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朱聿键

唐王朱聿键 

一、饱经忧患

神宗万历三十年 (1602)，河南南阳唐王府中诞生了一位王子，他作为唐王的长子，是唐藩王位的当然继承人。唐王的先世是朱元璋第23子唐定王朱柽，传到他已是第9代了。

这个王子后来取名为朱聿键 (1602～1646)。他是个苦命人，出生不久父亲就死了。他有两个叔叔，欺他年幼，阴谋夺嫡，在他祖父面前经常说他的坏话。久而久之，他的祖父也不疼爱他这个长孙了。在这种背景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虽不至冻馁，但境况已是很不妙了。正因如此，他虽已长大成人，却还没有为他“请名”。崇祯五年，他的祖父死去，两个叔父便密锣紧鼓要夺嫡。幸赖两个地方官尚能主持公道，上疏讲明真情，朱聿键才得以承袭唐王封号。

崇祯九年(1636)，中原地区大旱，在南阳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象。唐王朱聿键亲自上书朝廷，请求立即发粟赈灾。崇祯帝见疏准奏，河南百姓的苦难稍得缓解。这本来是件好事，一些老百姓也很感谢唐王朱聿键。但是，这引起了两个郡王的非议，亦即祖制中有关宗藩仪节的问题。原来，明代的藩王是“封藩而不治民”。象救灾这类的事，理应由地方官去管，朱聿键不应多事。朱聿键闻言，勃然大怒，认为事关百姓生死，竟拘泥旧日礼仪，实在是不达时务，这是借机诽谤，想加罪于他。为此，他毫不客气地将这两个人打了一顿板子。明末是多事之秋，况且这又确属善举，所以崇祯帝并未加罪于他。

同年，好多家农民军都进入河南。朱聿键再次亲自上疏，请求崇祯皇帝发特旨，允许他召集义勇，组织军队，以镇压农民起义军。但这封奏疏未能报给崇祯皇帝。第二年，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数支起义军势力益盛，明军屡吃败仗。朱聿键未得明旨，便擅自组织军队，离开封国，与农民军周旋。明中央政府闻知后，经廷议，认为藩王组建军队属于违制，应以谋叛治罪。于是，他组建的这支军队被解散，他本人也被削除藩号，囚禁于凤阳高墙。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明代称为中都。

在凤阳高墙中，朱聿键乘机博览群书，一有心得便书之于纸。在狱中8年，所写书稿积一丈多高。一下笔即洋洋洒洒数千言。当时，淮安巡抚是路振飞。他看到唐王朱聿键气度不凡，勤奋好学，便多方庇护。因此，朱聿键虽身在狱中，但也并没有吃多少苦。

崇祯十七年(1644)发生了“甲申之变”，崇祯帝吊死，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福王大赦，他得以出狱。福王命他移住到广西平乐。当他南行到杭州时，清兵已经逼近南京。在途中，他遇到了从南京南逃的镇江总兵郑鸿逵和南京户部郎中苏观生。经过交谈，郑鸿逵看到朱聿键仪表非凡，谈吐文雅，满腹经论，尤其是谈到国家大事时，更是忧愤慷慨，义形于色。郑鸿逵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的哥哥郑芝龙。郑芝龙盘据福建，手中握有重兵。他们兄弟二人认为朱聿键奇货可居，在急剧变化的时局中，可以用他作为割据号召一方的的资本。于是，郑鸿逵就把朱聿键由海道送往福建。

二、福州称帝

朱聿键到福州后，大臣们立即举行会议，有的主张立即称帝，有的主张先称监国。以郑鸿逵为首的一些武臣认为，应赶快称帝，可以名正言顺地号令天下，免得别的人提前加称帝号。一些文臣多认为监国名正，以后兴师北伐，“出关尺寸，建号未迟。”这时，侍郎李长倩上了一道“急出关、缓正位、示监国无负天下心疏”，言辞颇为恳切。于是，1645年夏闰六月七日，朱聿键称监国，行监国礼。

