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李仁孝

仁宗李仁孝 

仁孝，生母曹氏为汉人。即位时16岁，生母曹妃与崇宗所立的皇后任氏，并立为太后。仁孝娶党项大族罔氏之女为后。罔氏酷爱汉文化，对仁孝施政多有赞助。

崇宗乾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过程中，大力推行驰兵政、重文学的基本国策，对外先后依附辽、金，注意改善与宋的关系，并在辽、宋、金三方的角逐之中，乘机扩大了西夏的疆域; 对内大力推广汉族的封建文化，发展生产，使西夏社会日趋稳定，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就为仁宗仁孝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仁孝接受了这样的好基础，着力发展西夏的经济和文化，保持了社会的安定，促进了经济繁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与西夏以前诸帝所处的时代相比，所不同的是，仁孝不需要在几方政治势力之间周旋，当时金朝正热衷于对南宋的战争，使西夏得到了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这是西夏仁宗朝兴盛的重要因素。

一、平定叛乱

仁孝新立，就发生了萧合达叛乱的事件。萧合达原是辽将，辽朝成安公主嫁给夏崇宗乾顺，他扈从来夏，后来担任了夏国的夏州都统。辽亡，成安公主绝食死，萧合达忿忿不平，就乘新帝刚立，占据夏州起兵，他联络阴山和河东的契丹人，图谋拥立辽朝皇室后裔，恢复辽朝。仁孝闻讯，即命静州都统任得敬出兵平叛。任得敬是任太后之父，原是宋西安州通判，夏崇宗乾顺攻破西安州时，任得敬出降，献女给崇宗为妃，得以擢升为静州防御使。其女立为皇后，任得敬又升为静州都统军。任得敬出师顺利，不久即收复夏州，萧合达败死。因平叛有功，任得敬升为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公。但仁孝将朝中军政仍交给晋王察哥、中书令濮王仁忠等皇室贵族，保持皇权的绝对优势。

二、镇压蕃部起义

仁孝继位的第三年，夏国发生饥荒，粮价腾贵，一升米竟卖百钱。接着，在大庆四年(1143)三月，国都兴庆府发生强烈地震，余震一月不止。城壁倒塌，宫私庐舍毁坏，人畜死亡上万，一片惨象。四月，夏州发生地裂，黑沙涌出，阜高竟有数丈，数千居民被陷没。地震之后，饥荒更甚，党项部民无粮食可吃，无法生活下去，只有铤而走险，举行起义了。

不可躲避的天灾固然是蕃部起义的导火线，但起义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内部的矛盾激化。西夏社会是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发展的过程之中，封建化的速度虽然很快，奴隶制的残余仍然严重地束缚着西夏社会的发展。党项贵族、大臣在不断的对外征战中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他们残酷地压榨党项部民，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效学汉族贵族的生活方式，追求骄奢淫逸，尽情享乐。如晋王察哥，执掌军权，居于元老重臣地位，气势熏灼，“贿货公行，威福自用”，他任意抢夺民宅，“广起第宅，横征，多诛求，蕃汉苦之”。虽年已七十余，仍是姬妾成群，腐朽不堪。蕃汉人民本已厌苦不迭，加上地震灾害，饥荒频仍，起义的烈火就燃烧起来了。

蕃部起义在威州大斌部，静州埋庆部，定州竾(竾音池chi)浪部、富儿部等同时爆发，人数多者上万，少者也达五、六千。起义群众攻打州城，夏国官兵一时不可抵挡。

夏仁宗仁孝对蕃部起义十分惊慌，急忙命在外领兵的任德敬前去镇压。任德敬非常狡猾毒辣，他用屠杀和瓦解相结合的办法，陆续镇压了各州起义的队伍。竾浪、富儿两部起义部民，在官兵的袭击下，经过二个多月的顽强抵抗，最后因众寡不敌而失败，起义领袖哆讹也惨遭杀害。

蕃部起义沉重打击了西夏贵族的统治，使仁孝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缓和社会矛盾，适应社会发展。

三、调整统治政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西夏内部的封建制度不断发展，并且越来越在社会关系中占据主要地位。仁孝必须在崇宗发展封建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封建制的统治，完成夏国的封建化过程。仁孝制定了《新法》和《天盛律令》(即天盛年间修订的《天盛年改新定律令》)，作为封建制度确立的法律依据。

