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康熙六十一年 (1722) 十一月十三日，清朝第四代君主——69岁的康熙皇帝因病去世了。庙号圣祖。

康熙姓爱新觉罗，名玄烨，在位长达61年之久。他一生勤勉为政，功绩卓着，虽非清代的开国皇帝，却用他的文治武功亲手勾画了清帝国的辽阔版图，不愧是帝国统一繁荣局面的开创者。要了解这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君主轰轰烈烈的一生，还是从他的幼年登基说起吧。

八岁入主皇宫 不负祖母深望

爱新觉罗玄烨，是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生于顺治十一年 (1654) 三月十八日。他的生母叫佟氏。佟氏的祖父佟养真跟随清太祖努尔哈赤兴兵抗明，是清朝的开国功臣。她的父亲佟图赖是汉军正蓝旗人，也屡建战功。佟氏家族也因此成为八旗汉军中显赫一时的名门大族。顺治皇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改变在蒙古贵族中选妃的旧俗，开始在汉军中选妃后，佟氏被选入清宫。但佟氏不受顺治宠爱，因此，玄烨也遭顺治帝的冷落。

值得庆幸的是，玄烨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对玄烨母子格外钟爱。她派自己的侍女苏麻喇姑协助保姆照看玄烨，教他读书写字。她还经常亲自对玄烨加以教侮。自玄烨懂事，便在各方面培养他良好的习惯和高尚的情趣。祖母的教诲犹如春风化雨滴入幼年玄烨的心田，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他所渴望的父爱，更重要的是培育了他日后作为帝王不可缺少的品质。玄烨也果然不负祖母的期望，从小好学，喜欢骑射，不喜饮酒，可谓少年老成。

尽管孝庄皇太后一直在用未来君主的标准培养玄烨，但顺治却一心一意要让宠妃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做太子。谁曾想，皇四子福薄命浅，才3个月便夭亡了。从此，玄烨的处境才有了好转。玄烨6岁时，同哥哥福全、弟弟常宁一同进宫拜见顺治。向父皇请安完毕，顺治便问儿子们有何志向。常宁年仅3岁，不会回答。福全为庶妃所生，年纪长但地位低，他答道：“愿意做一个贤王。”而玄烨则高声回答：效法皇父，勤勉尽力。顺治知道这是太后的安排，开始有了由玄烨继承皇位的想法。两年后，年轻的顺治皇帝一病不起，在孝庄皇太后的坚持下，顺治立下了以玄烨为皇太子的遗诏。

顺治十八年 (1661) 正月初九，玄烨在孝庄皇太后的亲自主持下，登上皇位，改次年为康熙元年。孝庄皇太后由此又担负起辅佐第二代幼主——康熙的重任。康熙即位第5天，她便向王室宗亲、文武大臣发出谕旨：要报答我的儿子顺治皇帝的恩情，就要偕四大臣同心协力共辅幼主，这样才能名垂万世。太后的威严与对皇孙的深情溢于言表。四大臣辅政，也是孝庄皇太后同顺治反复考虑后采取的新体制。按清代旧制，由宗室诸王辅佐幼主处理政务。太后对顺治初年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后独断擅权的往事记忆犹新，所以一改旧制，让元老重臣佐理政务，而把决策权抓在自己手中。除此之外，太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指导康熙学习执政上。她谆谆教导康熙，不辜负百姓的期望，宽裕慈仁，慎言谨行，继承祖先基业。一次，当着满朝文武，太后问康熙平生最希望的是什么。康熙毫不迟疑地回答：“惟愿天下乂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听到皇孙的宏愿，太后不由得颔首微笑，大臣们也齐声称颂。康熙对朝政处理得当之事，太后总是全力支持。平定吴三桂叛乱时，太后将宫中所存银两、绸缎赏给出征的将士，士气大振。康熙也由此感受到祖母的信任，信心和勇气倍增。

孝庄皇太后在康熙身上倾注了满腔心血，康熙对祖母也是一往情深。即位的第二年，他便尊祖母为太皇太后。亲政后，尽管他逐渐能够独立处理政事，仍然对祖母非常敬重，经常到太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请安，与祖母共商国事，遇到棘手的事情，总是向祖母请教; 事情得到圆满解决，他又总是归功于祖母的恩德。在生活上，他对太皇太后更是体贴入微。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陪祖母诣五台山。考虑到祖母已年过七旬，他唯恐祖母受不了山路的颠簸，特地为她备了暖轿。太皇太后怕轿夫难行，执意要乘车。走了不远，康熙见山路实在坎坷，便下令停车，想请祖母改乘轿子。这时太皇太后体力难支，也想改乘轿子，但到哪里去找轿子呢?她正在思前想后，一乘暖轿飞快地来到太后面前，恭候太后上轿。太皇太后又惊又喜，抚着皇孙的背连连夸奖：“真难为你处事如此周到，待人心诚，实为大孝!”

康熙二十六年 (1687)，75岁高龄的太皇太后重病不起。康熙日夜守护在慈宁宫中，连续35昼夜目不交睫，衣不解带，竭心尽力地侍奉祖母。他亲自检方调药，侍候祖母的饮食。祖母入睡了，他便隔幔静候; 听到祖母呼唤，又立即赶到病榻前。他为祖母准备的衣食用品应有尽有，仅糜粥就有30多种。太皇太后见他昼夜操劳，十分心疼，多次叫他回宫休息。他想，祖母年高病重，此时不全力孝敬，报答深恩，只恐将来再没有机会了。于是，他不顾祖母的劝告和臣下的请求，依旧守候在祖母身旁。太皇太后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并一再叮嘱康熙： 自己百年后，要节哀保重，按祖制安葬，千万不要贻误了国事。她深情地说：“我挂念着你皇父和你，不忍远去，务必在孝陵一带选择吉地就近安葬。”这年十二月十五日，太皇太后病逝，康熙痛不欲生，呼天抢地，哭无停声，饮食不入口，真到了五内俱摧的程度。

遵照祖母的遗愿，他将祖母安葬在遵化昌瑞山南麓孝陵前的昭西陵中，并把祖母生前喜爱的宫房拆运到这里重新修建起来。他为祖母上谥号为 “孝庄仁定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简称孝庄文皇后。在他的一生中，多次来到祖母墓前告慰在天之灵，抚今追昔，思绪万千，他说： “每念教育厚恩，哀痛实难自禁。”

少年亲政 智除权奸

康熙即位时，还不满8岁。他尽管在祖母悉心培育下大器早成，但担负管理国家的重任还为时过早。好在顺治在遗诏中已作安排，委托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辅政。四大臣在顺治帝的灵位前曾立下誓言： 要竭尽忠诚，不谋私利，不结党羽，不受贿赂，忠心仰报皇恩，全力辅佐君主。四大臣中的索尼、鳌拜和遏必隆都是两黄旗人，是跟随清太宗南征北战的元老勋臣，后来又拥立年幼的顺治皇帝即位。多尔衮擅权时，由于他们忠于顺治，被视为眼中钉，先后革职、削爵并籍没家产。直到顺治亲政，他们才复了职，并且进一步受到重用。四大臣中的苏克萨哈虽是多尔衮属下的近侍，但他在多尔衮去世后，检举多尔衮殡葬服色违背祖制并企图谋反的罪行，深得顺治帝和太后的信赖。长期以来，他们对顺治帝和太后忠心耿耿，所以能以异姓臣子的身份位居宗室诸王贝勒之上，担起辅佐幼帝康熙的大任。

辅政之初，四大臣遇事协商，凡欲奏事，一同进谒皇帝或太后，待太后决策后，再由他们以皇帝或太后的名义发布谕旨。辅政大臣虽无决策权，但他们可以入直、票拟并代幼帝御批，后来鳌拜专权乱政就钻了这个空子。

鳌拜是镶黄旗人，是清朝开国元勋费英东的侄子。显赫的门第和卓着的战功使他青云直上，位至公爵。鳌拜野心勃勃，善于玩弄权术，骄横跋扈，人多惮之。身为四朝元老的索尼尽管德高望重，这时已年老体弱，力不从心了。遏必隆为人怯懦，没有主见，又加上与鳌拜同属一旗，利害相关，所以总是随声附和。苏克萨虽然在四大臣中仅居索尼之次，但他资望浅，又与索尼素有嫌隙，与姻亲鳌拜也时常反目，常常在辅臣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样，协商辅政的局面不久便被打破了，大权逐渐落到了一心独揽朝政的鳌拜手中。他任人唯亲，广置党羽，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噶褚哈、工部尚书济世都是他安插在要害位置的亲信。遇到政事，他们常常私定对策，然后才上奏皇帝，甚至拦截奏章，阻塞康熙同臣下的直接联系，以便把持朝政，架空幼帝。

为了进一步独揽大权，康熙五年(1666)，鳌拜借镶黄旗与正白旗调换土地之事发难，搅得朝野不安。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早在顺治初年，睿亲王多尔衮就把镶黄旗应占的土地拨给了自己的正白旗，又将他处较差的土地调给镶黄旗，激起了镶黄旗旗民的义愤。但岁月的流逝逐渐抹平了换地带来的裂痕，两旗的旗民俱已在各自的土地上安居乐业，也无意再调换了。事隔20多年，身为镶黄旗人的鳌拜又旧事重提，执意更换土地，想借机扩大本旗的地盘并向外圈地，换取两黄旗臣民的支持，同时打击正白旗的苏克萨哈。他一箭双雕的计谋果然得逞。索尼历来不帮苏克萨哈说话，遏必隆也不发表异议，这样四大臣中倒有三人同意圈换土地。两黄旗大臣也纷纷支持。鳌拜又鼓动各旗上书，以土地不堪使用为名请求更换，向太后和幼帝施加压力。

消息传出后，旗民等待调地，汉族百姓惧怕土地被圈，一时人心惶惶，无心耕种，田野一片荒芜。被派去调圈土地的户部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等官员先后上书，强烈要求停止调圈土地。接到奏折，康熙立即召集四大臣面议。鳌拜见苏纳海等人竟敢对抗他的旨意，力主以藐视圣旨、阻挠国事的罪名逮捕苏纳海三人，并处以死刑。索尼和遏必隆又一次助纣为虐，而苏克萨哈一言不发。鳌拜转恨于苏克萨哈，恨不得一下子将其置之死地。尽管鳌拜的诬告在辅臣中占了上风，但康熙始终不同意重处苏纳海等人。然而，鳌拜欺皇上年幼，仗着辅臣中三对一的优势，竟矫旨将苏纳海等人处以绞刑，还籍没了他们的家产。反对调圈土地的其他大臣，有的被降职，有的被治罪，无一幸免。

鳌拜矫旨杀害苏纳海等人，对康熙震动很大，遂对鳌拜有了戒备之心，并下了尽快亲政的决心。康熙六年 (1667) 六月，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奏指出，不整顿国家积重难返之事，都急功近利，一味变更以便其私，其实已埋下无穷的祸根。鳌拜做贼心虚，请求皇帝以熊赐履妄言治罪。康熙回答：“他自陈国家事，与你何干?”驳得鳌拜无言以对。群臣闻知，暗暗称快。

