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朱厚熜

世宗朱厚熜 

湖北小城安陆，是一方富庶的绿州。尽管江南人杰地灵，但安陆的知名度不算很高，明正德十六年 (1521) 之前，还鲜为人知。祖祖辈辈定居在这里的生民，或耕或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分守己地做朝廷的顺民，在平淡的光阴里打发一生。如果说此地与毗邻的州府有所不同的，是这里多了一座兴献王府，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孝宗朱祐樘的弟弟朱祐杬(yuan)，被封在此地做藩王。王府大墙里的主人，具有与平民百姓不同的高贵血统，过着奢侈的生活。然而王府与龙种注定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正德十六年三月，从这里走出了翩翩少年朱厚熜(cong)，他挥泪告别汉水边的故土，入继大统，号令天下，成为明代第十一位皇帝，结束了安陆默默无闻的历史。此后，安陆也就有了一个颇为响亮的名字——承天府。

一

正德十六年朱厚熜只有15岁，他的父亲朱祐杬前年刚刚去世，按照明朝的做法，朱厚熜13岁就以世子嗣理王府事务，不久之前才被特命承袭王位，继续拥有父王的种种特权。朱厚熜的母亲是朱祐杬的妃子蒋氏，一个很有个性的妇女。蒋氏生有两男四女，活下来的只有朱厚熜和他的两个妹妹。照例讲妃子在王府中的地位不会太高，虽说母以子贵，蒋氏在兴献王后面前，也不得不处处陪着小心。母亲的这种地位对朱厚熜的刺激很大，出于自我保护意识，他自小就比较敏感，虚荣心很强，显得比同龄人成熟得多。关于朱厚照驾崩的消息，朱厚熜知道的不算太早，三月的最后几天里，邸报传来，王府上下按照惯例举行了十分铺张的哀悼，他为堂兄的英年早逝流了眼泪。此外，他根本不曾想过这件事与自己还有什么关联。

替朱厚熜想到继承关系，并力主由他登极的，是远在京城的朝廷内阁首辅杨廷和。朱厚照死后，因为无子可继皇位，慈寿皇太后张氏命令内阁议所当立。早有准备的杨廷和，第一个发言说，“兄终弟及，按序厚熜当立。”他还从袖中摸出《明皇祖训》，凭此对自己的意见加以佐证。皇太后对杨廷和的建议没有提出异议，批准写进大行皇帝遗诏，立即执行。

四月二十二日，风尘仆仆的朱厚熜由安陆来到了京城郊外，陪他一同来的有太监谷大用、大学士梁储等人。内阁用对待皇太子的礼仪迎接他，入都场面显得庄重、气派，按计划将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但朱厚熜没有按人们料想的那样行事，他凭借掌握的礼仪知识，拒绝参加这个仪式，为喜气笼罩的日子带来了尴尬。朱厚熜拒绝受礼的理由是充分的，他责问叩问缘故的众臣说：“遗诏写得很清楚，我嗣皇帝位遵照是兄终弟及的祖训，你们按照太子嗣礼的方式迎接我，难道我是来做太子的吗?!”新君的机敏和强硬态度，出乎大臣们的意料，大学士们只好重新做出安排，改由皇太后率文武百官上表劝进。劝进表上了三次，朱厚熜感到名正言顺后，才于中午时分起身，自大明门进入宫中。他先是派官员代表去祭告宗庙、社稷，再后谒拜列祖神位，然后去问候皇太后。他的祖母，宪宗的贵妃邵氏这时候还活着，不过双目已经失明，听说孙儿来到跟前，竟高兴地把他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即位典礼当日就在奉天殿举行，朱厚熜为自己选择的年号是嘉靖，意在平乱求治，力除弊政，繁荣帝国。

朱厚熜年龄不大，不乏求治之心。他在安陆管理弹丸大的封地，积累了一些统治经验。堂兄留给他的是一个烂摊子，内外交困，百废待兴，人心极不稳定。他明白治理朝政需要的是什么，由此他赏识和重用杨廷和。在杨廷和的辅佐下，朱厚熜对武宗时期的弊政进行了一番改革： 诛杀了武宗的佞臣江彬、钱宁，将太监谷大用、邱聚降职任孝陵司香，迫使太监魏彬、张永交出权力闲住; 两次裁汰了锦衣卫及内监局的冒滥军校、匠役共18万余人;提拔了一些正直官员，委以重任;放走内苑的珍禽异兽，明令各地不许再献;减少漕粮1532000石。对即位之前杨廷和遣散边军还镇、关闭不成体统的皇店、送还全国进献美女等举动，给予了肯定。当杨廷和因为从宫中驱逐朱厚照的义子、裁汰冗员引起失职之徒的仇恨，扬言要报复时，朱厚熜的反应极其迅速，下令调拨了百余名军士，日夜对其进行特殊保护。在不长的时间里，朱厚熜以世人眼花缭乱的果敢举动，显示了他的威仪，缓和了社会矛盾，天下臣民盛称新天子圣明，歌颂杨廷和功高，这种令人鼓舞的局面，持续到嘉靖元年 (1522)。

朱厚熜毕竟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为了一件愚腐可笑的事情，他与杨廷和之间产生了矛盾，并为此后的朝政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这就是 “大礼仪”。朱厚熜是作为其伯父、孝宗朱祐樘的继承人当上皇帝的，但他的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那么，即位后的朱厚熜是要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呢，还是称孝宗为“皇考”?他的本意，当然是要尊奉生父。“礼仪”之争初露端倪是在即位典礼后的第5天。为了给死去的父亲一个比较高的封号，朱厚熜下诏给群臣讨论这个问题，朝臣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杨廷和恪守礼法，引据汉哀帝与宋英宗的故事。认为朱厚熜既是以宗藩入继，就应称孝宗为“皇考”，而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他让礼部尚书毛澄将这个意见告诉朱厚熜，并用坚决的口吻对左右的人说：“异议者即奸谀当诛。”朱厚熜对 “移易”父母非常不满，要求重议。使事情变糟糕的是朱厚熜的的母亲蒋氏。大约过了4个月，蒋氏自安陆进京，听到这件事情，大发脾气，对陪同的朝使说：“你们受职为官，父母都得到了宠诰，我儿子当了皇帝，却成了别人的儿子，我还到京去做什么?!” 留在通州，不肯再走。朱厚熜闻报，哭着入禀张太后，说：“您另选别人作皇帝好了，我要与母亲一同回安陆，仍旧作献王。”张太后一面慰留，一面饬阁臣妥议。杨廷和无奈，只好代朱厚熜草敕下礼部，尊朱祐杬为兴献帝，蒋氏为兴献后。礼官据此安排蒋氏由东安门入宫，奏报送上，朱厚熜不待瞧毕就掷还，礼官又建议改进大明东门，朱厚熜意仍未怿，竟奋笔批示道：“圣母至京，应从中门入，谒见太庙。”蒋氏听到这个决定后，才继续前进。蒋氏进京后，杨廷和利用手中的权力，授意吏部将迎合朱厚熜想法的观政进士张璁贬为南京刑部主事，又把跟随自己发表“兴献王不宜称考”意见的官员，安排到吏部和工部。朱厚熜对此没有干预，但他也没有放弃原来的主张，又下了一道御札，令加兴献帝，后以 “皇”字。暂时平息这场风波的是嘉靖元年正月清宁殿发生的火灾，这场火给了杨廷和进谏的机会，他奏称：“这是因名不正、言不顺的缘故，惹起了祖宗神灵的愤怒啊。”朱厚熜不怕杨廷和，但却迷信天人感应，于是做了让步，称孝宗为 “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为本生父母，暂将皇字搁起。