郑鸿逵自恃拥戴功高，唐王可恃，便积极活动让唐王早日称帝。朱聿键本人也觉得称帝名正，所以郑鸿逵的建议正中他的下怀。于是，就在这月的二十七日正式登极，即皇帝位于福州，年号隆武，并以这年为隆武元年。

朱聿键称帝后，改福州为天兴府，称行在，不久又改称福京。封郑鸿逵为定虏侯，郑芝龙为平虏侯，主持军事。又命黄道周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张肯堂为左都御史，其他如苏观生、路振飞、何楷、张家玉等人都各有所就，共同管理朝政。

当时，南京虽被清军攻陷，但南明政权还拥有不算太小的领土，除福建、两广和云贵外，还有湖南、安徽、江西、湖北的一部分。唐王朱聿键称帝后，江浙、安徽、江西各地的义军纷纷响应唐王的号召，湖广方面的荆襄十三家也主动协助作战。从客观形势来看，还很有光复的可能。

朱聿键很清楚，他这个新政权有两大要务，一是奠定国基，一是出师北伐。只有搞好这两条，才能号令天下，建立声威。他即位才三四天，就于七月一日下诏亲征。他本人善于文辞，诏书都由他亲自拟就。他在诏书上说：“朕痛念祖陵，闵兹万姓，中心摇摇，如在水火。”读来很令人感动。但出师北伐的先决条件是内部团结，安定民生，还要有充裕的军饷，这些都未安排妥当。因此，他这亲征的诏书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朱聿键很想有所作为，光复明室，但因各方面的掣肘，使他的计划难以实现。隆武朝的军事大权掌握在大军阀郑芝龙手里，他只关心保存实力，扩充自己的力量，对北伐之类的事根本不热心，阳奉阴违，又奈何他不得。朱聿键对他的看法是“不可恃，不可制”。也就是说，靠又靠不住，制又制不了。这就使他的光复大计难以展布。他为了笼络郑氏集团，就把郑芝龙的儿子郑森收为自己的养子，赐郑森为朱姓，改名为郑成功。为催促郑芝龙兄弟北伐，还仿效刘邦对韩信筑坛拜将之例，也筑坛拜郑鸿逵为大将军，授尚方剑。郑鸿逵在廷议时也上了战守之策，头头是道。尽管隆武帝很赞赏他的军事部署，但北伐之举却迟迟不见实行。

隆武帝颇有察人之明。在群臣当中，他最赏识黄道周和张家玉，特以黄道周为内阁大学士，委以国家重任; 张家玉出使监军，亦尽心尽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对其他各臣，也都能因材施用，各有称职的安排。

隆武帝也很注意搜罗人才。即位不久，他就下诏开了一个“储贤馆”，命苏观生专理馆事，以广召贤士。他还下诏开科取士，以编修刘以修为主考，首先举行乡试。

唐王朱聿键想当一个中兴之主，年号取“隆武”二字，就含有“光武中兴”之意。称帝后很有纳谏的胸怀。他被困在凤阳时，曾得到路振飞的保护。称帝后，派人四处访查路振飞的下落。路振飞到福州后，朱聿键委以重任，以表示不忘“豆粥麦饭之恩”。路振飞却并不阿谀逢迎，反而直言指出他的缺点：“有爱民之心，而未见爱民之政;有听言之明，而未收听言之效;喜怒轻发，号令屡更，凡陛下之所长者，皆臣之所甚忧。”朱聿键并不认为这是对他的冒犯。

当时，明王朝已失去大半个河山，老百姓都被迫剃发。针对这种情况，隆武帝谆谆告诫军士： “兵行所至，不可妄杀。‘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 此十字务须切记。”这对团结敌前敌后的老百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他对老百姓的疾苦也很关心。当时的老百姓不仅受到明官府的横征暴敛，而且受到地主的额外盘剥。福建的地主惯用大桶高秤向佃户收租，每百斤多收20斤，时称为“桶租”。这使得主佃关系一直很紧张，以至引起沙县、兴化等地的农民起义。为此，朱聿键特派守道柴世延到乡间调查，制止地主对农民的超额盘剥，“务期主佃相安”。对安定人民生活，团结抗清力量来说，起了积极作用。