这一年，在朝廷大臣要求皇帝亲政的呼声中，索尼等人上奏说：“世祖章皇帝于14岁亲政，如今主上年龄功德与先皇相同，对天下事务应付裕如，恳请亲政。”康熙得到祖母太皇太后的允许，遂于康熙六年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康熙亲政前，索尼已去世，鳌拜的野心进一步膨胀，想越过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占据索尼的位置，进而成为宰相。于是，他拉拢苏克萨哈同他一起干预朝政。苏克萨哈予以拒绝。旧恨新仇使鳌拜立意除掉苏克萨哈。苏克萨哈自知斗不过鳌拜一伙，为了免除杀身之祸，激流勇退，上书请求去守候先帝陵寝。康熙不理解苏克萨哈的行动，一面派人去询问原因，一面请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鳌拜怕苏克萨哈的要求一旦获准，自己也要效仿他交出辅政大权，便给苏克萨哈罗织了不欲归政等24条罪状，必欲处以极刑。议政王大臣会议在鳌拜的操纵下，奏请将苏克萨哈凌迟处死。收到奏章，康熙十分震惊。他认为苏克萨哈是前朝重臣，又勤勤恳恳辅佐七载，理应酬报，又何罪之有?便当即召见议政王杰书和鳌拜、遏必隆等人，指出复奏有误。鳌拜先发制人，强词夺理地说：“我同苏克萨哈本来没有什么怨仇，只是因为他欺君罔上，才秉公而断，要对他重重治罪。不然，再有人学他的样子就不好办了。”康熙却说：“欺君罔上的人眼下不是没有，苏克萨哈还是守规矩的。”康熙不允鳌拜所请，鳌拜恼羞成怒，瞋目挥臂，连日在金殿上强奏，他的党羽们也亦步亦趋，为虎作伥，终于威逼年少的康熙下了绞死苏克萨哈的命令。康熙对鳌拜已经忍无可忍了。

然而，鳌拜更加肆无忌惮地结党专权。在他的唆使下，大学士班布尔善竟敢在康熙下谕旨时忿然而出，公然抗旨妄行。他们的胡作非为遭到了康熙越来越坚决的抵制。一次康熙临朝听政，和辅臣共听读本，鳌拜却在心不在焉地闲聊。康熙当即指责他说：“这些都是人命关天的事，不可不慎。你们这些人不把杀人当回事，朕必须慎之又慎。”康熙的严责使老奸巨滑的鳌拜意识到，皇帝对冤杀数臣的事情不会善罢甘休。随着鳌拜的权势逐步受到限制，他与康熙的矛盾日趋激化。他常常托病不上朝，进行要挟，继续在暗中策划阴谋。一次，康熙带着随从亲自去鳌拜府上探病，御前侍卫见鳌拜神色不对，便上前搜寻，结果竟在床席下发现了凶器。鳌拜吓得面无人色，无言以对。康熙却不动声色地说： “刀不离身是满洲人的老风俗，不必大惊小怪。”康熙七年 (1668) 九月，熊赐履上疏说： 天下治乱系宰相。满朝大臣都清楚这是要求除掉专权的鳌拜。康熙认为为时尚早，指斥熊赐履“妄行冒奏，以沽虚名”，还说要对他进行处罚。

康熙深知鳌拜党羽众多，势力很大，因此先稳住杀机毕露的鳌拜，而不轻举妄动。天下大事，虑之贵详，他在暗中加紧了除掉这个权奸的筹划。由于原来的侍卫大多受鳌拜影响，不甚可靠，康熙从各王府中挑选了上百名亲王子弟做他的侍卫，组成善扑营，整天让他们摔跤弄拳，不出一年，便个个练得武艺高强。鳌拜听说此事，以为皇帝年少贪玩，并未放在心上。加之康熙又封鳌拜为一等公，鳌拜更觉得平安无事了。他哪里想到，重新回到宫中担任一等侍卫的索额图就是冲着他来的。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康熙的叔丈人，他同康熙以下棋为名，制定了擒拿鳌拜的具体方案。为了保证行动万无一失，康熙事前把鳌拜的党羽先后差遣出京。他又召集善扑营成员进行动员。康熙问大家：“你们惧怕皇上还是鳌拜?”侍卫们齐声答道：“独畏皇上!”这一天，康熙召鳌拜单独进宫议事，鳌拜象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宫内，只见康熙端坐中间，两旁是威风凛凛的少年侍卫。鳌拜见势不妙，还想故伎重演，大发淫威，不料康熙一声令下，少年侍卫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便拿下了鳌拜。这个横行数年、权倾朝野的权奸顿时成了阶下之囚。康亲王杰书奉康熙的命令审讯了鳌拜。不久，便公布了鳌拜结党专政的30条罪状。最后念其当年搭救清太宗皇太极有功，赦免了他的死罪，让他在监禁中度完了余生。康熙还依据罪行轻重惩处了鳌拜的党羽，罪大恶极的济世等人被处死，其余的被革职降级。与此同时，受鳌拜诬陷的苏纳海等人得到了昭雪。苏克萨哈的后人承袭了他的爵位和世职。康熙对各级官员大规模进行了调换，并下达了《圣谕十六条》，意在刷新朝政，彻底清除鳌拜的恶劣影响。

年仅16岁的康熙在战胜鳌拜集团的斗争中，显示出惊人的魅力和才智。从此，他便将朝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始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运筹帷幄 力平三藩

康熙亲政后，亲自书写了 “三藩、河务、漕运” 的条幅悬挂在宫中柱子上，可见解决三藩是康熙朝夕不忘的首要大事。三藩，是指明朝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三个藩王，他们分别盘据在云南、广东、福建三个省区。三藩王在明末清初先后降清，为清兵入关立下了汗马功劳。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尚可喜和耿仲明也分别被授予平南王和靖南王的封号。

尚可喜因为年老多病，就把藩事交给儿子尚之信主持。尚之信残忍狂暴，酗酒嗜杀，连老子也不放在眼里。他曾经割下行人的肉喂狗，甚至无故刺死尚可喜派来送信的宫监取乐。尚可喜担心儿子早晚会闹出事来，同时也不甘心受他的挟制，便在康熙十二年(1673)春上书，请求回辽东老家养老，早已有撤藩打算的康熙遂命令撤掉尚藩，将其全部兵士撤回原籍。消息传来，吴三桂和已承袭靖南王爵号的耿精忠 (耿仲明之孙) 都惊恐不安，他们也上书假意要求撤藩，来试探朝廷的动向。

康熙召集了众臣议定撤藩之事。大部分人持反对意见。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 有的认为移藩后要派军队去原藩地镇守，劳费太大; 有的为吴三桂说情，说他镇守边关，地方安定，没有谋乱的征兆。议政王贝勒大臣们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坚决主张撤藩。二十岁的康熙皇帝力排众议，做出了最后裁决：“从其所请，将三藩全部迁到山海关外。他指出，三藩王手中都握有重兵，已经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吴三桂等人怀有野心，蓄谋已久，如果不及早除掉三藩，势必养痈成患，危害天下。于是，康熙派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迈礼赴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侍郎陈一炳赴福建，催促办理撤藩事宜。

接到撤藩令，吴三桂气急败坏。他原以为朝廷接到请求撤藩的上疏，一定会对他劝慰挽留，他便能象明代的沐英一样，世守云南，称霸一方了。哪里想到会弄假成真，把自己搞得骑虎难下。

吴三桂当年为报家仇勾引清军入关屠杀农民起义军，使清兵得以长驱直入。他事明叛明，降清又心怀异志。镇守云南后，吴三桂利用独占一方的大权，招降纳叛，横征暴敛，不断扩充实力，在三藩中势力最大。他的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他以藩府名义任命的官员，吏、兵二部不得干预，他推荐的被称为“西选”的官员遍及天下。凡要害地方，他都千方百计安插进自己的死党。他的儿子吴应熊被召为皇太极之女的颜附 (即附马)，从而成为吴三桂安插在京城的耳目。吴三桂属下有53佐领、士兵1. 2万多人。每年朝廷向吴镇支付的俸饷就达900多万两白银。吴三桂还自行征税、开矿、铸钱，与西藏互市茶马，聚敛财富，秣马厉兵。他广施钱财，结纳士人，即使有一技之长者，也尽行收录，借以收买人心，拉拢一班无耻文人做他的吹鼓手。朝廷曾经查获了南明福王的遗臣查如龙给吴三桂的血书，书中劝吴三桂起兵反清。诡计多端的吴三桂怕露出马脚，遂大兴土木，搜罗美女，做出安于享乐、胸无大志的样子来麻痹视听，暗中加紧操练，待机而动。

如今康熙要撤藩，他自恃势大兵强地险财富，决意起兵谋反。他假意接受了折尔肯、傅达礼带来的撤藩令，以便拖延时间，暗中派人同尚耿两镇密谋策划，同时封闭了所有要路，严密封锁消息，只许进人，不许出人。这个明朝的叛臣，主使勒死南明永历帝的逆子，这时却做出一副忠臣的样子，要求在撤藩前拜谒一次永历皇帝的陵墓。他身着明朝衣冠，伏在陵墓前放声痛哭，竟然悲痛得不能自立。傅达礼见吴三桂再三借故拖延起程的时间，怕日久生变，就回朝复命，没走多远便被吴三桂派人截回。康熙十二年(1673) 冬，吴三桂自封为 “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举起“兴明讨虏” 的旗帜，公开叛乱。随即杀害了坚决执行撤藩令的巡抚朱国治，又将反对叛乱的官员全部关进监狱。吴三桂发表了叛乱公告，继续打着 “反清复明”的旗号蛊惑人心。他无耻地以崇桢皇帝三太子的监护人自居，攻击清政府的统一使彗星流陨，天怒于上，山崩地裂，地怨于下，鼓吹自己兴兵叛乱是伐暴救民，顺天应人。

吴三桂公开叛乱后，他分布在各地的党羽纷纷响应。各地的告急文书频频传至京城，举朝震惊。原来主张撤藩的人乘机诋毁，认为吴氏叛乱是撤藩引发的。大学士索额图竟要求杀主张撤藩的明珠等人以谢叛逆。年轻的康熙皇帝临危不惧，严厉驳斥了这些护藩的论调。他说：“三藩势焰日炽，撤亦反，不撤亦反，因此决不仿效汉景帝诛晁错以平七国之乱的做法。”随后，康熙下达了武装平叛的命令。

这时其他两藩也举起了反旗，一时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康熙认为吴三桂是三藩之乱的祸首，灭掉吴三桂，其他叛军就会不打自散，于是他确定了重点打击吴三桂的策略。康熙任命勒尔锦为宁南靖冠大将军，命令他由湖南进剿叛军，严防叛军东犯湖广;又派将军瓦尔洛进驻四川，断绝叛军入蜀之路; 同时命莫洛率兵驻扎西安，阻止叛军进兵西北。

再说叛军中的马宝一路很快攻下沅州、常德等地，王屏藩率大军直入四川，迫使瓦尔洛所率清军退回了广元。吴三桂亲自到常德、澧州一线督战，并通过西藏的达赖喇嘛致书康熙，要求裂土罢兵，允许他在长江以南割据。这时，不少清军将领贪生怕死，望风而逃。身负重任的勒尔锦驻扎在荆州，没等同叛军交战便埋掉新铸的大炮逃窜。面对战争的暂时失利，康熙武装平叛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他严厉回绝了达赖为吴三桂进行的斡旋，并提出要御驾亲征。只是由于要掌握全局，稳固后方，康熙亲征的想法才没有实行。

议和不成，吴军又在江西接连攻下30多座城池。王屏藩则由四川进攻陕甘，直插清军后方。康熙十四年 (1675) 一月，吴三桂的义子，陕西提督王辅臣打死经略莫洛，率部反叛，占据了平凉城。吴三桂立即派人送上重金犒赏王辅臣，封他为 “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在王屏藩的接应下，不久泰州、兰州、巩昌、定边等地，也落入王辅臣之手。叛军的气焰一时甚嚣尘上，吴三桂扬言要乘胜夺取荆州，攻打北京。

