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人物简历简介及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张恨水人物简历简介,张恨水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张恨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多产作家。

他一生从事新闻工作，文学创作有中、长篇小说一百○三部，出版单行本六十三种，短篇小说四十余篇，各种题材的散文四千余篇，诗词五百余首，合计约三千万言。其创作量之大，实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所罕见。

纵观张恨水的整个文学生涯，他走的是一条曲折、坎坷而又不断向时代的进步文学靠拢的道路。由于他勤奋、好学又“力求使自己的创作跟上时代”，所以他虽然起步于鸳鸯蝴蝶派，但后来又逐步脱离开鸳派创作的轨道，经过自己的辛勤笔耕，而最终成为一名进步的、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家。

一、“礼拜六”派的胚子

1895年农历4月24日，他出生在江西广信的一个小官吏家庭。原名张心远，1914年他给汉口小报投稿时，从自己酷爱的南唐李后主《乌夜啼》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句中截取“恨水”二字作笔名，从此，“恨水”这个笔名便代替了他的正名，而被人们所熟知了。

张恨水原籍安徽潜山，因祖父、父亲在江西任职，所以全家由安徽迁居江西。小时候，他就是一个颇为勤奋的学生。从童年起，在私塾中，他除了阅读“四书”“五经”外，也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博览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

1912年秋，他的父亲因三天急病于南昌去世。父亲一死，家境败落，张恨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生活不得不就此结束。失学的张恨水十分痛苦。正在这时，孙中山先生主办的“蒙藏垦殖学校”北迁未成，设在苏州，这给绝望中的张恨水带来了一线希望。次年，他考入了这个专科学校。学习期间他成了“礼拜六”派刊物的热心读者，并仿效这个流派的套路，撰写了短篇小说《旧新娘》和《梅花劫》，投往当时设在上海的《小说月报》编辑部(不久，他竟然收到了主编恽铁憔的回函，信上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刊载。”)。后来，稿子虽未被采用，但对张恨水的创作，却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他的第一部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青衫泪》也在这一年完成。

1916年，再次失学的张恨水返回原籍潜山并在家中的“黄土书房”内写下了他早期习作的另两篇文言中篇小说《未婚妻》和《紫玉成姻》。

后来，他受朋友推荐，于1918年2月只身来到芜湖作了《皖江日报》的编辑。这一年，他在《皖江日报》上发表了言情小说《紫玉成姻》和《南国相思谱》;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讽刺小说《真假宝玉》和《小说迷魂游地府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便离开了芜湖来到北京。

这就是张恨水创作活动的初期。

张恨水初期的作品，多是沿袭当时流行小说的套路：内容不是反映才子佳人的私情，就是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体裁多采用的是诗、词夹杂、回目工整的章回体。他的《旧新娘》写的是“一对青年的婚姻笑史”(见《我的写作生涯》)。他的《紫玉成姻》、 《南国相思谱》写的是“两小无猜，旧式儿女的恋爱”故事(见《我的小说过程》)。他的《青衫泪》也是穷途末路发泄他内心的烦闷。至于《真假宝玉》， 《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虽有点讽刺意味，但仍属极幼稚的作品。所以，张恨水这时期的创作，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和当时充斥于社会的以写“儿女私情”为主的鸳鸯蝴蝶派作品一脉相承的。此时的张恨水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鸳鸯蝴蝶派作家。

张恨水初登文坛，就成为鸳鸯蝴蝶派作家是有其原因的。

“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词典，引我成了才子的崇拜者”，而且“后来二十多岁到三十岁的时候，我的思想，不会脱离这个范畴，那完全是我自己拴的牛鼻子。”张恨水这段自白，点出了他“初出茅庐”就步入鸳派行列的主观原因。张恨水出身于小官吏家庭，在他父亲未去世之前，过的与世隔绝的读书生活。在私塾里，他除了读当时传统的教材外，还接触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受到古典言情作品的熏陶。他醉心于风花雪月式的词章，欣赏风流才子式的小说。他这种逐渐增长起来的文学嗜好，一直延续了多年。所以，他初步文坛，开始创作时，满脑子装的是“荷粉露垂，杏花烟润”的词汇和精工典丽的词章，编造的是《桃花扇》《燕子笺》一类的内容，效仿的是《花月痕》中诗、词夹杂，讲究编目的形式。这样，反映在他初期作品中的就不能不是缠绵悱恻“卿卿我我”的才子佳人的生活，浸透在他作品中的就不能不带有浓郁的“脂粉”气息。

造成张恨水初登文坛就成为鸳派作家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风行社会的鸳派作品的影响。

二十世纪初，正是鸳派文学由发展而趋向繁荣的时期。这时，不仅出现了一大批鸳派作者，而且他们所创办的刊物达几十种之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周瘦鹃、王纯根主编的《礼拜六》。在这些刊物上，他们连编累牍地发表了大量的言情小说。其内容：初为“唯才子能怜这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都成了神仙”;继而是“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 (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再而是“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鲁迅： 《上海文艺之一瞥》)。这些作品，在我国新文学运动方兴未艾的时期，尤如决堤的洪水，四处泛滥，其影响波及全国，充斥了当时的文坛，对人们，尤其是对青年人思想的侵蚀甚为严重。