隆武帝还接受了何腾蛟的建议，同意联合李自成农民军余部共同抗清。李自成死后，其余部由他的侄子李过和高一功等人率领，尚有数十万众。隆武帝亲手改李过的名字为李赤心，所部号为“忠贞营”，转战两湖地区。在抵御清兵南下中，李过部长期处于前哨阵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隆武帝的后宫也很清净，只立曾后一人，不设嫔妃，平日侍奉他的只有一个老婢女。宫中不设监寺，明朝皇宫中的24衙门统统不设。他平日穿着布袍，粗茶淡饭，恭己俭约。朝中大小政事，亲手裁定。遇有大事，常常招呼有关大臣到内室，便衣促膝而谈。臣下捧读他所拟的诏书，每每落泪。这在明代的皇帝中，实属难得。但因颓势已成，中兴的计划最终还是成了泡影。

三、回天无术

朱聿键称帝后，面临着许多难题，使他困扰不堪。首先是皇族内部不团结，互争正统，分散了力量。二是在他的政权内部，文武两派不和。以黄道周为首的文臣很想有所作为，也不乏有识之才，但手中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以郑芝龙为首的武臣手中。隆武帝虽想光复故土，建立中兴伟业，但军政大权为郑芝龙所把持，难以摆脱他的羁绊，实际上成了郑芝龙的傀儡。他看到何腾蛟和李过相联合，声势浩大，一度想移驻江西，借以摆脱郑氏集团的控制，但却畏首畏尾，顾忌多端，未能实行。另外，他对李自成农民军余部，仍然抱有戒心，不敢大胆依靠，只利用他们去打头阵。这些局限使隆武帝的中兴计划无法实现。

当朱聿键称帝时，明皇族宗藩们也纷纷称兵建制。例如益王朱由本起兵于建昌，韩王朱本铉称帝于巴东，鲁王朱以海在浙江绍兴称监国，其他乘机称帝称王的还不可胜数。这些人都是朱元璋的子孙，按说都有光复之责，在继承帝位上也没什么先后的区别。但他们都为了一己私利，想割据称王，并不能协同抗清。他们当中，有的势力较小，被地方官镇压了下去，有的归附了隆武帝。但是，鲁王朱以海的势力却与隆武帝旗鼓相当。唐王朱聿键和鲁王朱以海是叔侄辈份，朱聿键便以叔父的身份对朱以海说： “我没有儿子，将来成就了光复大业，你可以继承我的皇位。”这只是空言哄骗，自然说服不了朱以海。唐王派去的使臣，被鲁王杀了头;鲁王派到唐王那里的使臣，也被唐王割了脑袋。因此，两派势力势同水火，以至唐王朱聿键说，光复的主要敌人不是满清，而是鲁王。在当时危如垒卵的危急时刻，尚在互争正统，不能一致对外，其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隆武帝另一个头痛的问题是文武不和。隆武的实权掌握在郑芝龙手里。郑芝龙是个海盗头目，“富甲侯王”，福建到处是他的庄田。他拥立隆武帝，就是为了借隆武帝的旗号在政治上扩充势力，在经济上掠夺财富。对 “兴王复国”之类的事，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他以开国功臣自居，自比明初的中山王徐达。郑芝龙有恃无恐，越来越跋扈，专以搜刮为务。老百姓怨声载道，甚至盼望清兵早日来临。当时流传一句民谣说：“清兵如蟹，迟迟其来!”意思是说，清兵怎么象螃蟹一样，来得那么慢呢!

