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爱新觉罗旻宁

宣宗爱新觉罗旻宁 

一、智勇阿哥 生逢衰世

清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 (1782年9月16日)，北京嘉郡王府邸撷芳殿里，一声新婴长啼，嘉郡王颙琰喜生贵子。嘉郡王原有两位福晋，嫡福晋喜塔腊氏早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 生有一子，未及取名即夭折离开人世。两年后撷芳殿里问世的新婴，系侧福晋钮祜禄氏所生。颙琰以长子早逝，对新生儿格外疼爱，取名緜宁。这就是后来的清宣宗道光皇帝。

緜宁降生时，乾隆皇帝虽已年过古稀，可神清志爽，体强魄健，并未急于考虑身后之事，只是对嘉郡王颙琰似稍有偏爱。当时，乾隆帝常率皇子皇孙考校骑射，行围狩猎，这既是满族崇尚武功的一种皇室贵族表现形式，用以闲遐取乐，陶冶性情，锻炼体魄，也是清朝历代君主遴选嗣皇的一种重要手段。清制皇子皇孙6岁时起，即开始读书并随众站班当差，12岁时始学满文，至14岁才有专人正式教习弓矢骑射。緜宁自幼聪敏好学，处处模仿大人的样子，无论是读书习礼，还是演练刀马弓矢，稍点即通，小小年纪，已是英气逼人，深得乾隆皇帝喜爱，因而在考校骑射、行围狩猎时，常常带上这位小皇孙。

緜宁7岁时，乾隆帝出巡至张三营行宫，令诸皇子皇孙依次较射。不意待考校完毕，按技论赏时，緜宁手执一副为他特制的小弓，请求当众献艺。乾隆一时高兴，谕令皇孙试射，说若能连中三的，则赏给黄马褂。緜宁向皇祖叩头谢恩后，引弓搭箭，连发三箭，箭无虚发，随即弃弓至乾隆面前跪倒。乾隆见皇孙小小年纪有如此射技，不觉心中暗喜，明知其跪倒膝下求践前约，却佯作不知，故意板着面孔问： “皇孙意欲何为?”緜宁听后也不答话，仍是长跪不起。至此，乾隆忍不住仰天大笑，遂令取黄马褂颁赏。因事前没人想到小皇孙会校射得赏，一时找不到合身小褂，内侍即取一大褂披到緜宁身上。清代赏穿黄马褂，是皇帝授予臣子的一大殊荣。緜宁得到黄马褂，即刻立起雀跃而去，在场皇子皇孙尽皆瞠目。后有人谓其童年娴射，已是异事，而聪敏机警，在至尊面前自然流露，非是有人教导，实为天赐本能。自此，从乾隆帝到诸皇子皇孙，对緜宁无不另眼相看。

乾隆五十六年 (1791)秋，緜宁9岁，随皇祖乾隆帝行围至威逊格尔。自两年前张三营行宫校射之后，乾隆帝行围狩猎时，总把緜宁带在身边。威逊格尔之行，正值秋高气爽，祖孙二人策马漫步林中，突然远处一群鹿被侍卫惊起，四散奔驰，緜宁取弓搭箭，嗖嗖两发，一鹿应声倒地。乾隆帝见状大喜，当即赐黄马褂，赏花翎，并吟七律一首，赞皇孙曰：

老我策骢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

是宜誌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

原来，乾隆少时常随圣祖康熙行围狩猎。11岁木兰狩猎时，曾射获黑熊一只。此次緜宁9岁，两箭得鹿，虽猎物不同，但首获猎物的年龄，实是早乾隆两岁，故有“所喜争先早二龄”之句。

张三营行宫校射和威逊格尔行围两事，緜宁冲龄勇武聪敏之誉，遍播朝廷内外，乾隆帝对这小小皇孙更是宠爱有加，若不是中间隔着皇子一层关系，大有选緜宁为嗣皇之意。后来乾隆皇帝君临天下满60年，禅位于皇十五子嘉郡王颙琰，改元嘉庆;嘉庆四年(1799)，太上皇归天颙琰即于此时遵照清室家法，亲书“立皇次子緜宁为皇太子”字样，装匣密封，藏于乾清宫清世祖御书 “正大光明”匾额之后。有人谓此二事均与清高宗乾隆宠爱皇孙緜宁有关，或许不无道理。

随着日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緜宁不但聪敏勇武，而且饱读经史典籍，严以律己，谦和宽厚，从不自恃勇武过人，借机炫耀。嘉庆十八年 (1813) 九月，緜宁随父皇秋猎木兰，因故先回京师，适逢天理教举事。一支200余人的队伍以数名太监为内应，潜入紫禁城，城中顿时大乱。时值黄昏时分，城内各处闻声紧闭门户，200余众东冲西突，辨不清主攻方向，几经周折，有几十人聚至养心殿南养心门外，欲攀援所携旗杆翻墙而过。其时緜宁正和诸贝勒在上书房内挑灯夜读，闻外间喊杀声大作，即命内侍取出火枪、腰刀等物，佩带整齐，率众贝勒及内侍持械赶至养心门，正值一人已爬至墙上，緜宁举枪扣机，将其击落墙下，随后即竖梯率先上墙下击，墙下众人不敌宫中火器，纷然撤去，遂为闻声赶来的各路官兵截杀捕获殆尽。消息传至木兰，嘉庆皇帝立即颁下谕旨，封緜宁为智亲王，令将其所用火枪名之为 “威烈”枪，并着实地嘉奖了一番，内廷文武也无不交口称颂。然而，此时的緜宁却沉稳异常，于拜读父皇嘉奖谕旨后，上奏谢恩说：“此次事变，为始料所不及，仓猝之间，恰值内廷防御无人，时势所逼，身不由己，事后想来，后怕不已”。史书赞其“谦冲笃实，不矜不伐”，亦可谓恰到好处。

一位受皇祖器重，为皇父及朝廷文武群臣交口赞誉的聪敏勇武而又谦冲笃实的皇位继承人，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正常情况下，当其承继大统，执掌国柄之后，该会是要么武功卓着，威震华夏四夷，要么是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然而可悲的是，緜宁称帝执掌朝政之后，尽管他多方设法，极力想做一名有为之君，企求民富国强，海内升平，百姓安居乐业，但结果却是一切企望全部付之流水，最终成了大清王朝明显走上破败衰亡道路的第一位君主。修清史者谓其所以如是，原因是“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大清“有君而无臣”。究其实，恐远不止此。

清王朝康乾年间，史称“盛世”。事实上，乾隆年间，清帝国在政治上已危机四伏，封建统治极其腐败，朝廷内外大小官僚，无不把结党营私，谀上欺下，苟且偷安，贪污受贿，当做为官从政、发家致富的诀窍和捷径。早在康熙年间，皇帝就公开鼓励官吏贪污，由于皇帝的默许，大小官吏更加变本加利地大肆搜括民脂民膏，中饱私囊，所以老百姓都说：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地方官靠合法贪污和额外搜刮发财，同时也靠上司和京官在皇帝面前说好话保乌纱帽; 京官或上级官员则靠地方官及下级官员送礼以供无度挥霍，反过来又包庇贪官污吏横行不法。而得到皇帝恩宠、享有特权的朝臣，更是肆无忌惮，尽情巧取豪夺。久而久之，上行下效，上下左右层层结交依附，官官相通，以致官场风气江河日下，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破朽不堪。嘉庆四年 (1799) 倒台的大学士和珅，查抄家产折银合计4万万两，稍后陕甘总督勒尔锦贪污事发，牵连县级以上官员七、八十人，这只不过是新皇亲政后，试图整顿、澄清吏治时所揭露出的一两个典型事例而已。

嘉庆年间，清王朝政治腐朽、吏治败坏的情形更是每况愈下。整个大清王朝，“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普天之下，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貌似昌盛的大清帝国，只剩下一副衰朽的躯壳。

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二年(1795～1797)湘、黔间的苗民起义，嘉庆元年至九年(1796～1804) 遍布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的白莲教反清大起义，既是清王朝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不法，导致民不聊生、众怒难平起而造反的结果，也是清帝国衰败不堪的大暴露。清政府为了镇压白莲教大起义，动用了它所能调动的几乎全部军队，耗费了2万万两白银，历经9个年头，最后在各地地方武装一“乡勇”的大力帮助下，才勉强将起义镇压下去。大规模的起义平息了，小股反政府武装活动仍连绵不断，旋扑旋起，清王朝官军疲于奔命。由于长期以来政治腐败，各级大小官吏损公肥己，加之镇压人民起义花去了大量银钱，致使清王朝财政陷入困境，国库空虚年甚一年。相传的康乾“盛世”一去不复返了，大清皇朝已是满目疮痍，四海秋色，步入了大乱将起的衰世。

正当清王朝国势日衰，政治、经济乃至军事迅速朽败之时，西方欧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却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它们以迅猛发展的生产力和飞速增长的物质财富为后盾，以坚船利炮和打着传播福音旗号的传教士为开路先锋，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扩张。清王朝统辖下的幅员辽阔、物产资源丰阜的东方古老文明大国，自然是西方殖民扩张主义者觊觎的目标。早在乾隆末年，英国就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到北京，要求清廷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与广州附近一些岛屿或陆地，并减轻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遭到清廷拒绝后，英国人先以武力在中国东南沿海骚扰，试探大清帝国的防御力量，继之则广泛贿赂清朝有关各级大小官员，疯狂走私毒品鸦片，摧残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败坏本已十分腐朽的吏治，进一步削弱八旗、绿营兵的战斗力，源源不断地掠走中国大量的白银……。

乾隆末年马戛尔尼来华时，英国资本主义可说尚未摆脱幼稚时期，乾隆皇帝依仗大清帝国盛世余威，逼着马戛尔尼行了个不伦不类的单膝跪拜礼，而后挥手将其拒斥于“天朝”大门之外，并且告诉他说：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继续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似乎倒也能够维护“天朝上国”的尊严和百姓的安宁。可到了緜宁当政时期，几十年时间，英国资本主义已摆脱幼稚逐步跨入少壮时期，而大清王朝却江河日下，日趋衰败。一个破败的封建王朝，很难设想能够抵挡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进攻，传统的经邦治国之术再也不可能挽救一个濒临死亡的封建帝国。緜宁当此之际高登九重，执掌国政，无论如何聪敏勇武，恐怕也难做一名有为之君，更何况由于长期举国上下的闭关而治使他对世界大势几乎毫无所知呢?