占据了战略要地的王辅臣，已经成为平叛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棋子。康熙采取了剿抚结合的策略，集中力量对付王辅臣。他先派王辅臣的儿子去向父亲劝降，接着又派图海进军平凉。王辅臣中了图海的调虎离山计，损兵折将，锐气大挫。他困守孤城，陷入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只得向清军投降。平凉一失，吴三桂在陕西的攻势也随之丧失了。康熙十五年(1678)，清军收复了陕西全境。在这同时，康亲王杰书荡平了江西、浙江境内的吴军，迫使耿精忠投降。清军乘胜进军，康熙十七年(1678)，又收复了浏阳、平江等地。

曾经嚣张一时的吴三桂见大势已去，还想垂死挣扎，急急忙忙演出了登基称帝的丑剧。康熙十七年 (1678) 三月，吴三桂派人在衡阳草草修建了百余间芦舍，用黄漆涂刷房顶权做皇宫。三月二十八日，吴三桂匆匆登上了临时搭成的祭坛祭祀天地，改国号为周，年号昭武，封妻子张氏为后，孙子世璠为太孙。正在这时，风雨大作，芦舍朝殿被刮得东摇西晃，黄漆房顶被冲得面目全非，吴三桂和他的 “朝臣” 们都十分败兴。吴三桂称帝后，立即给叛军首领们封官晋爵，又匆忙举行了云南乡试，搜罗了73名“举人”，为吴氏小王朝收买人心，装点门面。但是，吴三桂彻底扔掉 “复明” 的遮羞布，将自己的狼子野心大白于天下，只能使处境更加孤立。此时，清军的攻势更加锐不可挡，吴氏小王朝日益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年已67岁的吴三桂惶惶不可终日，患中风噎嗝症死去，仅仅做了不到5个月的 “皇帝”。吴三桂死后，由吴世璠继皇位。

为了瓦解叛军，康熙下令对叛乱的协从者宽大处理，如果能及早反正，将功折罪，还要论功行赏。这一来，叛军的士气更加低落了。只有极少数顽固分子还主张向北进攻，与清军决一死战，即使不能得胜，还可以占据黄河以南。但是大多数叛军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不愿意再去送死。吴世璠只好率领残兵败将退守云贵老巢，做最后的挣扎。据说，当年吴三桂曾用衡州岳神庙中的小灵龟来占卜自己的命运，结果小灵龟在地图上爬来爬去，向北到底没有越过长沙、常德一线，最后还是返回了南方。吴三桂觉得不合心意，又连着试了几次，都是如此。他和部下面面相觑，大惊失色。现在吴世璠也恰恰退守云贵，这很难说是灵龟的灵验，却预示了 “以一隅敌天下”破坏统一的吴氏叛乱集团已经死期在即了。

康熙十九年 (1680) 年，康熙下令清军分三路进军云南，向叛军发起总攻。定远平寇大将军章泰率领第一路大军由平越 (今贵州福泉) 进军贵阳。经过盘江西坡一战，击破了叛军夏国相的象阵，吴世璠被迫逃到昆明，清军乘胜收复了贵州全境。征南大将军赖培的第二路大军从广西进兵云南，同章泰的大军在曲靖会合后，又分兵攻打昆明。叛将郭壮图在城外30里处摆开象阵迎战清军，双方相持不下。章泰和赖塔左右夹攻，终于迫使叛军退到城东的归化寺，清军包围了昆明城。这时吴世璠把叛首的所有家属都转移进五华山宫城，下令至死抵抗。他还抱着一线希望——等待四川援军和达赖喇嘛的人前来解围。殊不知云贵总督赵良栋率领的第三路大军全歼了四川叛军，还截获了吴世璠向达赖求援的书信，接着由四川进入云南，同两路大军在昆明城下会师。清军将昆明城围得水泄不通，赵良栋身先士卒，率军力战。食尽援绝的南门守敌首先向清军投降。吴世璠穿戴着皇帝衣冠服毒自杀，郭壮图自焚身亡。康熙二十年(1681)，历时八年、祸及大半个中国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平定了。

平叛胜利的消息传来，朝野一片欢腾。康熙挥笔写下《滇平》一诗，表达自己的欣喜心情。诗中写道： “洱海昆池道路难，捷书夜半到长安。未矜干羽三苗格，乍喜征输六诏宽。天末远收金马隘，军中新解铁衣寒。田思几载焦劳意，此日方同万国欢。”

在长达8年的平叛中，康熙运筹帷幄，显示出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高超的军事才能，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他坚持擒贼先擒王，始终把矛头指向叛首吴三桂，平叛开始时先暂缓撤除尚耿二镇，抚谕两镇降清，砍掉了吴军的臂膀。待大局已定，才对尚耿两藩加以处置。他对叛党始终采取了剿抚并用，分化瓦解的政策，即使对叛党首领的亲属，除了吴应熊这样非除不可的，也概不株连治罪。对那些临阵脱逃，贻误战机的将领，则毫不姑息。他认为，将在外，情况多变，不可能依靠君王的具体指示去作战，因此指挥官必须相机行事，相互配合，主动进击。康熙还命令兵部每隔400里设立1个通讯站，迅速传递军情，使他尽快了解前线的战况。每天收到的几百份战报，他一一批谕，及时做出决断。他严禁兵士侵扰百姓，还裁减浮费，改折漕贡，增加盐课杂税，核减田赋税额，以增加收入，保证平叛的供应。平叛战争的最后胜利，与康熙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分不开的。

收复台湾 知人善任

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康熙决意收复台湾。当时统治台湾的是郑成功12岁的孙子郑克。

明末国势衰败，兵备废弛，台湾岛遂被乘虚而入的荷兰殖民者占领。康熙元年(1662) 二月一日，仍在坚持抗清的郑成功收复了被侵略者霸占38年的台湾。就在这一年，郑成功之子郑经在属下的拥立下自称为王，统兵反对郑成功。年仅39岁的郑成功在病中突然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忧愤而死。三藩之乱中，郑经曾与耿精忠合谋进攻广东，约定事成后平分秋色。耿藩降清之后，郑经仍旧纠合旧部骚扰沿海一带，烧杀抢掠，一派海盗行径。郑经这时已经背弃了郑成功据台抗清复明的初衷。在清军的打击下，郑经很快在东南沿海失去了立足之地，率部回到台湾。康熙二十年 (1681)郑经死后，他的长子郑克即位， 但不久就被侍卫冯锡范等人绞杀。 冯锡范又拥立自己的女婿、郑经的幼子郑克为王， 篡夺了大权。 此时， 郑氏集团已经失去了人心， 台湾政局动荡不安。

郑氏集团一直是清政府安定东南海疆的最大障碍。康熙对其采用了剿抚并用策略，而在平定三藩前，则以抚为主。康熙元年至八年(1662—1669)，清政府先后派人与郑经进行了4次会谈。郑经自恃天险，坚持按朝鲜事例称臣纳贡，但仍然自成独立国家。由于郑经没有回归中国的诚意，康熙和平统一台湾的愿望未能实现。平定三藩期间，清政府又与郑经进行了五次合谈。康亲王杰书曾经致书郑经，允许郑氏 “如朝鲜故事”不削发易服，保持台湾的自主局面。但郑经认为当时的局势对自己有利，并不满足康亲王代表清廷做出的重大让步，又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 占据沿海岛屿，由福建供应军饷，致使和谈终无进展。

三藩基本平定后，康熙接受了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建议，决定乘贼势内乱的时机用武力收复台湾。姚启圣是浙江会稽人，平叛中曾在康亲王杰书帐下供职，屡建奇功。康亲王对他十分器重，荐举他升任福建总督。姚启圣上任后与地方官员和各路军队通力合作，大败郑军主力，很快扭转了被动的军事形势。在军事打击郑军的同时，姚启圣全力贯彻康熙招抚郑经所属军民的谕旨。他广贴告示，宣传保护沿海百姓、欢迎海上投诚人员的主张，一反原总督对当地人不信任的态度，很快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黄性震原是郑成功手下的百夫长，郑成功去世后，他便降清归闽，以道士的身份静观待变。受到姚启圣招抚政策的感召，他毅然主动求见，为姚启圣出谋献策。漳州的“修来馆”，就是采纳了他的建议修建的。修筑一新的修来馆成了姚启圣的招抚政策实实在在的象征。这里安置了一大批郑氏的投诚官兵。姚启圣对来降者捐弃前嫌，给予高官厚禄，着意安置，而郑氏政权此时矛盾重重，连军饷都难以为继。两相对照，郑氏官兵普遍不满，人民思降，投诚者与日俱增。康熙十八年(1679)初，郑军五镇大将廖琠等率部1. 2万余人归降。甚至连台湾来使傅为霖也被姚启圣招抚，暗中为清军传消息做内应。大约有13万郑氏官兵先后归顺清廷。姚启圣的招抚政策，对风雨飘摇的郑氏集团的确是釜底抽薪。为了表彰姚启圣的杰出功绩，康熙授予他兵部尚书的头衔，还嘉奖了黄性震。

康熙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决心已下，任用得力的军事将领便成了当务之急。姚启圣曾经多次保举郑成功旧部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由于施的子侄正在郑军任职，施琅遭到猜忌，未能任用。经过多方查实，施的子侄因欲投奔清朝，事泄被杀。姚启圣将此情上奏，施琅才重新得到信任。后来，施琅又得到李光地的大力推荐。康熙力排众议，于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向议政大臣们郑重宣布：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封太子少保。施琅熟悉台湾一带的海路，善于水战，又十分勇敢。他不仅是一员将才，还很有政治头脑。他深知朝中对收复台湾意见不一，对他本人出任提督更是众说纷纭，于是在受命之初，便上书请求皇帝派遣侍卫吴启爵随征。这一要求遭到兵部拒绝后，康熙特批准奏。后来的事实证明，施琅是很有远见的，深得皇帝信任的侍卫在前线与首都之间的联络，对施琅随时获得朝廷的指示和理解，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施琅走马上任后，立即着手调整兵力，训练水师。为了等待适当的战机，出师时间一拖再拖，转眼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一时群言四起。这期间，施琅与姚启圣又在进剿安排上意见相左，施琅三次上书要求授予他专征权，由他统领军队自行进剿。尽管康熙对一再推迟出兵也有不满，但他没有被舆论左右，考虑到海战须蹈不测风浪，事先很难猜度，他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他用人不疑，为了确保战斗胜利，同意了施琅的请求，给予他专征大权。

得知施琅出任水师提督，台湾的郑军也加紧了备战。澎湖列岛尽管是台湾的门户，原来并未得到重视。傅为霖被姚启圣招抚为内应的事情败露后，郑军从傅的密件中了解到他向清军所献要清军先取澎湖、台湾便唾手可得的计策。这样澎湖的设防便引起了郑军的重视，派战将刘国轩率重兵把守澎湖。刘国轩在岛上倚险构筑堡垒，安放大炮，还将战船修整一新， 派遣小艇巡视周围岛屿。 郑克、 冯锡范拜刘国轩为正总督， 给予他对副将以下官兵先斩后奏的大权。刘国轩以加强防务为名，对百姓狂征暴敛，为了逃避房税，许多人将自己的房屋拆毁。他又恃威妄杀，使得人人自危。所以，表面上澎湖的防务固若金汤，实际上民不聊生，将士离心，内部虚弱。而施琅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他据此制定了进剿方案，可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大战在即，清政府仍未放弃对郑军的招抚。 姚启圣派使赴台后， 郑克派专使回访， 旧话重提， 要求照琉球、 高丽等外国的先例称臣纳贡，不剃发登岸。康熙严辞拒绝，认为台湾的郑军都是福建人，不能与琉球、高丽相提并论，并下令施琅迅速出兵。

