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西林人物简历简介及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丁西林人物简历简介,丁西林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在现代文学史上，我们还记不起有哪些作家同时又是科学家的，丁西林也许是唯一的例外。他既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又是杰出的喜剧作家，他的一生始终没有离开过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的岗位，也始终没有放弃他所爱好的戏剧创作。他是一位把创作当作“正业”之外的“别业”的业余作家，但却取得了比某些专业作家更为突出的艺术成就，成为我国现代喜剧的创始人之一。

留学英国 献身科学

丁西林，原名丁燮林，字巽甫，常用的笔名为西林。1893年(清光绪19年) 9月29日(农历8月20日)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一个地主家庭里。父亲较开明，允许孩子们接触新学，发展个性。丁西林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了对科学的兴趣。1905年小学毕业后考入江苏南通中学读书，1910年又考入上海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学习，成绩优异。1914年怀着献身科学，报效祖国的愿望留学英国，就读于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为了提高英语能力，课余大量阅读英国文学作品和译成英文的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他是从看英文剧作开始对戏剧发生兴趣的，尤其喜爱萧伯纳、高尔斯华绥和易卜生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精巧的构思，机智的对话，幽默的风格和生活的情趣，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后来的戏剧创作特别是走上喜剧创作道路发生很大的影响。丁西林是1917年在伯明翰大学毕业的，曾先后获得伯明翰大学理科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伦敦大学作物理研究工作，1919年曾一度到德国和法国短期学习德语和法语。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科学和民主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发扬。身在国外的丁西林受到很大鼓舞，很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来报效祖国，发展科学事业。正值此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亲赴欧洲考察教育，并在留学生中选聘人才，丁西林和同在英国留学的李四光等人被选应聘于1920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丁西林初在物理系任教授，主讲物理学课程，深受学生爱戴，后遂被选为物理系主任，并一度兼任预科主任。

初期文学活动和创作

二十年代初，文学革命运动正处在深入发展阶段，北京是新文学运动的中心之一，新的刊物和文学社团不断涌现，生活在这里的丁西林，直接接受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影响。本来他的兴趣就十分广泛，不仅热爱科学，也很喜欢艺术，再加之许多友人如杨振声、沈从文、徐志摩等都是文学界人士，在他们的影响推动下，他也参加到新文学运动的行列中来，成为新文学阵营的一员。1923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丁西林参加了该社的一些活动，如在演出泰戈尔的剧本《齐德拉》时，曾扮演村人。1924年《现代评论》创刊，应编者陈源、高一涵等人的约请，成了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发表了许多杂感、时评和科学论文。1926年由赵太侔、宋春舫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戏剧社成立，丁西林是该社社员，同闻一多、邓以蛰共同分工负责出版委员会工作。

丁西林的戏剧创作开始于1923年，也是应友人之约，为《太平洋》杂志写了他的处女作《一只马蜂》。这是一篇独幕喜剧，取材于当时流行的题材——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问题，歌颂了青年一代冲破传统的婚姻制度，取得自由恋爱的胜利。这是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主题。剧本构思巧妙，幽默风趣，剧中人吉先生和余小姐同吉老太太之间，分别代表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但作者对这一冲突的处理不是采取通常的直接对立的形式，而是以间接委婉的形式展开的。无论代表新的一方的吉先生、余小姐，还是代表旧的一方的吉老太太，各自都披上了伪装，“旧的老太太在新的余小姐面前充着新，新的余小姐在旧的老太太面前装着旧;吉先生一面借旧的口吻讽着新，一面又居于新的地位斥着旧”(袁牧之： 《中国剧作家及其作品》)这样，整个剧情便在虚虚假假中进行，“假话”“谎话”和“反话”便构成了剧本的情节要素和语言特色。这不仅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虚伪和“不自然”，也使作品平添上轻松的喜剧气氛。这个剧本出现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表现了作者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性，而它的别开生面的喜剧手法，在当时也令人耳目一新，初步显露了作者的幽默喜剧才能。