二、躬行节俭 力戒奢靡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夏秋之交，京城气候格外闷热，令人烦躁难忍。緜宁侍奉年过花甲的父皇巡幸热河避暑山庄。嘉庆皇帝年老多病，原想巡幸热河，暂避朝廷繁重公务和京城燥热的天气，好好静养一番，待秋凉后回京。不意到了避暑山庄，竟是头晕眼花，浑身发热，生起病来。緜宁日夜衣不解带，寸步不离，小心服侍，诚心祷告上苍保佑父皇早日康复。无奈天限难过，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不顾皇子及随扈王大臣们呼天抢地悲哭嚎啕，离开了人世。

国不可一日无主，嘉庆皇帝病危时留下遗旨，晓谕众臣谓：“朕早于嘉庆四年遵照祖制，亲书 ‘立皇次子緜宁为皇太子’字样，装匣密封，藏于京城乾清宫 ‘正大光明’扁额之后，现朕疾势将不起，着即传位于皇太子緜宁”。嘉庆归天后，热河随扈王大臣们即遵旨拥立緜宁即皇帝位。緜宁以恭奉大行皇帝梓宫回京，暂缓登极，直至回到京师，一切安顿就绪，始于八月二十七日在太和殿即皇帝位，颁诏天下，以第二年为道光元年，尊母后钮祜禄氏为皇太后，追封早逝未及命名之长兄为穆郡王，加封三弟惇郡王緜恺为惇亲王，封五弟緜愉为惠郡王。四弟緜忻已于嘉庆二十四年 (1819) 封为瑞亲王，无从加封。原为智亲王福晋的冬佳氏，立为皇后。

中国封建社会，皇帝贵为“天子”，自与常人不同，其名字天下臣民无论尊卑，言语文字中皆须避讳，不得僭称妄写。緜宁即位后，因思自己名字前一字与诸兄弟相同，若令天下臣民避讳，未免有所不便，遂颁诏将自己名字中的緜改为旻(min，音民)，称谓旻宁，天下臣民照例避讳; 其诸兄弟名字则仍用原称，无须避讳。

旻宁登极君临天下，很想有一番作为，以规复 “康乾盛世”旧观。可此时的大清王朝百弊丛生，要振兴祖业，当从何入手?思来想去，念及乾、嘉两朝东征西讨，南巡北幸，耗尽了资财，而宗室贵族、皇亲国戚，率皆腐化奢靡，祖宗入关前的淳朴节俭习俗，早已丧失殆尽;加之远人贸易，奢靡之风随洋舶传入沿海，久之浸淫内地，文官武吏，民间闾里，亦竞相崇尚奇技淫巧。长此以往，其国将不国! 于是，旻宁断然决定先从矫正人心风俗入手，倡行节俭，力戒奢靡，企望不数年，整个满族臣民尽皆“返本还淳”，恢复入关前淳朴节俭的旧俗，大小文武臣僚及天下百姓竞以俭朴为荣，从而使仓廪充溢，国库丰赡，则规复祖宗盛世旧观，不期然而然。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倡言“以孝治天下”，施行齐家治国之术，皆以“孝为天下先”。旻宁即位后，基于他对天下时局的观察和了解，认为行节俭、杜奢靡是当务之急，提出节俭应为“天下先”。为了实施他的思想主张，旻宁即位后以新帝诏旨形式颁发了其着名的“声色货利论”，着力阐明声色货利为害之大，关系到大清王朝的生死存亡，指出声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要求为官从政者不为声色货利所诱，严格“检束身心，屏除声色”，力崇节俭，恢复培养淳朴作风，一切 “概从朴实，勿尚虚文”。终道光之世，朝廷治国方略虽然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旻宁一直把倡节俭、杜奢靡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念念不忘要求臣民做到 “饮食勿尚珍异，冠裳勿求华美，耳目勿为物欲所诱，居处勿为淫巧所惑”。对大小文官武吏要求更是严格，谆谆告诫他们要懂得“一丝一粟皆出于民脂民膏”，应是格外珍惜，处处要“务存俭约之心”，千万不可为声色所迷惑，为货利所引诱，忘乎所以，胡作非为，以为如此则大清王朝即可长治久安。

旻宁倡节俭、杜奢靡，并非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而是采取措施，见诸行动。他的倡行节俭的谕旨和措施，尽管在整个统治阶级中收效甚微，但他自己确乎是躬亲实践，身体力行。

在饮食上，一般情况下皇帝照例每餐至少有二十几样菜肴，旻宁觉得这样过于靡费，常年每天多者准令做4样菜，有时则只要1碗豆腐烧猪肝，闹得管御膳房的官员们叫苦不迭，因为皇帝越是铺张，他们才越有机可乘，有油水可捞，只一碗豆腐烧猪肝，实在是无法虚报冒领。旻宁如此节省，朝廷文武初时将信将疑。道光初年两次大宴群臣，凡赴宴文武官员，无不瞠目咂舌。一次是皇后千秋节(生日)，旻宁设宴赏赐内廷诸臣，有缘赴宴文武都以为皇后生日，皇帝不会马虎潦草，定可一饱口福。谁知旻宁早经谕令备宴官员，皇后千秋庆宴，只准宰猪两头，用打滷面招待群臣，其余概行裁减，搞得赴宴文武哭笑不得。另一次是大学士长龄平定回疆叛乱，监押叛乱首领张格尔班师回朝，旻宁亲御午门受俘，随后在万寿山玉澜堂摆宴庆功。此次文武百官以为平定回疆，皇上心里高兴，该会好好庆祝一番。结果开宴后，群臣谁也不敢动筷，原来每张桌上只摆了几样小菜，质低量少，若一齐动手，立时就会菜光盘净，无奈只好陪着皇帝喝两盅酒了事。此后文武百官始信皇帝节俭不虚，上朝时个个都装出节俭的样子，以致颇受宠信的大学士曹振镛，当旻宁问其在家吃鸡子要花多少银子时，他竟谎称自幼患有腹胀气满的毛病，生平从未吃过鸡子!

历代封建皇帝，作为一国之尊，特别讲究服饰。旻宁称帝期间，对服饰也格外注意，然而其目的却不是为了显示天子的尊贵，而是为了节俭。

旻宁登极伊始，即谕令内务府清查库存，除留下少量皇室必备衣料外，其余悉数分赐文武百官，意在宣示自己厉行节俭，不事浮华，勉励朝臣要善体上意，处处务求俭朴。起初，有人以为皇帝分赐大臣内府衣料，恐怕是积压太多，无处容纳各地新贡珍贵之物。几年之后，文武朝臣便都感到新帝不同以往君主，不得不稍事检点，不少人也学着皇帝的样子，真的俭朴起来。

旻宁服饰上的节俭，在历代君王中实属罕见。其改制罩衣和补缀套裤两事，为晚清士大夫广为传诵，影响颇大。清代皇帝冬季常穿珍贵毛皮罩衣，旻宁登极后，内务府上衣监为他准备了一件黑色狐皮罩衣。这种罩衣外皮内缎，用料内阔外狭，四周缎子衬里显露其外，称为“出风”。黑色的毛皮缀在上好的缎子面料上，显得雍容华贵，典雅庄重。旻宁以为狐皮是猎获野物所得，缎子为百姓辛勤制作而成，是缎子当比狐皮贵重，况且“出风”部分纯系装点好看，毫无实用。于是，他在见到那件狐皮罩衣后，即传令内务府改制，谕以四周不许显露多余缎面。清代内务府贪污中饱是尽人皆知的，旻宁的节俭使内务府的官员们大为沮丧，此次奉旨改制罩衣，以为可趁机捞点油水，遂上奏说“改制罩衣，需银千两”。不料弄巧成拙，旻宁听说改制件罩衣竟要如许银子，当即改变主意，传谕谓： “改制花费既多，着暂免，此后新制，概勿出风”。随后又将此事谕知入值的军机大臣，致使京城大小官员，从此冬季穿着毛皮罩衣，十几年间不敢有“出风”者。

旻宁服饰不但不求华美，而且少穿新衣，特别是不显眼的衣物，更是多穿一日是一日。清人服饰以袍褂罩身，裤子极少外露。为了节省，旻宁长年多穿旧裤，日久膝盖处先行磨破，就令内务府差人补上一块圆形补丁。朝廷官员历经多次亲身所验，已深知皇帝节俭之实。于是，内廷大小臣工为了显示自己不负圣望，也在尽力“节俭”，不管裤子真破了还是假破了，纷纷在膝盖处打起补丁来。有的显赫近臣，还趁在皇帝面前跪拜时，特意漏出膝盖补丁边缘，以邀旻宁嘉奖。有次一位宠臣跪拜时套裤补丁外露，旻宁一眼瞧去，果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格外关切地问：“你那套裤也打了掌(京语俗称裤子膝盖处打补丁为 ‘打掌’)?”那位大臣赶忙回话说：“换件新的花费太多，故也打了掌”。可他万没想到这位皇帝节俭得入了迷，竟在煌煌金殿之上拉起了家常。“你那套裤打掌须银几何”?这下可把那位大臣问傻了眼，因为打掌本是给皇帝看的，哪里晓得须银几何!沉思良久，鼓了好大劲说： “回皇上话，奴才套裤打掌约须银三钱”。他满以为这次总可以堵住皇上的嘴巴了。不料旻宁听了长出一口粗气，说： “你那外间打掌，也真太过便宜，朕这内府打一次掌，竟须银五两”。在场文武群臣听后暗笑不止，心想皇上那五两银子恐怕大多装进了内务府官员们的腰包里，可谁也不便道出其中奥妙，因为内务府官员全是皇帝亲信管家的，外臣如何好妄自多言?不过，既然皇帝都穿打掌的裤子，臣下岂敢比皇上穿得还好? 于是内外臣工一时套裤打掌之风大盛。

除饮食服饰外，旻宁在内廷后宫及外出一应所需用品方面，亦概行节省俭朴，力戒奢靡浮华。早在登极之初，他即颁发诏旨，令各地将军、督抚破除旧例，“一应贡献，概行停止，即食品也不准进呈”。怎奈不要说新帝登极改元，即使平时也要定期向皇帝进奉贡物，这在封建王朝已成定例，各级大小官员无不借征求贡品之机，大肆搜刮，中饱私囊。此次新帝登极，岂可错过良机?再者，虽然皇帝诏令停止贡献，其心里倒底怎么想?而不收贡献，偌大皇室，一下子旧例尽改，其往日一应所需到哪里去寻? 于是，尽管圣谕煌煌，不准贡献，可各地贡品依然源源进京。旻宁面对现实，经和内外大臣反复筹商，了解到有些贡品实属难免，便再颁诏旨，谓 “各地贡品一项，其例应贡者，着准进呈”，但同时谕令各地于“可删者，即行删去，不必拘定旧例”，严禁大小官员借机任意加增贡品，即使必须之物亦不例外。“设若某件贡品一时难以采办，尽可缺而不贡，断不可将别项数目加增，或以他物顶替”。至于那些可有可无，或仅为供观瞻、增娱乐，有助浮华一类的贡品，则严令“永行停止”。为表示自己倡节俭、杜奢靡的决心，旻宁于诏令停止和严格限制各地奉献贡品的同时，采取了一些切实的措施。其大者如决计不再象先帝那样南巡北幸，以免扰民伤财，实在难免之行，如出巡盛京拜祭祖陵等，则三令五申要经办官员及沿途各地务必“力从节省，屏绝繁文褥节”，一经发现有“糜费虚文之弊”，无论何人，“必重惩不贷”; 将宫娥彩女大批放还出宫，令后妃以下悉行屏去繁华装饰，衣食用度概从朴实; 诏谕嗣后皇子皇孙婚仪一切从俭，即其福晋娘家陪送嫁妆，亦不得以奢华相尚，其所陪送嫁妆如有靡丽浮费之物，一经发现，不惟将原物掷还，且并交部严加议处。其小者，则裁减奢靡浮华之物，不胜枚举，即使按惯例所设御用必备品，亦或减或改，一切俭朴节省从事。旻宁裁减御用笔砚一事，足资说明他在日常必备用品上的节俭。

