,要他背叛朝廷,遵河朔旧约,田兴终不为所动。终田兴之世,魏博镇一直是朝廷倚重的力量。
魏博镇自田承嗣以来,经田悦、田季安、田怀谏,历四世四十九年不霑王化,且一直是割据势力猖蹶的河朔三镇之一,至此终于归附在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宪宗在李绛的导演下,不费一兵一卒,收复了魏博,在河北藩镇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元和九年,宪宗一朝最有成效的一次讨伐藩镇的斗争又开始了。
原来,淮西镇(亦称彰仪)节度使吴少阳在蔡州 (今河南汝南),蓄意谋反朝廷,招纳亡命无赖,牧养马骡,积极积蓄力量,严重地威胁着中央。宪宗早就有意征取蔡州,因忙于讨伐王承宗,一时抽不出手来。这年,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比他老子更加跋扈,四出攻掠,关东为其驱掠者千余里,甚至骚扰到东都洛阳附近。朝廷派去吊祭吴少阳的使者也被赶了回来。十月,宪宗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讨吴元济。
宪宗下令讨淮西,又捅了河北藩镇这个马蜂窝,他们又蠢蠢欲动起来,使得这次讨藩镇的战役,比上一次讨王承宗,形势更加严峻,更加复杂。
成德王承宗上次同中央开战,取得了胜利,洋洋得意,见吴元济也敢与朝廷抗争,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好帮手,数次上书为吴元济说情,均遭宪宗拒绝。后又派人游说朝中主持军事的宰相武元衡,被元衡叱退。遂又上书诽谤元衡。并派兵四出攻掠,以向中央示威。
淄青的李师道更是个阴险狡猾且又十分毒辣的家伙。他见上书为吴元济求情无效,便施展阴谋诡计,暗助吴元济。本来朝廷征兵没有淄青,他也派将领率2千人去寿春,声言助官军讨元济,实则待机而动,支援淮西。又派刺客奸人在洛阳、长安四下活动,制造恐怖。于是,群盗并起,一件件触目惊心的消息不断传来:
元和十年四月,数十盗贼攻河南转运院,杀伤10余人,焚烧钱帛30万缗匹,谷3万余斛。
六月,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刺,刺客取其颅骨而去。宰相裴度被刺客击伤。
随后,金吾及府县皆接到恐吓信: “毋急捕我,我先杀汝!”
八月,李师道设置在东都的留后院中,集兵数百人,与洛阳南深山中师道党羽约定,举火为号,谋在洛阳焚宫阙,纵兵杀掠,被留守吕元膺平定。洛阳留守防御将领中,有2人,驿卒有8人为师道奸细,接受师道的官号,为其通风报信。
这一系列恐怖事件,搞得朝野内外,人心恐惶,草木皆兵,宰相上朝加金吾骑士护卫,箭上弦,刀出鞘; 朝士天不亮不敢出门,宪宗坐朝良久,大臣还未来齐。许多大臣见天下骚动,人情大骇,多劝宪宗罢兵。
还有个宣武镇节度使韩弘,依仗兵力,10年不入朝,宪宗以他为讨伐淮西诸军都统,玩寇邀赏,故意不让淮西尽快平定,以使朝廷倚重于他。在讨淮西的诸军将领中,只有陈州刺史李光颜战功卓着,韩弘便送给他一名绝代佳人,以消磨他的斗志。李光颜慷慨推辞说: “光颜以身许国,势不与逆贼同戴日月,有死无二!”
前线统帅严绶懦弱无能,又有宦官作监军,对诸将加以监视,打了胜仗归功于自己,打了败仗过错全落在诸将头上,弄得将帅谁也不肯出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出师3年,仍不能奏效,这次讨淮西的战役眼看就要重蹈讨河北的覆辙,功亏一篑。
唐宪宗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表现了一个封建帝王所应有的气魄和明断精神。先撤掉严绶,以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专事攻战。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今河南遂平西南),许多大臣都准备入劝宪宗,宪宗先堵住他们的口说:“胜负兵家之常,今但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岂能以一将失利,遂议罢兵邪!”
宰相裴度因遇刺卧病,许多人都请求免裴度之官,以讨好藩镇,宪宗坚决地说:“若罢度官,使奸谋得逞,用度一人,足以破贼!”