丁西林的初期戏剧创作还有《亲爱的丈夫》 (1924年)《酒后》 (1925年) 《压迫》 (1926年) 《瞎了一只眼》(1927年)等，均为独幕剧。由于作者是大学教授、科学家，生活的范围较窄，更多地局限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故这些作品的题材不够宽广，对生活意义的挖掘也不够深入。 《亲爱的丈夫》写一诗人娶了一个京戏旦角做太太，两个月后，“她”被官僚强拉去唱堂会，才发现这个太太原来是男人。剧本虽也写出旧社会艺人的地位低下和倍受凌辱，但毕竟过于离奇，有很大的虚构和幻想成分。 《酒后》是根据凌叔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描写一对因获得爱情而感到幸福的夫妻，同情一位没有得到爱情幸福的朋友，妻子在征得丈夫同意后，准备趁朋友酒后熟睡时吻他一下，但终因感到羞怯而作罢。表现的是资产阶级妇女的微妙心理和某些变态情趣，缺乏社会意义。 《瞎了一只眼》风格近于趣剧。一位受了轻伤的先生，被太太看得伤势很重，朋友得到消息前来看望，太太索性让丈夫假装瞎了一只眼，以瞒骗朋友，但先生终于向朋友说出了真情。结果，原想愚弄人家的太太反被人家所愚弄。剧本虽嘲讽了太太的庸人自扰，弄巧成拙，但毕竟意义不大。这时期较好的作品是《压迫》，它是丁西林前期创作的代表作。在剧前的《小序》中作者谈了创作缘起，当时北京租房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铺保，二是有家眷，他的亡友刘叔和因此而身受其苦，这件事触发他写了这一短剧。剧本围绕着租房难的问题，描写了有产者的房主对无房者的房客的“压迫”，也写出了无房者彼此联合起来反抗这种压迫的斗争。剧本不仅体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艺术技巧也较前成熟。租房难本是生活中的不幸，但生性乐观的作者却把这个带有悲剧性的题材处理成喜剧。剧本一开始就展开了喜剧性的冲突，坚持不肯把房子租给单身男客的女房东，她的女儿偏偏违抗母命私自招来了单身男客并收了订金，女房东要求男客退房，偏偏男客又是一个脾气古怪不肯向无理压迫屈服的硬汉，他坚决要求租房的权利而毫不退让。女房东与男房客在退房与租房的问题上各执一端，成骑虎难下之势，戏剧又发生了喜剧性的转折，这时偏偏又来了一个租房的女客，男客本可以顺水推舟，把房子让给女客，但富于同情心的女客却甘愿同男客假称夫妻共同对付房东，他们的联合行动终于使女房东陷入圈套。而巡警的到来又把喜剧向前推进，他面对的竟是一对要租房的夫妇，毫无干预此事的借口，只能悻悻然退走。更大的喜剧还在结尾，假称夫妻的男女房客在取得租房的胜利时竟还不知道各自的姓名，真可谓曲尽其妙，逸趣横生。租房本来是生活中的常事，但在旧社会，正常的事情只能通过非正常的手段才能得以实现，这难道不正说明社会的不自然、不合理吗?要改变这不合理的社会，就必须“‘联合起来’去抵抗——不但‘有产阶级的压迫’——社会上一切的压迫与欺负”(《压迫·小序》) 《压迫》的题材所包含的社会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喜剧特征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作为我国话剧创作的初期作品，无论就思想和艺术来说，都可称为上乘之作，在当时和后来曾普遍上演，获得一致好评。洪深称它是“那时期的创作喜剧中的唯一杰作”(《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是当之无愧的。

这一时期，丁西林除了独幕剧创作外，还尝试写作小说，先后写了《癖》 《叫化子》《清明前一日》等，大都取材于北京市民生活，带有生活速写性质，艺术上不够成熟。也许作者更熟悉也更习惯于用戏剧体裁写作，故后来便未见有其他小说问世。