旻宁登极后，内务府按向来惯例为他准备了御用砚台40方，每方背面都镌刻“道光御用”4字。旻宁在见到内务府奏报所备御用品清单时，觉得一人如何能用40方砚台，放置不用，未免可惜，当即传谕留下两方，其余分赐内廷诸臣，并诏令此后有关地方勿须再常年备制贡品砚台。笔砚为中国古代公务不可或缺之物，御用砚台有专门地方常年备制，御用毛笔也历来都是特制紫毫笔，笔管上均加镌“天章”、“云汉”等字样。所谓紫毫，即刚锐的紫色兔毛，为世所罕见。白居易有《紫毫笔》诗，曰： “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选一毫”。极言紫毫之珍奇贵重。旻宁觉得紫毫笔既然如此珍贵难得，即命此后不再征用，御用笔改换为普通臣民常用的纯羊毛或羊毛与一般兔毛相间合制而成的毛笔，同时以御用毛笔“笔杆镌字，每多虚饰”，谕令以后也一律同民间毛笔一样，只据情标明其系“纯羊毫”或“羊毫兼毫”即可。如此俭朴，在历代封建帝王中，可谓如同笔中紫毫，“千万毛中选一毫”了。

旻宁在位30年，倡行节俭、力戒奢靡始终如一，甚至有老而弥笃之势。然而，清王朝至道光之世，统治阶级已腐败不堪，宗室贵族、皇亲国戚的奢侈淫逸自不必说，各级文武官员营私舞敝，弄虚作假，瞒上欺下，恣意搜刮，大肆挥霍，尽情享乐，真可谓自做官之日起，知耻者已鲜。因此，尽管旻宁躬行节俭，力戒奢靡，表面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统治阶级上层的一部分人，多少地遏制了奢侈腐化之风的恶性发展，但终究难以实现其令满洲臣民“返本还淳”、规复祖宗盛世旧观的愿望。况且时势业已大变，传统的节俭观丝毫无助于起弊振衰，大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在衰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多方设法 孜孜求治

旻宁登极承继大统后，面对“四海秋色”的清王朝，在躬行节俭、力戒奢靡的同时，多方设法，孜孜求治，试图起弊振衰，企望能早日归复祖宗盛世旧观。为此，他朝思暮想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整顿吏治;谨小慎微，广纳群臣之议，力图做个明君; 有时也能顺应时势，支持进行些小改革; 终生不忘严禁鸦片，以杜白银外流之源。但可惜的是，道光之世的大清王朝，“左无才相，右无才吏”，整个官僚阶层腐朽堕落，寡廉鲜耻，大多苟安其位，以保身家利禄，极少有人顾及国家安危和百姓死活; 神州大地，内里是“大乱将起，悲风骤至”，外部则西方资产阶级乘坚船携利炮，频频叩关，终于破门而入。如是，则无论旻宁如何谨小慎微，多方设法，孜孜求治，他起弊振衰的种种措施无不付之东流，其归复祖宗盛世旧观的愿望终成南柯一梦。

清王朝至道光之世，吏治败坏可谓登峰造极。时言官场有“三恶”，即“官官相护”、“舞文弄墨”、“言行不实”。其实恶者甚多，何止“三恶”!诸如公行贿赂、贪污中饱、捐纳制度等各种陋规，无不是官场之恶。旻宁即位后，针对当时官场诸恶，相继采取了不少措施，力图澄清吏治，其中有些措施曾经收到一定成效，有些由于种种因由，稍行即废，有些则是南辕北辙。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古就有所谓捐纳制度，即有钱便可买得官做，小官则可花钱买大官。清袭古制，不过最初规定花钱买官者只给虚衔，不予实授，捐官者单有官之名号，并无官之职责，当然也无俸禄，其实是花钱买个荣誉虚衔。自嘉庆朝起，国库空虚日甚一日，而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需费用及治河、赈灾等处处需要开销，于是捐例大开，朝廷把卖官鬻爵看作是一大可靠财源，虚衔实缺兼卖，以广招徕。捐纳实缺和科甲出身为官者在职权、俸禄方面一般无二，只是出身不同而已。渐渐实缺不够，则又创出 “候补”名号，每月在吏部抽签一次，分发到中央各部或各省听候委用。由是，凡有足够的钱，无论其人德行才智如何，均可买得官做。官既是花钱买来的，一旦走马上任，便如狼似虎，捞本赚利，极大地加剧了清王朝吏治的败坏。旻宁身为皇子之时，对此就有所了解，认为官场贪污中饱，贿赂公行，皆与捐纳制度有关，称帝后即决心除此祸患。但是，在与朝廷重臣筹商废除捐纳制度时，朝臣皆以为 “军需、河工、赈灾，处处需费浩繁，时下国库收支赤字甚多，其捐纳一项，未便全废”。

面对朝廷诸臣的一致反对，旻宁只好作出让步，但废除捐纳的初衷未改，于道光二年(1822)颁诏谕令天下，要各地嗣后严格捐纳制度，毋得滥开捐例，“其现任官员，一概不准加捐职衔，永为定例”。明确宣布捐纳只行于民，不用于官，从而部分地废除了捐纳弊政，遏制了捐纳之风的恶性膨胀。道光中期以后，虽然由于国家财政日见匮乏，捐纳弊政又渐复旧观，可旻宁对花钱买得官做的人，始终感到厌恶，总是放心不下。每当京官外放或地方官因故觐见，临行前他都不厌其烦地嘱令其要对捐纳出身的官员多加注意，谓“捐班之员，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有钱不作他图，倾其所有以求为官者，居心可知。此等人物，朕实是放心不下，到任后务须从严究查，多加防范”。

在设法整顿吏治，企望起弊振衰的过程中，旻宁逐步认识到，“官官相护”、“贿赂公行”等官场之恶，在很大程度上与上头有关，因而警告官职显赫的重臣和宗室贵族，要他们时时记着乾隆朝的贪相和珅，晓谕鼓励天下臣民大胆告发侵公扰民之官，从重惩治上层不法官员。道光七年(1827)，有人控告协办大学士、理藩院尚书英和的家人张天成，依仗主人权势，勾结地方官，私自抬高租息，欺压无辜百姓，肆意勒索民财。旻宁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张天成之所以敢横行不法，其根在英和，因此除对张天成及有关地方官依法惩处外，谕令将英和“革去协办大学士和理藩院尚书之职，夺回紫缰”(紫色的马缰，系清代皇帝赏赐宗室和勋臣的一种特殊荣誉标志)。随后又令“交部严加议处”。对中央朝廷重臣如此，对地方上一些官吏的违法行为。旻宁也往往追究其上司的责任。道光十五年(1835)，湖南湘潭县知县灵秀，听说手下捕役有个女儿生得花容月貌，遂不择手段诱娶此女为妾，满足兽欲后，又复辗转售卖，捞获重利。后经人告发，旻宁大为震怒，谕令将灵秀革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役，终生不许放还。此事本与省里大员无关，但旻宁怀疑属下不法，即是上司查审不力甚或有意包庇的结果，而上司所以如是，恐怕实有难言之隐，少不了是平时收受贿赂。于是，传谕将湖广总督、湖南巡抚及布政使、按察使，一并交部议处。

澄清吏治，侧重于上层，旻宁一直坚守不渝，即使宗室贵族、皇亲国戚亦不例外。旻宁三弟惇亲王緜恺，年过而立之年，膝下无子，不知何故 (或许求子心切，欲探求子之方)，竟与宫内太监张明德私相往来，违犯皇室家法，道光七年(1827) 曾被降为郡王衔，革除一切职务，并受到严厉训斥。后来谨慎从事，循规蹈矩，一度又复亲王衔，得授“内廷行走”及宗人府宗令等头衔。谁知时过境迁，緜恺又旧念复萌，将宫内太监私藏于王府。消息走漏，旻宁闻讯查实后，当即谕令再行将緜恺降为郡王，革除一切职务，并罚俸3年。緜恺壮年无子，过继儿奕缵业已去世，家庭生活颇不愉快，加之此次打击，不久即郁闷而逝。

皇侄奕纪， 道光中期曾一度备受恩荣， 先后晋二等镇国将军， 赏给紫缰， 擢户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御前大臣兼管理藩院事务，显赫一时，渐渐志满意得，遇事不知自忌，一些趋时附势的内外官员也纷纷巴结逢迎。道光二十年(1840)，旻宁以理藩院行使职权不当，决计借机惩戒奕纪，以使其有所顾忌，克尽职守，谕令将理藩院尚书赛尚阿降为二品顶戴，与管院大臣奕纪一并交部严议。随后，他又通过多方查讯，得知奕纪有收受属下司员馈送银两情事， 遂谕令夺回奕纪紫缰， 革去其御前大臣、 户部尚书、 总管内务府大臣职务。不久，旻宁觉得奕纪在天子脚下竟敢私自收取下级司员礼品，如此处分恐还不足以警来者，于是再颁谕旨，令将奕纪捉拿问罪，遣戍黑龙江。奕纪以所管理藩院行使职权稍有不当和收受一位下级官员馈送银两而遭此重处，廷臣无不悚然。

要想澄清吏治，起弊振衰，仅仅惩办已经发现的违法乱纪官员是远远不够的，下狠心从重查究惩处高级大吏亦非理想良策，重要的是应该使天下各级大小文武官员们平时能心存忌惮，时时小心，处处谨慎，个个奉公守法。对此，旻宁心里十分清楚。可是，天下如此之大，皇帝只有一人，不要说躬亲巡视天下四方，审查大小文官武吏是不可能的，即那每天各地呈进的各类奏章，也难以细细翻阅，而了解政风民情的最简单也是最主要的办法，还是翻阅各地官员们的奏章。那么，如何才能保证这些奏章所言不虚呢?旻宁深悉当时官场中“舞文取巧”、“言行不实”二恶猖獗，登极之初，他对各地奏章及内阁、军机草拟诏谕详细审核，发现不实不确之处，即严究当事官员，希冀以此震慑百官，使知君主圣明，不敢草率从事，舞文弄墨以欺上。同时。为了增加耳目，旻宁还嘉奖鼓励言官条陈时弊，弹劾不法官吏，以期有助于自己明辨事非，有的放矢。他的这些措施和努力，最初倒也收到了一定成效。