嘉靖元年 (1522) 九月，朱厚熜心绪平静地举行了大婚礼，张太后为他选中的皇后是大名府元城县学诸生陈万言的女儿，一个生得仪态端正，容貌出众的姑娘。册封皇后的同时，朱厚熜又特上两宫尊号，给慈寿皇太后加上了“昭圣”，封表嫂武宗皇后为庄肃皇后，祖母邵氏为寿安皇太后，母亲蒋氏为兴国太后。于是宫内皆大欢喜，相安无事，风波不兴。

朱厚熜即位之初为礼仪困扰，费去了不少精力，对朝政是有妨碍的，不过由于内阁的鼎力相助，加之自己的勤勉，国家大体上平安无事。元年十月，刑科给事中张上疏，指出宦官出镇不足取，说他们平日里安享尊荣，肆毒百姓，遇变则心怀顾望，极不可靠。朱厚熜非常赞同这一看法，不久就下诏将派驻在各州府的宦官召回京城，并且一直没有复派，时间长达40余年。可惜的是，与杨廷和的礼仪分歧，在朱厚熜心里留下了芥蒂，他对杨迁和等顾命大臣虽然还比较尊重，但表面上的文章作得多了。同时，奢侈到无以复加的皇室生活，以及朝中弥漫的阿谀奉承的风气，也开始以难以抗拒的诱惑和影响，消蚀他的进取心，助长他爱虚荣的毛病。渐渐地朱厚熜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初时还不明显，只不过阅览疏奏的时间减少了，遇事不愿多动脑筋，也懒得与阁臣议事。接下来他开始出入教坊诸司，迷醉于乐工、舞女精湛的技艺表演。再后来事情就有些严重了，即位之初纳谏如流的情景很少再现，锦衣卫、监局里的冗员开始增加，封爵世庙之风又有所抬头……嘉靖二年 (1523) 南京礼部尚书秦金上疏，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有八不如初： 诏令不能如初，任贤不能如初，听纳不能如初，慎名器不能如初，谨国法不能如初，恤民瘼不能如初，崇正道不能如初，啬精神不能如初。疏奏指出的八个方面，都有事实为依据，言辞极为恳切。朱厚熜看后有所触动，但他终没有以实际行动改正缺点，尽管这样做并非难事。

二

嘉靖二年(1523)天公不做美，夏季西北大旱，秋季南方大水，反常的气象变化，搅得朱厚熜心神不定，寝食不安。这种失态，是因为他过于迷信，他认为老天反复无常，大概要有灾难降临。太监崔文瞅准这个献媚的机会，告诉他修斋建醮祭告上天，可以禳祸。朱厚熜对这番鬼话深信不移，于是下令在宫中设立醮坛。他亲自选了年轻的太监20人，穿上道服，学诵经忏，所有乾清宫、坤宁宫、汉经厂、五花宫、西暖阁等，次第建醮，香花灯烛，日夕不绝，锣钹幢幡，沸沸扬扬，把紫禁城变作了修真道院。杨廷和与吏部尚书乔宇实在看不下去这种闹剧，苦苦劝谏朱厚熜停止建醮，远离僧道。礼科给事中刘最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还要求罚治出主意耗费国帑的崔文。朱厚熜不听，反而刁难刘最，让他去核查耗费国帑的数目。按照祖制，帑银归内府管理，连大臣都无权稽核，小小给事中刘最自然也没那个胆量。朱厚熜就以刘最抗旨为借口，谪出朝廷，做为惩一儆百的典型。

惩治刘最是对杨廷和的直接警告。自大礼仪起，杨廷和以军国事重，不惮谏争，先后封还御批4次，执奏30多疏。反对派挑拨离间，在朱厚熜面前说杨廷和跋扈专恣，不把君王放在眼里。耳边风吹多了，自然要起作用，朱厚熜认为杨廷和做得太出格了。杨廷和是明白人，自知再干下去前景不妙，于是几次上疏请求退休。朱厚熜巴不得这样，但表面上还装出挽留的样子，到了嘉靖三年 (1524) 正月，方才亮出底牌。被贬到南京的张璁和南京吏部主事桂萼，看到朱厚熜立足已稳，揣测帝意，又上书重提旧案，要求“速下诏旨，循各考实，称兴献帝为皇考。”朱厚熜见到疏奏，连连点头，叹赏说：“此疏太重要了，天理纲常，要仗它来维持了。”下诏廷臣集议。杨廷和见他故态复萌，料自己也无回天之力，决意辞职，与他一同要求辞职的，还有礼部尚书毛澄。朱厚熜在辞呈上写了 “听之去”三个字，言官们向他请求留下二人，朱厚熜一言不发，用沉默表示了自己的强硬态度。朱厚熜执意做礼仪文章，除了想借此从政治上摆脱杨廷和之外，还有一层原因，蒋氏入京后，虽有了帝后的称号，慈寿太后仍以藩妃之礼相待，而朱厚熜每次去朝见太后，太后都显得非常冷淡，大有悔当初抬举之意，母子俩的日子过得都不顺心，这促使朱厚熜在此事上下了最大的决心。