康熙二十二年 (1683) 七月，施琅率领两万多名官兵，分乘二百三十多艘战船，直捣澎湖。清军战舰云集海面，争先恐后，反而影响了攻势。又赶上潮落风逆，施琅的指挥船顺流而下，陷入重围。提标署右营游击蓝理奋不顾身地冲入重围，与施琅合力攻打，四艘敌船被打沉。激战中，蓝理被炮火击中，肠子流出，稍加包扎，又投入了战斗。施琅也不顾自己血流满面，仍然指挥着战船突围。初战失利后，施琅对水师进行了短期整顿，遂与郑军展开了决战。清军船队以5只船为1个作战单位，称为“五梅花”战术，相互配合默契，以5打1的优势进击敌船。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傍晚，矢石如密集的雨点，炮火遮住了天空。郑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刘国轩带着部分随从逃回了台湾。台湾的门户被打开了， 困守孤岛的郑克见大势已去， 不得不派人向清军送上降表。 收到降表，康熙认为： 如果不准许其投诚，郑军残部还可能流窜他处制造事端，不如招抚为善。 他还决定对归降的郑氏大小官员加恩予以安置。 康熙的谕旨打消了郑克最后的疑虑。 八月十三日， 施琅率领的清军在鼓乐声中登上台湾岛， 郑克率属下列队恭迎。 至此，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正如康熙在庆贺收复台湾的诗中所写的 “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为了表彰施琅收复台湾的功勋，康熙封他为靖海侯，还破例授予他花翎顶戴。奋不顾身的蓝理也受到了康熙的特别褒奖。康熙曾将他召至御前，亲自看视他的伤痕，并把御书 “所向无敌” 的横幅赐给蓝理。

按照康熙当初的许诺， 郑克及他的属下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郑克被封为正黄旗汉军公，刘国轩和冯锡范被封为上三旗汉军伯，还得到了户部分拨的房屋土地。郑军官兵及文职官员也各得其所。

台湾回归后，围绕台湾的弃守朝廷中又出现分歧。有人以台湾孤悬海外为理由，主张把台湾人全部迁进内地，放弃台湾。李光地竟然主张把台湾赐给荷兰人，令其世守输贡，以示圣朝天威。李光地是福建人，出于台湾防务势必由福建负担的考虑，提出了这个看似豁达实则荒谬的主张。施琅为此专门在台湾进行了实地考察，据实据理驳斥了弃台的论调。他上书康熙，力陈台湾为江、浙、闽、粤四省安全的要害，为东南之保障，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则永固边防。因此，台湾不仅不能放弃，还必须加强防务。康熙接受了施琅的建议，在台湾设立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并向台湾派遣了8000名驻兵，向澎湖派遣了2000名驻兵。这样就大大增强了东南海防，并且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收复台湾，康熙并没有御驾亲征。但他独具慧眼，知人善任，选任了象姚启圣、施琅这样智勇双全的文臣武将，在历史上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页。

激战雅克萨 签约尼布楚

东北地区一直被满族视为祖先的发祥地。十七世纪，沙俄也将侵略魔爪伸向了这块肥沃的土地。沙俄的侵略，是康熙的心腹大患。亲政以后，他便密切注视着沙俄的侵略活动，多次派人了解东北地区的地形、交通及风土人情各方面的情况。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正值三藩之乱被平定之际，康熙率文武大臣赴盛京告祭祖陵。大典之后，他又巡视了乌喇地区 (今吉林市)。长白山下，他率属下围猎习武; 松花江上，他泛舟检阅水师。“貔貅健甲皆锐精，旌旄映水翻朱缨。”康熙在巡行途中即兴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再现了当时阅兵的盛况。在十几天的巡行中，康熙了解军民疾苦，调整了清政府的有关政策。他告诫各级官员重视农业生产、体恤兵丁，劝勉农民勤于耕种。为了减轻兵民负担，他下令蠲免这一地区当年的地丁正项钱粮，革除兵丁繁重的差役。次年六月，宁古塔将军巴海因隐瞒粮食产量、不恤士卒被革职，这与康熙巡行了解了大量情况不无关系。康熙的巡行体现了他与民休息的一贯主张，更重要的是为反击沙俄侵略建设巩固的后方，做了充分的准备。

尽管康熙开始了武装抗俄的准备，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中俄边界争端的努力。当时清政府对沙俄的外交活动是围绕着索还逃人根特木尔等人展开的。根特木尔是我国北部边疆索伦族的头目，顺治年间曾投奔清廷，被封为四品官。后来，根特木尔背叛祖国，逃到为沙俄强占的尼布楚。他为虎作伥，竟伙同沙俄侵略者一起在边境骚扰。因此，清政府强烈要求沙俄交回根特木尔。康熙九年(1670)，中国使者沙兰载携带清政府的正式文件来到尼布楚。这封以康熙的名义写给驻尼布楚的沙俄头目阿尔申斯基的信件，严正要求俄方停止侵略活动，将其收容的根特木儿等人引渡给中国，并邀请沙俄方面来中国会谈。这年六月二十九日，孟额德又将康熙致沙皇的国书送至尼布楚，再次表达了与沙俄和平相处的愿望，并要求沙俄不再滋生事端，立即归还根特木尔。后来孟颜德又多次去尼布楚催促俄方对康熙的国书做出答复，但沙俄方面一直拒不回答。

同年，米洛夫诺夫以沙俄尼布楚总管使者的身份来到北京，带来了一封措辞极为蛮横、侮辱清政府的训令。训令竟要中国向沙皇纳贡称臣。由于当时清政府缺少俄语翻译，不了解训令的内容，米洛夫诺夫还受到了康熙的接见，得到了清政府赠送的礼品。康熙十二年(1673)，沙皇派以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米列斯库为首的沙俄使团来中国会谈。他们于康熙十五年 (1676) 初到达卜魁(今齐齐哈尔)。康熙派礼部侍郎马喇前去迎接。马喇首先向沙俄使团索要沙皇对康熙皇帝国书的答复，米列斯库以不了解国书内容为借口进行推托，遭到马喇的据理驳斥。马喇又要求使团出示沙皇的国书，并警告他们，如果其中有侮辱性的词句，就把使团立即遣送出境。米列斯库矢口否认国书中有这样的内容，又不敢将自己的保证书面记录下来。尽管沙俄使团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很恶劣，谈不上有什么诚意，为了和平解决边境问题，清政府还是将沙俄使团接到了北京。果然，在米列斯库递交的照会中，沙俄提出了12条无理要求：要求清政府释放俄方入侵人员，派使团携带金银财物向沙俄“报聘”，每年向沙俄输出白银宝石，允许俄国商人在华自由贸易等等。沙俄使团的蛮横立场使谈判根本无法进行。清政府只得停止了会谈，并向俄方提出了引渡根特木尔、派遣通情达理遵守中国习俗的使者、保持边境和平等三项要求。沙俄使者履行和平使命毫无诚意，却热中于刺探军事情报。当时在朝廷内任职的耶苏会传教士南怀仁，很受康熙信任，米列斯库诱使他多次出卖重要情报，甚至搞到了康熙的一张机密地图，在这张地图上，将西伯利亚地区所有的城堡及驻防的情况都标得一清二楚。

沙政政府无意进行和谈，反而趁清政府全力平定三藩之际，扩大了对中国北方领土的侵略。他们先后闯入精奇里江、西林穆丹河和额尔古纳河一带修筑堡垒，强行征税，抢掠边民，屠杀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他们的侵略暴行，不断激起边疆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清政府也多次向沙俄政府提出抗议，沙俄政府仍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把中国方面的忍让和和平愿望看作是软弱可欺。

为了消除边患，驱逐沙俄侵略者、康熙决定进行武装反击。康熙二十一年 (1682)，康熙派郎谈、彭春以捕鹿的名义到前线实地勘察地形，调查沙俄的侵略活动。次年，康熙又决定派兵于第二年秋天到黑龙江流域永久驻守。有人建议只派达斡尔士兵带家属去垦荒，其余士兵轮流驻守就可以了。康熙坚持建城永戍的主张，任命萨布素为镇守瑷珲将军，率兵1000人前去驻守，后来又陆续增派了几千军队。后来的事实证明，康熙的这个主张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康熙还命令在瑷珲和吉林之间设10处驿站，配备快马驿夫，以备战时通信之需。为了积谷屯粮，康熙向萨布素下达了在瑷珲附近屯田的命令。萨布素属下有少数人贪生怕死，不愿意长期驻守边疆，便故意毁坏农具，杀死耕牛，妄图逃避屯田永戍。萨布素不加管束，对这些破坏活动听之任之，受到康熙的严厉斥责。康熙命理藩院购买耕牛再次送往瑷珲，并严令萨布素继续屯田。萨布素上书请罪，后来又有了将功折罪的表现，康熙才赦免了他的过失。在这期间，开赴黑龙江地区的清军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军民共同打击沙俄侵略者，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黑龙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沙俄侵略者基本被肃清，只有雅克萨还被沙俄侵略者盘踞着。

在黑龙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军为收复雅克萨做了大量准备。康熙二十四年(1685)，达斡尔族的副总管倍勒尔率领30名士兵深入虎穴，活捉了7名哥萨克，为攻取雅克萨获得了宝贵的情报。倍勒尔的勇敢行为受到了康熙的赞赏。在清军出兵雅克萨前，遵照康熙的谕旨，清政府又向沙俄一再表示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但沙俄方面置之不理，仍然继续在雅克萨进行战争准备。康熙二十四年 (1685) 六月，清军兵临雅克萨城下。为了尽量避免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清军统帅彭春派人将康熙致沙皇的信及他给雅克萨俄军头目的信一并送给了俄方，严正要求他们撤出雅克萨。沙俄侵略者自恃城堡坚固，兵强马壮，出言不逊。于是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打响了。

六月二十四日，彭春率领的3000大军分水陆两路夹击雅克萨城。第二天清晨，清军派出林兴珠的藤牌兵阻击来自黑龙江上游的哥萨克援兵。藤牌兵头顶藤牌，裸身入水，手持大刀前进。由于有藤牌遮蔽，敌人的刀枪无法施展威风，清兵的大刀却所向无敌。敌人见状，又惊又怕，大喊着 “大帽鞑子来了”竞相逃命。大部分援敌就这样被藤牌兵击溃了。当晚，清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他们在城南佯攻，牵制敌人的兵力; 又在城北架起红衣大炮进行主攻;同时封锁了城东南的江面，切断了敌军的退路。经过一夜激战，雅克萨的塔楼、城墙全被摧毁，还击毙了100多名敌人。城内还聚集了一小撮顽敌，于是清军在城下三面堆积柴草，准备焚城。走投无路的侵略者被迫向清军投降，他们的头目托尔布津还向清军统帅立誓，永远不再来雅克萨捣乱。遵循康熙的旨意，清军统帅彭春接受了敌人的投降，将他们免死放归。有45人自愿留在中国，也得到了准许。这些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多年、杀人越货的“罗刹”，如今在中国军民的打击下，一个个赤身露体，光着脚狼狈逃离了雅克萨。降敌离去后，清军将雅克萨城堡彻底摧毁，撤回了瑷珲。