嘉庆皇帝热河归天之际，军机大臣曾恭拟遗诏，其中有“高宗降生避暑山庄”之语。时过两月以后，新帝旻宁突降谕旨，诘责军机草率，谓“朕检读先朝《实录》，知高宗纯皇帝诞生于雍和宫邸，恭读皇祖御制诗集，凡言降生于雍和宫者，亦有三处之多。尔等何至如此草率不敬，欺皇考弥留之际难辨真伪，竟将皇祖降生地误诏天下，居心何在?!”此谕一下，负责拟诏的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不觉冷汗淋漓，急忙上奏申辩说：“臣等恭拟遗诏所言高宗纯皇帝降生避暑山庄，实系仁宗睿皇帝御制诗集中所再三注明，非臣下所敢妄言，恭请皇上明鉴”。这就是旻宁御极之初着名的所谓 “嘉庆遗诏案”。

其实，嘉庆的御制诗集，本由当时翰林们整理校注，其注释中确有多处注明 “高宗纯皇帝降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而嘉庆原诗中言及乾隆诞生地时，亦有“山庄都福之庭地”字样。不过，“山庄”倒底指哪里?“都福之庭”作何解释?后来不知情者是很难搞清的。即使嘉庆原诗中的“山庄”不是指“避暑山庄”，错误也不在拟诏的军机大臣们身上，而是当时整理校注嘉庆诗集的翰林们曲解了诗句原意。可是，旻宁为了显示他的勤勉谨慎，无所不晓，无所不查，在接到托津等人的申辩奏章后，当即传谕斥责诸军机曰：“朕恭绎皇考诗内语意，系泛言 ‘山庄’ 为 ‘都福之庭’，并无 ‘诞降山庄’ 之句，当时拟注臣工，实属误解诗意，然皇祖诗集久已颁行，谅不至视而不见。朕纤微必察，岂容如是搪塞狡辩!着罢去托津，戴均元军机大臣，交部严加议处”。旻宁御极刚满两月，如此了结“嘉庆遗诏案”，廷臣无不震骇，暗思此后拟旨或奏对，须是格外小心为妙。

廷臣拟旨、奏对中不实不确之处，容易发现，而各地方官的奏章所言是否确实可靠，则很难考究。对此，旻宁虽然采取嘉奖鼓励言官条陈时政，弹劾不法官吏的措施，以助自己多方了解政风民情，但他担心朝臣和地方高级大吏依仗权势打击报复敢言之官，日久必会阻塞言路，因此便设法保护言官。每当有御史等条陈时弊，弹劾不法官吏的奏章时，他总是据情裁去所上奏章的人名落款及日期，或取奏章中某一项内容，交军机大臣及各部堂官议奏，从不照发原文，以免使敢言文官的姓名职务为他人知晓，导致相互结怨甚或打击报复情事发生。道光初年，不少人有感于旻宁体恤言官、孜孜求治之诚，一时言路大开。

历代封建皇帝登极之初，大多壮志凌云，雄心勃勃，躬亲秉政，勤勉国事，意在做一代贤明有为之君。可时日稍久，不免滋生厌倦之情，寻思安逸享乐之道。旻宁尽管个人生活上力求俭朴，不事奢靡，国事上也不断多方设法，孜孜求治，但事无大小巨细都要亲查明断，自也太觉疲劳。尤其是那各地奏章，令他头疼不已，每每忙到深夜，也还不能遍阅无遗，哪里还顾得上去细查其所言是否确实? 于是便也慢慢擢用亲信重臣帮他审阅奏章。善体上意的曹振镛、穆彰阿等于是一面乘机代揽权柄，一面为旻宁谋划 “良策”，这样既省时省力，而又令群臣以为皇帝聪睿勤勉，明察秋毫，不敢妄肆胡言。

曹振镛在旻宁登极后即以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此人自恃饱学，惯于咬文嚼字，奉旨议复各地所上奏章，一向死扣字眼，拘牵文义，挑剔细故，正好与旻宁御极之初反复详审臣下奏章的勤勉谨慎相吻合，加之他善体上意，极会迎合，不久即恩宠备至，接连不断邀得太子太傅、军机大臣、太傅等名号头衔。当旻宁露出倦政端倪又想寻一妙法使臣下始终谨慎从事时，曹振镛便瞅准机会向旻宁献策说：“方今天下承平，可仍有人危言耸听，指陈时政，其意在沽名钓誉。对此等人物，若予责斥，则有损圣上虚心纳谏之名; 不予责斥，则各地奏章连篇累牍，实难遍阅。臣愚以为，嗣后中外奏章，皇上无庸遍阅无遗，每次专拣数份，但择其中细微讹误之处，传旨申斥，久之则臣下震于皇上圣明，以为察及秋毫，纤细不漏，自无人敢事无大小缓急，动辄贸然上陈，随意扰乱圣聪，奏章必会少且无讹，皇上亦得有遐顾及其他”。旻宁听后觉得有理，从此对各地奏章中哪怕有点滴讹误，一经发现，必颁旨严斥，罚俸降革有差。中外大小臣工，无不震悚。于是，各地奏章锐减，大多数官员极力回避现实，把功夫下在文字上，所上奏章，“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至是，官场言路大塞，旻宁在道光初年为澄清吏治所做的一些努力，也随之付诸流水。

道光之世，清王朝内部面临着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其一是吏治败坏，其二是财政困难。旻宁登极后，自思要稳坐金銮殿，设法澄清吏治固然重要，而填补国库亏空，保障国计民生，亦属刻不容缓。为此，他除倡节俭、杜奢靡之外，有时将整顿吏治与扭转财政亏空同时并举，有时亦能排除阻力，采取果断措施，设法平衡财政收支。

有清以来，在和平时期，左右国家财政收支的内部内素，仍不外田赋、丁税、盐税、漕运、河工、官俸、军饷诸大端。其中官俸、军饷基本是常数，一般没有多大变化，其他诸项则大都变动不居，随气候、吏治、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自雍正年间起，清政府实行摊丁入亩之策，田赋、丁税各色钱粮合一征收，俗称“地丁”或“地丁钱粮”。随着封建统治危机的加剧和吏治的日趋朽败，无论是“地丁钱粮”，还是盐税、漕运、河工，无不百弊丛生，至道光朝，已是积重难返。

影响 “地丁钱粮”征收主要有两大困素，即自然灾害和吏治。清代地方府厅州县各级官员薪俸微薄，长期以来，各地形成了各种名色的不成文规矩，官场称之为 “陋规”。陋规盛行，在征收赋税时，各级官吏巧立名目科敛民财，填塞腰包，致使百姓负担日见沉重，不少地方即正常年景也常常因之难完正赋，拖欠日多，严重影响了清廷国库收入。旻宁即位后，认为因天灾而影响赋税收入是无力挽回的，而由吏治影响赋税收入的情形则须设法改变，一度曾试图结合整顿吏治，清查陋规，革除弊政，减轻百姓负担，增加国库收入。道光元年，他即谕令各直省督抚督率藩司，“将所属陋规逐一清查，其情有可原，于国计民生无大关碍者，暂予存留; 其病国害民，势无可宥者，立行革除”。此谕一下，朝野沸腾，廷臣面谏不可，督抚连章入奏难行。旻宁只道是相沿积习难改，无奈改谕作罢。殊不知京官多靠地方官“孝敬”以供挥霍，所谓奉公守法的地方官若不是依仗陋规，哪里去弄许多银子 “孝敬”上头? 清查革除陋规的努力终归失败。

盐税是清王朝的一大可靠收入，食盐的运销于国计民生关系甚大。清沿明制，食盐运销行纲盐制，由国家给予某些商人以收购和运销食盐的垄断权，将各产盐区生产的食盐分成若干“纲”，指定某些商人经营，他人不得染指，政府则委派官员征收盐税、管理盐政。获取食盐收购和运销垄断权的商人称为“纲商”，他们除按规定交纳一定数额的盐税外，还要 “报效”朝廷及各级大小官吏，承担各种名色的份内份外的摊派。政府及各级官吏则保证纲商们在一定区域内收购运销食盐的垄断权，查禁侵害垄断权的私盐，并允许纲商抬高盐价和夹带无税食盐，以增加他们的收入。久而久之，官靠纲商“报效”以分肥，商仗官护以垄断取利，各地形成许多颇有权势的盐业封建垄断势力，造成食盐价格不断上涨，百姓负担加重，一批批大小盐贩应运而生，食盐走私盛行，官盐亦即纲盐滞销，严重影响了国家税收。时论谓这种纲盐制病国害民，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进行改革。

道光十年(1830)，旻宁准两江总督陶澍所奏，令撤两淮地区盐官，盐政改归两江总督统一管理。次年，又旨准陶澍先于两淮地区试行票盐制，由政府在产盐之区设局收税，无论何人，凡照章纳税者，均可领票为据，运销食盐。此制试行后，垄断之弊顿除，盐价大跌，走私者敛足，既利民生，又裕国课。不久，旻宁即谕令各地广为仿行，成效显着，盐税复又成为清政府一大财源，终道光之世，无大变动。

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始，即由产粮富足之区征调粮食，由水路运往京师或严重缺粮之地，历代相沿。明、清两朝定鼎北京，每年征调南方各省粮食400余万石，经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运往通州和京师，以供聚集京畿的贵族、官僚、寄生奴仆及卫戍军队食用所需。为北运所征粮食，称为“漕粮”，漕粮由水路北运，称为 “漕运”。漕运损失耗费颇大，故正额之外，预征途中损耗及各种费用附加税。至道光朝，承办漕运官员恣意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每征漕粮1石，百姓往往实缴2. 5石，江南数省，“国赋三升民一斗”，许多地区不堪重负，拖欠漕粮现象时有发生，对朝廷的粮食储备造成严重威胁。与漕运紧紧相连的是“河工”，为保证漕运畅行无阻，清政府每年修浚河道需费浩大，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漕运和河工是清王朝的两项大政，虽然设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及一应所属机构专司其事，但此两大政的积弊较普通吏治和一般地丁钱粮要严重得多，嘉庆年间已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不少人提出改革方案，只是由于朝廷重臣和管漕、管河官员上下援手，视二政为利薮，百般阻挠改革，故一直未获解决。

