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帝拓跋濬
太平真君五年 (444),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车驾北巡,到各处察视民情。一天,正在行路突然遇到一个官吏捆缚着一个奴仆,正准备处罚他。见到皇帝驾到,忙跪奏道:“这个奴仆犯了大罪,小臣正要惩处。”这时,从皇帝旁边的一辆车中伸出了一个小脑袋,脆声说道: “这个奴仆今天正巧碰到了我,也许是天意,你将他放了吧!”官吏按照命令将犯人松绑放掉了。拓跋焘惊讶地看了自己的孙子一眼,自语道:“这孩子年纪虽小,举止却以天子自处呢!”拓跋焘的这个孙子,当时年仅5岁,名叫拓跋濬,也就是后来北魏的文成皇帝。
拓跋濬生于太延六年 (440),是拓跋晃的长子。拓跋焘因深悔由于自己的怀疑猜忌使拓跋晃恐惧卧病而亡,故而对拓跋濬特加宠爱。幼时的拓跋濬聪明颖达,常被拓跋焘带在身边,亲加教导,号为世嫡皇孙。年纪稍大,便让他参决国家大事。
正平二年(452)十月,魏帝拓跋余被宦官宗爱谋杀,这时,众大臣还不知道有此变故。只有羽林郎中刘尼察觉。便与宗爱商量,请求奉立皇孙拓跋濬为帝,以合众望。宗爱愕然说道:“你难道是个傻子吗?假若立拓跋濬作为皇帝的话,他怎么能对以前陷害他父亲拓跋晃的事情善罢甘休呢?”刘尼道:“那立谁为皇帝呢?”宗爱说:“等回宫以后,再从诸王中选一位贤能的迎立为帝即可。”刘尼见宗爱连弑两帝,居心叵测,只得悄然退出,将事情密告殿中尚书源贺。源贺决心除去宗爱。便又与刘尼一同找到尚书陆丽,与陆丽说道:“宗爱已经迎立了南安王,现在又将其弑杀,并且还不愿立皇孙为帝,显见他包藏祸心,不利于国家,现在若不将他早日除去,后患无穷!”陆丽大惊失色道: “新主又被弑杀了吗?一再图逆,这怎么得了! 我一定与你们合力除去此贼,迎立皇孙!”于是又召尚书长孙渴侯,四人商定密计,让源贺与长孙渴侯率领禁兵守卫宫廷,陆丽与刘尼一起往迎拓跋濬。这时拓跋濬才13岁,在睡梦里稀里糊涂被抱到马上,骑到宫门,长孙渴侯等开门迎入宫中。刘尼又率禁兵驰往东庙,向众人大呼道:“宗爱弑杀南安王,大逆不道,罪当灭族。现在皇孙已登帝位,命令你们各人谨守原职!”众人闻名后山呼万岁,随即抓住宗爱及其党从,勒兵返营。第二天,拓跋濬在永安殿中即皇帝位,改元兴安。召见群臣,封陆丽为平原王,刘尼为东安公,源贺为西平公,长孙渴侯为尚书令,将宗爱处斩,夷灭三族。
拓跋濬在众大臣的帮助下登上了帝位。这时的北魏,虽已统一了北中国,日渐强大起来,但因太武帝拓跋焘时经营四方的统一战争,使国力颇为虚耗。内侍宗爱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连弑两帝。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不安。因而拓跋濬登基之后,首先宽刑简政,以稳定民心。
太武帝拓跋焘在太平真君七年 (447) 曾下令尽诛沙门,焚毁佛经,严禁民众信佛。一时间天下经书遭焚,和尚尼姑受到诛杀。但佛教在当时已成为一个时代思潮,简单地用行政手段禁止也难以奏效。因而到了拓跋焘晚年,民间仍有许多人暗中归佛。拓跋濬即位后,接受群臣的进谏,决定对佛教的流行听其自然,稍加规限,下诏命令各州郡县可以各建一处寺院,百姓有自己愿意出家为沙门的听其自然。但出家人数大州不能超过五十人,小州不能超过四十人。拓跋濬还亲自为沙门师贤等五人剃度,并让师贤担任僧人的总摄,管理僧人事务。这样,无形中便消匿了沙门与政府的对抗情绪,又使政府对僧尼有所控制。