但是战火刚刚平息，托尔布津等残匪便纠合了尼布楚方面的援军卷土重来，又窜回雅克萨。他们在原城堡的附近重新构筑了工事，妄图永久霸占这块中国的领土。消息传到北京，康熙立即命令萨布素等人速备战船再攻雅克萨。他又亲自召见郎谈，作了战斗的具体部署，要求清军全部彻底地消灭雅克萨守敌，然后在雅克萨驻兵把守。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第二次雅克萨之战开始了。萨布素率领2000大军，从水陆两路向雅克萨发起猛攻。与此同时，康熙皇帝继续向俄方提出举行谈判的建议。清军在雅克萨城外挖掘工事、建立堡垒围困敌人。城中出击的敌人多次被清军击溃。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敌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城中只剩了100多个残兵败将，托尔布津也被击毙。清军在城的南北两面修筑炮台，准备炮轰雅克萨。此时，清军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了。迫于清军的强大攻势，俄方不得不同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清军遂于这年的十二月十日解围，等待两国的谈判。

康熙二十七年(1688)，清政府的谈判代表团因噶尔丹叛乱，路途受阻，无法前往谈判地点。第二年七月，清政府接受了俄方的建议，派以索额图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尼布楚谈判。临行前，康熙向代表团明确交待了谈判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尼布楚、雅克萨和黑龙江流域都是我国的领土，不能丢弃给俄罗斯人。由于当时需要尽快实现中俄边界的和平以集中力量打击噶尔丹叛乱，康熙又指示索额图，为了早日签约，如果俄方恳请得到尼布楚，也可以同意以额尔古纳河为界。

由于俄方代表姗姗来迟，谈判到八月二十二日才正式开始。俄方代表戈洛文恶人先告状，抢先发言，诬蔑中国挑起了战争，要求中国赔偿俄方损失，公然提出以黑龙江至海为界，妄图割去中国的大片领土。索额图针锋相对地揭露了沙俄的侵略罪行，严正宣布决不割让一寸领土。第一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以后的会谈中，戈洛文继续坚持蛮横无理的立场。索额图为了加快谈判的进程，根据康熙的旨意，提出将尼布楚让给俄国，再一次表达中方的诚意。但是，中方的建议远远不能满足沙俄的扩张野心，遭到了戈洛文的蛮横拒绝。索额图也严正声明，除了尼布楚之外，不接受别的边界。这样，谈判陷入了僵局。经过反复的交涉，中方代表始终遵循康熙所制定的原则，既愿意做出重大领土让步，又断然拒绝俄方的无理要求，加上尼布楚一带抗俄斗争迭起，俄方代表团乱了阵脚，开始同中方进行实质性的会谈。康熙二十八年 (1689) 九月七日，中俄双方达成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 《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的国界，确认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将尼布楚割让给俄国。条约的其他条款还就两国贸易、边民等事宜做了规定。条约的内容，曾用满、汉、蒙、俄、拉丁五种文字刻成界碑，高高竖立在中俄边界上。它带来了中俄东部边境100多年的和平，也成为康熙抵御沙皇侵略、维护和平和国家主权的历史记录。

亲征噶尔丹 威震大西北

噶尔丹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头领。康熙十年(1671)，噶尔丹夺取了准噶尔部的统治权后，便用武力并吞了厄鲁特蒙古的其他各部，占领了青海和新疆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当时，我国蒙古族除了漠西厄鲁特蒙古外，还有漠南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漠北蒙古分别居住在内蒙和外蒙，早就归顺了清朝。为了吞并喀尔喀蒙古，噶尔丹自康熙十三年(1674)起，便经常派人到沙俄进行秘密活动，寻找靠山。长期以来，沙俄就伺机将侵略魔爪伸进厄鲁特各部，但是他们的武装入侵和诈骗活动一直未能得逞。这时，他们与噶尔丹的叛卖活动一拍即合，相互勾结起来，准备攻打喀尔喀蒙古。

康熙二十七年 (1688)，噶尔丹向喀尔喀蒙古发动了突然袭击。他配合沙俄侵略者，击溃了土谢尔汗的蒙军，将库伦城化作一片废墟。在追击喀尔喀蒙古的途中，噶尔丹叛军大肆烧杀抢掠，人们丢下帐篷器具、马驼牛羊，昼夜不停地向南逃命，一时死者相枕，道路为之堵塞。这时沙俄乘机胁迫喀尔喀蒙古的上层人物叛国投俄，遭到了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等人的坚决抵制。在哲布尊巴丹率领下，喀尔喀蒙古归附了清朝。康熙派人抚慰了来归的喀尔喀部，发给他们生活用品，将他们暂时安置在科尔沁草原。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再次发动武装叛乱。他带领的两万名叛军自呼伦池南下，杀进了内蒙古地区。叛军的前锋一直打到距离北京仅九百里的乌珠穆沁，京师震动，许多店铺停止了营业。

对噶尔丹的叛乱，康熙曾经给予多次规劝，要求他罢兵息战，归还喀尔喀蒙古的故地。同时也加强了塞外的兵力，做了武装平叛的准备。面对更加严峻的局势，康熙决定亲征噶尔丹，捣毁叛军的巢穴。当时朝中多数大臣主张同噶尔丹妥协。他们认为噶尔丹地处僻壤，他的叛乱无碍大局，应当治以不治，任其自然，同时大军远征茫茫沙漠，胜负很难预料，因此反对康熙亲征。康熙则认为噶尔丹一日不除，边陲就一日不宁，只有平定叛乱，才是万年之计。他排除了各种干扰，为保天下大一统的局面，毅然率军亲征。

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六月，康熙亲临狂风怒号、惊沙扑面的塞北，指挥大军迎战噶尔丹。此时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和皇子允禔率领的左翼军从古北口出击。右翼军在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下，出喜峰口迎击叛军。右翼军出师不利，致使噶尔丹占领了乌兰布通(今辽宁省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南境)。康熙当机立断，将右翼军改由康亲王杰书指挥，命他们驻守归化，截住叛军的后路。八月，清军在乌兰布通与叛军交战。噶尔丹依山面水布下“驼城”，用来抵挡清军的攻势。“驼城”是将骆驼捆绑卧地，在驼背上堆放箱垛，再加盖湿布布置而成的。叛军满以为“驼城”坚不可摧，易守难攻。可是在清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骆驼非死即伤，反而成了叛军逃跑的障碍。驼阵被攻破了，清军大队人马掩杀过来，直杀得叛军横尸遍野，大败而逃。噶尔丹带着残兵败将，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为了获得喘息的机会，他派人假意向清军乞降求和。康熙得知噶尔丹败逃的消息以后，立即下了彻底剿灭残匪的命令。谁知噶尔丹的求和正中了懦弱无能的福全等人的下怀，他们擅自同意与叛军讲和，将军队撤回，贻误了战机，给了噶尔丹叛军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残敌已经远逃，康熙又身患重病的情况下，清军班师回京。临行前，康熙声泪俱下，痛心地说：“此次亲征，原来打算剿灭叛军，扫清沙漠，不料身体难以支撑，未能亲自消灭此贼，实在可恨。”

噶尔丹逃回老巢之后，表面恭顺，派人向清廷请安进贡，暗中却继续向沙俄求援，准备再次兴兵作乱。果然，康熙三十四年(1695) 3万名叛军在噶尔丹率领下又出现在克鲁伦河畔。他们一路抢掠，无所不为，还扬言要借俄罗斯军队进犯漠南。噶尔丹再次点起了叛乱的战火，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决定第二次亲征噶尔丹。他命令萨布素、费扬古分别率领东西两路大军，自己亲自统帅中路军，约定三路大军在瀚海之地会师，夹攻叛军。由于路途遥远，中路军与其他两路大军暂时失去了联系。一些从征的官员趁机吹起了退兵的冷风。康熙严厉斥责了他们畏敌退缩的主张，坚定地说：“不见贼而返，何以对天下!”他亲自绘制作战图，率领大军向克鲁伦河方向加速前进。在克鲁伦河附近，清军与噶尔丹叛军相迂，未等交锋，慑于康熙军营雄伟的气势，噶尔丹连夜拔营逃遁。康熙亲自率领前锋猛追三日，一直追到拖诺山下。噶尔丹原想在这里阻击清军，但是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的叛军望风而逃，狂奔不止，噶尔丹只得作罢。到了昭莫多 (今乌兰巴托东) 附近，叛军迂上了先期到达的西路清军。清军事先占据了有利地形，将叛军引入了包围圈。居高临下的清军，在震天动地的鼓角声中，从三面杀向叛军，叛军几乎全军覆没。噶尔丹的老婆披铜甲，佩弓矢，骑异兽，骁勇异常，也被当场击毙。噶尔丹只带着几十名残匪狼狈逃走。昭莫多战役给了噶尔丹叛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噶尔丹从此一蹶不振。

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噶尔丹，众叛亲离，牲畜皆尽。他想北去投奔沙俄，沙俄见他穷途末路，已经没有什么用处，拒绝接受。这时，康熙几次致书噶尔丹，表示只要能率领余部归顺清朝，可以不念旧恶，使其各得其所。噶尔丹拒绝归降，仍然到处流窜。为了清寇安边、根绝后患，康熙三十五年(1697)，康熙开始了第三次亲征。康熙率领大军再渡黄河，进驻宁夏，同时派费扬古和萨布素分两路进击噶尔丹。噶尔丹还想用缓兵之计作垂死挣扎，派人面见康熙，表示愿意接受招降，但为了征得部属的同意，希望康熙将投奔清朝的噶尔丹部众发还。康熙当即识破了噶尔丹的阴谋，他一面遣使向噶尔丹发出最后通牒，一面发兵进攻残匪。这时，噶尔丹的儿子到哈密征粮，被当地的回部擒获，送到清营。他的亲信见大势已去，也暗中给清军通风报信。噶尔丹在绝望中急病而死。他的几百名部属纷纷向清军投降。

经过三次亲征，历时10年的噶尔丹叛乱终于被平定了，粉碎了沙俄分裂中国的阴谋，巩固了祖国的西北边疆。后来，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又在沙俄的支持下起兵叛乱，康熙依旧坚持武装平定的方针，派十四子允禵前往西藏平叛。康熙五十九年(1722)，清军进入拉萨。饱受蹂躏的各族人民昼夜盼望的大军前来救援，拉萨街头欢声震天，僧侣百姓们纷纷擒获叛乱分子送到清营处置。清军在人民的支持下很快消灭了残余叛匪，安定了秩序。为此，康熙亲自撰写碑文，在西藏立碑纪念。其后，准噶尔部又一再叛乱，直到乾隆年间才被彻底平定。而康熙的亲征对于西北地区的安定，是起了奠基作用的。

整饬吏治 扬廉惩贪

康熙深知，贪官污吏的勒索和压榨是激起民变的直接原因。为了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他十分重视整饬吏治。他采纳了 “民生安危视吏治，吏治贪廉视督抚”的建议，特别注意处置腐败的高级官吏。

山西巡抚穆尔赛一贯贪酷不法，康熙对他的劣迹也时有所闻。一天，康熙向大学士勒满洪等人查询穆尔赛为官是否清正，他们竟徇私包庇，欺骗圣听，妄图掩盖穆尔赛的丑行。康熙对外官与京官相互勾结、贪赃枉法的现象早已深恶痛绝。所以查明穆尔赛的罪行后，不仅将他革职收审，叛处绞刑，还给勒德洪等人连降两级的处分。