对前线作战不利的将帅,坚决撤掉。高霞寓战败后,又以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仪节度使,申、光、蔡、随、邓等州观察使,后又以名将李愬为唐、随、邓州节度使,率军进讨淮西。
到元和十二年,讨伐淮西的战役已有4年之久,国家馈运疲弊,百姓耕牛用于转输,至有以驴耕地者。宰相裴度自请往前线督战。宪宗深为裴度忧国忧民的精神所感动,任他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指挥全军。为了使裴度能顺利平定淮西,对裴度言听计从,凡所奏请,一应准奏。裴度奏请以刑部侍郎马综为宣慰副使,以右庶子韩愈为彰仪行军司马,其所任判官、书记皆朝廷之选,宪宗都一一答应。裴度恐自己到前线后,奸相李逢吉、翰林学士令狐楚在朝中搞破坏,宪宗又将李逢吉贬为东川节度使,将令狐楚贬为中书舍人。右神武将军张茂和称病不去淮西,贬为永州司马。对宪宗的高度信任,裴度也十分感动,临行时说: “臣若灭贼,则朝天有期; 贼在则归阙无日。”表达了他势不生还的决心。
裴度来到淮西前线,进驻郾城(今河南中部),奏请取消了监军的宦官,使将领能够独立处理军事,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又信用李愬、李光颜等一批名将,整顿前线军务,改变了以前军令不统一的混乱局面。
元和十二年冬,在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唐将李愬率领9千士卒,突袭淮西镇治所蔡州城,一举活捉了叛乱头子吴元济。淮西自吴少诚以来,唐官军不至蔡州32年,宪宗经过4年的艰苦平叛,终于复将淮西收归中央。
吴元济的平定,使河北藩镇对朝廷刮目相看,纷纷上书朝廷,表示愿意归顺。横海节度使程权,割据沧景三世,共传四任,举族入朝;成德王承宗一扫过去的嚣张气焰,也赶忙派使送二子入朝为质,并献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 卢龙镇刘济已死,其子刘综代之,亦专一归顺。
淄青镇的李师道在平定淮西时,为吴元济出了大力,闹得朝野不得安宁。宪宗本打算同时向淄青用兵,因力量不济,只好暂时忍耐。淮西灭亡后,李师道仍负隅顽抗。
元和十三年五月,宪宗下诏,以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兵共讨李师道。这次出兵与讨淮西的情景确有点今非昔比了。李师道孤立无援,没有一个藩镇敢帮他的忙,孤军顽抗。参加讨伐的各镇节度使几乎没有一个敢延误中央的命令。尤其是武宁节度使李愬,义成镇节度使李光颜,率领官军耀武扬威,长驱直入,所向无敌。那个在讨淮西时纵敌为患的韩弘大概是想将功补过,也自己带领兵马,进围李师道的曹州。在官军万众一心的攻击下,李师道很快就被破灭了。
李师道是宪宗平灭的最后一个势力强大的藩镇。自代宗时李正已割据淄青,历4世54年,至此被中央平灭。
自安史之乱后,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历经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曾同中央进行了反复激烈的较量,最后终于一一相继被平定,唐朝重新创造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二、慎择宰相,用人纳谏,明察不惑
唐宪宗不仅在同藩镇斗争中显示出他卓越的胆识和坚韧不拔的气魄,在用人纳谏方面也颇具选才任贤的眼光和采纳忠言的大度。
就在宪宗即位的永贞元年 (805),升平公主献女口50名,辞而不受。荆南献毛龟2只,宪宗说: “朕所宝唯贤才,自今后祥瑞及珍奇禽兽毋得献。”他急于渴求的是帮助他治国平在下的贤才,而不喜欢奇珍异兽,更不喜欢以此来博取他欢心的佞臣。
宪宗一朝,十分注意选拨和任用宰相。在他当太子时就留心这个问题。上台后,经常和群臣一起讨论历代择用宰相的利弊得失。选择了象杜黄裳、裴垍、李绛、裴度、崔群等一大批正直且有经国大略的名相。