太安二年(456),尚书源贺上书进言: “现在国家北面还有残余的少数敌对力量,南方又有强敌对峙,因而边疆的防务,还不能松懈。我认为犯罪的人只要不是谋反叛逆,无故杀人的,都可以免其死罪,将他们发配到边疆,用来防戎。这样一则使他们原来必死之身受到再生之恩,必将全力报国;再者也可以减轻徭役,使百姓得到休息。”拓跋濬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且对群臣说:“我采用源贺的建议,一年之中就可以赦免许多死罪,而且可以使边疆戎防人员增加很多。你们要是象源贺那样勇于进谏,我就没有什么可值得担忧的了。”不久,有个叫石华的人进谏密告源贺企图谋反。拓跋濬毫不怀疑地对众大臣说: “源贺竭诚为国,这种事是决不会发生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下令对这件事情详加追验。果然是石华因与源贺有隙,故意诬告的。拓跋濬感叹地对左右众大臣说: “象源贺这样忠诚的人尚且免不了被别人诬陷诽谤,那些比不上他的人,难道不是更要谨慎从事吗?”
拓跋濬接受了他的祖父拓跋焘滥杀的教训,对谗言详加案验,不因轻信而大加杀伐。当时,北魏定州刺史许宗之在任时贪污索贿,压榨百姓。有个叫马超的人指责他,被许宗之派打手将他殴杀。事情发生之后,许宗之害怕马超的家人上告,便恶人先告状,上书说马超谤毁朝政,谋图不轨。拓跋濬看到书奏后说道:“这一定是谎话。我为国家之主,对马超并无任何危害,他又怎么要来诽谤我呢? 必定是许宗之有什么事情要隐瞒,而故意诬谄马超。”便派官员到定州详细调查了案情,然后将许宗之处斩。
拓跋濬平时注意纳谏,倾听不同意见,判断是非优劣,然后择善而从。当时汉族大臣高允勇于直言进谏,朝廷中有什么不妥的事情,高允便马上请求进见。常常自早晨一直讲到傍晚,有时竟连日不出。遇到高允的劝谏言辞激烈,令拓跋濬难以接受时,便让高允先退出,直到在自己能心平气和,接受意见时再请高允进来。虽然高允在进谏时,言语之中不免常常冒犯他,但拓跋濬始终十分信重高允。他曾感叹地对身边大臣说:“一个国家的君主,就如同一家之父。假若家中的父亲有什么过错,做儿子的为什么不作书当众劝阻,而在静室无人的地方劝谏呢?这无非是不愿把父亲做的错事让别人知道罢了。可为什么大臣对于国君却单单不能这样呢?一旦国君有了过错,大臣不去当面陈述劝阻,反而上表当众劝谏,这不过是想张扬君主的过错,而显示自己的正直、忠诚罢了。这难道是忠臣所应该做的事情吗?象高允这样,才能算上真正的忠臣,我一有了什么过错,他就当面劝告,甚至有些我很不愿听的话。他却毫不廻避。这样做,既使我明白了自己的错处,而又不哗众取宠,惊动众人,这能不说是大忠臣吗?希望你们中间能多几个象高允这样勇于直言进谏的人,那么我的过错也就会少些。”可是,当初协助拓跋濬登上帝位的诸大臣,在拓跋濬登基后,全都被授以高位,封为公侯,甚至连他们手下的部众,也有许多连带着被任为刺史等实职。却单单将功劳很大的高允给漏掉了。而高允也一直依然故我,勤勤恳恳,丝毫没有什么怨言。后来,拓跋濬察觉了,便对众臣说: “你们虽然一个个都爵高职重,常年在我左右,但从来不曾给我出什么好的建议或提不同的意见。只是等着我高兴的时候,趁机向我祈取官爵,谋取私利。现在你们对国家并没有什么大的功劳,却官至王公,而高允整日勤恳忠谨地辅佐我,使我受益不小,但还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着作郎,你们难道真能心安理得,而不感到惭愧吗?”于是便任命高允为中书令,让他掌握国家机要。