湖广总督蔡毓荣在平定三藩时任绥远将军。接受攻打吴氏巢穴昆明的命令之后，他按兵不动; 等他人攻破城池，他反而大肆抢掠本应充公的吴氏财物，对贵戚重臣广行重贿，将他人战功贪为己有，竟然升官进爵。蔡毓荣的罪行败露后，也受到了严惩。

噶礼、张伯行互参案是发生在康熙晚年的一件震惊朝野的大案。康熙五十年(1713)，在江苏的乡试中，两江总督噶礼收受贿银50万两，贿买举人，一时士人哗然，民怨沸腾。新任江苏巡抚张伯行上书参劾噶礼的罪行，反被噶礼倒打一耙，扣上了7条罪状。一方是满族贵族勋臣噶礼，一方是被康熙誉为 “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康熙处理此事自然十分慎重。他先后派自己信任的尚书张鹏翮、总漕赫寿、尚书穆和伦等人赴江南调查案情。本来并不复杂的案情，经他们一察反而难辨是非了。他们慑于噶礼的权势，硬把此案说成是总督与巡抚因关系不和互相寻衅参劾，各打50大板，貌似公允，实则偏袒罪恶昭着的噶礼。康熙见自己派出的干员竟察出这样的结果，十分失望。为了促成案子的公正处理，他明确表示： 自己早就不信任噶礼的操守，而张伯行为官清正，享有盛誉，希望朝臣体会他保全清官的苦心。但是九卿大臣廷议的结果仍是将两人一并革职。康熙洞悉朝中官官相护的黑幕，更深恐如此偏袒噶礼会激起江南民变，遂亲自做出决定： 令张伯行仍留原任，噶礼依议革职。噶礼并未立即受到严办，后来还是因其企图杀母的罪行被赐死。围绕科场受贿展开的这一场官场争斗，虽然以皇帝的明断作为结束，但是它也证明了即使是康熙的多年努力也无法从根本上医治贪官这一封建制度的痼疾。

在惩治贪官的同时，康熙多方扶持清官廉吏，大加褒扬，以起到移风易俗、扶正抑邪的作用。但在当时贪风盛行的官场上，为政清廉者实属风毛麟角，被康熙誉为 “天下廉吏第一” 的于成龙就是一个受百姓爱戴的清官。早在顺治朝任广西罗城知县时，于成龙便插棘为门，累土为几，他清贫的生活和卓着的政绩一时传为佳话。康熙十四年秋天，黄州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于成龙发放的赈济粮救活了几万灾民的性命。后来他离开黄州赴福建按察使任所时，几万黄州百姓送行到九江，哭声与江涛声连成一片。于成龙的廉能勤政，深得康熙赞许。康熙二十年，他特地在懋勤殿召见于成龙，称他为 “当今清官第一”，还赏赐白金、良马、御诗等，勉励他始终如一，保持气节。于成龙自此为政更加勤勉，常常通宵达旦。他善于微服私访，升任江南江西总督后，属下官吏不敢为非作歹，不久江南风气大为改观。但是，深受康熙信任、政绩卓着的于成龙反而受挟私报复者陷害，被迫离任。康熙又特下诏令留任。他去世后，遗物只有一袭绨袍和一些盐豉。康熙始知于成龙的确一生廉洁，所谓后来变更素行的说法纯系欺罔之语。为官清正反遭非议，康熙感慨不已。为了使廉风发扬光大，他特地为于成龙题了 “高行清粹”四个大字。

康熙对于成龙的去世十分痛心，他询问廷臣：“当今象于成龙这样清廉的还有几人?”廷臣当堂举荐了张鹏翮等七人。康熙南巡经过张鹏翮的任所兖州府，发现果然名不虚传，从此一再提拔重用。陈瑸是康熙晚年时出现的清官。他认为，贪取一钱与取千百万金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他的衣食住行都十分俭朴，对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他独自骑马带着行李赴任，官吏们谁也没有认出他就是新任巡抚。康熙称他为苦行老僧，并说：“陈瑸出身非世家大族，又没有门生故旧，天下人对他的清操交口称誉，不是确有实事，哪能名闻遐迩?”因此，康熙在他病故后追授礼部尚书，荫一子入监读书，以表示对清廉之臣优礼有加。

由于康熙对整饬吏治坚持不懈，不断清除贪官，褒扬清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是当时的官吏日渐腐败，已经积重难返，康熙费尽苦心进行的察吏，也只能是小修小补，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当时的政风。

恩威并施 广招人才

康熙统治初期，尽管各地的反清斗争已经被基本镇压下去，但是民族矛盾仍然相当尖锐。三藩之乱就带有明显的民族色彩。未遂的杨起隆起义更是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满州贵族。这一切都构成了对清王朝的潜在威胁。康熙认为，士为四民之首，要争取民心，扭转汉族人民的反清情绪，关键在于促使汉族知识分子转变反清立场。于是，康熙采取了种种措施争取和使用汉族知识分子。

康熙南巡时，曾多次亲自拜谒明太祖的陵墓，并亲笔写了 “治隆唐宋”的匾额，悬挂在陵殿前。他还提出要查访明室后代，授予官职，让其看守陵墓。后来没有查到，便改派清朝官员按时致祭。他还亲临孔庙祭祀，对孔子的后裔大施恩宠，从感情上对汉族士大夫进行笼络。

除了进行传统的科举考试外，康熙还于康熙十七年(1678)特设“博学鸿词科”，千方百计吸引明代遗老及各种人才参政。康熙要求各级官员都要将自己知道的学行兼优之士举荐给朝廷，以便他亲自考察录用。经各地官吏推举，有一百四十三人参加了康熙十八年(1679)的体仁阁考试。清政府给了应试者十分优厚的待迂，除了发给往返路费、衣食费、柴炭银外，康熙还亲自赐了丰盛的筵席加以款待。表面上考试进行得郑重其事，康熙还亲自阅了卷，但实际上对应试者十分迁就，百般照顾。严绳孙只作了一首诗，潘耒、施闰章的诗不合韵律，都被录用。彭孙遹故意将词写得言词不通，竟被录为一等。可见，为了广泛招致人才，康熙不拘一格，确实花费了一番苦心。这次考试录用的五十人都被授予了翰林院的官职，奉旨编修明史。高官厚禄和种种特权使这些人逐渐放弃或动摇了反清立场，落第的文人学士也无颜再以明代遗老自居了。博学鸿词科的设立确实起了一箭双雕的作用。

但是应试的只是当时汉族学者中的二、三流人物，而顾炎武、黄宗羲、李颙着名学者始终拒绝应试。康熙对他们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关中大儒李颙以身体有病为理由拒不应试，被强行从家乡抬到西安，李颙便绝食抗议，连续六天汤水不进。清朝官员无可奈何，只好又派人将他送回。后来，康熙来到西安，指名要见李颙，李颙还是托病推辞。康熙不仅没有怪罪他，还亲题了 “志操高洁”的匾额赐给他的儿子以示褒扬。太原的傅山被役夫用床抬到京城外30里的地方，他誓死不入城，京中的王公大臣们慕名纷纷前来看望，傅山大模大样地躺在床上，既不迎送，也不施礼。结果地方官员只得以傅山老病为由奏请免试，得到了康熙的准许。康熙所以能够容忍这些人抵制考试的种种大不敬行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名满天下，影响极大，不愿意轻易触动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拒绝出仕，只是退居家中讲学着书，还没有直接触犯清王朝的统治。

康熙十三年 (1674) 以后，借为平定三藩筹措兵饷，清政府开始实行捐纳制度。这是康熙为落第的汉族文人打开的又一条入仕之路。当时，上至知府、知县，下到监生、生员，都可以用捐纳得到。知县额多易得，是最受欢迎的的官缺，士人们踊跃争购。三年内，全国仅知县就捐纳了五百多人。每年清政府的捐纳收入多达200多万两白银。

于康熙十六年成立的南书房，位于乾清宫斜对面。入直南书房的官员不仅陪伴皇帝研究学业，还有代拟谕旨、时备顾问的任务。南书房的官员大多选自汉臣，由于朝夕侍奉皇帝，其中的人才随时可能被发现并得到重用。高士奇原是一介寒士，落第后曾靠卖文为生。由于他诗文书画无不精通，颇得皇帝赏识，成了康熙出巡，狩猎不离左右的侍从。高士奇不仅才思敏捷，而且善于处事。康熙南巡杭州，应灵 (灵) 隐寺僧人请求为之题名，不料提笔便将“雨”字头写得过大，正在为难，高士奇悄悄在手掌上写了 “云林”二字，假装研墨，提示康熙。康熙遂改写成“云林”。从此，也把灵隐寺称云林寺。一次，康熙狩猎时因马受惊险些坠地，心中怏怏不乐。高士奇便故意带着满身泥水去拜见康熙。康熙闻知高士奇因骑马落入污水才搞得这般狼狈，大笑道：“刚才我的马多次狂跳，也没能把我甩下来。”相形之下，康熙觉得比不善骑术的汉族文人高明得多，不快的心情便烟消云散了。由于不仅有君臣之分，还有师友之情，南书房的官员们平步青云，迅速升迁。高士奇一直升到礼部侍郎。张英做到文华殿大学士，自此门第显赫，四世为讲官，子孙五人直南书房。

康熙对汉族知识分子所实行的怀柔政策是有前提的，这便是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一旦汉族士大夫的言行被认定危及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就会遭到残酷的镇压。这集中表现在康熙一朝的十几次文字狱上。 如果说发生在康熙亲政前的庄廷一案与他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发生在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二年 (1711～1713) 的戴名世一案，便确系康熙所为了。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自幼聪颖好学，喜读史书。晚年他身居故里，整理了《南山集》一书。书中记载了南明诸王的史事，并采用了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的一些史料。戴名世还主张以桂王死后的第一年作为清的定鼎之年。戴名世57岁才考中进士，担任了翰林院编修。谁想到59岁这年，便大祸临头，他的《南山集》被左都御史赵中乔告发为诽谤朝廷之书。结果戴名世被判凌迟处死，戴氏、方氏家族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判处斩，女子及15岁以下的男子被没为家奴。族人的所有的职衔全都被剥夺。到结案时，经“宽大处理”，戴名世才免遭凌迟，改判为处斩。这时已经离世的方孝标，还被剉尸。只有族人方苞幸免于难。他原来被判为处斩，因他的文章学问闻名天下，康熙下令“免治”，但仍然一度被编进汉军旗中受到管制。平时与戴名世有交往的官员，有30多人被降职。受到案件牵连的，多达300多人。

康熙朝的文字狱之风又沿袭到雍正乾隆两朝，并且愈加苛刻残酷。文字狱使汉族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不用说针砭时弊，就连着书修史，也生怕被罗织上莫须有的罪名，召来杀身之祸。他们除了走科举之路，便只能一头扎进故纸堆中去消磨时光了。“名满天下不曾出户一步，言满天下不曾出口一字”，常熟学者钱湘灵的这首对联，便是他们难以言状的压抑愤懑心情的写照。