杨廷和去职后，大礼仪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同时，也很快见出了分晓。新任礼部尚书汪俊，对来自南京的疏奏坚决反对，但朱厚熜再不肯放过这一机会，直逼到汪俊同意加上 “皇”字，仍不罢休，下令让张璁、桂萼进京，参与讨论。张璁、桂萼动身之前，又上一疏，提出 “加称不在皇与不皇，而在考与不考。”朱厚熜于是敕谕礼部，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兴国太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令礼部在奉先殿侧另建一室，安放皇考神主。汪俊不肯从命，辞职还家。朱厚熜令席书继任。大学士蒋冕见朱厚熜撇开内阁，一意孤行，也学了杨廷和，愤然去职。朱厚熜不为所动，让石瑶担任文渊阁大学士，石瑶不事阿谀，上任后即奏请朱厚熜停召张璁、桂萼。张、桂这时正在半路，风闻让他们回任，再次上疏，说： “从邸报上看到尊号上仍带有 ‘本生’ 二字，此与皇叔无异，礼官有意欺君，愿来京当面质询”云云。六月，张、桂入都，朱厚熜立即任命二人为翰林学士，负责议礼事宜。七月，朱厚熜根据二人的奏报，传谕内阁除去父母尊号中的 “本生”二字，大学士毛纪等人力言不可，朱厚熜怒气冲冲找到毛纪，责备道：“你们眼里没有我，难道还让我眼里没有父亲吗?!”接着将百官召到左顺门，颁示手敕，限四日恭上册室。朝臣们从朱厚熜不容置疑的口吻中，感到事态到了最后关头。七月十五日早朝后，修撰杨慎说： “国家养士百余年，节仗死义，正在今日!” 当下得到人们的赞同，吏部侍郎何孟春与九卿以下237人，一齐跪在左顺门下，高呼孝宗皇帝。内阁大学士毛纪、石瑶听说后，也加入了跪伏的行列。朱厚熜劝过两次后，不见收敛，大怒，遣锦衣卫逮捕了为首者8人，杨慎见此情景撼门大哭，众人也一起大放悲声，声震阙廷。朱厚熜愈发恼怒，又指使抓了134人。两天后，他下令将为首者发配到边地，其余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杖之，有16人因杖受伤，先后毙命。毛纪上疏营救，朱厚熜毫不客气地斥责了他，说他要结朋奸，背君报私。毛纪受辱不过，负气辞职。就在一片棒打声中，朱祐杬的神主自安陆迎到北京，摆放进奉先殿旁新建的观德殿，上册宝，尊号曰“皇考恭穆献皇帝”。至此，历时三年、震动朝野的“大礼仪”一案以朱厚熜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礼仪之事的后果是非常坏的。通过“大礼仪”，朱厚熜羽翼已丰，更加独断自是，一意孤行，动辄将议不如意的大臣下狱廷杖，开了顺昌逆亡的滥觞。支持朱厚熜的张璁、桂萼，分别被授予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主内阁，执掌大权。反过来他们又在朱厚熜的支持下，以 “大礼仪” 中的态度划线，对反对派官员进行排挤报复。一些侥幸之徒看到张璁等因议礼升迁，也纷纷进言，极尽巴结。朝风骤变，勾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这种后果，是朱厚熜始料不及的。

三

因为纵欲过度的原因，朱厚熜的身体况状不佳，他接连生过几场大病，面容显得憔悴，一付弱不禁风的样子。大理卿郑岳为此曾劝说他，要他遵照圣祖寡欲勤治的训导，尽心裁决章奏，日暮还宫，节制房事，以保养身体。健康状况如此这般，使朱厚熜强烈地感到，必须解决长寿问题。他对左右的人说： “我享受富贵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唯有不知的，是能活多么长久。”

嘉靖三年冬，朱厚熜听说江西道士邵元节有长生之术，下诏将他召进皇宫，交谈后大加宠信，让他居住在显灵宫，专司祷祀，驱鬼通神。有几次朱厚熜让邵元节呼风唤雨，碰巧灵验，遂大为赏识，敕封其为“至一真人”，为他在京城中建了真人府，总领道教，统辖朝天宫、显灵宫、灵济宫三个庙宇。邵元节将宫中原设的斋醮，重新整理了一番，上上下下跟着这个方士，忙得一塌糊涂。

斋醮仪式上，需用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一般为骈丽体，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称为“青词”。朱厚熜把能否写好青词作为衡量文臣学识高下的标准，许多大臣为了取得他的青睐，终日琢磨青词的写法。醮事不断，青词也就花样翻新，源源不绝地炮制出来。满朝之中，不以贻误朝事为耻，反以竭诚画咒为荣，形成了攀比撰写青词高下之风。

嘉靖四年(1525)，朱厚熜感到在观德殿放置父亲的神主，意犹未尽，又在太庙左侧为朱祐熜建了世庙。此举没有引起过多的非议，反对抬高朱祐熜的一派，已经渐渐丧失了地位和权力，空出的位置，被力主尊崇的一派所占据，这时谁再出来说三道四，未免太不识相了。世庙修成后，朱厚熜论功行赏，下令编纂《明伦大典》，一直折腾到嘉靖七年(1528)。这期间内阁首辅换上了杨一清，大学士费宏、石瑶被迫退出内阁。杨一清正德年间曾做过大学士，后因江彬的攻击而退位家居，朱厚熜让他复出，也是根据此人在“大礼仪” 中的表现。《明伦大典》编成后，朱厚熜对体现了自己意志的这部礼书极为满意，得意洋洋地写了序文，并发布诏书逐个叙述在“大礼仪” 中反对派官僚的 “罪过”，其中说杨廷和是“罪之魁”，罪恶之深应砍脑袋。当然，杨廷和并没有真的被押上刑场，朱厚熜毕竟还记着他的好处，刀下留情，给了他一个宽宥的处分——削籍为民。

朱厚熜也有很大的长处，对太监不感兴趣。除了前面提到的崔文，给他出过祭告上天的主意，被采纳之外，朝中之事，太监们极少能插上嘴去。但他同时也有一个极坏的毛病，对朝臣们的猜疑心很大，能长久得到他信任的人不多，一旦出现了他不满意的事情，惩罚相当严厉。他甚至用鼓励大臣们互相告讦的手段，检验大臣们的忠诚程度。这就使得内阁和六部的大臣频频换马。杨一清当首辅后，没过三年就被他革职。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在不是杨一清有什么大的过失，只是由于张璁想取而代之，在他面前攻击杨一清与前朝太监张永过从甚密，引起他的厌恶，遂有此举。杨一清下台后，首辅换了张璁，没出两年也丢了官，比杨一清好些的是后来又被他下诏还朝，勉强又干了一段时间，至嘉靖十四年 (1535) 病退。朱厚熜乖戾无常，恩威不测，一批大臣遇事唯唯诺诺，全看他的脸色行事。一次有个太监犯了过错，他把大学士翟銮找来征求惩处意见，翟銮冒然说了一句从轻发落，朱厚熜刚反驳了一句，翟銮就立即改口附合，说：“这个看法完全正确，您就是天啊，春生秋杀，有什么不可以!”就是这个翟銮，当了几年大学士，政治上毫无建树，朱厚熜为此责备他，他反而振振有词地说：“皇上如此圣明，我们照您的话去做还忙不过来，还能想出比您更高明的主意吗?”

