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奢》历史事迹,评价,人物简介

《赵奢》历史事迹,评价,人物简介

赵奢是战国时期与廉颇一样驰名的赵国名将。可是，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书记载的却很简略。赵惠文王时，赵奢以一个平民的身份投在平原君赵胜门下作食客。由于平原君的保荐，他才当了一个田部吏(主收田赋)的小官。任职期间，他积极执行惠文王“富国强兵”的政策，征国赋不论上下贵贱，执国法不畏王亲国戚，头角崭露，政绩蜚然。周赧王四十四年(前271年)，赵奢再次得到平原君的荐擢，被任命为治理全国赋税的总管。这给他提供了进一步施展才能的机会。在赵奢的积极努力下，时不逾年，赵国经济得到发展，“国赋太平，民富而府库实。”^①这样一来，他就成了赵国出色的理财家，并且可以跻身于廉颇、蔺相如之列，商讨军国大事了。

兵 救 阏 与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早在惠文王十九年(前280年)赵奢就被任命为将军，跨进军事行列。第一仗，便是同东方大国齐国作战。麦丘战役，他大获全胜，夺取了齐地麦丘，显露出非凡的军事才能。^②这样，既会用兵又通财政，赵奢的文韬武略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周赧王四十五年(前270年)，也就是赵奢治理全国赋税的第二年，秦军东向进攻韩国，把势力推进到黄河北岸的上党地区，并派重兵围困阏与(今山西和顺县)。阏与，位于太行山的西侧，濒临漳水，是韩国北端的重要据点。由于它东向与赵国相邻，且距邯郸很近，故秦军的攻势对赵国产生了直接威胁。倘该地归秦，赵国就与秦国边境相接了; 若该地归韩，赵国起码可以得到沁、漳上游这一块缓冲地带，在秦赵相争中，就可以控制太行山这一重要军事屏障。所以，赵惠文王从本国安全着想，决意同秦国争夺上党地区。

一天，赵王召廉颇商议，问阏与 “可救不? ”廉颇回答：“道远险狭，难救。”^①就是说： 从赵国越太行山而入韩地，中途地势艰险，道路狭窄，难于发兵解救。赵王又问大将乐乘，乐乘的回答与廉颇相同。赵王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便召赵奢商议。赵奢认为： “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②就是说，“道远险狭”这些客观条件，对敌我双方说来是相同的，这如同两只老鼠在穴中争斗一样，勇敢者即可取胜。“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成语，便来源于此。赵奢此议与赵王不谋而合。于是，赵王任命赵奢为将，率军往解阏与之围。

当时，秦军在围困阏与的同时，已经作了防止赵军出兵救援的准备。他们发兵一支，向东直插武安(今河北武安县西南)，以成犄角之势，牵制赵军行动。赵奢侦知秦军这一部署，从邯郸出发才三十里就下令安营扎寨，做出怯战的样子。他还下了一道军令，向全军明确规定： “有以军事谏者死! ”^③这时，秦军已至武安，前锋距赵军很近，来势汹汹，“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④，使赵军望而生畏。赵军中一位军侯实在按捺不住，进见赵奢，要求“急救武安”^⑤。赵奢立即将他斩首，同时命令军中加固营垒，在营区周围修筑了许多屏障，故意做出毫无进取的姿态。这样，一直过了二十八天，赵军除了增加壁垒，加强防御以外，别无动静。秦军颇以为怪，便派人到赵营观察动静。赵奢将计就计，对秦国间谍大加款待，示以假象，以惑其心，然后送其回营。秦国间谍回到武安后，向秦将回报了所见情形，秦将大喜，认为： 赵军 “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①。随之，放松了警惕。

赵奢送走了秦国间谍，立即作出决定，集合部队，卷甲而趋，向西急进。沿途翻山越岭，仅一日一夜^②即抵达距离阏与五十里的地方。在这里，赵奢命令部队修筑了许多壁垒，安营扎寨，待机向阏与进发。被抛在武安的秦军听说赵奢已至阏与，如梦方醒，慌忙调集兵力奔向阏与。由于赵军远离后方，孤军独进，形势依然十分危险。这时，赵军中有一位名叫许历的军士，向赵奢建议： “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 不然，必败。”赵奢闻之有理，问他愿不愿接受军令制裁。许历表示 “请就铁质之诛”^③(愿受杀头之刑)。其实，赵奢当初的禁谏令，只不过是为了隐蔽企图，以免泄漏机密的权宜之计，此时早已不撤自销了。于是，他指示许历暂且退下，等待形势发展。许历回营后，见阏与山倚城耸立，形势险要，据守此山，关系胜负，先机之利，刻不容缓。于是，他再次进见赵奢，献计说： “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④赵奢采纳了许历的主张，立刻发兵万人，抢占了山头。果然，秦军后至，争夺北山不得上，拥挤于山下，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赵军利用有利地势，居高临下，俯击秦军。秦军大败，四散溃逃。阏与之围随之解除。班师回朝后，赵惠文王封赵奢为马服君，封许历为国尉。