1927年，丁西林结束了在北京的七年生活，应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总干事杨杏佛的邀请，到上海筹建物理研究所，任该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其后又先后三次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作了大量工作。如研制地磁仪，建立地磁台，创建仪器工场，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在上海时期，由于物理研究所系初创阶段，工作任务相当繁重，丁西林无暇从事创作，只是在1930年根据宇文的小说改编成一篇独幕剧《北京的空气》，在《新月》杂志发表。剧本写一个常被听差偷他用他的大方的主人，有一次在招待客人时不得不到小气的听差屋里偷了香烟来吸，真可谓一偷还一偷，大方与小气转换，空气平和了。作品暗含讥讽，在烟雾缭绕中透露着生活的灰色和可笑。作品的语言很是俏皮，尤其善用反语，曾被选入国语教科书，作为修辞学反语格的举例。 (见赵景深《文坛忆旧》)象前期的有些作品一样，这部作品仍然没有对生活和现实作进一步的开掘，缺乏应有的社会意义和时代精神。

综观丁西林前期的六个剧本可以看出，作者具有民主主义的思想立场，善于从日常事物中发现喜剧因素，写出一些思想与艺术结合得较好的作品，但他视野不宽，尚不善于从现实社会中发掘生活的真理和深刻的意义，因而有些作品虽不乏技巧，但缺乏坚实的内容。

在抗战的熔炉中

1937年抗战的爆发，打破了科学研究的常轨，物理研究所及其实验工场，为了躲避战火，不得不数次迁移，作为所长的丁西林，不辞辛苦，历尽艰辛，经常往返奔波于上海、昆明、桂林、香港等地，但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研和实验，尤其是军用光学工厂的兴办(与英国合办)把科研工作迅速转到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轨道上来，取得了重要成果。抗战也进一步激发了丁西林的爱国主义热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为了从事抗战事业，当时正在香港的丁西林与同事和家人一起立即启程返回内地，途经广州时被汪伪发现，汪逆曾出面令伪广东省府代为“问候”，并胁迫利诱他到南京供职。丁西林严词拒绝，遂被软禁，后设法只身逃出魔掌，返回内地，而他的家属(包括年仅几岁的幼儿)和保姆则一起被投入狱中，关押近三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获释。这一事件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的科学家的凛然正气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抗战是一个大熔炉，它锻炼和考验着每一个中国人。丁西林目睹了敌寇的入侵，民族的灾难，国统区的黑暗和腐败，以及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不仅激发了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开阔了他的思想视野，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明显的变化。

在经历了一段奔波，生活稍为安定以后，他忙里偷闲，重新捡起中断近十年的“别业”，于1939年创作了又一部独幕剧《三块钱国币》，接着又写了四幕喜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1939年)和《妙峰山》(1940年)这些剧本，艺术上更趋成熟，现实性明显增强，显示了作者思想和艺术上的进步。

喜剧创作的新进展

《三块钱国币》继承了《一只马蜂》《压迫》等作品的民主主义思想，但有了新的发展，以更鲜明的态度表现了反压迫的主题。剧本以女仆不慎打碎主人的一只花瓶，主人强逼仆人赔偿三块钱国币为情节，表现了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压迫”，但同《压迫》相比，不仅人物关系上“房主”与“房客”变成了“主人”与“仆人”，而且就其性质来说，已由人格上精神上的压迫，进而写到经济上阶级上的压迫了。 《三块钱国币》把描写重心放在资产阶级阔太太对贫苦无告的女仆的刻薄态度上，体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思想，吴太太那种自私自利，强词夺理，蛮横霸道的行径，作者是作为一种剥削者的固有性格加以表现的，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相反，对于爱抱不平、富于正义感的大学生杨长雄，作者则给予热烈赞扬。这种爱憎分明、倾向强烈的态度，在丁西林过去的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这个剧本的构思巧妙，很值得称道。全部情节紧紧围绕着花瓶与国币展开，先后共打碎两个花瓶，赔了两次三块钱国币，但各有各的作用。李嫂打破的一只花瓶是无心，杨长雄打破的另一只花瓶是有意，前者表现了女仆的无辜，后者表现了大学生的义愤;李嫂被逼赔出的三块钱国币是无理的压迫，杨长雄主动交出的三块钱国币是有理的报复，前者使人感到愤慨，后者使人产生快意。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对比作用，从而深化了主题。剧本的结构精炼集中，语言机智风趣，下棋的穿插前后照应，“和棋”的结尾一语双关，耐人寻味。表面上看吴太太和杨长雄这一矛盾的双方各有得失，似乎是“和棋”，实际上吴太太虽得到三块钱国币的赔偿，但却丧失了全部人格，杨长雄平白损失了三块钱国币，却赢得了道义上的完全胜利。一篇仅有七千字的独幕剧，能写得如此精致，浑然一体，实属少见。