朱厚熜的坏脾气，还使陈皇后送了性命。嘉靖七年十月的一天，他与陈皇后在室内同坐闲叙，张、方二妃前来进茗，他见二妃手似葇荑，就色迷迷地拉住不放。陈皇后看不下去，一时冲动，投杯而起。朱厚熜失了脸面，立刻翻脸，大声呵斥，陈皇后时值有孕，连气带吓，没几天就流产堕胎，一命归西。此后，朱厚熜立了张妃继位中宫。张皇后性情温和，颇具淑德，但朱厚熜同样不能恩爱长久，没几年也被废掉，再立方后。

光阴如梭，转眼朱厚熜已近而立之年。他嫔妃成群，夜夜新欢，但没有人给他生下皇子，他不免为此感到焦虑。为了早日得子，他让邵元节在钦安殿建祈嗣醮，又在内皇坛建金録大斋。祈嗣醮坛竟命以大臣为监礼使和引导官，由文武大臣轮流进香。嘉靖十五年，因祈嗣没起作用，邵元节为此感到自愧，暂乞还山修炼，临行仍编了一套鬼话，说朱厚熜多福多寿，皇子指日可出。邵元节走后，后宫阎贵妃有了孕，朱厚熜认定为邵元节祈求有功，着人将其召回。皇子生下后，朱厚熜大喜过望，加授邵元节为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阎妃生的皇子叫载基，不幸于两个月后病夭。幸而王贵妃复又怀胎，生下一男，取名载壑，随后杜康妃、卢靖妃也各生一男，取名载垕、载圳。朱厚熜这才安下心来，脸上有了笑意。嘉靖十八年 (1539) 邵元节病死，朱厚熜这时正在安陆谒见献皇帝墓，听到这一消息，痛恸不已，亲书手谕，派太监锦衣护丧归籍。邵元节死前曾给朱厚熜介绍了方士陶仲文。陶仲文比邵元节画符念咒的本领更胜一筹，他教唆朱厚熜用童女初至的经血做原料，制作“元性纯红丹”，说服后可以长生不老。朱厚熜信以为真，传谕各处的地方官，挑选了三百余童女入宫，为制药做准备。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陶仲文又赢得了朱厚熜的宠信，平步青云，官至少保、礼部尚书，又兼少傅，食一品俸，总领道教之事，后来，又加封为少师。陶仲文的子孙，徒弟也大批被录用在朝廷做官。

几乎就在陶仲文得宠的同时，又有一个方士段朝用出现在朱厚熜面前。段朝用先是炼了百余件白金器具，托人献进宫来，称是仙物，用以饮食可长生不死，用以斋醮神仙可至。朱厚熜对此表示了极大兴趣，把段朝用召进宫来，询问天机。段朝用对他鼓吹说：“你如果深居不与外人接触，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听了这番话，朱厚熜立即照办。他下诏让四岁的太子载壑监国，自己退到了后宫，对大臣们说，等身体健康后再出亲政。监察御史杨爵上疏直陈不可，朱厚熜就把他下到狱中，主事周天佑等人上疏论救，结果也落了个同一下场。大量的祷祀活动，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仅香烛一项，每年就费去黄蜡20几万斤，白蜡10余万斤，香品数10万斤。有的太监把这个数字告诉了朱厚熜，他只不过淡淡地说了声“知道了”，对于他来讲，万事皆空，唯长寿为大，与此相比，这点耗费，实在是太不足道了。

四

朱厚熜在后宫中祈求道法，苦炼苦修，未免有冷清之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朝臣之间热火朝天的倾轧，他们互不服气，都想爬上高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目标是内阁的首辅这一职位。首辅位置自杨一清让出后，人选曾多次改变，直到夏言才算有几天安稳。不过夏言也没能立于不败之地，他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严嵩。

严嵩本是礼部右侍郎，嘉靖七年曾奉朱厚熜之命去安陆祭告兴献帝陵墓，事毕献媚说：“我走了一路，处处应时细雨霁霁，还见石产枣阳，群鹳集绕，当载神主的船过河时，连河水都徒然高涨，真是天意啊。”朱厚熜因此对他很赏识。这以后严嵩一边巴结夏言，一边又在朱厚熜面前讲夏言的坏话，终于博得了朱厚熜对他的充分信任，渐渐地铺平了通向进入内阁的道路。

朱厚熜信奉道教，努力尝试各种成仙之术，自我感觉不错，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但他并没有遵循道家“清心寡欲” 的教规，而是频频派人到民间挑选淑女，为数超过数千。进宫的女子兼有供他淫乐和奴婢的双重身份，备受欺凌侮辱。于是，激发了一起宫女造反的事件，叫作“壬寅宫变”。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朱厚熜在瑞妃处寻欢作乐，过后精神不支，倒头大睡。趁瑞妃不在的当儿，宫女杨金英招呼了十几个姐妹，一涌而上，一个人用黄绫抹布蒙住他的脸，余下的将他捺住。然后，杨金英用绳子系住他的脖子，由两个宫女各执一端，使劲地拉。但杨金英在结绳时误拴成死扣，因此只是把他勒昏，并没勒死，被人发现。皇后方氏带了太监火急赶到，从宫女手中抢出了他。造反的宫女第二天就被处死，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因受牵涉，也在宫中被处死。

宫婢造反给朱厚熜敲了一记警钟，不过他并未觉悟，甚至认为大难不死也是尊崇天神的结果，是“赖天地鸿恩，遏除宫变”。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住在乾清宫，就搬到西苑燕王的旧宫，并宣称自己是尘世外的人，郊庙不亲，朝讲尽废，专心奉玄修道，不与任何妃子和宫女见面，也不跟大臣们见面。满朝文武，也就是知道有这么位皇帝罢了，天子不议朝事，他们乐得自在，图清闲的，就躲在在府邸中花天酒地，尽享天伦之乐;想做高官的，就处心积虑地拉邦结党，朝事一片混乱。