在军事方面，郑龙芝虽然也献上几条计划，但都是空口说空话。隆武帝一再命郑芝龙出关北伐，但一再拖延。后来，他知道这样一直拖下去将彻底失去人心，便分兵为二，声言万人，由浙东北伐。实际上人数还不到一千人。他以郑鸿逵为大元帅，郑彩为副元帅，刚出关就停了下来，声称候饷，逗留了一个多月。隆武帝接连发出谕旨，令其速行，他们都置之不理。隆武帝实在无奈，便在一些文臣的支持下，下了一道严厉的诏令，对郑鸿逵严加斥责，并说，如再畏缩不前，自有国法在。郑鸿逵这才不得已起行。但是，军队走了四五百里，还没有打仗，便又停了下来，上疏称粮饷已绝，留驻如故。这次出征如同儿戏，不但没有收复一寸土地，反而使人心更加涣散，对隆武政权的前途更失去了信心。

吏部尚书张肯堂和郎中赵玉成出于义愤，上疏请缨。他们都是江南人，生长在海滨，颇习水性。他们请隆武帝为他们派水师千人，从海道北上，溯长江而上，直取金陵。隆武帝立即催促郑芝龙大造海船，供他们使用。郑芝龙听了后，冷笑了两声，答应办理。第二天就有人上疏说，凡是准备领水师出征的人，都要把家眷留在福州，以防备他们乘机逃跑。于是，这件出水师袭金陵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隆武帝久久不能出师北伐，心里十分忧虑。一直到清兵进入了皖南和江西，各地人民纷纷组织义军抗清，隆武帝才派郑彩和监军张家玉援救江西。但郑彩却观望不前，张家玉独领一军向江西挺进，并在许湾击退清兵，收复失地数处。张家玉孤军深入，屡次请郑芝龙派兵增援。但郑芝龙却拥兵不发，坐视张家玉孤军无援，致使广信、吉安等地得而复失，使一度有利的局势全部丧失，日益转入危急。

隆武帝夏天即位，到年底的这半年时间基本上没干成一件事。清兵却长驱南下，形势越来越危机。浙东方面鲁王的军队已经被清兵击溃，清兵已经逼近福建。面对这种形势，身为内阁首辅的黄道周上书，自请督师北伐。隆武帝看到他这个一介儒士挺身而出，而武将们却不言出征事，感叹良久。隆武帝把黄道周召至内室，促膝商议，说他不忍心让一个文臣到前线去打仗。黄道周对他说：“看目前情形，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坐而待毙，何如出关迎敌!”并说江西有他许多学生，可以号召他们协助，坚决请求出关抗战。然而军队和粮饷器械都由郑芝龙把持，不肯发放，隆武帝毫无办法。几经相商，郑芝龙只答应拨给黄道周一个月的粮饷。隆武帝又给他空札数百道，让他自己去招募军队。福建人民听说黄道周出师北伐，马上就有七八千人不约而集。他们没有兵器，就拿锄头木棍参加战斗，因而被称为“扁担兵”。黄道周的夫人蔡石润也是个巾帼英雄，她组织了一支“夫人军”，担负起后勤工作。黄道周是一代儒学大师，有众多的学生。他的学生听说自己的老师亲自出关抗清，都纷纷入伍参战。他们一没有武器，二没有训练，只凭着一腔爱国热忱，其战斗力可想而知。黄道周却义无反顾，毅然向江西进发，屯兵广信府(上饶县)。正准备进兵时，婺源县令给他来信，假意反正，请他到婺源。这人是他的门生，已投降清朝。他轻信了假话，领兵前去，半道上遭到伏击，被清兵擒获，解送南京。洪承畴对他很敬重，百般劝降。黄道周不是破口大骂，就是闭口不言。1646年三月，黄道周在明孝陵旁就义殉国。他死后，在袍子里发现了一封血书，上面写着七个大字：“大明孤臣黄道周”。旁边还有四行小字： “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这种赤心报国、视死如归的精神，使洪承畴一时良心发现，泪流满面，羞愧不已。