除了动辄大兴文字狱，康熙对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始终是严密防范的。他晚年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他还告诫他的子孙说：“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康熙所说的居安思危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时刻提防汉族知识分子造反。为此，康熙命令心腹不断将江南各地的民情和官吏情况密报朝廷。曹雪芹的祖先所任的江宁织造就负有这样的特殊使命。康熙曾经在曹頫的奏折上批道：把所听到的地方大小事情，象你父亲一样秘密奏报。是非我自有洞鉴。尚可喜是三藩中唯一始终忠于清廷的人。据说，他去世前要求儿孙为自己穿上清太宗所赐的朝衣，以示对清廷的忠诚至死不渝。康熙闻知，也深为感动。但事隔不久，朝廷派去祭奠尚可喜的官员，就秉承康熙的旨意，以瞻仰遗容为名开棺验示，见尚可喜果然身着御赐四团龙马褂，才信以为真。康熙对早已降清、忠心耿耿的几朝老臣尚且如此，对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时刻保持着戒备和警惕，便不足为奇了。

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康熙确实笼络了一大批人才为清王朝所用，而他对汉人的猜疑也是根深蒂固的。

重农贵粟 改革赋役

清兵入关以后，大规模地进行圈地，把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强加在中原人民头上，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又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到康熙时，广大农村还是满目疮痍，农民不得温饱，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康熙即位后，便下令停止圈地。由于鳌拜一伙人从中作梗，圈地仍禁而不止，有时规模还相当大。清除鳌拜后，康熙重申了永远停止圈地的命令，并要求将所圈土地还给农民。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再次明确规定不许圈种民间新开垦的土地。这样，阻碍农业生产的圈地活动才逐渐被制止。直隶各省修建寺庙，侵占了大片农田，康熙也明令禁止。

鼓励垦荒是康熙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明末农民战争期间，许多藩王的土地被农民耕种了。康熙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下令当地督抚正式将这些土地给予原来耕种的农民，禁止作价处理部分土地。这些被称为更名田的土地，约计有16. 6万多顷，而且多是肥沃的良田，一经正式属于农民，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康熙十二年(1673)，为了鼓励在更大范围内垦荒，康熙宣布：各省今后开垦的土地，耕种10年后再交税。同时用授与官职的办法鼓励地主招民垦荒。规定开荒20顷以上，又通晓文义者，授予县丞，不通文义者，授予百总;开荒100顷以上，通晓文义者，授予知县，不通者，授予守备。这些措施对地主和贫苦农民都很有吸引力，于是河南、山东、直隶的老百姓纷纷前往东北垦荒，湖广人民也踊跃去四川垦荒。垦荒农民的汗水不久便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康熙去塞外避暑，曾经亲眼见到这里的庄稼长得秆高穗长，产量比内地要高一倍。到了康熙五十一年 (1712)，边远省份的荒地大多已经变成了良田。无怪康熙颇为自负地说： “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此时，除了无法耕种的不毛之地，可以称得上是 “四海无闲田” 了。

蠲免地丁钱粮，是康熙为了恢复生产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措施。统一台湾后，康熙认为，国家已经安定，要使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裕，蠲免钱粮势在必行。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下令免去江宁等七府及陕西全省600多万两钱粮，后来又先后蠲免过各省的钱粮。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库充裕了，蠲免钱粮的数额也随之增多。康熙四十一年 (1702)，因云、贵、川、粤四省没有经常得到蠲免，康熙下达谕旨宽免四省43年钱粮。据统计，自康熙元年到康熙四十四年，蠲免钱粮的总额达9000多万两白银。尽管得到蠲免政策实惠最多的是钱多地广的富户，贫苦农民相比之下获利甚微，但是不能否认，蠲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对于全面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已经不能适应实际情况。康熙先是下令修改赋役制度，于康熙二十六年 (1687) 完成了 《简明赋役全书》。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又对赋役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以清除旧赋役制度的弊端。康熙宣布： 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国丁银数为标准，以后永不增减，此后到达成丁年龄的人一律不再承担丁银。这项被称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措施成了清代地丁制度的基础。后来，康熙又在广东试行了 “摊丁入亩” 的征税方法，即把全省丁税统统归入田赋，征收田赋带征丁银的方法。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现象，使无地的逃亡农民免于丁银之苦，重新回到土地上来。

治河和漕运都是康熙十分重视的大事，而漕运的恢复又在于治河的成功，因此康熙在兴修水利上倾注了许多心血。康熙执政期间治理的河流主要是黄河、淮河和运河。由于频繁的战争，黄河长年失修，形成了严重的水患。在康熙即位后的最初16年中，黄河竟决口67次。当时黄河下游的部分河道与淮河、运河汇合，黄淮泛滥后，洪水便倒灌运河，切断南北漕运。为了根治黄河，变水害为水利，康熙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另一位专家陈潢做他的助手，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河工程。当时正是三藩之战进行得非常激烈的时候，足见康熙对治河是十分重视的。靳辅采用了明代潘季训 “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方法，又用开中河、修堤坡等方法作辅助，一年之后，饱受水患之苦的7个州县的土地便能够重新耕种了。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水归故道，漕运无阻。对治河取得的巨大成绩，康熙曾在第一次南巡时，赐诗给靳辅加以嘉奖。康熙的6次南巡都以巡视治河工程为重点，对治河是很大的推动。他对治河的具体措施认真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第三次南巡时，他沿途亲自用水平仪进行测量，发现黄河河床高于两岸田地，指出这是产生灾害的根源，要根治水患，必须深挖河道。他提出用木制的立体治河模型代替平面图纸，以便制定更切合实际的治河方案。他乘坐小舟，不避风浪，亲自察看水情。康熙还亲自主持了浑河的修治工程。浑河素有“小黄河”之称，经常改道，危害沿岸百姓的生命安全，有时还直接威胁京城。康熙曾经13次巡视浑河，经过试验确定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督促下，浑河治理工程于康熙四十年 (1701) 竣工，浑河遂改名为永定河。治理后的浑河堤岸坚固，两岸是百姓新盖的房屋和茂盛的庄稼，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对治河这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康熙抓得很有成效。他的名字，将不仅作为治河的组织倡导者而且作为一个颇有建树的水利专家被载入史册。

康熙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康熙末年，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国库收入十分充裕，年年有余。国库存粮达到几千万石，京城的国库爆满，只得将漕粮截储在运河沿岸的苏杭等地。国库中有些粮食存放时间过长，竟变质作了肥料。

利商便民 终行海禁

在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对于商业和手工业，康熙则提出了 “恤商”和 “利商便民”的口号。他禁止关津渡口对商人征收名目繁多的杂税，反对官吏克扣勒索商人。康熙将“不亏行户” 定为整饬吏治的标准之一，严厉查处了违令的官吏。安徽全椒知县因克扣店铺五十九两七分白银，被流放到宁古塔。主张向商人重征房号银的恭顺侯吴维华被送刑部治罪。苛刻富商的江苏巡抚张伯行也受到康熙严厉的训斥。深受关卡林立、苛捐杂税之苦的商人减轻了负担，商业开始复苏和发展起来。

台湾回归后，鉴于国内局势已经稳定，康熙一改清初寸板不许下海的政策，于康熙二十三年 (1684)废止了禁海令。当时，一部分官员反对开禁，康熙一针见血地说： “以前尽管实行海禁，私自出海的也从未停止过。主张海外贸易不能实行的，无非是总督、巡抚自己想捞油水罢了!”海禁废除后，清政府在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开设四处海关，管理来往商船，征收关税。对外国商船实行了减免商税的鼓励政策。中国与南洋、西欧及日本的贸易都有了发展。康熙还允许民间造船出海贸易。苏州的官营船厂，年产货船上千艘。自康熙二十八年至康熙五十年 (1689～1711)的23年间，中国开往日本的船只就有1791艘。开放海禁30余年，南洋的药材、香料、棉花，西欧的呢绒、自鸣钟、玻璃、仪器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中国的茶叶、生丝、绸缎、陶瓷也大量输入世界各地。当时中国对西欧的贸易一直出超，以1708年至1712年的贸易情况为例，进口的英国商品价值不到5000英镑，而出口商品额达5万英镑以上。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清政府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关税收入，促进了东南沿海的手工业发展，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又重新繁荣起来。

江南丝织业在明代就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历经明末的战乱和清初的屠杀，丝织业也是一片萧条。康熙减少了对江南丝织业的税收，取消了每家机户的织机不得超过百张的限制，鼓励有能力者多置织机。丝织业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苏州城的踹坊发展到三百多家，踹匠有万人之多。在不断扩大规模的同时，丝织品的种类迅速增加，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不少产品享誉海内外。这时，南京、苏州的丝织业中还出现了帐房。占有大量资金、织机、原料的帐房，将加工任务分派给机户，机户织出成品再交给帐房出售。帐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丝织品业的发展水平，而且代表了在当时比较先进的一种生产方式。与此同时，制糖业和陶瓷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康熙年间，仅台湾一地就年产蔗糖二、三百万石。江西景德镇的工匠有十几万人，瓷器的花色水平达到了空前的水平。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荣，一批新兴的工商业城市涌现出来。南京、佛山、厦门、汉口、无锡、镇江都是当时十分繁荣的城市，广州甚至有 “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之称。

康熙还逐步放宽了对采矿的限制。他采纳了云南总督蔡毓荣的建议，于康熙二十一年 (1682) 允许私人开矿，实行任民开采、国家收税的政策。云南的采矿业随之兴旺起来，铜产量达到每年400万斤。康熙五十二年 (1713)，四川一碗水地方有上万人偷采，康熙不允许地方官驱逐采矿者，提出与百姓共享自然之利的主张。广东有个大商人何锡申请在广东海阳的仲玩山开采铜铅矿，并愿意每年上缴5万两银子，康熙特许他试办三年。这样，到康熙后期仅云南的铜矿就有18处，矿工近百万人。广东、广西、四川、湖南、贵州等省的采矿业也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

但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康熙，仅仅把开海、开矿当作经济上的权宜之计，没有也不可能做出更长远的考虑。当封建经济恢复和发展到一定水平，康熙认为开海开矿在政治上的危害远远大于经济利益时，他又作出了禁矿、禁海的决定。康熙五十四年 (1715)，云南有人奏请开银矿，李光地向康熙面陈： “矿工聚集起来很容易，但将来矿产采尽，如何遣散这些人就成了问题。”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康熙便频频点头表示赞同。矿工造反在明代就有先例，康熙对聚众采矿给朝廷构成的威胁深以为虑，拒绝了开办银矿的要求。按照他的旨意，不少地方的矿工被强行遣散。大商人何锡的矿场也被封闭了。刚刚发展起来的矿业重新衰落下去，云南的铜产量下降到每年100万斤。

对于海外贸易，康熙同样担心海外的吕宋等地常居留汉人，成了海盗的巢穴，威胁清王朝的安全。因此，当康熙五十五年 (1716) 江苏巡抚张伯行等人接连上书请求禁海后，康熙又重新下达了禁海令，一概禁止商船前往南洋等地，只允许去东洋贸易。禁海令使沿海地区的贸易锐减，民生日蹙，手工业者的技艺无法充分发挥，行商者只好闲守家中。花费了巨资建造的商船，只能任其闲置岸边直至腐烂。更严重的是，康熙的禁海政策还长期被他的后世奉为国策，继续闭关锁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中国日益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康熙曾经一度开启了古老帝国的大门，但最终又将大门关闭起来，他的功过是很明显的。

好学不倦 学以致用

康熙爱好读书，据他自己说，他自5岁开始读书，至老不倦。他读书涉猎的范围很广，从中国的四书五经、词章、历算等传统文化到西方的天文、地理、医学、几何等自然科学知识，无不进行研读。而他特别留意研究的是儒家经典。