《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和《妙峰山》这两部多幕剧在表现生活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较前都有了明显的进展。它直接从抗战的现实生活中取材，反映了爱国者与卖国者的矛盾和斗争，表现了反投降反迫害和爱国抗敌的重大主题，这在丁西林的创作道路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民族抗战的现实，教育并推动作者从书斋走向了社会，也促使他思想中的民主主义同爱国主义因素日益融合和深化。如果说，前期作品虽以独特的喜剧风格别树一帜，但同新文学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尚有一段距离的话，那么，这两部作品则标志着作者已跨入了革命的现实主义战斗行列，汇入到新文学时代精神的主潮。

也许是第一次写作多幕剧，较多的人物和较广泛的生活内容，再用作者原来擅长的独幕剧的写作技巧显然已经不够用了，它需要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表现手段，但作者一时尚不能完全适应这种要求，因而在《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中，人物性格的塑造与情节的安排显得有些滞重，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人物的议论多于动作，喜剧的效果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爱国的子女对待“不肖的父亲”虽有喜剧性，但未能贯彻始终，无法形成持久的喜剧力量。但剧本为我们提供的生活内容仍然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 民族矛盾已经渗入到家庭内部，形成了新时期的父与子的冲突。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同“五四”时期的爱国青年一样站在时代的前列，他们对于时代的落伍者和民族的罪人，都采取不合作、厌弃和斗争的态度。正是在这些青年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前途和抗战胜利的未来。剧本在现实题材的开拓上，主题思想的鲜明性和积极意义上，仍高于以前的作品。

《妙峰山》继承了《等太太回来的时候》的爱国主题，但克服了艺术表现上的不足，明显增强了喜剧性，使内容上的反帝爱国的严肃主题同表现方法上轻松幽默的喜剧风格得到了较好的结合，是丁西林创作的一个高峰。这个剧本是为纪念蔡元培逝世而写的，剧前有“献给蔡孑民先生，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二十年，从未厌倦”的题辞。丁西林受蔡元培的影响较深，为人处世，均以蔡元培先生为楷模，1940年3月蔡在香港病逝，丁前往奔丧，并表示要写一个戏来表示他的悼念。在剧中人物，抗日领袖王老虎身上无疑可以看出蔡先生的影子，但这个形象仍然是对生活的艺术概括，有着明显的艺术虚构。剧本通过王老虎被俘，在押解途中设计逃脱重返妙峰山并同华华结成美满婚姻的故事，表现了抗敌爱国的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主题。整部戏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和传奇性，它吸收了传统喜剧的特点，但避免了英雄落难的俗套。在浪漫色彩中透露着作者追求美好未来的理想，在传奇性中传达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乐观精神。王老虎开创抗日根据地，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愿，他的英雄业绩，胆识气派以及豁达风度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使他在被俘蒙难中得到来自各方面的援救，非但没有被杀掉反而招来了大批的追随者，壮大了抗战的力量。

妙峰山是作者虚构的“理想国”，有很大的幻想成分，但并非没有现实根据。这里实行的开明政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主义”，“吸收游资，统制军火，变卖奢侈品”的施政三原则，以及严明的纪律，人和物丰的生活景象，无疑是对黑暗的不民主的国统区现实的一个否定，不难看出其中有着作者深切的寄托和寓意。“占山为王”另辟新土的思想，当然不被专制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允许。 《妙峰山》在上海演出时曾遭禁演，正说明剧本的积极意义所在。

《妙峰山》在塑造人物，特别是在塑造王老虎和华华这两个正面喜剧形象方面获得很大成功。作者过去写的喜剧主角多为中间状态或批判性的人物，这两个喜剧形象则是正面人物，既未写得过于严肃古板，失去喜剧特性，又未过多的渲染笑料，损害正面人物应有的身分，真正做到幽默而不油滑，轻松而不轻佻，寓庄于谐，亦喜亦悲，不文不火，恰到好处。剧本语言的幽默风趣和机智俏皮也不减当年，虽然篇幅较长，但仍能做到挥洒自如，妙句如林，更可看出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功力。