严嵩在夺到首辅的位职之前，与夏言有过几次较量，“壬寅宫变”之后，他加快了夺权的速度，并终于在嘉靖二十三年 (1544)得手。这主要靠施展两面派的手法。朱厚熜真正垂青誊顾的人，是那些赞玄奉道的官吏。严嵩入阁前，大权由夏言执掌，夏言得宠的原因也是由于祭醮青词写得好，祷祀的事情肯卖力气。但是夏言以后逐渐厌倦此事，并时有抵忤，朱厚熜对此甚为不满。朱厚熜常常戴香叶道冠，打扮成道士模样，还命人刻制了五顶香冠赐给夏言、严嵩等五位大臣。夏言不肯戴，还对他密疏讽劝，而严嵩则在朱厚熜召对时，每每戴上，朱厚熜自然更对夏言不满。严嵩为了消除夏言对自己的戒备，耍了不少花招。一次严嵩请夏言赴家宴，亲自到夏言的府第相请，夏言不去，严嵩回家后，在开席前仍跪在虚设的夏言位前祝酒。夏言听说了，对其消除了疑心。朱厚熜经常派太监到大臣府邸宣诏达事，夏言自恃位高，说话从不客气，有时躺在床上也不起身，待之如奴仆; 严嵩则必捡手请坐，塞给来人黄金若干，于是这些人回来后争着向朱厚熜说严嵩的好话。朱厚熜觉着这样还不能说明两人的高下，又专门派人趁晚上到两人家里察看，结果发觉夏言往往是在家中睡觉，而严嵩却在灯下审看自己写的青词。朱厚熜几次将两人送来的青词做了比较，发现夏言的多为僚属代写，有时还把用过的又拿来充数，而严嵩写的却越来越精彩。朱厚熜心里有了底数，对夏言的印象直落千丈。他多次将夏言送入西苑的青词掷于地上，愤愤地说：“夏言就用这种玩艺来胡弄我，真是有负我的重用!”其实严嵩的青词也不是自己作的，而是由其子严世蕃所为。有负重用的人自然不能久留，嘉靖二十三年(1544)夏言下了台，代之以严嵩主政。此后夏言虽有一段复出的时间，但接着又发生了河套问题。朱厚熜在这个问题上出尔反尔，严嵩推波助澜，最终将夏言赶出了内阁。

河套问题相当棘手。这片土地处于北方的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南，因黄河经此，绕成一个大弯曲，所以称为“河套”。成化元年 (1465)鞑靼部落强行进入了这一土质肥沃、水草丰富的地区，将其变作了骚扰内地的一个主要基地。嘉靖年间占据河套的是俺答，他时时率部袭扰延绥诸边，有时还驰驱到山西、陕西直到京畿之地，成为朱厚熜的边防大患。兵部屡次发兵征讨，都没有奏效。嘉靖二十五年(1546)，朱厚熜收到了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建议收复河套的疏奏，夏言力言可行。朱厚熜本久已不理朝事，这次却动了心，他下令立即拨给曾铣军费，命令他加紧备战，务求必夺。正在边军养精蓄锐，摆开架式准备扑向大草甸之际，朱厚熜却在严嵩的挑拨下变了卦。他认为开启边衅，后果可怕，下令取消了这一军事行动。他翻脸对夏言训斥道：“收复河套真是一件没有把握的事情，你怎么知道一定能够成功? 倘若兵连祸造，涂炭生灵，试问何人负责?!”罢了夏言的官，并将曾铣逮进京师。曾铣为人廉洁，长于用兵，他万没想到自己竟成了首辅之争的牺牲品，几天后被砍了脑袋。朱厚熜杀了曾铣，也没有饶过夏言，只不过让他又多活了两年。两年后在复议河套的案件中，朱厚熜下令将夏言处以死刑。大臣们向朱厚熜求情，朱厚熜坚决不允，愤恨地说： “他一贯目无君上，玩亵神明，难道这种人还能轻饶吗?”他甚至没有忘记自己曾赐给夏言香叶道冠，夏言不肯戴上这桩小事，说： “他早就该死了，谁也不应再包庇他。”刑部主张减罪处理，消息被严嵩得知了，深怕朱厚熜改变主意，就拟疏催着行刑。适值俺答骑兵又杀到居庸关下，边报到京，严嵩立即借机发挥，告诉朱厚熜，这就是夏言等人主张复套引来的祸水。结果水到渠成，这番话成了夏言的催命符，当天朱厚熜就下令将夏言立即执行。

五

朱厚熜把内阁首辅换成了严嵩，但他并不认为严嵩有治世之才，只是赏识严嵩的顺从。朱厚熜在西苑修炼，不想与朝臣见面，严嵩就住在西苑内，朝夕相伴，随时等候召见，连洗沐都顾不上。朱厚熜对他的评价是“忠勤敏达”。正当朱厚熜做着成仙的梦时，无能的严嵩内阁却没能使他如意。多年松弛的边防在崛起的北方民族的冲击下，终于溃散开来，慓悍的马队长啸着疾驰直入，刀光闪闪，所向披靡，京畿宫阙为之震撼。

嘉靖二十九年 (1550) 六月，北方鞑靼部首领俺答率军进攻大同，演成了 “庚戍之变”。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在血战中丧生，守军全军覆没。八月，俺答接受了明军新任副总兵仇鸾的重赂，移兵东去，由蓟镇攻破古北口，明军仓促迎战，又是一触即溃。俺答挥军前进，越过通州、密云，直抵北京城下。胜利者在安定门外扎下大营，大肆掠夺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光日夜不绝，浓烟蔽日。朱厚熜不理朝事，因此有关俺答进犯的消息，他一无所知。兵临城下后，经礼部尚书徐坚一再督请，他才离开西苑，到御天殿召集文武百官议事。大臣禀报实情后，他意识到灾难已经降临，慌乱之中，竟记不起兵部尚书是哪位，当着兵部尚书丁汝夔的面，惊呼道：“兵部尚书在哪里?赶快传旨出去，让他马上来见我啊!”

京城的防务落到了丁汝夔的肩上。他点阅京军册籍时，发现多系虚数，只有四、五万老弱残兵。兵士们被集中起来，手中的武器、盔甲都破烂不堪，根本不能御敌。无奈只得征募居民以及四方应举诸武生，组成临时队伍，以应守城之急。幸好这时赶来了援军，朱厚熜命令带兵而来的仇鸾为平虏大将军，统帅各路援军，丁汝夔这才如释重负。

对俺答的攻击迟迟没有展开。仇鸾率领的10余万兵马，眼睁睁看着俺答纵兵大肆掠夺，没人出阵发射一矢一弹。原因不是士兵怯战，他们接到了十分荒唐的避战命令。丁汝夔在援军抵达后，找到了严嵩，询问是主战还是主守。严嵩说： “在边防上打了败仗，还可以隐瞒，在这里打败了，谁人不晓?当然是坚壁勿战，保存实力，等敌人掠夺够了，自然就会退走。”丁汝夔依计而行，于是出现了令人难解的局面。俺答率军杀掠了8天，开始退军。临行前俺答差人送给朱厚熜一封信，要求互通贸易，开放马市，通篇是威胁恫吓之词。朱厚熜接到信后，误以为俺答攻城在即，急令礼部准备大量的皮币珠玉，打算屈膝求和。俺答拔寨早了一些，没有得到这份丰厚的礼物，他的士兵个个兴高采烈，息鼓掩旗后，车拉马驮，由白羊口退出塞外。明军尾随其后，仍不敢追杀。