杜黄裳为宪宗首开削平藩镇之略,当西川刘辟叛乱时,公卿皆以蜀道险远,不宜出兵。杜黄裳力主讨蜀,并推荐高宗文为军事统帅。高崇文不仅勇敢善战,而且正直无私。平蜀后,得刘辟二妾,有美色。监军要崇文献给宪宗,崇文正言道:“天子命我讨平凶竖,当以抚百姓为先,献妇人以求媚,崇文不为此。”在杜黄裳的策划下,宪宗对藩镇首战告捷。及蜀平,宰相入贺宪宗,宪宗对黄裳说: “卿之功也。”
李绛不仅有谋略,熟悉天下藩镇形势,而且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凡朝臣对宪宗进谗言,陷害忠良,李绛都加以辩解,匡正了宪宗不少过失。
早在李绛任翰林学士时,宪宗到苑中行猎。走到半途,猛然想起李绛,对左右说:“不如且回转,李绛知道后,一定会进谏。”后来,又将李绛提为户部侍郎。按照惯例,户部侍郎要以赋税盈余的名义向皇帝进献税款,以供私宴,叫做“羡余”。当时官员为巴结皇帝,竞相进献,李绛却一个钱也不献。他对宪宗说:“地方官厚敛百姓来换取皇帝的恩宠,我掌的是陛下的财物,出入都有账簿,怎会有羡余? 我若从中作弊,抽出一部分送给陛下,无非是把东库的钱财,放到西库,我不敢沿袭这种弊政。”
翰林学士白居易向宪宗进谏时,公开说“陛下错”,宪宗觉得大失体面,要把他赶出翰林。李绛劝说道:“居易言辞虽欠考虑,但志在尽忠,陛下若治他的罪,恐以后忠正者就闭口不言了。”
李绛敢于直言,不肯巴结皇帝,宪宗反倒更加器重他。元和六年,择他为宰相。李绛又劝宪宗,国家艰难,府库空虚,应节衣缩食,不可纵恣声色。宪宗听了很高兴,称他为 “真宰相也!”就在这一年,江淮发生大灾荒,可当地御史却谎报丰年。李绛奏请,制裁弄虚作假的御史,蠲免江淮租赋。又奏请宪宗在振武、天德两地开置营田。4年间开田4千8百顷,获谷4千余万斛。象这类有关国计民生的大计,宪宗都一一采纳。在李绛为相期间,为宪宗平定藩镇,整顿吏治,纠正弊政,成为当时一代贤相。
宪宗时,也有的宰相,唯唯喏喏,每逢大事,不置可否,只知随声附和。如权德舆就属于这一类。李绛与李吉甫常在宪宗面前争论,权德舆居中不发一言,谁也不得罪。宪宗非常鄙视他,不久就免了他的宰相。
宪宗一朝,无论是同藩镇的斗争,还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转机,虽不能同前期相提并论,但在唐后期算得上是最好的局面,这与他能任用李绛、裴度等一代名相有很大关系。
在其他官员的选用上,宪宗也注意不拘一格,任人唯贤。刘辟叛乱时,其婿苏强以逆党罪被诛。苏强的哥哥苏弘有才行,但谁也不敢推荐他做官。右庶子卢坦却大胆地向宪宗推荐。宪宗很痛快地答应说: “假若苏强不死,果有才能,也要任用,更何况是他哥哥了。”在宪宗的臣下中,左拾遗元稹善指陈朝廷得失,宪宗嘉纳其言,时常召见他; 白居易作诗规讽时事,传入禁中,宪宗大为赏识,召为翰林学士;给事中李藩知无不言,皇帝的制敕有错误也敢指正,宪宗择他为宰相; 翰林学士崔群谠直无隐,受到宪宗高度信任,甚至命令今后学士奏事,必与崔群连署,方可上奏。
由于宪宗能以知人善任,在当时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一朝,杜黄裳、李绛、裴度为其运筹划谋,总举大纲; 李愬、高崇文、李光颜等为其南征北战,平定各地; 杜佑、白居易、韩愈为其舞文弄墨,草制诏敕。唐后期人才之盛,莫过于宪宗。
宪宗即位之初,对谏官们在他耳边絮絮叨叨,指陈得失很不习惯。他曾对李绛说:“谏官多谤讪朝政,朕欲处罚几个,以儆其余。”李绛回答说: “人臣生死系于人主喜怒,敢开口进谏的有几个? 即有谏者,皆昼夜度思,朝删暮减,待上达陛下,十无二三。人主孜孜求谏,犹恐不至,况罪之乎!”宪宗听后,大有感触。以后便主动鼓励臣下指陈时政得失,以防偏救弊。
一次,他对宰相们说: “太宗那么英明神圣,群臣进谏者还要反复几次,才能采纳。今后政事如有不妥,你们不要怕我发怒,要十数次进谏才是。”从此,尤其是对成德用兵之后,宪宗广开言路,广采忠言,明辨是非,亲贤臣而远小人。
宰相李吉甫善取悦主上,曾在朝廷上说:“人臣不当强谏,使君臣和气,岂不是美事。”李绛反驳说: “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于恶,岂算忠臣?”宪宗马上肯定说:“李绛之言是也!”弄得李吉甫十分尴尬。有时候,李绛等久不进谏,宪宗倒觉得很不自在,询问说: “你不进谏是因为我不能容忍,还是无事可谏?”