《妙峰山》是丁西林抗战时期也是解放前写的最后一个剧本。因为他的主要精力仍然用在科学事业上。1945年6月，他以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身分，同郭沫若一起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离开重庆赴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二百二十周年庆祝活动，亲自观察和了解了苏联科学事业的成就，受到很大教育。回国后不久，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倒行逆施，悍然发动了内战，再次把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这使丁西林感到十分痛心和失望，再加之对中央研究院当权人物的腐败无能的不满，遂于1947年辞去了任期长达二十年的物理研究所职务，重新回到教育界，赴青岛山东大学，任物理系教授，并兼任理学院院长。翌年又应台湾大学借聘，赴台湾任该校理学院院长。不久，又返回青岛山东大学原任，直到全国解放。

机智幽默 独具特色

丁西林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从事喜剧创作的作家，社会没有为他提供足资借鉴的成功样本，他除了向我国传统的喜剧学习外，主要是借鉴了英国近代“世态喜剧”的经验，通过创造性的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幽默喜剧风格。他十分注意社会的人情世态，从平凡的生活事件中发现喜剧因素，选取富于生活情趣的场景和细节组成戏剧情节，通过人物性格的矛盾组织戏剧冲突，运用结构上的峰迴路转、起伏跌宕和语言的轻松俏皮造成机智与幽默的喜剧效果。丁西林的喜剧是建立在机智和情趣基础上的幽默喜剧，其中虽也不乏讥讽和批判的力量，但同一般的讽刺喜剧不同，它不那么尖锐泼辣，也不过多地使用漫画化的夸张手法，即使运用讽刺也是温情的善意的成分居多。他的喜剧同一般的趣剧闹剧也不同，他强调“喜剧是一种理性感受”必须经过思考从中得到教益。“闹剧只要有声有色，而喜剧必须有味;喜剧和闹剧都使人发笑，但闹剧的笑是哄堂、捧腹，喜剧的笑是会心的微笑”。 (《孟丽君·前言》)丁西林的喜剧，正是经过思考才能辨别其中味道，并引人产生会心的微笑的喜剧。但每篇喜剧细加比较又往往同中有异，各有千秋。 《一只马蜂》真真假假，虚中有实，令人感到仿佛是两个调皮鬼在捉弄一个老大妈， 《压迫》悲喜交集，绝处逢生，在凝重的气氛中透露着轻松，而《三块钱国币》则是细针密线，环环相扣，情节的发展出人意外，又在人意中。丁西林喜剧的主人公大都是有文化教养的知识阶层，人物对话极富丰采，或谈锋锐利，或出言机智，辩论时辞采动人，抒情时娓娓动听，造成丰富多采的语言群，而这些不同色彩的语言最后又共同形成总体上的俏皮和轻松。丁西林的剧作很讲究伏笔和蓄势，欲擒故纵，出奇制胜，也很讲究结尾，或急煞，或慢收，或一语破的，或含毫藏锋，都给人以回味的余地，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由于丁西林独具特色的喜剧创作的成功，不仅受到读者和观众的重视和好评，而且也有了自己的追随者，对后来的喜剧创作发生了很大影响。三十年代著名戏剧家和演员袁牧之曾说过，他的剧本《一个女人和一条狗》就是在丁西林的影响下写成的。在另一位著名的喜剧作家陈白尘的剧作，特别是《未婚夫妻》、 《结婚进行曲》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丁西林开创的现代喜剧传统的深刻影响。

为新中国服务

1949年，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丁西林感到莫大的喜悦。这一年的9月，在解放了的青岛，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代表，由青岛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使这位年过半百的科学家心情十分激动，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新中国的文化科学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西林担任了政府和群众团体中许多重要职务，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全国文联委员，中国剧协理事。他还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曾多次率领我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亚非等友好国家，还做为文化使者代表我国政府与有关国家签订许多文化合作协定。他在领导新中国的文化科学事业和发展我国对外文化友好交流的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文革”期间，他作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担任了繁重的送往迎来的外事工作，终因身心交瘁，于1974年4月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对戏剧民族化的新贡献

