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执掌了大权,大家都看着他要干什么,儒士们又在喋喋不休地议论王政霸道之类,张居正断然说: “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 和北宋的王安石不同,他根本不去谈什么改革的必要,而是提倡祖宗之法,即力图恢复明初的行政效率。当时的明朝官府就像一台生了锈的巨大机器,仅靠惯性在缓缓地转动,因循敷衍的风气腐蚀了每个部件,各衙门每天忙忙碌碌,只是在写公文、传递公文,毫无实效可言,上司就像婆婆整天唠唠叨叨,下级就像媳妇充耳不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凭你有千条善法也无一能行。张居正对此痛恨之极,首先就对此开刀。万历元年六月,考成法实施。具体方法是各衙门除例行公事外,立文册二本,一本送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备注,公事办完一件,注销一件,一本送内阁备考。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各项公务按轻重缓急及道里远近定有期限,层层考核,每月有小考,每年有大考,办事拖拉者还会受到刑事处罚,使官员都处于紧张状态。于是下级对上级不敢敷衍了事,建言立法的人考虑到实效,也不敢随便发号施令了。结果,中央的号令一下,“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不披靡。”通过考察,裁撤了一批无能多余的官员,奖励了一批勤政能干的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嘉靖以来的冗官冗员的现象。同时,还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效益。过去拖欠赋税的地方完纳了,以往层层克扣、中饱私囊的现象减少了,正如他所预料的:“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通过考察,张居正深入了解各方面的人材,然后量才录用,委以重任。如戚继光、李成梁守北边,殷正茂等安抚南方,潘季驯治河,皆建功立业,成为一代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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