由于宪宗注意随时采纳众言,避免了许多过失。如元和二年 (807),有人在宪宗面前进谗言说,大臣郑絪与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互相勾结,泄露朝廷机密。宪宗很气愤,但他没鲁莽行事,而是先让李绛谈谈自己的看法。李绛知郑絪佳士,劝宪宗不要听信奸臣挑唆,详细查明原委,避免了一大冤案。
元和四年(809)讨王承宗,又有人诬告裴武出使成德回来,先到宰相裴垍家,然后才见皇帝,欺罔朝廷。宪宗大怒,欲将裴武贬到岭南。李绛担保说,裴武过去在李怀光军中,守节不屈,忠于朝廷; 裴垍谙练事体,既不会有先见裴垍之事,更无串通王承宗之举,又使二人免遭陷害。
在宪宗的鼓励下,甚至有的大臣敢于据理力争,抗旨不遵。元和八年,有一僧人鉴虚,以财货结交权贵,受藩镇贿赂,横行不法。御史中丞薛存诚将其拘禁。权贵宦官们都争着为他求情,宪宗也因得过他的好处,欲释放他,遭存诚拒绝。后宪宗又派宦官到御史台宣旨,存诚坚持不放人。他回答宪宗说:“陛下一定要释放此僧,请先杀臣,不然,臣期不奉诏!”按理说宪宗一定会勃然大怒,但却相反,宪宗嘉奖了薛存诚刚正不阿的做法。罪大恶极的鉴虚终被杀死。
由于宪宗能够采纳众言,择善而从,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以兼听而不偏信,明辨是非,许多大臣也都敢于直言不讳地陈述自己的意见,不仅使宪宗成功地完成了一统藩镇的事业,而且沟通了君臣之间的感情交往,激发了他们为国效力的忠心,使当时的政治比较清明,很有一番起色,大有中兴唐朝的气势。
三、勤政图治,去奢省费,不矜其功
唐后期有许多帝王,或昏庸无能,受人左右,皇帝垂拱,不问政事;或聚敛财富,纵恣声色。真正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者,也要算得上宪宗。在他前期,没有心思享受宫中的歌舞声色,寻欢作乐,也无暇到处巡游畋猎,而是致力于收拾当时天下残局,为恢复唐朝的一统江山运筹谋划,召见群臣,处理万机。
有一次,宪宗和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一直谈到傍晚。天气闷热,汗水湿透了御衣。宰相们恐怕养尊处优的皇帝身体疲倦,纷纷请求告退,劝宪宗回宫休息。宪宗挽留说:“朕入禁宫,唯与宫人、宦官相处,故乐与你们一起共谈为政之要,从不知疲倦。”
在一班朝臣的辅佐下,宪宗改革了一些弊政,使当时的政治初步走上轨道。如唐后期,诸道官吏进京,都要送财物给皇帝,以巴结皇帝,求得升迁。皇帝也习以为常,受之无愧。元和三年,宪宗下令,诸道官吏来京,不得进奉。知枢密使刘光琦见有机可乘,马上奏请派使者到各地颁布这个诏令。当时各地方官已准备好进奉的财物,刘光琦是想去分割这些进奉。翰林学士裴垍、李绛反对派使,主张通过驿站传递。刘光琦见阴谋没有得逞,仍在宪宗面前喋喋不休地说,这是以前的旧例。宪宗也看透了他的心思,不耐烦地说: “以前旧例对,就照着做,不对,为什么不改过来!”