在土地占有关系方面，西夏境内已经形成了皇室占田、贵族地主占田和农民小私有田等三种占有形式。皇室占田，在崇宗时代已经有 “御庄”、“御仓”等形式，这是由士卒屯田转化为皇室私有的。仁孝的《新法》中规定：“从来就已利用的渠道、土地、水等，永远属于国君和个人所有”。这样就从法律上确认国君是夏国最大的地主。贵族地主占田，一种是国家的“赐田”，另一种是依仗权势无限扩占的土地。《新法》规定，夏国的居民、诸王、官员、庶民、都可以使用国君赏赐的土地，也就是说，可以长期占用这些土地。法律规定土地买卖自由，贵族地主则可以用不同形式的 “买田”来扩大土地占有。农民的小所有田，主要是荒地，开垦者和其族人可以永远占有，并且有权出卖。小农破产，必然出卖土地，于是就成为贵族地主兼并的对象。仁孝的以上这些措施，说明封建的土地关系已经在夏国确立起来了。

在剥削方式方面，仁孝主要是确立地租和赋税，使之成为普遍的封建剥削形式。《新法》规定，赐田要按亩征收地租。土地占有者都要向国家交纳赋税。大庆四年(1143)地震后，仁孝下令兴庆府和夏州的人民减免租税，家中死二人者，免租税三年;死一人者，免租税二年;受伤者免租税一年。《天盛律令》还规定了土地买卖法，土地所有者在买卖土地时要呈报官府，并在赋税册上勾掉卖主姓名，改填买主。这就与中原地区汉族封建政权的办法无异了。

在政治方面，仁孝化了很大的气力来进行整顿和改善。首先，他确立了辽阔的疆域，将直接统治的地区分成27个州。包括黄河以南12州，黄河以西11州，熙、秦河外4州。随后又得到原属宋朝的麟州、府州、丰州，后又从金朝割让得到德威城 (甘肃靖远县西)、定边军等边沿地。这样，西夏仁宗朝的疆域包括了今天宁夏、甘肃的大部，陕西的北部，内蒙古的西南部，青海的东北部以及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地区。

仁孝进一步完善了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西夏的中央官制原是蕃、汉两个体系并列，仁孝将中书令、御史大夫以下的汉制官员，多由党项贵族充任。后来，又把中书省、枢密院移到宫廷内门之外，以备顾问。这样，逐渐用汉制代替蕃制。在地方官制中，仁孝采取州、(府、军)、县(城、堡、砦) 两级制。《天盛律令》中规定了西夏官衙司署和州县的品第。骨勒茂才编撰的《蕃汉合时掌中珠》中记载了地方官职有州主、通判、正听、都案等。州、县官吏主要由中央委派，城、堡、砦主则主要由各氏族首领充任。

仁孝对法制的建设很重视。他专门组织人员编纂了西夏文《天盛年改新定律令》，参考宋代政书体例，依据前代律令，加以增补修改，通行全国。全书共20册，卷首列编纂者和汉文译者姓名。后来又编纂 《新法》，续有增补。《掌中珠》里记述诉诉程序，如官府接诉讼状后，把犯人枷在狱里追查证据; 如不招供，即严刑拷打，逼使犯人“伏罪入状”; 伤人致死，赔偿死者的 “命价” 等等。

在文化方面，仁孝的一大改革是仿照宋制，实行科举。人庆四年(1147)，仁孝正式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又设立童子科，通过科举策试，选拔一批官僚人才。

仁宗将崇宗时的“国学”进一步扩大。1144年，他下令各州县普遍设立学校，增子弟员达三千人。又在皇宫中立小学，设教授，凡宗室子孙自7岁至15岁皆可入学。仁孝自己还时常亲临训导。1145年，摹仿中原制度，建立太学，亲行“释奠礼”(向先圣先师举行隆重的祭祀)，对师生分别给予赏赐。1146年，仁孝追尊孔子为文宣皇帝，下令州郡修建殿宇巍峨的孔庙。1148年又建内学，仁孝亲选名儒生主持讲学。又命令乐官李元儒采取汉族乐书，参照西夏制度，新作音律，历时三年方告成功，赐名“鼎新”。在连续几年中，仁孝采取各种措施，提倡汉学，尊崇儒学，从多方面吸收汉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1162年，仁孝追封夏字创制人野利仁荣为惠王，以表示他对本族文化的尊崇。