赵奢兵救阏与的行动，抓住了秦军先则骄横，继则懈怠的心理变化，运用示形于敌的假象，巧妙地麻痹了敌人，避开了敌人的锋芒; 当进至阏与附近时，又充分利用了地势，恰当地掌握了攻守和决战的时机，从而达到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目的。此外，此时魏国派公子咎带领锐师屯驻安邑，监视秦军，使其有侧后之忧，这也是赵军能够取胜的原因之一。

论兵 选将 治军

阏与之战结束后不到十年，赵奢就逝世了。他是否著有兵书，史料缺乏，幽渺难稽。但是，从他与大将田单的交谈中可以看出，赵奢是精于韬略的。

周赧王五十年(前265年)，齐国大将田单“将赵师而攻燕中阳，拔之; 又攻韩注人，拔之”^①。第二年出任赵国丞相。田单自从大摆火牛阵，复兴齐国之后，声名赫赫，扬于诸侯。

一天，田单对赵奢说： 我并不是不佩服将军的兵法，“所以不服者，独将军之用众”。您的用众，只不过是阻敌耕作，断敌补给的 “坐而自破之道” ，这并不是我所希望做到的。过去“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今将军必负(带领)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此单所不服也”。

赵奢对田单这一看法，尖锐地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田单并不懂得用兵之道，究其根本原因是“不明其时势”。他用吴国干将之剑作比喻，阐述自己的见解。他说： 干将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盥器)”，不可谓不锋利。但是对象不同，效果就迥然不同。 “薄(迫近)之柱上而击之， 则折为三; 质之石上(以石为砧板)而击之，则碎为百”。在今天的战场上，如果仍以三万之众去抗击强国之兵，就等于用干将之剑，“薄柱击石”一般。

接着，他又向田单详细地阐述了时势变化同作战方式、战争规模相互之间的关系。他说： “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 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然而现在是“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 ，“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时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的形式和规模也必须有相应的改变。例如 “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今天，齐国和韩国实力相当，以之进攻，难道以三万之众就能奏效吗? “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足围城一角; 用之野战，不足以实行包围，你将怎么办呢? 赵奢的一席话，说得田单“喟然太息”^①，表示诚服。

赵奢向以审慎著称。他认为“兵，死地也”^②，是关系到全体军民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他对于将领的选拔有着严格的要求： 必须知人选将，切忌任用那种轻狂不慎，只知夸夸其谈，没有实际才能的庸人。他的儿子赵括就是一个自认为 “天下莫能当”的空谈家。赵括虽然 “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但赵奢却认为儿子“不善”，赵国绝不能以赵括为将，“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后来的长平之战，赵括兵败身亡，赵奢不幸而言中，可谓知其子者莫若父。

赵奢之所以能够指挥千军万马，行如风，止如山，每战必胜，还在他善于体察士卒的疾苦，注意团结部属。他治军上突出的特点是注意身教，为人表率。他身为国家名将，又治理全国赋税，却能廉洁奉公。平时 “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甚至 “受命之日，不问家事”。^①因此，赵奢深得将士之心。

赏罚严明是赵奢治军的又一特点。出师阏与，他颁布禁谏令，执法如山，毫不姑息。而且赵奢秉公执法是一贯的。早在他出任田部吏的时候，就有着照章办事，不徇私情的政绩。周赧王四十四年(前271年)，赵奢任田部吏之时，到平原君家收租税。可是，“平原君家不肯出租”^② 。平原君赵胜，既是赵王的亲族，又曾三次做过赵国的宰相，当时与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有 “四君”或 “四公子” 之称。不仅是赵国赫赫名人，而且在当时诸国之间也有很高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赵奢能在赵国任职，正是平原君向赵王保荐的结果，似乎赵奢应当对平原君另眼看待，以报知遇之恩。但是，赵奢则不然。他认为，如果身为贵族，不遵法奉公，国家法律和国势必然削弱，也危及贵族本身的利益，这是直接关系到赵国兴衰存亡的大事。于是他连杀了平原君家九个管事人员，以示惩处。平原君闻知后非常恼怒，欲杀赵奢。赵奢义正辞严地向平原君说： “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 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①甚至尖锐地指出： 君为贵戚，怎能置天下大事于不顾呢! 赵奢这一番话，不仅是从赵国利益出发，也是从平原君的切身利益出发的。因此，平原君不仅怒气全消，而且以赵奢为贤才，再次向赵王荐举。

赵奢死后，赵王为追念他为赵国所建立的功绩，厚葬于邯郸附近的西山，时人称之为“马服山”。

注释

① 《资治通鉴》卷五,周赧王四十四年。② 《史记·赵世家》载: “十九年,……赵奢将,攻齐麦丘,取之。”麦丘,位于今山东商河西北。①②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③④⑤ 《资治通鉴》卷五,周赧王四十五年。①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② 《史记》载“二日一夜”,本处从《资治通鉴》之说。③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④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① 《史记·赵世家》。中阳,燕国本无此地,中山国故城,有一名中人亭,时属燕地,故疑中人之误,该地位于今河北唐县东北。注人,今河南临汝县西北。① 上述引文均见《战国策》卷二十,赵策三,赵惠文王三十年。②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①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②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时间从《资治通鉴》之说。① 《资治通鉴》卷五,周赧王四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