旻宁御极之初，曾结合整顿吏治，试图革除漕运、河工二政弊窦，结果毫无实效。由于漕运、河工直接影响国库收支和封建统治，旻宁并未从此任其自然，而是决定从改漕入手，解决吃饭问题，同时减轻百姓负担和对河工的压力。道光五年(1825)，他不顾廷臣和办漕官员的反对，谕令江南各省督抚筹划试行海运漕粮，同时命勇于进取、卓有政声的安徽布政使陶澍为江苏巡抚，专司筹划海运事宜。陶澍受命后两赴上海，实地考察，制定详细方案，奏报海运可行，同时指出茫茫大海，风险浪恶，航程遥远，盗贼出没无常，认为初次试行，宜河海兼运，以防万一。旻宁接报后，亦觉有理，谕准所奏。第二年，在陶澍具体主持下，首批海运船只，载米120余万石，由吴淞口出发，历水程4000余里，安全抵达天津。旻宁遣亲信廷臣前来查验，米色如新，且耗费低，时间短，说明海运完全可行。此后，由于多种势力的反对及对外战争等多种因素，终道光一朝，海运虽未能完全取代河运，但漕运以海代河的趋势则日益明朗。

清王朝至道光时，尽管吏治腐朽，贪官污吏横行不法，地丁钱粮、漕运、河工百弊丛生，但造成国家财政严重紊乱失衡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鸦片烟的流入和泛滥。

鸦片，学名罂粟，俗称大烟，最初由葡萄牙人当作药材输入中国。明朝后期，宫廷中已逐渐有人不是为了治病止痛而食用鸦片，现代发掘明定陵地下宫殿，化验万历皇帝的骨头时，发现有吗啡，说明万历皇帝已不是偶尔患病食用鸦片了。不过，那时输入鸦片不多，民间食用者极小。再者，所谓“食鸦片”也是地地道道地“食”，象吃药丸似地吃下去，不似后来如吸烟那么方便、舒服、上瘾。吸食鸦片，俗称抽大烟，是从抽烟草开始的。中国古时并不种植、吸食烟草，大约在明万历末年，西班牙人把美洲出产的烟草带到吕宋，渐渐传入福建厦门一带，中国人从此慢慢学着抽起烟来。稍后，荷兰人在占据台湾时，为预防抵御疟疾等流行病，把烟草、鸦片和砒霜混合起来吸食。这种办法后来传至福建，抽烟草的人在烟草里加放一点鸦片，吸起来顿觉神清志爽，愉快非常。于是，吸食烟草和鸦片之风迅速蔓延流传开来。谁知鸦片这种东西，一抽上瘾，愈抽愈多，难以遏制，渐渐烟草与鸦片分离，上瘾的人不抽鸦片则不足以过瘾，鸦片烟遂在中国大地泛滥开来。

鸦片作为药物，具有镇痛、止咳、止泻等功效，但常人吸食，日久成瘾，瘾至不吸，则四肢乏力，精神萎颓，甚且涕泪交流，手足不能举;若瘾至即吸，过了瘾就行动如常，而日久天长，则形容枯蒿，体力心志日衰，以致丧失性命。因此，鸦片作为常人吸食之用，又是一种毒品。早期葡萄牙作为药材向中国输入鸦片时，虽有人开始食用，但数量极少，未对整个社会造成多大危害。后来，英国人东来，在印度半岛建立了庞大的殖民贸易垄断公司——东印度公司，实行对印度以至对整个亚洲的殖民掠夺贸易和侵略扩张活动。在早期同中国的贸易中，中国的丝、茶、陶瓷、大黄以及糖等土特产品受到当时西方人欢迎，出口量逐年递增，而作为英国主要输华商品的各种贵重毛纺织品，由于中国官僚士绅穿的是绫罗绸缎，老百姓则穿自制的土布，因而长期滞销，致使英国在正常中英贸易中连年亏本，每年不得不运来大批白银，以补亏空。

为了既得到中国的丝、茶等土特产品，又不用往中国输送白银，英国资产阶级费尽心机，寻求良策。在用炮舰暂时还打不开中国大门，其他商品也难以打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他们找到了鸦片这种特殊商品。鸦片既可弥补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又可以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中国人民，为最终打开中国大门奠定基础。于是，英国自公元1773年起，排挤了葡萄牙、荷兰等国，逐步确立了鸦片贸易的垄断权，开始有组织地向中国输入毒品鸦片。

自鸦片吸食之法传入中国后，烟毒就日益泛滥起来，逐步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早在雍正七年(1729)，清廷即颁发禁烟令，严禁贩卖、吸食鸦片。或许由于清王朝正值盛世，或许由于那时英国尚未确立鸦片侵华政策，乾隆朝以前，鸦片烟一直没有泛滥到危及清王朝国计民生的地步，朝廷虽禁国内吸食，却不禁外洋进口。乾隆末年始，随着清王朝的腐朽衰败和英国鸦片侵华政策的确立，鸦片烟毒大肆泛滥成灾，严重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国计民生。嘉庆五年(1800)，清廷首次禁止外洋进口鸦片，以后又多次颁发禁令，制订禁烟章程，发布贩卖吸食鸦片治罪条例，意在清除烟毒祸害。结果是鸦片由合法纳税进口变为违法偷运走私，烟价大涨，广东海关及其他文武官员，甚至于朝廷重臣，都直接间接地从鸦片走私中捞到好处，以至无视朝廷禁令，帮同或袒护中外鸦片贩子进行走私活动，致使烟毒迅速弥漫全国，白银源源流向国外。

旻宁对鸦片烟毒的危害有着深刻的了解，御极后决心根除此患。道光元年，他即匆匆发布谕旨，严申鸦片禁令。两广总督阮元，借助新帝即位之威，查出十三行总商伍敦元默许外国进口商船夹带鸦片，随即请旨严加惩办，并制定了严格的外船进口检验程序和对贩卖、吸食鸦片及开办烟馆者的惩处条例。一时间，夹带鸦片的外国进口船只被纷纷查获，逐驱出口，澳门的一些囤积贩卖鸦片大户也先后落入法网。查禁鸦片，初见成效，旻宁喜出过望，决心再接再励，于道光二年 (1822)，谕令沿海各省督抚严拿烟贩，翌年又饬廷臣议定地方官查禁鸦片烟不力及失察处分条例，同时诏令严禁民间私自种植制造鸦片。

旻宁根除鸦片祸患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查禁鸦片烟毒的诏令不可谓不严。然而，英国政府既已确定了鸦片侵华政策，鸦片贸易业已给英国及英印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大利润，那他们就决不会善罢甘休。在广东方面查缉日严，广州、澳门既不能进口也不便囤积鸦片之后，外国鸦片贩子们便在珠江口外大鱼山洋面一带的伶仃岛周围停置大船，存放鸦片。这些停置的大船，每只约可装载鸦片50余万斤，称为“趸船”。凡装载鸦片的船只均先驶往趸船卸下鸦片，然后载着合法货物并夹带极不易发现的少量鸦片样品进口，与内地鸦片贩子看样订货，在广州借交易货物之名把一切手续办理完毕，然后雇佣组织亡命之徒，乘坐特制的武装快船到趸船取货，黑夜偷运走私，分发各地。于是，尽管旻宁再三颁发“杜绝鸦片来源，以求净尽根株”的谕令，但随着他整饬吏治的失败和全国军备的愈益废驰，国内则走私网遍布天下，国外则先是英国，继而是美国，公然以武力保护走私，或建立庞大的舰队直接组织走私，致使鸦片输入量激增。道光元年，输入中国鸦片不足6000箱，道光十三年 (1833) 时增至2万余箱，至道光十八年 (1838)则翻番为4万余箱。

鸦片的不断输入和烟毒的日益泛滥，不但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而且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国库空虚，银价飞速上涨，国计民生穷蹙日甚一日，从而引起中国朝野的极大关注。旻宁作为一国之主，更是忧心忡忡，无奈禁令屡颁，鸦片烟毒焰日张，苦寻良策而不可得。

道光十六年 (1836)，太常寺少卿许乃济面对清廷长期禁烟无效，越禁越凶的局面，总括广东等地一些官吏士绅酝酿已久的有关禁烟问题的主张，大胆地向旻宁献策，请求放宽烟禁。他在上给旻宁的奏折中，指出自嘉庆以来，查禁鸦片进口的禁令越来越严，惩治吸食的刑法年重一年，可吸食鸦片的人却越来越多，几乎遍布天下，无所不有。认为其所以如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禁令过严。“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禁令成了胥吏差役们谋利肥己的工具。接下来他又进一步分析禁烟形势，以为从断绝鸦片来源考虑，闭关罢市，禁绝通商，则不但沿海数十万靠通商为生的百姓无法安置，而且外国鸦片贩子可在外洋择岛设市，武装走私，中国海岸线漫长，防不胜防。所以，即使关闭广东一口，停止贸易，也无法根绝走私，清除鸦片烟毒。因此，他建议旻宁不如复乾隆朝以前旧例，准令外商把鸦片当作药材进口，照章纳税，中外交易，只准以货换货，不准用银买卖。同时，应允许民间栽种熬制鸦片，以土烟抵洋烟。至于吸食鸦片一节，只要官吏、读书士子及八旗、缘营兵丁等国家公职人员，仍严定法令，不准吸食，中国人口众多，其游手好闲之辈和流氓无赖之徒食毒自毙，则无须计较。最后，许乃济断言：如果采取了他的建议，则不但白银可不外流，海关可收利税，而且自制鸦片多了，外国鸦片没有市场，自然也就不来了。如是办理。既无大伤于政体，又可平衡财政收支，得多而失少。

旻宁正为鸦片烟屡禁无效发愁犯难，接到许乃济奏折后，自思若放宽烟禁，则有失体面，而照常严禁，又无实效，进退维谷，主意难定，于是令交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 粤海关监督文祥等详细议复。 其实， 许乃济放宽烟禁的主张， 原本就是广东等地一些官吏士绅对禁烟问题意见的总结。因此，邓廷桢等人奉旨后即复奏说：“太常寺少卿条陈时弊一折，列举大端，确属实在情形。所请变通办理，放宽烟禁，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似应请旨准照原奏。如蒙皇上俞允施行，于国计民生，实是均有裨益。”

邓廷桢等人议复奏章上达，朝中官员大都游移观望，无人站出来肯定放宽烟禁之法，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给事中许球则具折反对。他们认为以往禁烟未见成效，原因在于官吏执法不严，并不在于严法本身。如若但禁官吏兵丁，不禁民间吸食，明知有毒之物，听其流行，且准外人纳税进口，百姓自行栽种熬制，则不惟有悖天朝政体，而且贻笑外夷番邦。更何况官吏兵丁皆从士民中出，民间不禁，杜绝官吏兵丁吸食，则不啻掩耳盗铃。因此，朱、许二人请求旻宁厉行严禁。

继朱嶟和许球之后，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又上奏恺切陈述放宽烟禁的利害关系，请求下令严禁。至是，旻宁又复坚定严禁决心，暗中准备推行严禁措施，只是不知从何处下手方能生效。