对各地因战乱、灾荒而造成人民的灾难,宪宗也表示一定程度的关心。即位之初,曾派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行视租赋,察官吏赃否,百姓疾苦。结果潘孟阳到处游宴纳贿。宪宗马上免去了他的度支、盐铁副使之职,并把这件事时刻记在心里。元和四年,南方旱饥,宪宗命左司郎中郑敬德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贫民。临行时告诫他们说: “朕宫中用帛一匹,皆有账簿,惟救济百姓则不吝啬。卿等应深识朕意,勿效潘孟阳专事饮酒游玩。”
后来,又批准李绛、白居易的奏请,诏令天下: 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民生。
在同藩镇的斗争中,对受藩镇残害的百姓一概进行安抚。诛灭镇海李锜后,有司请求籍灭李锜的家财,以输京师。宪宗从李绛奏请,以李锜家财,代替浙西百姓当年的租赋。平定吴元济后,有人对宪宗说: “淮西大有珍宝,臣知之,往取必得。”宪宗拒绝说:“朕讨淮西,为民除害,珍宝非所求也。”随后,复除淮西百姓二年赋役,受淮西掳掠的附近州县,免除来年的夏税。
宪宗前期,国家没有统一,政府财政困难,为筹措军费,宪宗也曾聚敛财货,但他并没用于供自己挥霍。他曾对李绛说:“今两河数十州,皆不从国家政令,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取。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后来魏博镇田兴归顺,为收揽民心,让四方藩镇归慕朝廷,李绛建议以钱150万缗重赏魏博军士,宦官们群起反对,宪宗说: “朕所以恶衣菲食而又蓄聚财货,正为欲平定四方。”遣裴度到魏博,以钱赏军士,并免去当地百姓一年的赋役。结果魏博军士受赐,欢声如雷,其他各镇也大为震惊。
唐宪宗时,也比较务实,对臣下漫无边际的吹捧一概拒绝。即位之初,群臣上尊号为“文武大圣孝德皇帝”,却而不受。平定西川刘辟,众宰相入贺,他没有洋洋自得,而是推功于杜黄裳。平定镇海李锜后,群臣入贺,他说:“朕没有才德,致使地方叛乱,朕应感到羞愧,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呢?”
元和四年,宦官吐突承璀领功德使,盛修安国寺,奏立圣德碑。时碑楼已修好,请翰林学士撰文,宪宗命李绛撰写。李绛说: “尧、舜、禹、汤未尝立碑自言圣德,秦始皇刻石记功,不知陛下欲效法何人?”宪宗立刻命吐突承璀拽倒碑楼。吐突承璀敷衍说:“碑楼太大,不可拽,请慢慢拆除。” 宪宗厉声说: “用多牛拽之!”结果用100多只牛才将碑楼拽倒。
可见宪宗还是一个不图虚名,能够雷厉风行的帝王。如果他一开始就沉醉在一班佞臣功德圣明的颂扬声中,是不会有所作为的。
四、晚节不终,骄奢放纵,遭弑丧命
前期的唐宪宗,可算得上一个有道明君,但他在完成了自己的辉煌功业之后,忘乎所以,逐步骄奢放纵起来。信用群小,拒谏饰非,大兴土木,求神仙长生之术。原来那英武威德,励精图治的贤明帝王的形象慢慢暗淡了,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昏乱君主的面目却清晰地显示出来。
平定淮西吴元济是宪宗政治上的转折点。元和十三年,宪宗命六军修麟德殿。右龙武将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以淮西初平,营缮太多,告诉宰相裴度,希望他劝戒宪宗。裴度代为转奏,宪宗大怒,将二人贬官。又命疏浚龙首池,筑承晖殿,自此土木之役日趋增多。宫中所费也越来越奢侈。户部侍郎,叛度支皇甫镈,盐铁转运使程异,助纣为虐,多次向宪宗进羡余,以供其费。宪宗则提拔二人为宰相。消息传出,朝野惊骇。裴度、崔群极陈,二人资性狡诈,盘剥百姓,刻扣军饷,天下共愤,要宪宗收回成命,非但不被采纳,还指责二人为朋党。