当时,北魏诸官员还不设俸禄,平时没有工资,全靠在官时的贪污受贿取得财物。高允做官清正,所以虽然官位不低,但生活仍很艰苦。大臣陆丽就对拓跋濬说:“高允现在虽然受到了皇上恩宠,身居高位,但家中却十分贫苦,妻子儿女衣食不济。”拓跋濬责备地对他说: “你既然了解这些情况,为什么以前不早对我说呢? 现在看到我重用他了,你才说这些事情。”说罢,马上让身边的大臣随他一起到高允家中探视。果然见到只有几间旧草房,家人穿用的也都是粗糙的麻布制品,根本见不到一点绫罗绸缎的影子,厨房中也仅有咸菜而已。拓跋濬见后不由大为感慨,对身边随行的大臣说:“国家的官员若是都象高允这样清正廉洁,还愁国势不兴旺发达,百姓不安居乐业吗?”下令赐给高允五百匹帛,一千斛粟米,并授任他的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自此以后,拓跋濬更加器重高允,平常称他为 “令公”,而不直接叫他的名字,以示尊敬。
北魏官吏没有俸禄,全靠掳掠,征服战争结束后,便靠贪污。北魏皇帝用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姓做州刺史和郡太守。一州三个刺史,两个为鲜卑贵族,一个为汉族地主。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狼狈为奸。只要不短欠政府的收入,无论他在任所上怎样贪污受贿,北魏的统治者都是听之任之,并不认为这是罪恶。战时的掳掠,遭到各族人民的反抗,平时的贪污,更加深了北魏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人民的反抗浪潮,更是一个接着一个。兴安三年 (454) 鄚县(今在河北任丘县北) 人民起义,拓跋濬亲自带兵镇压,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惨杀,十五岁以下的男孩子则被罚充役。和平元年 (460年),邻近鄚县的深泽(今在河北深泽县东南)、束州 (今河北河间县东北部)两县人民,又愤怒地把贪污压榨百姓的县令杀死。拓跋濬又经过多次的四方巡行察视,确实看到了许多地方官吏串通富商大贾,乘老百姓交纳租赋之机,放高利贷,买贱卖贵,然后坐地分赃,大发贪污之财的情况。便于和平二年(461)下令禁止贪污,规定犯赃绢十匹以上的便处以死刑。这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贪污的症结,但也使官吏不得不有所收敛。
拓跋濬在位的时候,正值年轻气盛,想大干一番事业的年龄。但是因为太武帝拓跋焘时统一四方的战争,使国力损耗颇大,弄得朝野楚楚。所以拓跋濬登位之后,始终采取与民休养的政策。但身为善弓马,好骑术的鲜卑族人,拓跋濬也没有忘记习武。他在位时,每年的农闲季节,都令群臣讲武习艺。他与众大臣在灵丘 (今山西灵丘) 南面的山下习武,他让群臣仰射山峰,山高四百余丈,群臣的箭射到中途,便势竭而坠,没有一个能超越峰头的,拓跋濬手执一张千斤硬弓,弯弓发矢,箭脱弦而出,越过山峰三十多丈,到了山南面二百二十余步方才坠下,拓跋濬十分得意,便在射箭的地方立碑记载,留做纪念。
和平六年 (465) 五月,拓跋濬病死于太华殿,年仅26岁。谥为文成皇帝,庙号高宗,葬在云中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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