朱厚熜咽不下这口气，在大臣们的庆贺声中，下令逮捕了丁汝夔，追究他不许出战的罪责。丁汝夔本受教严嵩，就向严嵩乞求。严嵩吹嘘说：“老夫尚在，不会让丁公屈死。”去找朱厚熜求情。朱厚熜不肯罢休，几句话就把严嵩吓得踉跄趋出，不敢言语。不久，丁汝夔被押赴刑场，他悔恨交加，大哭道： “贼嵩误了我，真是冤枉啊!”朱厚熜杀了丁汝夔，让吏部侍郎王邦瑞入主兵部。王邦瑞见武备松弛，奏请整军，得到了朱厚熜的批准。增兵设戍，需要大量钱财，兵部造的预算是595万两，而当户部太仓每年所入仅有200万两，户部尚书孙庄奎费无所出，束手无策，于是朱厚熜就下令在南直隶、浙江等地增赋，开始了繁苛的加派，起初还不过为解燃眉之急，之后遂成为因循之法。王邦瑞虽身为兵部尚书，但朱厚熜并没有将兵权交给他，而是设置了戎政府，让仇鸾担任总督，王邦瑞为副总督。仇銮揽到了兵权，马上与严嵩打得火热。他表面上虚张声势整军西伐，背地里却严令边将不得任意采取军事行动。此事引起了王邦瑞的不满，于是上疏朱厚熜，要求解除对边将的限制。朱厚熜这时对整军没有什么信心，就将疏奏搁置起来，王邦瑞再上，朱厚熜终致恼怒，下令削去了王邦瑞的职务，换上赵锦。

庚戍之变后，俺答仍不断向内地侵扰。仇鸾猜测到朱厚熜的避战意图，就派使节出塞，用重金贿赂俺答的义子脱脱，说情愿互通贡市，不可动兵。脱脱禀报俺答，俺答自然乐许。于是马市即开，在宣府等地，每年春秋两季。这是一场不公正的贸易，俺答方面起初驱马而来，计值取价，还不失信用，后来就用劣马搪塞，硬索绸缎、谷物，边吏一旦挑剔，即哗扰不休，拔刀相向。这种妥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防问题，有时大同互市，俺答就侵扰宣府，宣府互市，再转向其它地方。朝市暮夺的情况，时有发生，实在得不偿失。

朱厚熜对仇鸾也失去了信任，这中间起作用的竟然是严嵩。仇鸾值非常时期总督京师和边军，权力与严嵩不相上下，与严嵩狼狈为奸的同时，也不大将其放在眼中。严嵩心怀怨恨，向朱厚熜进言，让仇鸾率兵出塞作战。朱厚熜下了出战命令，仇鸾不敢抗命，只好硬起头皮出师。明军在强悍的俺答骑兵面前，屡战屡败。事隔不久，仇鸾因病回京休养，大臣们根据掌握的材料，向朱厚熜告发他里通外国，严嵩也说此人有欺君之罪，在边地擅开马市，云云。朱厚熜立即下令让仇鸾交还大将军印。兵部尚书赵锦闻令而动，当夜敲开仇鸾的府邸大门，取走了大印。病中的仇鸾受了刺激，一厥不振，很快就死了。朱厚熜在仇鸾死后仍不罢休，下令：“各边马市立即关闭，有谁再敢提这件事的，一律处斩!”同时让人掘开仇鸾的墓，追以戮尸之罪。

六

北部的边防漏洞百出，烽烟常起，南方也不那么平静，从辽东经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时时传来警号，弄得人心惶惶。给堂堂天朝带来麻烦的，是隔海相望的日本诸候国。在那显得零零碎碎的弹丸小地上，物产尽管不算丰富，却盛产武士和海盗。藩候们在兼并战争中大打出手，互有胜负，因失败而失掉军职的武士，靠抢劫手段维持生活，演变为萍踪无迹的“浪人”。藩候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并解决财政困难，常常组织商人和浪人到中国大陆走私贸易和掠夺。落魄武士生逢天朝衰落之际，不愁没有用武之地，遂与海盗一起，啸哨洋中，倏忽千里，其掠夺财富的欲望，一点也不比北方的俺答逊色。中国人把这些身材矮小，专干打家掠舍营生的不速之客，叫做 “倭寇”。

明初朝廷曾在沿海设置防倭卫所，添造战船，所以倭寇未酝成大患。到了嘉靖时，海防糟到了不能再糟的地步，浙、闽沿海卫所，战船十存一、二，士兵也只剩原先的十分之四。日本人对朝廷的畏惧之心，已一扫无余。朱厚熜对日益猖獗的倭患，缺少有效的打击措施。他认为平患的最好方法，就是关闭官方向海外进行贸易的大门，实行海禁。这个貌似决断，实则愚蠢的政策，从嘉靖二年起，就被沿海官吏实施，但收效适得其反，不仅限制了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迫使日人变换了贸易对象。远方的商船几十年来照来不误，不同的是投托了沿海的豪绅奸商。这种贸易伙伴没有多少信用可言，日人一旦感到吃亏上当，就用掠夺进行报复，狡诈一些的，则与中国的海盗勾结起来，形成了许多武装走私集团，时时兴风闹事。