康熙八年(1653)，年仅16岁的康熙便到太学祭奠孔子，研讲《周易》、《尚书》。次年，他下谕礼部为他举办专门讲习四书五经的“经筵”，开始了对儒家经典系统的研究。无论严冬酷暑，他都坚持经筵的学习。在三藩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命令“每日进讲如常”。康熙学习儒家学说这样孜孜不倦，因为他深知马上得天下的满州贵族，不可能再在马上治理天下，不钻研传统的儒家思想，通晓“帝王之学”，便不能有效地治理天下。抱着这种学以致用的态度，他要求讲官不要搞一些溢美称颂之辞，要抓住经典的要旨加以阐发，以利实用。对理朱理学，康熙特别津津乐道，大加推崇。康熙五十一年(1712)，他将朱熹的灵牌供进孔庙，让其加入“十哲”之列。他把理学作为制定政策、驾驭群臣、教喻百姓的理论基础，重用了一批理学名儒，俨然以当时的理学领袖自居。在他的支持下，理学家李光地编成了《朱子全书》和《性理精义》，鼓吹程朱“存天理去人欲”和“忠孝节悌”的一套学说，很得康熙的赏识。康熙曾说：“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莫若光地。”他们的这种相互了解显然是建立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的。

除了系统研究儒家学说，康熙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有很深的造诣。他能诗善文，写得一手好字，历史知识也很丰富。他的舅父佟国纲出征噶尔丹时战死，撰写祭文的翰林院学士用典不当，负责审查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张英也未发现。这个失误却被康熙发现了，结果两人都受到了重重的责罚。康熙博闻强记，善于运用所学的知识处理政务。一次他批阅一件案子，案卷中原判罪犯哄骗受害人吃药，致使受害人昏迷喉哑，判处绞刑。对《本草纲目》颇有研究的康熙当即批示，被害人食用半夏和鸡子造成昏迷喉哑的说法实属荒谬，应该据实改判。类似的例子在康熙一生中比比皆是。

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康熙从少年时代起就虚心进行学习。他曾经亲自述说自己学习西方历算的起因。事情起于汤若望与杨光先的争执。汤若望是在顺治朝就很受信仰的耶稣会传教士，他知识渊博，精通天文历法，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官，成了第一个担任这个职务的洋人。鳌拜专权时，杨光先告发汤若望的新历法不准，用妖言邪说惑众，是大清朝的隐患。他还偏激地说： “宁可使中国没有好历法，也不容许中国有西洋人!”杨光先狭隘的排外心理和守旧思想，正合鳌拜的心意。于是，汤若望等人受到审讯，一些钦天监官员还遭到枉杀。康熙亲政后，便为汤若望翻了案。此时，汤若望已经去世，已担任钦天监监正的杨光先就新旧历法的优劣，仍在同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争执不休，互相参劾。康熙决定实地试验，一决胜负。康熙七年 (1668) 的一天，午门外聚集了不少王公大臣，他们都是来观看两人的现场试验的。按照南怀仁的要求，康熙将日昝赐给杨光先和南怀仁，让他们分别预测出第二天正午日昝的投影应处的位置，经过测算，南怀仁预测的投影位置与实际完全吻合，身为监正官的杨光先却一无所措，又讲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于是，康熙罢免了不学无术的杨光先，起用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并重新颁行了西洋历法。少年康熙对这件事深有感触。他想，自己对西洋的学问浑然不知，又怎么能明察是非呢?从此，康熙开始了对数学、天文学、音乐等学科的学习，专门任用了一些传教士做他的老师。

南怀仁是康熙学习天文学和数学的启蒙教师。他为康熙专门编写了教材，康熙从中学到了天文历算的基础知识，了解了当时天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还学会了使用天文仪器。康熙经常练习这些仪器的用法，巡行时也随身携带着，有时测量山高，有时又测算两地的距离。他熟练的操作和准确的测算常常使在场的朝臣惊叹不已。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康熙对天文学知识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他甚至能对钦天监天文推算中出现的错误进行指正。“天文历法，朕素留心。”这话并不是自诩之言。

数学也是康熙非常爱好的学科，他先后从师南怀仁、张诚、白晋，学习了几何、代数、三角等课程。由于语言上的障碍，有时他听不懂教师的讲解，便反复请教。他学习数学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有时做习题一直到深夜，第二天清晨便传旨叫老师进宫为他检查作业。后来他组织数学家编写了《律历渊源》和《数理精蕴》，为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作出了贡献。

在康熙的督促下，传教士们在皇宫内试制了一些西药。康熙下令将这些药装在用金银制成的旅行药壶里，时常作为御药赏赐给臣下。有一次，康熙得了疟疾，御医们都束手无策，幸亏服用了传教士进献的奎宁才转危为安。自此，康熙对西医西药更加信服了。他素来信任的曹寅得了疟疾，康熙派驿马星夜赶送奎宁。他还在信中嘱咐，如果不是疟疾，万不能用此药，要特别当心南方庸医用补剂伤人。可见，康熙对中西医学都留意学习。据张诚的记载，康熙告诫传教士们只准在家中翻译西方作品，不许带到衙门里去。康熙定名为 《钦定各体全像》的巴多明翻译人体解剖学也只准留存内府，生怕传出去有伤风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康熙，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爱好也只能达到这种程度。

康熙对音乐美术也很感兴趣。根据白晋回忆，康熙曾经学习过西洋乐理，能演奏西洋乐器。他仿效法国科学院，在宫中建立了有画家、雕刻家、制造钟表和天文仪器的工匠等人参加的科学院，还举办过西方美术作品展览。他兴趣高雅，善于识别绘画的不同风格。他还下令科学院的成员随时将作品呈送给他观看。

康熙博览群书，又善于学以致用，在封建帝王中是一位思想开明、多才多艺的佼佼者。遗憾的是，他对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还仅仅停留在个人的爱好阶段，并未影响到他治理国家的决策。与其同时代的彼得大帝乔装赴西欧考察，大刀阔斧地在俄国实行了改革。相比之下，当不难看出两人的距离。

勤勉为政 反对浮夸

康熙自8岁即位到69岁因病去世，在位长达61年之久。晚年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的确，康熙勤勉为政数十年如一日，这在封建帝王中是非常突出的。平时，他有奏必签，即使深夜接到急报，也要披衣起身回奏。有时，右手患病不能写字，他便用左手执笔批示，决不请别人代笔。外出狩猎时，他不顾一天的疲劳，晚上叫臣下借着烛火诵读奏章，再一一批签，常常批到深夜。因此，康熙曾经自豪地说：“各处奏折所批硃笔谕旨，皆出朕手，无代书之人。”

有感于明代奢侈败国的历史教训，康熙很注意节俭。南巡路过南京，他曾做《过金陵论》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康熙时宫廷的费用与明代相比大大减少了。明代光禄寺每年用银100万，康熙时只用10万; 明代工部每年用银200万，而康熙时只用二三十万;明代的宫中建筑都要用楠木料、临清砖; 而康熙时除特殊需要宫中一概用普通砖瓦。据康熙自己说，他的所有行宫都不进行特别装饰，每处花费不过一二万金，只占每年治河费用的1%。康熙还说，明代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这话显然相当夸张，但也能说明康熙反对奢侈、提倡节省的效果是很显着的。

“满招损，谦受益”是康熙提出的名言。他为政讲求实效，一贯反对浮夸虚饰。因此，他多次拒绝了臣下为他上尊号的请求。平定三藩之后，朝臣请上尊号，康熙拒绝说： 乱贼虽已削平，疮痍尚未全复。如果政事不能修举，上尊号又有什么益处?朕断不能接受这样的虚名。讨平噶尔丹之后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诸王、贝勒、贝子、文武官员及远近士民来到畅春园，搞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请上尊号的活动。这已是第五次为康熙请上尊号了。康熙仍然坚决拒绝，他说：“天视天听，视乎民生，后人自有公论。若夸耀功德，取一时虚名，大非朕意，不必敷陈。”后来，借他的生日等机会，臣下又多次请上尊号，直到去世康熙也没有答应这些请求。他还一再拒收朝臣进献的生日贺礼，不准为他举行大规模的祝寿活动。他50岁生日时，朝廷官员献上了鞍马缎匹和“庆祝万寿无疆屏”等生日贺礼，他婉言谢绝道：“我的诞辰，你们这样进献，各督府也一定会仿效，所以我决不能接受。”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最后一次拒绝了群臣为他第二年举行“万寿七旬”贺礼的请求。康熙能够在取得内治外交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后保持清醒的头脑，拒绝臣属的颂扬，使浮夸虚饰之风找不到落脚之地。这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立储之事 几经反复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康熙也拥有众多的嫔妃。众多的嫔妃又给他带来了众多的子女，仅皇子就有35个。众多的子女本来是皇族兴旺的标志，却又成了康熙的一大难题。

康熙十四年(1675)，康熙立皇二子允礽为太子。当时允礽还不满2岁，因他是中宫孝诚仁皇后所生，所以舍长立幼。随着允礽年龄的增长，康熙派太子师傅对他专门培养，还经常带他外出巡行，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一个理想的君主。允礽勤学上进，能文能武，只是从小养成了骄纵任性的性格，特别是他的不仁不孝常常使康熙大为恼火。

到了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在去木兰围场秋猎的途中，突然当众宣布废掉太子允礽。当时诸皇子都渐渐年长，各自招揽门客，结交权贵，觊觎皇位。还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亲附允礽的元老重臣索额图就因结党妄行的罪名被幽禁。康熙认定允礽品行不端，与索额图朋比为奸，不废掉他，难免“今日被鸠，明日迂害”，很可能重演隋文帝故事。说到这里，康熙声泪俱下，悲愤欲绝。允礽被废之后，他仍然愤懑不已，连续六昼夜不能安睡。

太子废掉了，事情并没有平静下来，诸皇子争当太子的欲望更加强烈了。这时，皇八子胤禩积极活动，授意大臣推举他为太子，受到康熙的斥责。胤禩急不可耐，唯恐康熙回心转意，复立允礽，便设法谋害允礽。事情败露后，康熙极为震怒，拔出佩刀想杀死胤禩，幸而五子胤祺在旁边抱住康熙哀求，这场父子相残的悲剧总算没有发生。面对这骨肉相残的局面，素称圣明的康熙也难以决断。他痛心地说：“等我百年之后，你们必定把我丢在乾清宫内，只顾自己束甲相争去了。”遍读史书的康熙对历史上残酷的皇位之争自然是洞若观火，但手心手背都是肉，诸多皇子中究竟谁堪担当大任，康熙迟迟拿不定主意。

谋害允礽的事件使康熙突然想到当初废掉允礽是由于听信了某些人的谗言。他对仓促废掉太子，不免后悔起来。康熙四十九年 (1709) 三月，康熙一方面觉得允礽有了悔过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想断了诸子争立的念头，复立允礽。但是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允礽因为“行为乖戾”、“大失人心”再次被废，并且被永远禁锢在咸安宫里。

年近花甲的康熙精神体力已渐不如前，按理应对立储之事早做安排。但是，他再也不许朝臣议论立储之事。上书请奏这件事的大臣屡遭训斥，有的差点被砍了头。时起时伏的皇储之争就象一个深不可测的旋涡，把多少宗室和朝臣卷入其中，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即使是贵为天子的康熙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对于立储之事先是反反复复，后来又搁置不提，始终没有找出解决的良策，不能不成为他一生的缺憾之事，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一个难以理清的疑团。

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康熙从政数十年来殚心竭力，使天下粗安、四海承平，守成之中、兼有创业，不愧是封建君主中的佼佼者。当然，他无法摆脱时代和阶级对他的局限，晚年更渐趋保守。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掩盖这位一代英主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