道光十八年 (1838) 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旻宁，指出断绝鸦片的根本之计在于根绝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 无兴贩，则外夷之烟不禁亦自不来”。认为以往禁烟之所以未着成效，是由于刑法过轻，提出吸烟论死之说，请求旻宁颁诏晓喻天下，所有吸食鸦片烟者，限令一年为期戒绝，到期未戒或未全戒者，则一律处以死刑; 如有为官之人知法犯法，一经发现，本人处死之外，其子孙永远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黄爵滋吸烟论死的奏疏，对旻宁是个严峻的考验。平民吸烟论死，倒还好说，官员论死，已觉难办，而皇亲国戚、宗室贵族中若有人被告发出来，将如何处治?经反复权衡，他觉得保国保民保住皇帝尊位才是头等大事，鸦片烟毒继续泛滥，迟早恐毁大清江山。于是，他一面谕令各将军、督抚就黄爵滋吸烟论死之说各抒己见，详细议复，一面采取严励措施，从上头做起，以向天下诏示自己的禁烟决心。在接到黄爵滋奏疏不到两月时间里，旻宁先行将一批查有确据的吸烟官吏革职，其中庄亲王奕、辅国公溥喜，因常到僧尼庙内偷食鸦片，分别被革去王爵和公爵; 同时将两年前上奏请放宽烟禁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勒令退休返乡，诏令在两湖地区禁烟卓有成效的林则徐进京觐见，商讨禁烟大计。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 (今福州市)人。幼年家境清贫，读书刻苦，27岁中进士，登上仕途。此后十几年间，他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西等地乡试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及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省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所到之处，政绩斐然，素有 “林青天”美称，深得一心孜孜求治的旻宁的赏识。道光十二年 (1832) 升任江苏巡抚，应召进京觐见时，已晋湖广总督之职。他在进京前议复黄爵滋吸烟论死之疏时，即赞誉黄爵滋的大胆建议，谓 “吸烟论死之说，私下相互议论者，并非无人，而敢于毅然上陈者，则独有此奏”，明确向旻宁陈说自己的态度，指出鸦片流毒蔓延天下，久禁不止，欲挽时局，断非常法所能奏效，“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此寥寥数语，对旻宁触动极大。

在召林则徐进京陛见前后，旻宁收到各地将军、督抚议复黄爵滋吸烟论死之说的奏章共29件，其中赞成论死之说的只有8人，21人反对严刑重治吸食之法，或主张先严海口、次治开馆招人吸食者，或主张先重惩贩烟之奸商，也有人认为应首先严惩官吏中吸烟之人。这种局面既在旻宁的心底里投下了一层厚重的阴影，也为他制定综合治理鸦片烟毒方案提供了多方面可供参考的依据。他决心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实际行动去影响地方高级大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全面的严厉禁烟措施。

林则徐进京后，旻宁赏其紫禁城骑马殊荣，接连8次单独召见，共议禁烟事宜。经过反复商讨，旻宁决定双管齐下，一面于道光十八年 (1838)十月十五日命林则徐驰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意在杜绝鸦片进口。为表示他对林则徐的信任和器重，特颁给钦差大臣关防，谕令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一面则命朝臣严定禁烟章程，以求根绝吸食。新定禁烟章程明确规定：“凡吸烟之人，均限一年半时间戒除，限满不知痛改前非者，无论官民，概拟绞监候”。新定章程经旻宁审阅批准后，名为 《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颁发全国遵照施行。

自黄爵滋吸烟论死之疏上达朝廷始，在旻宁亲自主持下，经过各有关方面约半年时间的讨论准备，神州大地除西藏地区以外，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全面查禁鸦片烟毒的热潮。各地查拿鸦片贩子，缴烟土，收烟具，封烟馆，惩治大小吸烟官吏，通令鸦片烟鬼限期戒烟，可谓如火如荼，雷厉风行。鸦片烟毒似乎从此真的要在华夏神州净尽根株了。

面对举国一致的禁烟热潮，旻宁欣喜异常，心想多年固疾，一旦扫荡净尽，规复祖宗盛世旧观有望，总可以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了。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结果不仅使他根除鸦片烟毒的全部方案措施尽皆落空，而且把他推到了清朝有史以来初次蒙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沉重打击，并被迫屈辱求和的被动境地。

四、安内攘外 力不从心

旻宁在位30年，前20年，安内攘外，颇尽心力，似也显示了他的聪敏勇武;后10年，外寇入侵，丧师失地，“内忧” 四布，无力消弭，真可谓安内攘外，力不从心了。

自御极以来，旻宁承袭先朝遗策，对国内北方白莲教、南方天地会等为主组织发动的反清起义，继续采取奖励地主豪绅招募乡勇结寨自守及坚壁清野的策略方针，以致各地义军活动因难，不易形成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对突发性的农民起义和个别地区的反政府叛乱，则集中优势兵力，迅速行动，予以镇压，不使蔓延。故在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发动侵华战争以前，大清王朝衰弱不堪的躯体上，仍然装裹着远远看去颇为威严的华丽外衣。

乾隆年间，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大和卓木波罗尼都兴兵谋叛，兵败被擒遭诛，其孙张格尔为残部簇拥逃至位于今天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东部的浩罕王国境内。时值英国大肆扩张，谋求打入新疆，张格尔遂投入英国人怀抱，搜集积蓄力量，准备伺机东山再起。嘉庆二十五年(1820)，张格尔自以为羽毛丰满，率众数百入喀什噶尔祭扫祖坟，为其先祖大和卓木招魂，煽动当地回众叛乱。清政府驻守新疆官军一面设计围剿，一面上奏朝廷。当时正值嘉庆殡天、旻宁新登大宝之际，朝廷以为张格尔率数百人入疆，边将遣兵驱逐即可，并未引起重视。岂料张格尔在英国援助策划下，时而公开攻城掠地，时而潜伏活动，勾结少数回部上层分子，竟与官军长期对垒，经四、五年时间，逐步形成了一支实力可观的叛乱势力。道光六年秋 (1826) 七月，张格尔在喀什噶尔发难，连陷喀什喀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四城。清廷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帮办大臣舒尔哈善，叶尔羌办事大臣音登额、帮办大臣多隆武，和阗领队大臣奕湄、帮办大臣桂斌等，先后死难。一时回疆烽火遍地，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摧残。

边塞告急奏章迭至，朝廷上下震惊。张格尔叛乱不但严重摧残着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危及了清政府在新疆地区的统治地位。面对严峻的形势，旻宁经过深思熟虑，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他先后任命大学士、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钦差大臣，参赞军务，令固原提督杨芳、甘肃提督齐慎赴阿克苏军营助剿，征调吉林、黑龙江、甘肃、四川等省马步各军及健锐、火器诸营计3. 5万人，入疆平叛。在调军入疆之初，旻宁即谕令各有关方面准备了充裕粮饷及军需物资，责成各主管官员保证供应，使无乏匮之虞，严饬率军入疆将帅要慎赏罚，明纪律，所属各军经过地方，秋毫莫犯。在平叛大军派出之后，他又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定新疆久隶版图，各族百姓安居乐业已60余年，心甘情愿追随张格尔叛乱者，当系极少数别有所谋之徒，据此制定了区别对待、恩威并举的策略方针，明谕前敌将帅及回疆各部，谓“大军压境之时，有归顺朝廷者，无论大小头目及协从人等，尽皆不究以往，许以自新;铁心与天朝为敌、负隅顽抗者，则尽行剿灭，勿遗后患。”此外，旻宁还颁发诏旨，令免入疆大军所经之奉天(今辽宁)、甘肃、陕西等所属各州县当年额赋，全免回疆八城所有新旧额赋，稳定了后方，争取了不少回疆各部民众。

张格尔在英国支持援助下悍然发动大规模叛乱，原想马到成功，顺利夺取全疆。不意孤取四城，后援不继，清廷派遣数万大军进剿，渐渐饷匮粮单，遂不顾一切，大肆搜括民财，与旻宁所行方略恰成鲜明对照。清军入疆不久，起初因受裹胁或不明真相而参与叛乱的维族民众，在旻宁“不究以往”和全免新旧额赋诏谕的感召下，纷纷倒戈。张格尔众叛亲离，所夺喀什喀尔等四城尽失，率小部死硬分子东逃西窜，几成过街老鼠，终于在道光七年(1828)十二月为清军俘获。清政府历时1年多的平叛战争胜利结束，新疆全境重现和平。

道光二十年(1840)以前，尽管外祸未起，清廷全力以赴严防内地，旻宁躬亲厉行，倡节俭，杜奢靡，注意体查民间疾苦，几乎每年都减免一些受灾地区的地丁钱银，甚至发放口粮，赈灾济贫，但由于吏治败坏日甚一日，贪官污吏欺上瞒下，恣意勒索，以致不少地方民不聊生，规模不等的各族人民起义时有发生。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旻宁对敢于造反的百姓，总是采取铁血手段，严厉镇压。

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永州江华县锦田乡瑶民联合部分广东瑶民，共推赵金龙率众起义，攻占两河口地区为根据地，公开与清廷对抗。旻宁闻报后，急调湖广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广西提督海凌阿率军进剿，同时令两广及湖南各地各防边界，勿使蔓延。广西提督海凌自恃武艺超群，部下兵强马壮，驱兵直进，力争头功。结果中义军埋伏，广西军四散溃逃，海凌阿也死于乱军之中。败耗传至朝廷，旻宁大为震怒，一面增派贵州提督余步云率军入湘助剿，一面严令各地坚壁清野，笼络各苗塞“自相团练”，立意迫使义军撤离根据地，四处流动作战，一旦时机成熟，即将义军“诱至山外平野之地，聚而歼之”。采取此策后，不到半年时间，义军粮饷不济，终于无险可守，全军尽覆，赵金龙及其家属子女遇害。

自道光元年以来，全国各地反清起义史不绝书，连年不断，有时一年数起，由于旻宁坚持奖励地方团练自保，坚壁清野和集中力量重点出击等策略方针，各地起义旋起旋扑，始终没有能够对清王朝统治造成什么威胁，直至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惨遭失败，这种局面才开始逐步发生变化。

内无大忧，旻宁得以腾出手来根治鸦片毒害。自道光十八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查禁鸦片烟毒运动，同时派林则徐至广东，立意断绝烟毒来源。

道光十九年(1839)初春，林则徐携钦差大臣关防到达广州后，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和衷共济，内则查办收受贿赂、包庇鸦片走私之文臣武将，惩治贩毒奸商，劝戒吸毒兵民; 外则晓谕各国来粤商人，限期缴出囤放于外洋趸船的全部鸦片。为预防万一，林则徐于查禁鸦片的同时，一面饬人搜集翻译外国书报，了解西洋国情及来粤商人动静，力求知己知彼;一面招募水勇，整顿水师，加固增修炮台，购买西洋大炮、战船，积极整军备战。