元和十四年,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献马3千,绢5千,杂缯3万,金银器以千数。随后又向宪宗献绢25万匹,絁3万匹,银器270。左右军中尉各献钱万缗。自淮西用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争相贡献,元和进奉之弊愈演愈烈。平淮西进奉,称作 “助军”,贼平又进奉,谓之 “贺礼”,后又进奉,谓之“助赏”,宪宗加尊号“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又进奉,亦谓之“贺礼”。这些财物都不是国家正常的赋税,而是官吏们通过刻剥百姓,贪污中饱得来,以个人的名义,贡献给皇帝本人的。而宪宗则来者不拒,受之不愧,且贪婪无厌的胃口越来越大。
唐宪宗自以为功成名就,也就失去了那种信任群臣,从谏如流的作风。转而喜欢那些取媚阿谀自己的群小,对指责自己失误的忠直之言越来越感到不顺耳了。自引皇甫镈、程异入相后,裴度、崔群等正臣逐渐被疏远。皇甫镈得宪宗宠信。更加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宫中有许多积压朽败的缯帛,令度支出卖。皇甫镈就用度支的钱高价买下,供应边军。因缯帛朽败,随手破裂,边军士卒怒而焚之。裴度因此上奏,镈竟狂妄地拽着裴度的靴子说:“此靴亦内库所出,坚固耐用,度言不可信。”宪宗以破败缯帛得了高价,当然也和皇甫镈一个鼻孔出气,裴度自讨无趣,默默而退。后来裴度终于被排挤出朝,任河东节度使去了。
为了防止裴度再度入相,皇甫镈又引河阳节度使令狐楚为宰相,二人狼狈为奸,援引同党,打击正直的官僚。在宰相中,只有崔群刚直不阿,不愿与皇甫镈同流合污。宪宗又听信皇甫镈的谗言,免去崔群的宰相,任他为湖南观察使。裴、崔二人是宪宗后期的名相,宪宗依靠他俩平定淮西,补偏救弊,成就了自己的功业。自二人去后,一班奸佞群小围绕在宪宗周围,政事日坏,朝廷日益黑暗。对皇甫等人的可恶行径,朝野上下,人情汹汹,个个切齿。而宪宗本人已听不进他的臣民的呼声了。
宪宗晚年,也喜欢起神仙长生之术来。陕西风翔法门寺有一块所谓的佛骨,宪宗派宦官率众佛生迎至禁中,供奉三日,然后在京师诸佛寺巡迥供奉。在他的带动下,掀起了一股迎佛骨的佛教热潮。王公士民解衣散钱,争相供奉施舍,至有倾家荡产者。刑部侍郎韩愈上书,表示反对,要求把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韩愈的反佛言论惹恼了宪宗。他还指望佛来保佑他呢,韩愈竟要把佛骨烧掉,怎么能容忍韩愈这样放肆呢。于是,宪宗非要把韩愈加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 (时二人尚未罢相) 讲情,才把他贬为潮州刺史。
宗正卿李道古与皇甫镈勾结,说山人柳泌能制长生药,宪宗大感兴趣,把泌召来炼药。柳泌又进言,天台山有神仙,多灵草。宪宗信以为真,任他为台州刺史。群臣反对,宪宗不在乎地说: “以一州之力为我致长生,你们作臣下的还舍不得吗“” 自此以后,对宪宗的痴心妄想,胡作非为,群臣再也不敢劝阻了。
柳泌到台州后,驱使吏民采药,结果一无所获,举家逃跑,被抓回京师。皇甫镈为其说情,糊涂的宪宗又让他待诏翰林,并继续服食柳泌所炼丹药。起居舍人裴潾上言,金石之药酷烈有毒,非人五脏所能胜。宪宗不问清红皂白,将他贬为潾江令。为了能够长生,宪宗一切都在所不惜了。
到元和十五年,宪宗因服金丹,性情日加躁怒,左右宦官稍有不顺意,即遭责打,至有因此而死者。宦官人人自危,朝不虑夕。宦官陈弘志发难,宪宗被弑而死。从此,唐朝皇帝的废立,都由宦官所操纵。
李纯死后的庙号为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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