嘉靖三十一年(1552)，朱厚熜同意了内阁的意见，在沿海一带复设巡视大臣，对加强海防起到一些作用。一年多之后，朱厚熜又派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沿海军务，委以平倭重任。张经到任后，积极筹划军事行动，准备一显身手。这时却来了工部右侍郎赵文华，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张经上任后，赵文华向朱厚熜提出了七条平倭建议，第一条就是“请遣官祭告海神，以求平安。”朱厚熜看后，立即批准，并让赵文华去办理此事。张经的职务比赵文华要高，不大把新来的祭神官放在眼中，赵文华就一头扎到浙江巡按胡宗宪之处。赵文华屡次催张经出兵，张经因准备不足没有理睬他，于是朱厚熜就接到了赵文华写来的密疏，诬告张经畏贼失机，应予惩处。朱厚熜看后，召见严嵩征求意见，自然严嵩不会讲张经的好话，朱厚熜就下令逮捕张经。这时已到了嘉靖三十四年 (1555) 五月。就在逮捕令即将发出的时候，张经的军事部署已经妥当，他指挥士兵向倭寇的巢穴石塘湾攻击，获得大胜，并在王江泾截杀了大量逃敌，将倭寇驱向了大海。捷报传来，朱厚熜竟不肯收回命令，他斥退了劝说的言官，说：“张经的罪过是不忠。他所以打这一仗，完全是听到文华揭发了他，想表现一下。”不久，张经被押到北京，十月份被斩首。赵文华见杀掉张经，上疏冒功，说此次胜利来自自己和胡宗宪的“督师”，朱厚熜就升其为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升胡宗宪为巡抚。与赵文华相比，胡宗宪要好一些，赵文华先后两次出任浙江、福建，仗着提督军务的身份，凌胁百官，搜刮库藏，将两浙、江淮、闽、广间的征饷，大半揣入自己的腰包，胡宗宪则在上任后，接连诱杀了几个里通外国的海盗，使倭寇的凶焰有些收敛，尽管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正当倭寇长期不得平定的时候，明军里出现了名将戚继光，他与俞大猷、刘显等军事将领一道，精心组织战斗，终于解决了倭患。戚继光嘉靖三十四年(1555)调任浙江，第二年升为参将，他感到海防士兵的战斗力太差，就在义乌招募了新军。戚继光对这支军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创造了 “鸳鸯阵”战术，使其成为能打硬仗的精锐之师，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戚家军”在短短几年中，由浙东打到福建，几经征战，倭寇闻之丧胆。嘉靖四十二年(1563)，为了彻底解决福建的倭患，朝廷调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调戚继光为副总兵。戚继光再度由浙入闽，与俞大猷以及驰援的广东总兵官刘显，兵分三路进攻平海。戚家军首先登上敌垒，刘、俞的部队相继突入，“斩级2200”。戚继光因战功升都督同知，世荫千户，并代俞大猷为总兵官。第二年春，戚继光又相继败寇于仙游、王仓坪、蔡丕岭等地，斩获甚多。福建平定之后，广东东部还有2万多倭寇，朝廷又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在两广提督吴桂芳的支持下，明军奋力掩杀，击败倭寇于海丰等地，将之擒斩殆尽。至此，倭寇一蹶不振，渐渐地退出了沿海一带，不足以构成倭患，南方趋于平安。

七

沿海一带战事频仍、将士们浴血奋战的这段漫长时间里，朝廷中无形的战场也在大力厮杀，血腥味十足。首辅严嵩虽然手段高明，掌权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最终败给了徐阶。徐阶也以善于炮制青词见长，朱厚熜对他比较信任。由于夏言生前曾向朱厚熜推荐过徐阶，严嵩对此人十分警惕。徐阶觉出了这一危险，耍了一个手腕，对严嵩假意逢迎，不露半点锋芒。时间久了，严嵩也就麻痹大意，不再事事监视这个潜在的敌手，让他顺利地升到了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徐阶职务高了，加之朱厚熜又比较喜爱，自然与朱厚熜接触也多，因此，有可能对他加以影响。

朱厚熜对严嵩的看法渐渐有了变化。严嵩掌权之时，正是 “南倭北虏”最严重的时期，由于俺答的进攻，从嘉靖二十九年到四十二年，京师出现过3次戒严，倭寇的骚扰则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国家财政日益危机。嘉靖二十三年 (1544) 户部报告： 太仓积贮粮米有余，5年后财政赤字达147万两，三十二年(1553)赤字又上升到373万两。这个责任，首辅是不可推却的，同时，财政危机与严嵩等生活奢侈，为官贪污受贿，有直接的关系。张翀曾弹劾严嵩说：“户部每年发出的边饷，本来是用于军队的，可严嵩辅政之后，都落入到奸臣之府，输到边关的只有四成，六成入了严家。连严家的管家私财也达数十万之多。”对此，朱厚熜不是没有一点看法。另外，严嵩的淫威能让朝臣侧目，却缄不住道士之口。有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很博朱厚熜喜欢，信以为神。一日，召道士扶乩，卜问神仙是否会降临，又问长生的诀窍，道士用乩笔胡写了几句话，无非是清心养性、恭默无为等等。朱厚熜又问现在辅臣何人最贤，道士口中念念有词，乩笔写出严嵩是妨贤的大蠹，大蠹不除，何以有贤?朱厚熜不相信，又问： “真如上仙讲的那样，何不降灾诛之?”道士又写： “留待皇帝正法。”朱厚熜不便再问，内心微有所动。

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妻欧阳氏病死了，按理应由其子严世藩护丧归故，可严嵩却一日离不开他，此时严嵩已80有余，记忆和反映都很成问题，皇上的御札，还有诸司的请裁，如果没有严世藩替他奏答、批改，则不可想象。于是，硬起头皮向朱厚熜请求，乞求留京“侍养”自己，以孙子代替，朱厚熜表示同意。严世藩平日里就好声色犬马，其母管束颇严，不敢放肆。母亲既已去世，正好寻欢作乐，门面上孝服在身，内庭里却红颜留连，关起门来尽意胡闹。严嵩在西苑值日，朱厚熜有时下旨问事情，严嵩就派人飞马告世藩拿主意。世藩只顾与侍姬调笑滥饮，哪有心思管这些，见有来札，草草应答，马虎了事。朱厚熜看了，多不如意。一些急要的御札，太监就在值房立取，严嵩无奈，只好硬撑着应对，往往语意模糊，前后矛盾百出，朱厚熜看了，则大惑不解。在朱厚熜的眼里，从前那善解人意、巧写青词的严嵩已不复存在了。

也就在这一年，朱厚熜居住的永寿宫发生火灾，不得已移居到玉熙殿去住。玉熙殿又小又矮，朱厚熜住不下去，就想再营建永寿宫。他把严嵩找来，询问意见。严嵩不摸底细，说可以暂居南城离宫。南城宫是祖上英宗失帝位时住的地方，朱厚熜因此而不高兴。又问大学士徐阶，徐阶则请修永寿宫。不久永寿宫就拔地而起，且比原先愈发漂亮，改名万寿宫。万寿宫的营造，标志着严嵩政治生涯的结束，从此，朱厚熜遇事就不再找严嵩了。

严嵩已经失宠，朝廷中想要扳倒严嵩的官员们就加紧行动起来。有一次天下大雨，御史邹应龙就便到一个太监家中躲避，两人闲聊之中，太监不觉提到了蓝道行的乩言以及皇上对严嵩的种种不满。邹应龙摸到底细，写了一个奏文弹劾严嵩父子，次日就送了上去。朱厚熜展开来看，大抵是弹劾严世藩假父亲权势，贪赃枉法，干乱朝政，不敬不孝，等等，连带着也奏严嵩溺子之过，疏奏最后写道“如有不实之辞，宁愿被斩首以谢严家父子。”朱厚熜读罢奏疏，即召徐阶商议如何处理。徐阶将左右的宦官赶走，小心翼翼地对他说： “严家父子罪恶昭彰，陛下要果断处置，不然可能发生事变。”朱厚熜于是发锦衣卫驰入严府，宣读诏书，勒令严嵩致仕回乡，并逮严世藩入狱，其后谪戍雷州 (今广东雷州半岛)。严嵩布在朝中的心腹，尽被弹劾，陆陆续续被罢了官职。