面对林则徐雷厉风行的禁烟措施，以英国为主的外国鸦片贩子们有些着慌，纷纷找英国在华商务监督义律商量办法。义律鉴于中国官方禁烟向来虎头蛇尾，一阵风过去便万事大吉，一切照旧，认为此次也不过是做做样子，吓唬胆小的，抓几个倒霉的罢了，约定众洋商拒缴鸦片。林则徐看看限期将过，外国鸦片贩子们毫无动静，便传令四处张贴告示，告谕中外，谓“本大臣奉旨来粤查禁鸦片烟毒，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表示此次禁烟势在必行的决心。随后，他即采取断然措施，将黄埔港所有外国商船统统封仓，不准装卸货物，同时下令撤出广州商馆里的全部中国雇员，派兵围困商馆，断绝了水陆交通。至是，聚居商馆里的外国商人们纷纷抱怨义律毁了他们的生意，龟缩在这里的鸦片贩子们更是慌了手脚，急请义律寻求解救之策。此时义律已无良策可寻，心里暗暗计谋报复行动，表面上不得不派人请林则徐解围，答应劝说鸦片贩子们缴出全部鸦片。

道光十九年 (1839年)三月，以英国为主的鸦片贩子先后缴出鸦片1. 9187万箱又2119袋，共计237. 6万多斤。林则徐收缴完毕，即奏报朝廷请示处理办法，同时下令解围开舱，恢复中外贸易。旻宁闻报大喜，传谕林则徐等将所缴鸦片烟土，“即在虎门外当众销毁，无庸解往京师验看，俾令沿海商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骇，永杜后患。”是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林则徐遵旨偕邓廷桢等率广东文武员弁，在虎门海滩将收缴鸦片全部彻底销毁净尽。 斯时沿海居及外国商人、 传教士等观者如堵， 百姓欢呼，烟贩们震恐痛心不已。是为历史上有名的 “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传令各国进口贸易商船具结声明： “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凡从事正当贸易的外国商人，无不遵令具结进口，惟英国商务监督义律，蓄意挑起事端，纠集兵船拦截其本国商船，不准进口具结，并多次袭击中国水师。林则徐一面下令严惩来犯英国兵船，一面奏报朝廷，建议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外国商船，实行“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策略方针，以集中力量打击不遵中国法度或敢于来犯之敌。此时旻宁正陶醉于销毁鸦片的喜悦中，自思多年流毒，一旦扫除净尽，从此白银不再外流，国库渐可充裕。闻报义律胆敢犯顺天朝，当即怒火中烧，传谕沿海加强防御，切令林则徐等万勿示以柔弱，谓“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所有英吉利大小船只，尽行驱逐出海，嗣后片帆不得入口贸易”。道光二十年 (1840) 一月，林则徐遵旨断绝了中英贸易。

旻宁原想以天朝声威慑服英夷，岂知英国为了保护鸦片贸易，已决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英国兵船40余艘到达中国海面，先行封锁珠江口，正式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英军在广东滞留月余，北犯福建，未能得手，当即兵进浙江，攻陷定海，随后又移师北进，兵至天津白河口，投递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无理要求中国皇帝为英人昭雪在粤蒙受的“冤屈”，偿赔鸦片烟价，并割地通商。按惯例，清王朝地方大员不能擅自接收外国照会，更不敢向皇帝呈递外人照会。无如英国船大炮猛，沿海除广东、福建预做防备之外，各省既无坚实战船能够御敌于大洋之外，又无堪阻敌登岸之可用大炮和能战之兵。直隶总督琦善此时已顾不得成例所碍，径直接受照会，允为代达朝廷，并上奏旻宁说： “英夷船坚炮利，无可与敌。夷船不来则已，夷船若来，则天津等各大海口断不能守”。朝廷内外一些平时安逸享乐的行家里手，既害怕战争打扰其安乐生活，而果真英国人登岸，奉命拒敌，又不知这仗到底是如何打法。他们为英国坚船利炮所吓倒，只求早早结束战争，纷纷散布流言，有人谓林则徐广东收缴鸦片，原是先许重价收买，而后食言负约，以致激变; 英人兴兵，实是请求天朝大皇帝给个公道，开恩恢复通商。有人则说邓廷桢调赴闽浙总督，毫无作为，英人未攻厦门，硬是上奏朝廷，谎报战功。一时间，朝廷上下，乱哄哄吵做一团。

旻宁获悉前敌败耗，耳听各种流言，翻阅琦善奏章和巴麦尊照会，不觉对林则徐等产生怀疑，暗思英军威逼京畿，孰是孰非，一时真伪难辨，不妨颁旨诘问林则徐，看其何词以对; 诏令琦善与英人交涉，虚与周旋，试看结果如何，再作定夺。其诘责林则徐的谕旨，措词激烈，大略谓：“命你赴粤查办海口事件，业经一年有半，然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 内而查拿犯法，亦不听净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 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何词以对朕也?”在给琦善的诏旨中，则令其转告义律说： “天朝皇帝抚绥四海，恩布中外，凡外藩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自会立即查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鸦片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前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意想以此先令英军退去，然后从长计议。

琦善所辖防区，天津仅有弁兵800名，山海关一带连一尊合用的大炮也没有，英军北上，早已慌做一团。接奉旻宁诏旨后，心中暗喜，自思有了退敌法宝，当即照会英国侵华军总司令懿律(义律的堂兄)，明确表示说：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办理不善”，大皇帝已知其非。至于巴麦尊照会中所求各节，尽可慢慢商量，希望英军返回广东，静待大皇帝派出钦差大臣“秉公查办”。时值深秋季节，天气渐凉，英军不便在北方采取大规模行动。懿律接到琦善照会后，即顺势率军南下广东，准备伺机再发。

英军南下，琦善上奏朝廷大肆渲染自己 “退敌”有方。旻宁接报后，觉得这英夷原来并非桀骜，那林则徐等恐是有负朕意，确乎办理不善。于是降旨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令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查办。

琦善奉旨到广东后，一意媚外求和，实指望退出英兵，报功邀赏。岂知英军南下本是缓兵之计，广州交涉期间，一面暗中调兵遣将，一面提出更为苛刻的侵略要求。琦善毫无战守准备，步步退让，答应了英国侵略者的全部无理要求，只是关于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准备上奏朝廷请示后再做明确答复。英军调兵遣将停当，不待琦善答复，即发兵攻占大角、沙角炮台，进而威逼虎门，并单方面发布未经议定签字的所谓《川鼻草约》，强占了香港。

旻宁派令琦善赴广东时，原想引英军南下，姑允恢复通商，惩办林则徐，以换得英国全部撤军，消除战祸，免得大动干戈，劳师靡饷。不过，那时他既不认为英国坚船利炮威不可挡，也不完全相信英人会轻易就抚，因此谕令琦善到广州后，要 “一面与之论说，力争折服英夷，一面妥为预备，如其桀骜难训，毋得示弱，有失天朝体面。所需御剿兵丁，可一面飞调，一面奏闻，不必先行请旨，以误戎机”。英军在广州再次发难，攻占沙角、大角炮台消息传至京师，旻宁因事先已有所预料，并不惊慌，当即传旨责令琦善“赶紧团练兵勇，奖励士卒，并储备军需粮饷枪炮火药，严惩英夷”。同时，诏令对英开战，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征集各路大军共计1. 7万余人开赴广东前线，意欲一举荡平入侵之敌。不料琦善毫无战心，竟上奏说广东“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英夷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示羁糜……”。旻宁览奏不觉动怒，心想如此懦夫，如何堪当前敌?正思降旨斥革，又接广东巡抚怡良等密折，参奏琦善一意孤行，不听众文武劝说，私允割让香港。怡良密折真是火上浇油，旻宁阅后直气得手足冰冷，两眼昏花。稍侍镇静，提笔在琦善奏折上批道： “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随即传谕，令将琦善革职拿问，锁解进京，并将其全部家产悉数抄没入官;命奕山、隆文等星夜兼程，迅赴广东，整兵旅、歼丑类，收失地，惩汉奸，务期大伸天讨，而张国威。

英军获悉清廷派将增兵，遂先发制人，大举进攻，道光二十一年 (1841) 二月初攻陷虎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及数百守军力战不敌，壮烈殉国。三月，参赞大臣杨芳先至广州，一战又失乌涌炮台，英船驶入省河，广州城危在旦夕。是时正值贸易季节，英国鸦片贩子从印度运来大批鸦片急待抛售，英国国内则急需茶叶，因此英军并不急于武力攻取广州，而要设法诱迫广州当局开口通商，卖掉鸦片，运走茶叶。经过一番交涉，杨芳因奕山、隆文万余大军尚未到粤，不便立时开战，只得同意暂停战事，恢复通商。事后，杨芳偕广东巡抚怡良联衔具奏，申明原委，请求恩准暂示羁糜。哪知旻宁此时主战之志甚坚，接奏后立降谕旨严斥，谓“杨芳奉旨剿逆，竟尔迁延观望，亟以通商为请，是复蹈琦善故辙，变其文而情则一，情殊可恨。若如此了结，又何必命将出师，征调官兵?且何以慰提镇大员及阵亡将弁之忠魂? 杨芳、怡良等只知迁就完事，不顾国家大体，殊失朕望，着先行交部严议，仍令带罪立功。”同时传谕奕山、隆文迅赴戎机，同心戮力剪除英夷，断不准再提“通商”二字。

奕山等在旻宁圣旨再三催促下，于道光二十一年 (1841) 三月底到达广州。闻听英军船坚炮利， 本无战心; 若不战而和， 又恐遭重咎， 遂召同来新任粤督祁及参赞、 巡抚人等计议发兵攻剿。四月初一日，奕山兵分三路，夜袭英军，希冀一战而胜。不意英军早有准备，激战五昼夜，所有炮台要塞尽失，英军兵困广州城，不时发炮轰击。奕山攻守无术，慌了手脚，急命高悬白旗示降，令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签定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议定双方停战，赔偿英国军费600万元，英军退出虎门，奕山等撤出广州城，率军屯驻离城60里以外。

奕山战败求和，自知如实上奏朝廷，吃罪不起，于是谎称广州停战，系因他率大军屡次“焚剿痛击，而大挫其锋……英夷穷蹙乞抚”。至于赔款，则是因为英夷战败，无路可走，“其头目投伏于地，向城作礼，乞还商欠，并恳请拨库钱280万，否则，年余未能通商，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非但负欠无以偿还，而且生计无以维持”。因此，经广州文武共同商量，为表天朝怀柔远人之意，奖励外夷向化之诚，议定允其所请。

旻宁接阅奕山瞒天过海的奏报后，非但毫无察觉，还真以为是英夷慑于“天威”，倾心向化，从此中外和好，免去刀兵之苦，不觉转怒为喜，竟颁旨“准令通商”，同时传谕沿海各省，酌量裁撤调防官兵，以节糜费。至此，他越发怀疑林则徐等在广州的行为，相信英夷兴兵构难，是由林则徐“办理不善”、“操之过急”所致等流言，自思年余来寝食难安自不必论，其劳师糜饷，国无宁日，沿海生灵涂炭，不罪林则徐、邓廷桢，又由谁来任其咎?念及此，遂发谕一道，令将林则徐、邓廷桢从重发往伊犁，遣戍赎“罪”。如此昏聩糊涂，真不知其少时的聪敏哪里去了。

