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在位45年,对皇帝的权力抓得很紧,但并未将国计民生放在心上,很快就将祖上传下的一点家当荡个精光。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吏治的腐败,明初的鱼鳞图册和黄册早已形同废纸,豪强大户有田而无赋,而贫者无立锥之地仍不能免赋,后来官府采取制订赋税原额、令里甲包赔的方法,更加重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农民便抛弃田产成为流民,以致政府所控制的人丁、田地数大幅度下降,出现豪强越来越富,国家越来越穷的恶性循环。财源枯竭的同时,开支却不能控制。世宗屡改礼仪,大兴土木,每年用于修造宫殿、祭坛和庙宇的费用就超过600万两银子,嘉靖二十六年,仅湖广一地采木费即达339万两。斋醮礼仪更需要大量钱财,每一次都要用赤金书写门坊匾额,需金数千两,各种蔬食之费用银1万8千余两。这类仪式常常举行,浪费非常惊人。官员若在这方面提出俭省,就会遭到惩罚,因此谁也不敢说。朱氏宗室人口增长,文武官员较国初增加了四倍,禄米需求恶性膨胀。大小寄生虫纷纷中饱私囊。一次,朝廷查核军饷,发现总督、巡抚以上诸臣多侵吞军饷,多者10万4千左右,少者也有数千。光禄寺为宫中购物并无定额,只凭片纸便如数供给,太监便从中私吞,或转卖于街市。嘉靖时战事频繁,卫所兵已不中用,只好招募新军,士兵按月发饷,军费便高得惊人。嘉靖三十年一年,诸边费即达600万两,而当时户部岁入只有200万两。这样一来,国家仓库都淘空了。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告警,边臣天天催饷,而库存银已不及10万两,户部尚书急得直跳脚。为维持收支平衡,各地又增加了许多五花八门的税目,便使人民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百姓都说:“嘉者,家也;靖者,尽也。”民众家穷,国家财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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