隆武二年 (1646) 二月，隆武帝再次下诏亲征。湖广总督何腾蛟和江西的杨廷麟都曾上疏，请隆武帝移驻江西。隆武帝也想趁机摆脱郑芝龙的控制，遂决计亲自出兵征讨。他率众出师延津，进驻建宁。当时，他搜检出臣下通敌的书信200多封，当众焚毁，表示不咎既往，以期同舟共济，抵抗清兵。郑芝龙看到隆武帝亲自出师，十分难堪，便劝隆武帝回驾福州。福建数万百姓也呼拥隆武帝回驾，说如果不回福京，就断绝了天下人的期望。隆武帝不敢与郑芝龙决裂，于是又回驻延平。

四、隆武出奔

隆武帝优柔寡断，一再坐失良机。清兵步步进逼，他的北伐大计一再受挫，眼见大势已去，思想日见消沉，完全失去了兴复的信心。他本人也经受不住优裕生活的诱惑，也渐渐席丰履厚起来。自1645年年底开始，在福州大兴土木，扩造宫殿。室内用具，都用黄金镶嵌，有的则用纯金制作。又开设了织造府，精织龙袍。曾皇后下体的衣服也都织着龙凤花纹。第二年六月，皇子诞生。当时形势已十分危急，但举朝如梦如醉，纷纷上贺表祝贺。贺表中有 “日月为明，止戈为武”语，隆武帝看后百感交集。

隆武二年 (1646) 六月，清兵渡过了钱塘江，鲁王朱以海的江上之师也被击溃，江西方面的守军也节节败退，清兵长驱直入，逼近福州。郑芝龙已经与清兵暗中勾结，命令前线守军“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借机向清兵献媚。清兵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便抵达福州。郑芝龙闻讯，便向隆武帝上了一道奏疏，说有海寇来扰，并且军饷要我郑芝龙筹办，我只有到海上去取，没海我就没家了，所以对海寇非征剿不可。隆武帝见疏，马上派人送给郑芝龙一道手敕，上面写道： “先生稍迟，朕与先生同行。”送手敕的宦官刚到河边，郑芝龙已飞帆去了延平。守仙霞岭的施福也按照郑芝龙的吩咐，声称缺饷，把守兵全部撤除。明军撤防三四天后，清兵从容而来。

隆武帝见郑芝龙抛弃了他，便决计出奔，目标是江西。这时，何腾蛟派郝永忠率领5000铁骑迎接隆武帝，并派人催促隆武帝速行。隆武帝于八月二十一日启程，由监军钱邦芑先期在前边清道。钱邦芑狐假虎威，对沿途属县颐指气使，赫然道路。隆武帝金蟒戎服，从容而行。隆武帝好读书，有好几十车书籍随他进发。不论山路多么崎岖，总舍不得丢弃他的这些书籍。正因如此，隆武帝一路行动迟缓，耽误了不少时日。

郑芝龙决计降清。他不听郑成功的苦苦劝说，抱着到清朝当“闽粤总督”的幻想，到清营献印剃发。不但“闽粤总督”没当成，反而被糊里糊涂地弄到北京，软禁起来。后来，全家十一口都被杀掉。郑芝龙降清使隆武朝的军事力量基本瓦解，福建一带很快落入清兵手中。

八月二十四日，隆武帝一行抵达顺昌。刚停下来，就有探马来报，说清兵马上要赶到了，顿时乱作一团。隆武帝不得不忍心丢下书籍辎重，在朱继祚几个人的保护下拼命西逃。他的部下人等更是胡乱奔窜，隆武帝跑到汀州(今福建长汀县)，马上就要进入江西了，便在这里停了一天。他正在这里晒龙凤衣，陈谦的儿子率兵赶到，将他和曾后等人全都活捉。陈谦的儿子将隆武帝解送到福州，不久就将隆武帝和曾后在福州处死。

唐王朱聿键当了一年三个月的皇帝，就和他的短命王朝一起被埋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