正当旻宁误信奕山谎报军情，认为夷乱已平而令沿海各省裁军撤防之际，英国政府换将增兵，准备进一步扩大侵略战火。道光二十一年 (1841) 六月，英国新任特命全权公使璞鼎查、侵华英军总司令巴加聚会于香港，经过一番密谋策划，月余后率军北犯厦门。总兵江继云等力战牺牲，厦门陷落。随后，璞鼎查和巴加调集大队，北犯浙江，仅两月时间连陷定海、镇海、宁波三镇。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率军英勇抵抗，全部以身殉国; 两江总督裕谦亲自登城督战，而浙江提督余步云未战先逃，以致镇海、宁波失守，裕谦自杀谢罪。总督死，提督逃，三总兵殉国难，整个浙东地区风声鹤戾，侵略军恣意烧杀淫掠，千千万万无辜百姓在铁蹄下呻吟。

英军攻陷厦门消息报至京师，旻宁并未醒悟，对奕山广东奏报仍是深信不疑，只道是化外之人，反复无常，复诏令沿海整顿武备，严加防堵，未能采取积极的总体防御措施。至浙东定海、镇海相继沦陷，他才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不过想到广东既然无事，恐怕奕山所奏慑服英夷不虚;以为福建、浙江败耗频传，大半是这些地方的督抚将帅无能，认定要想惩治英夷，还得派近臣统重兵大张挞伐。于是，旻宁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九月初四日诏令宗室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扬武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调集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数省马步各军，驰赴浙江。自以为“靖逆将军”在广东能“靖逆”，“扬威将军”在浙江也该“扬威”。不料近臣重兵派出不久，宁波又陷，余姚、慈溪、奉化诸城均遭焚掠，英夷长驱直进，如入无人之境。此时旻宁既恨前敌将帅庸懦无能，又恼英夷太无人性，将全部报仇雪耻的希望都寄托到奕经身上。尽管前线告急奏章纷至，他仍传谕奕经，谓“此次兴兵，非同寻常，胜败在此一举。卿等定要谨慎从事，万勿性急，一切布置周妥，然后一鼓作气，扬我国威，歼兹丑类，朕惟卿等是望，亦惟卿等是赖”!殷殷寄赖之情，不可谓不切。哪知奕经一出京师即把皇帝谕旨置诸脑后，一路游山玩水，广纳贡献，迟到道光二十二年 (1842) 正月始到绍兴，视战争如儿戏，仓猝之间全面出击，兵分三路，幻想一举夺回浙东三镇。结果是三路大军相继败北，奕经一口气逃到杭州，不敢再战，一面屯兵与英军对峙，一面上奏败绩，自请处分。

旻宁接到奕经败报，深感局势严重。这时他想到可以信赖的重臣及可以调拔的精兵基本已和盘托出，而夷焰非但未能稍戡，反而日见鸱张，足证英夷之凶狠。前次有人弹劾奕山广州饰败为胜，恐是事出有因。不过，目下正是用人之际，若统行深究重遣，恐使前敌将士人人自危，无所措手足，嗣后何人再肯为朝廷效力?再者，似广东和平了结的法子，也未尝不是平患之一途……。前思后想，旻宁觉得此时不便责斥奕经，须要准备退路才好。于是，他先传谕安慰奕经说：“卿等前敌效命，为朕所深悉。逆夷船坚炮利，非同前代戎狄可比。初次出师不利，情有可原，为大局计，自当重整旗鼓，通盘筹划，谋勇兼施，万勿因一时未能得手，自隳锐气”。随后，又诏令盛京将军耆英署杭州将军，颁给钦差大臣关防，授以 “便宜行事” 之权; 起用早经因主和革职的伊里布，赏给七品顶戴。命二人赶赴浙江南线，办理对英交涉事宜，做出了准备停止抵抗，实行所谓 “招抚”方略的姿态。

沿海督抚将帅，在未与英军交锋之前，个个声气甚壮，纷纷发誓要 “痛击英夷”、“剿尽横逆”; 广东、福建、浙江数战皆败之后，则大都谈夷色变，畏夷如虎，多半主张实行“招抚”、“羁糜”之策。他们狡辩说，战败求和，并非是投降卖国，而是从国家前途、百姓生灵大局着眼，消弭兵灾战乱，不与外夷争胜斗强。奕经浙江战败之后，朝廷重臣力主抗战者，只有军机大臣王鼎一人。相传王鼎与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意见相左，每逢上朝，即大骂穆彰阿是秦桧、严嵩，欺上卖国。浙东三镇失陷后，他再三请求旻宁起用林则徐，整兵再战，未能获准。因恨外敌入寇，憎奸相欺上误国，悲忠良无罪遭谴，痛沿海丧师失地，怨皇帝不听忠言，遂草拟遗疏数千言，以死劝谏旻宁除掉穆彰阿，起用林则徐。书毕悬梁自尽。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王鼎与林则徐的关系极为密切，确系实情。史载他在林则徐奉旨遣戍伊犁月余，“暴死”于京师。王鼎死后，朝中几乎再无主战之人了。

耆英、伊里布到浙江后，即开始策划“羁糜”之策，试图“招抚英夷”，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英夷竟不肯就“抚”。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月，英国侵略者为了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决定按预定计划，集中优势兵力，攻取清政府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镇江，进而控制长江下游，切断清廷漕粮运输。

此时旻宁虽已决计实行“招抚”之策，但他胸中无数，担心英夷不通人性，恣意胡来，顺白河北上进逼京师，因此也还在调兵遣将，极力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御，结果造成长江中下游兵力空虚。这种对英军动向的错误估计和依此做出的防御部署，为英国侵略者实施其恶毒计划提供了便利条件。道光二十二年 (1842) 四月初始至六月底止两个多月的时间，英军相继攻取乍浦、宝山、上海、镇江。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抗击，壮烈牺牲，镇江副都统海岭统驻防旗兵拼死抵抗，全部殉难，两江总督牛鉴则闻风逃匿，英国侵略者兵锋直抵南京城下。至此，旻宁自觉已别无良策可寻，急命耆英、伊里布迅赴南京设法议和。

耆英、伊里布到南京后，经过近一个多月的往来交涉，基本答应了英国侵略者的全部要求，将一份由英国人起草的条约草案逐条明析具奏，请求旻宁批准依此订约。

旻宁接到耆英等议定和约、请求钤用御室的奏报，颇觉为难。自思条约丧权太多，如若批准，则大伤天朝体面; 如予斥回，又恐兵端再起，御敌无术，后果更难设想，真是左右为难。于是，急召军机大臣会议，企望有人能为他谋划两全之策。但事已至此，军机们个个紧闭双唇，无言以对，还是穆彰阿不忘皇上多年眷顾之恩，站出来为旻宁排扰解难，说“英夷构难，意在求复通商，中朝兵兴三载，未见尺寸之效。施剿与招抚，费用相等，而劳逸迥别。为今之计，当靖难息民，请皇上以天下生灵性命为重，准耆英等奏议，俯允英夷所求”。旻宁听后，沉思良久，别无他路可走，遂颁口谕，谓：

“中外失和，英夷肆虐，本应大张挞伐，折其凶锋。无如英夷非前代戎狄可比，船坚炮利，鬼计多端，进止飘忽莫测，致使生灵涂炭，沿海沿江百姓流离失所。今耆英等与议签约罢兵，言该夷所求各节，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似亦不失为救时一策。朕以民命为重，权且依耆英等所奏。着即传旨，命耆英等勿再迁延，即行与定和约，候朕用宝，免致别生枝节。”

道光二十二年 (1842) 七月二十四日，耆英、伊里布等在南京城下江面上的一艘英国侵略者的军舰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内中规定诸大端为： (一)清政府赔偿英国在广东缴出销毁的鸦片烟费600万元，商行“积欠”300万元，军费开支1200万元，统计2100万元; (二)将香港割让给英国; (三)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 (四)实行协定关税，嗣后进出口货物应纳关税等项，均应 “秉公议定”，不能由中国自己做主; (五) 废除公行制度，凡来中国贸易的英商，不论与何人交易买卖，均听自便。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南京条约》，时人称之为《江宁条约》、《白门条约》或 《万年和约》。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又要求就五口开放通商贸易有关问题继续谈判。道光二十三年 (1843)六月和八月，中英又分别订立了 《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统称之为《虎门条约》。通过《虎门条约》，英国获得了 “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在通商口岸停泊“官船”和租赁土地房屋等项特权。所谓“领事裁判权”，即无论英国人在中国通商口岸犯有何种罪行，均应“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员照办”，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 所谓片面“最惠国待遇”，即无论哪个国家此后在中国勒索到什么好处，英国都将 “一体均沾”，有权享受; 所谓停泊“官船”，即英国兵船从此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领海和内河; 其租赁土地房屋的特权，则在中国开创了所谓的 “租界”制度。对这样一个屈辱的条约，旻宁既已无力与英夷“争胜斗强”，当然也就“恩准依议”了。此外，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两年多时间里，当美国和法国闻风而至时，他害怕兵端再起，又派耆英同两国分别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不但将给予英国的所有特权全都给了美国和法国，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等项特权。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面前，旻宁作为衰败不堪的大清封建王朝的皇帝，已经一筹莫展了。

历时两年多的对外战争，清朝政府支出战费7000万两，战后赔款2100万元，加上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的无耻抢劫和战后鸦片的继续大量涌入，清王朝本已十分拮据的国库收支急剧倾斜，濒于崩溃。为了偿还赔款，弥补亏空，旻宁在战后已顾不了许多，只有默认各级官吏尽情搜刮民脂民膏了。结果是“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无异虎狼。民之财尽矣! 民之苦极矣!”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鸦片战后，清王朝内地十八行省和台湾、伊犁、西宁等地区，反清起义连年不断。自道光二十二年至三十年 (1842～1850)，各地各种起义暴动，令清政府手忙脚乱，损兵折将而载于史册的就有92次之多。旻宁历经两年多对外战争的磨难和美、法等相继遣兵船来华威逼签约，已是心力交瘁，不觉老之将至。面对风起云涌的起义暴动，他只知频颁谕旨，限令各地将军督抚及提镇大员加意弹压，尽力兜剿，再也无力无心去设法根治起义暴动之源，规复祖宗盛世之业了。

皇帝老迈昏聩，大清帝国愈益糜烂。道光二十七年 (1847) 以后，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由会党组织发动的起义暴动，所在皆是，其中湖南、广西等地更是反清义旗密布，造反呼声相闻。差点把清王朝送入坟墓的太平天国起义，此时独树一帜，借助会党武装斗争的漫天烽火，逐渐酝酿成熟了。

道光三十年 (1850) 正月十四日，节俭一生的旻宁，外耻未雪，内忧未除，饱含一腔恨和愁，悄然长逝。死后谥号曰“成”，全称为“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庙号宣宗。葬地在河北易县北宁山慕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