建国以后，丁西林担任了远比过去复杂繁重得多的工作，但他并未停止一向喜爱的戏剧创作活动。同以前不同，他似乎把兴趣转向了戏曲的改编和革新方面。1951年文化部曾设立戏改局，主管戏曲改革工作。丁西林不仅领导了这项工作，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实践。这一年他根据民间传说《白蛇传》的故事，写成三幕十六场古典歌舞剧《雷峰塔》。1954年又根据《蝴蝶盃》的故事写成五幕十四场古典歌舞剧《胡凤莲与田玉川》， 目的是“想在改革中国旧剧方面做一个试验”。(《雷峰塔·前言》)这些剧本采用旧剧的风格、(服装、台步、说白的语调，传统的象征等)话剧的手法、(用开幕闭幕的方法分场，尽量地利用对话发展剧情，加强组织结构，配合简单布景)自由的乐曲、(中国乐器，中国音乐，利用各种旧调，创造个别新调)听得懂的歌词(白话夹通俗文言)，以期创造一种新型进步的、但仍是民族形式的歌舞剧。(见《雷峰塔·前言》)丁西林改编的戏曲并不限于上述舞台形式方面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能站在社会主义时代的高度，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传统戏曲素材的内容进行“推陈出新”，赋予它们以新的积极意义。如《雷峰塔》把《白蛇传》、 《雷峰塔传奇》、《义妖传》中那些不必要不合理的迷信内容和恶劣的情节进行删改，剔除糟粕，取其精华，不强调男女关系，而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着力表现白娘子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思想主题。这些新编的“古典歌舞剧”在作者生前虽未能发表，亦未能上演，但无疑是改革传统戏曲使之更进步更完美的有益尝试。与此同时，丁西林对舞剧的民族化问题也进行了探讨。1959年写成舞剧《牛郎织女》;(载《舞蹈》1959年4月号)1960年又创作以反帝为题材的舞剧《老鼠过街》，(未刊)注意舞蹈、音乐、服装、画面的有机性、整体性;并使它们与剧情的内容密切联系起来。

丁西林对话剧民族化的探索所花精力尤多。作于1959年8月，发表于1961年8月的六幕话剧《孟丽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剧本取材于清代女诗人陈端生的弹词《再生缘》，但作者删繁就简，大胆取舍，突出女主人公的聪明才智。她善于利用皇室的矛盾，排除险阻，出奇制胜，终于结成美满姻缘。剧本运用了戏曲宾白形式，对话更具民族特色和历史气氛，全剧的传奇色彩和机智幽默的语言，不禁使人想起《妙峰山》，也可以看出同古代传统喜剧的联系。

1962年是丁西林话剧创作的丰收年。这一年的2月写了以反右斗争为内容的四幕话剧《一个和风细雨的插曲》， 8月写了反映三反五反斗争的独幕剧《干杯》。同月又写了四幕十一场话剧《智取生辰纲》，这是根据《水浒》故事改编的。剧中根据作者关于“《水浒传》中第一条革命英雄好汉是晁盖而不是宋江”的观点，把晁盖作为主角，着重表现他的劫富济贫的革命精神。剧本的对话大都采用小说的原文，同时吸收了传统戏曲的象征手法，在话剧民族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但这几个剧本当时均未公开发表。主要是作者对艺术要求很严，每写出一个剧本，总是先放下，一改再改，从不轻易拿出发表，因为作者原就不以发表作品为目的，只是把戏剧创作当成业余的爱好。