四、粉碎“分国”阴谋

“分国”阴谋发生在乾祐元年(1170)，仁孝47岁时。是任得敬挑起的，他的“分国”阴谋由来已久。

任得敬是个品质很坏的人，他原来是宋朝西安州 (今宁夏海原县西)的通判，夏兵进攻西安州，他率兵投降，当上了知州。他把女儿进献给夏崇宗乾顺为妃，用巴结逢迎的手段，经常贿赂朝廷显贵，使女儿得以立为皇后。他为仁孝平定了萧合达的叛乱，镇压了蕃部起义，因而受到仁孝的青睐，官位急遽上升，成为翔庆军都统军，封为西平公。当时仁孝为了加强皇权， 将中央的军政枢要交给皇族元老晋王察哥和王仁忠， 任得敬只能在外领兵。但是任得敬依仗外戚的特殊身份，窃弄权术，扩大势力，他的野心迅速地膨胀起来。他不甘心在外领兵的有限地位，千方百计地要参与朝廷的中枢要政。人庆四年(1147)任得敬请求以西平公入朝。御史大夫热辣公济进谏说： “自古以来，凡是外戚擅权，国家没有不乱的。任得敬虽然是太后的亲戚，但不是我们族的人，能保证他没有异心吗?”仁孝鉴前朝外戚专权的恶果，亦认为不能允许任得敬的请求。不久，王仁忠死去，任得敬看到机会来到，就用金珠贿赂贪婪的晋王察哥，得到察哥的援引，被召为尚书令，接着又升中书令。天盛八年(1156)，晋王察哥死去，任得敬即跃居国相的高位。从此任得敬大权独揽，野心日炽，更加无所顾忌，极力在朝中安插亲信，扩展私人势力，他将几个兄弟都安排在朝中重要的职位：得仁为南院宣徽使，得聪为殿前太尉，得荣为兴庆府尹，侄纯忠为枢密副承旨，这样，任氏家族几乎把持了西夏政府中的军政要职。天盛十二年 (1160)，任得敬对仁孝的崇儒兴学不满，上疏谏废学校，说： “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夏国贫瘠，士多而滥，廪禄浩繁，供养不起，难以行于夏国”，实际上是企图废弃科举取士，以便独揽大权。仁孝对此不予采纳。任得敬还胁迫仁孝封他为楚王，出入仪仗，几乎与皇帝相等。仁孝对任得敬一再忍让，天盛十九年(1167)任得敬生病，仁孝亲自为其向金朝请医，金遣医生王师道来夏为任治病，任得敬病愈后又是仁孝派人赴金谢恩。

任得敬反而视仁孝为软弱可欺，野心恶性发作，要阴谋篡夺政权，取而代之。他计划将仁孝赶到瓜州和沙州，自己占据灵州、夏州。为此他积极营建自己的根据地。他役使十万民夫，大兴土木，修筑灵州城，在他的翔庆军监军司建造宫殿，当时正值盛夏酷暑，民工们汗流夹背，不得休息，身体都发生糜烂，怨声四起。天盛二十年(1168)，任得敬派人进四川，与南宋联络，约南宋出兵攻吐蕃，企图以此为由，将灵州、兴州周围的兵力调开。但携带帛书的信使被巡逻士兵俘获，仁孝就将帛书献给金朝，让金世宗知道任得敬的阴谋。

任得敬的篡权活动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天盛二十一年(1169)，任太后死，任得敬失去靠山，惟恐有变，忙加紧步伐，制造分裂。乾祐元年 (1170) 五月，任得敬公然胁迫仁孝分国，并欺凌宗亲，诛锄异己。仁孝无力制止，被迫将夏国西南路和灵州、罗庞岭(在凉州境内)一带地方，划作楚王直辖的封疆。因为夏国对金朝是藩属的关系，这种“分国”的大事，必须得到金朝的同意。仁孝遣使向金国奏报，并且代任得敬请求金朝的封册。

但是，金世宗对任得敬的“分国”阴谋非常不满，对仁孝的妥协退让也很反感，因而不予认可。金世宗说：“一个国家的君主，岂肯无故分国给别人，这必定是权臣的逼迫，决不是夏王的本意。”他退还了西夏的贡物，并且下诏书给仁孝说： “自从我金朝戡定中原，怀柔西土，始则画疆给你父亲，继而赐命给你本人，这样的厚恩，已经有三十多年了，藩臣之礼，应当践修，你祖业所传的国土，也应当固守。今天你为任得敬请命，实在是反常的事情，不知你此举的原因是什么?你要继续派使臣来解释清楚。”

任得敬一看自己的“分国”请求遭到金朝的反对，就转而投靠宋朝来求得自立。他派人带帛书与南宋联络，南宋的四川宣抚使虞允文见此事可以利用，就让人送蜡丸书给任得敬，相约夹攻金人。但南宋的密使被夏兵捕获。仁孝在得到金世宗的支持后，正在与皇族亲信策划消灭任得敬，现在又得任得敬叛国的铁证，就决定迅速采取行动。仁孝先命弟仁友等诱捕任得聪，任得仁等，在八月三十日，仁孝设计杀任得敬及任氏亲党。仁孝一举成功，取得胜利后，即派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到金朝奏报，并把宋使和腊丸书一起献给金朝。