严嵩倒台之后，徐阶代为首辅。朱厚熜将严嵩值班用的房子赐给了徐阶。徐阶对朱厚熜感恩不尽，研墨挥毫写了三句话，让人装裱起来挂在值房里面： 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他依照这三句话主持政务，做了一些好事，使嘉靖一朝在最后的5年里稍许有点象样，朝臣们推他为“名相”。朱厚熜对他感到很满意，其信任程度，超过了严嵩。

八

朱厚熜自嘉靖中年之后，于热衷方士方术的同时，又添了新的喜好，就是喜欢谈瑞祥。他的这一喜好，一直到了垂暮之年，仍乐此不倦。嘉靖三十七年(1558)，总督浙直的胡宗宪因平倭不见大效，受到内阁的指责，就将在舟山捕获的一只白鹿，献给朱厚熜。朱厚熜见此转怒为喜，在玄极宝殿、太庙举行了隆重的告庙礼，亲临两处，向天神和祖宗告谢，百官也都纷纷称贺。胡宗宪听到消息，又将两只白龟献进宫来，还一同带来了5棵奇大无比的灵芝，朱厚焴高兴地将这两样东西各命为“玉龟仙芝”。做为回报，他给胡宗宪提拔了官职，赐给若干银币，并赐金鹤衣一裘。献瑞祥既可讨好，百官何乐不为?编造瑞祥的迎合者也逐渐多了起来。嘉靖四十三年 (1564) 五月的一天，年事已高的朱厚熜因长生成仙总不能如愿，悒悒不乐，晚上独坐庭中。太监们将预先准备好的桃子拿到他面前，告诉他这是由天上掉下来的，第二天又说复降一桃。这时，恰巧宫里饲养的白兔生了二子，没多久寿鹿亦生二子，朱厚熜把这三件事联系起来，认为天眷非常，大喜将至，下诏修了迎恩醮。这件事影响很大，各地官员无不纷纷上表称贺。

朱厚熜醉心于瑞祥感应，晚年尤甚，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动辄表贺，举朝重臣包括徐阶皆莫敢言半个“不”字。倒是小小户部主事海瑞，斗胆独自上了一疏，给朱厚熜泼了一记凉水。嘉靖四十五年 (1566) 二月，海瑞上长疏建言，说： “陛下一意重修，竭民脂膏，滥修土木，20余年不视朝，法纪坏到了顶点。由于你猜疑戮辱忠臣，使得贪官污吏横行，百姓困苦之极。虽然陛下处置了严嵩等坏人，但社会政治仍然不清明，老百姓说 ‘嘉者，家也; 靖者，尽也。’ 意思是民穷财尽。陛下试思今日之天下，是个什么样的天下? ……人君自古就有犯错误的，但因有大臣匡正，不至一错再错。陛下如今仍修斋建醮，工部尽力经营，户部四处购香，竟无人指出陛下的错误，这也是大臣的失职。陛下的过错很多，其最大的在于求长生。陛下跟陶仲文求仙，连他都不能长生，何况陛下。那些仙桃天药，更是不可信之物……陛下误信受骗，真是大错特错”。海瑞上疏之后，自知触忤了龙颜，命仆人买了棺材在家待罪，与妻儿留下遗言，并将僮仆一一遗散。朱厚熜见到疏奏，大发雷霆，他将疏奏扔在地上，环顾左右咆哮说：“此人大胆妄言，立即逮捕，不准他逃掉!”宦官黄锦对他说，海瑞为人素有痴名，且根本不打算逃走，而是在家等候降罪。朱厚熜听完略有所思，又取疏奏看了一遍。怒气稍平后，他把徐阶找来，说：“海瑞说人不能长生，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我长时间生病，不能视事，吃点仙药有什么不可以?”又说：“这也怪我平时不注意爱惜身体，若能出御上殿，何至被他如此毁谤呢?!”徐阶答到： “海瑞虽然言过了，但心是好的，请陛下宽恕他吧。”朱厚熜这时也不愿多杀谏臣，命徐阶将海瑞下到诏狱，虽不治罪，但也不准放出，让其在狱中反省自责。朱厚熜一生毫不留情地惩治了许多大臣，其中既有奸臣，也有孤直之士，对海瑞的惩罚，是他晚年在用人上犯下的最后一个大错误。

朱厚熜服食的丹药，有不少是用水银制成的剧毒品，吃下去之后，造成的后果十分可怕。朱厚熜的身体本来就不健康，长期的慢性中毒，使他四肢麻木，脸上呈暗灰色，走路摇摇晃晃，说话也变得相当困难。大臣们见到他，莫不从内心替他感到担忧，特别是徐阶。为了让方士们有所收敛，徐阶动用权力，杀掉了向朱厚熜提供剧毒丹药的方士蓝田玉，并力劝朱厚熜不要服食水银。朱厚熜对徐阶没有责备，但也没听徐阶的苦劝。嘉靖四十四年(1565)正月，陕西方士王金等人，伪造了 《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与炮制的金石药一起献给朱厚熜。这些药成份不明，朱厚熜吃下之后，顿时感到头晕目眩，鼻孔中流出鲜血，很快就不省人事了。经太医的救治，朱厚熜才苏醒过来。此后，他一直卧床不起。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清晨，朱厚熜突然变得精神饱满起来，周身不再觉得疼痛。日夜守候在他身边的徐阶，感到大事不好，连忙下令将他从西苑搬出，抬回乾清宫。没有多久，朱厚熜就咽了气，时年60岁。

朱厚熜的陵墓称永陵，跟他前面的几个明代皇帝一样，选在北京昌平县的天寿山。这是他生前亲自选定经营的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规模仅次于明成祖的长陵。虽说朱厚熜生前的愿望是羽化成仙，为此做了几近一生的痴迷追求，但他还是在人间早早地为自己选好了长眠之地，这种互相矛盾的心态和行动，说明他归根结蒂不能超乎世俗之上。

朱厚熜的庙号为世宗。几乎就在世宗陵墓之门封闭的同时，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蓬蓬勃勃地崛起了一片资本主义的萌芽; 海外殖民者新发明的佛郎机大炮，也开始在中国的门户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对古老的封建帝国来说，这实在是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