自1962年起，丁西林又尝试对外国优秀的剧本作系统的译批工作，目的是培养青年戏剧工作者，使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闻。他先后译介了英国巴蕾的《十二磅钱的神情》 (《剧本》1962年8月号)，英国麦斯菲尔德的《上了锁的箱子》(《剧本》1963年5月号)，英国萧伯纳的《一代天骄——拿破仑》 (1964年译，未刊)，并写有译批后记。从艺术赏析的角度，评论剧作的思想、语言、风格、技巧、很能给人以启发。这种“译批”工作，把我国古代“评点”的传统批评方法，用在戏剧评介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丁西林的一生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热爱艺术，是一位正直进步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的人生态度积极乐观，兴趣广泛。除科学、文学、戏剧外，对音乐、曲艺、语言、文字等领域多有涉猎，堪称“多面手”。他曾利用声学原理改良中国乐器笛子，把六孔七声改为平均十二律，扩大了乐器的表现力。他还曾用戏剧形式撰写《汉语文字的创造者》，通俗形象地解释汉字的起源，直至逝世前仍在探索文字改革的道路，设计汉语拼音方案。他尤其在独幕剧的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被誉为“独幕剧的圣手”。丁西林一生不懈地追求笑的艺术，他用笑声向过去告别，也把笑声留给未来。当人们在笑声中否定一切虚伪、自私和丑恶，赞美真善美时，将长久地记住丁西林为中国现代戏剧所作出的贡献。

注释

附录一 丁西林主要作品目录

《一只马蜂及其他独幕剧》(内收《一只马蜂》、《亲爱的丈夫》《酒后》),北京大学现代评论社1925年5月出版。

《西林独幕剧》 (内收《一只马蜂》《亲爱的丈夫》《酒后》《压迫》《瞎了一只眼》《北京的空气》),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版。

《等太太回来的时候》 (四幕喜剧,另收有独幕剧《三块钱国币》),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4月版。

《妙峰山》(四幕喜剧),桂林戏剧春秋月刊社1941年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12月版。

《西林独幕剧集》 (内收《一只马蜂》——《三块钱国币》共七个独幕剧),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2月版。

《丁西林剧作选》 (内收《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妙峰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6月版。

附录二 丁西林主要研究文章目录

张友鸾《<一只马蜂>的五次读》, 《京报副刊·文学周刊》第1期,1924年12月13日。

肖然《观<酒后>与<一只马蜂>》, 《京报副刊》1925年3月25日。

培良《中国戏剧概评》,《狂飙》第10期,1926年12月12日。

逸园《评<压迫>与<一片爱国心>》, 《戏剧与文艺》第1卷第6期,1929年10月1日。

张继纯《西林独幕剧》, 《北平晨报·剧刊》第42、44、45、46期;1931年10月11日、25日; 11月1日、 8日。

侍桁《<西林独幕剧>评》, 《文艺月刊》第3卷第5、6期合刊,1932年6月30日。

剑啸《中国的话剧》, 《剧学月刊》第2卷第7、 8期合刊,1933年8月。

袁牧之《中国剧作家及其作品(一)》,《戏》创刊号,1933年9月15日。

柏李《会见丁西林先生》, 《剧场艺术》第2卷第8、 9期合刊,1940年9月10日。

许之乔《丁西林剧作试论》, 《文艺生活》第2卷第4期,1942年6月15日。

田禽《中国戏剧运动·中国剧作家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6月版。

吴啓文《丁西林谈独幕剧及其他》,《剧本》1957年8月号。

陈瘦竹《丁西林的喜剧》,《戏剧论丛》第3辑,1957年8月。

乔羽《橄榄——读<压迫>札记》, 《剧本》1957年9月号。

李健吾《读<三块钱国币>》, 《文学知识》1959年12月号。

李健吾《孟丽君》, 《文艺报》1961年第10期。

凤子《访老剧作家丁西林》,《剧本》1961年11月号。

胡宁容《谈丁西林独幕喜剧的特色》《剧本》,1963年2月号。

丁克刚《丁西林先生的微笑——忆独幕剧<三块钱国币>的创作经过》, 《人民戏剧》1979年第7期。

庄浩然《在幽默讽刺的笑声中再现现实》,《福建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李健吾《丁西林和他的剧作》,《文汇月刊》1982年第8期。

王震东《科学家·喜剧家·“多面手“——记著名的幽默喜剧作家丁西林》, 《剧本》1983年9月号。

陈瘦竹《关于丁西林的喜剧——答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刘绍铭教授》,《文艺报》1983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