仁孝扑灭了任得敬的分国阴谋，避免了割据分裂，巩固了夏国的封建制统治。他起用刚直的蕃、汉学教授斡道冲为中书令，又进为国相，朝中文臣多奉斡道冲为师，这样，夏国又转危为安了。

仁孝是个善于纳谏的皇帝，因而他也鼓励群臣直言进谏。天盛十四年(1162)，仁孝提出： “上无勿知之隐，下无不达之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国家治理好。为此，他将中书、枢密院移置到皇宫的内门外，以便于顾问。他对斡道冲、热辣公济等敢于直谏的大臣，一向非常器重。

仁孝对党项世家贵族崇尚奢侈，追求淫逸的不良现象非常不安，为此他在天盛十五年 (1163) 下令禁止奢侈，以节约国家的财政支出。仁孝的禁奢侈在一定程度上对贵族和官僚起了约束的作用。在西夏的官吏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以清正廉洁而着名的人物，如老臣斡道冲，不仅学问渊溥，刚正不阿，而且为官清廉，洁身自好，他任国相十几年，对仁孝的后期统治有重要贡献，他死时，家里除了大量的书籍，别无私蓄。

仁孝的皇后罔氏，虽然出身于党项大族，但是一个汉文化的崇拜者，是后族中很有眼光很有智识的人物，对仁孝执政多有帮助。1155年，仁孝32岁时到贺兰山狩猎，因马失足而受伤，仁孝非常恼火，竟下令要杀修路的人。有个叫阿华的尚食官觉得仁孝此举失当，就在一旁劝阻道：“你自己不宜于狩猎，才发生这样的事故，现在却为了一匹马而要杀修路的人，这样做是贵畜贱人，怎么能让国人服从你呢?”仁孝听后认为阿华的话有道理，就取消了命令。仁孝回宫将此事告诉罔后，罔后马上赏赐阿华银币，以表彰他的及时进谏，也用以鼓励朝中大臣敢于直谏。

在仁孝的治理下，西夏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西域各国都很羡慕。天盛五年(1153)。畏兀儿国 (指在今新疆建立的回鹘政权，又称西州回鹘) 第一次派遣使臣到夏国贡献方物。仁孝本人非常崇信佛教，天盛十一年(1159)，他遣使请吐蕃的朵陇地区的着名喇嘛都松钦巴，都松钦巴是后来元、明时代盛行的哈立麻教派的初祖。他派弟子格西藏琐布赍经像来到凉州。后来粗布寺建塔，仁孝献饰塔的金缨络，金幢盖，成为这个寺院的“镇塔之宝”。乾祐二十年 (1189)，仁孝已66岁，他派人请来宗律、净戒，玄密图师等，在大度民寺作盛大法会，并施散夏、汉佛经文15万卷。

仁孝很注意国史的编纂，斡道冲一家曾专掌夏国史，成为专门的官职。天盛十三年(1161) 仁孝设立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为学士，王佥成为夏国历朝实录的总纂。罗世昌罢官后居家，曾为夏国 “谱叙世次”。乾祐十四年 (1183)，仁孝派人编印了 《圣立义海》，全书依照汉籍类书的体例，采取诗注形式，由简短的格言编成。

仁孝统治的半个多世纪，是夏国确立了封建制的统治，走向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时期，也可以说是西夏历史上的全盛期，但也是日趋汉化，崇文轻武，走向安逸保守，由盛而衰的时期。任得敬分国闹剧的出现，说明仁孝受制于汉人军阀，和夏国皇族军事实力的削弱，同时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善和一味依赖金朝的支援，仁孝更加沉湎在汉文化的歌舞升平之中，党项贵族也逐渐丧失弓马骑射的尚武风气，日益仿效汉族地主的腐朽生活，侈糜挥霍，骄奢淫逸，他们的享乐腐化与中原的地主官僚相比毫不逊色。仁孝崇尚儒学，开科取士，虽然提高了西夏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选拔了人才，但是也使得西夏统治集团日趋文弱。像任得敬那样骄横跋扈到公开“分国”的现象是历史上少见的，然而像仁孝那样作为一国之主竟然束手无策的现象也是历史上少见的。在这个历史事件中，以李继迁、元昊为代表的党项贵族那种慓悍强硬的味道似乎一点也没有了。这也正是仁孝晚期政治的悲哀，从仁孝以后，西夏政权就走下坡路了，到1227年西夏灭亡的31年中，换了五个皇帝，但一代不如一代。

乾祐二十四年(1193)，仁孝这个西夏历史上在位最久，寿命最长的皇帝死去了。终年70岁，在位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