张恨水就是鸳派作品的知音读者，他自己也毫不掩饰这一点，“我已打入小说圈，专爱风流才子，高人隐士的行为”，“我不是喜欢看《小说月报》吗，我每月总是要节省两角钱，买一期《小说月报》看”(《我的写作生涯》)。为什么张恨水对鸳派作品，尤其对鸳派作品中的言情小说如此着迷呢?这是因为当时鸳派言情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情绪和张恨水的思想实际恰恰合拍。“予为诗礼之家，法极守旧”(《山窗小品苔前偶忆》)，这是张恨水对其家庭恰如其分地概括。在这封建色彩十分浓郁的家庭里，他接受的是正统的封建教育，脑子里装了不少封建伦理道德。他父亲去世后，家境逐渐衰败，他不得不结束了安定的读书生活，走向了颠沛流离的求学道路。生活上的变化，使张恨水的视野扩大了，新式学堂的教育，上海报纸的影响，使他“知道了这世界不是‘四书五经’上的世界”(见《我的写作生涯》)，一股追求个性解放的新思想的涓涓细流开始注入他守旧的脑海之中，于是他“一跃而变为维新的少年了”(《我的写作生涯》)

因此，此时的张恨水，新、旧思想并存，并经常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使他常常处于苦闷之中。十八岁那年，家庭包办的婚姻迫得他“无可躲避” (见《我的小说过程》)。他极不满意这次婚配，但传统的封建婚姻观念使他不得不被迫就范。失学的打击，前途的渺茫，婚姻上的遭遇，使他满腹牢骚，于是，他不是吟诗填词“泪呀血呀穷病呀”的发泄内心的痛苦，就是从鸳派言情小说中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当时鸳派言情作品虽属晚清人情小说的末流，但有些作品，还是反映了一些历史的真实。透露出对封建礼教的怨恨，但在哀怨中又赞誉了遵守这种礼法的殉情者的《玉梨魂》;反映出人生凄苦和因封建伦理所造成的婚姻上的不幸，但又不敢直接触及造成这种不幸的根源，把人生和婚姻的悲剧归结为命运的播弄的《断鸿零雁记》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浸透在这些作品中的青年男女，在婚姻上，受到封建礼教的压抑，而又不能挣脱这种枷锁，所感到苦闷、不满，所发出的哀思和悲咽，和具有同样情绪的张恨水的思想，发生了共鸣，从而使他成为这些作品的知音。所以鸳派作品的影响成了他初登文坛，就跨入了鸳派作家行列的另一原因。

张恨水在创作的初期就成为鸳派作家的这两个重要因素，对此，张恨水也有过自我表白：“这个阶段，我是两重人格，由于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辫子。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词典引我成了才子的崇拜者。这两种人格的溶化，可说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所以，“后来人家说我是‘礼拜六’派文人，也并不算十分冤枉。因为我没有开始写作前，我已造成了这样一个胚子。”(见《我的写作生涯》)

二、创作路程上的跋涉

1919年，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打倒孔家店的怒吼，触动了张恨水的思想。他“亲眼看到了许多热烈的情形”，颇受鼓舞。于是，他在芜湖《皖江日报》上办起了介绍“五四”运动的周刊，宣传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但他自幼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装了一肚子的词章，对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虽表示拥护，但思想上仍有不少保留的地方，就是对这场革命运动，当时他也不十分理解。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都很幼稚，没有什么明确的观点，看见别人示威游行，我们三两个人，手上拿了小旗子，站在报馆门口，跟着喊口号。”(见《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中张晓水等所写《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因此，张恨水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基本上充当了一个随波逐流的角色，这就使他不可能无保留地支持新生事物，主动地投身于革命变革之中，从而阻碍了他思想认识上的提高，多少有些辜负了历史赋于他长趋进步的良好时机。虽然如此，但有一事却表现出他是一位有爱国思想的青年。

1919年阴历5月4日，芜湖群众驱赶了一名破坏抵制日货的卖艺人。第二天，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以芜湖群众仇日为名，派兵来到芜湖高呼着“日本大帝国万岁!”的口号列队游行，向中国人民挑衅。在报馆工作的张恨水目睹了这一切，义愤填膺，他用屈原的爱国精神鼓舞同人，组成了一支游行队伍，扛着大旗，高喊着：“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在芜湖大街上往返数次，有力地鼓舞了芜湖群众的反日士气。

不久，他辞去了《皖江日报》的工作，来到北京，准备报考北大。但“一到北京，就加入了新闻界，使我没有时间读书……”(见《我的写作生涯》)求学的夙愿只好置之脑后了。

1924年，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了《世界晚报》，第二年，又创办了《世界日报》。张恨水应邀兼任了这两报副刊《夜光》、《明珠》的主编。生活的变化，工作的需要，迫使张恨水政治视野扩大了，从一定程度上讲，他已逐步摆脱了个人、家庭的小圈子，把目光移向了社会。他目睹了当时军阀争权、内阁迭换、官府暴政、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听到了当时许多“知名人士”们的“内幕新闻”。虽然他还认识不到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然而一个新闻记者的“良心”使他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拿起笔来，以“报人”的眼光，用杂文和小说的形式，开始揭露丑恶现实。

张恨水的杂文，内容很繁杂，其中有些文章因事因时而发，起着针砭时弊的作用。他的《中国人的命每条五十元》一文(见1925年6月3日北京《世界日报》)，以“上海英租界的巡捕，打死七个学生”，而每杀害一个中国人，“总是罚五十元了事”的事实，揭露了外国军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无忌，草营人命的强盗行径。在《官不聊生》一文中(见1925年9月25日北京《世界日报》)，通过福建某县知事因贪污公款被迫自杀的事件，指出了当时官场内“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的尔虞我诈的腐朽现实，及这些贪官们对百姓的残酷压榨。此外，他的《势利鬼可起而为总长》， 《免考入门券》， 《新阁员大号之干干干》等文章也都是从不同角度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除杂文外，张恨水还用小说形式对丑恶现实加以揭露。他的第一部有影响的作品，是1924年4月21日在《世界晚报》上发表的《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是一部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蓝本的社会谴责小说。全书连载五十七个月(1924年4月至1929年1月)，洋洋百万言，是张恨水颇费匠心绘制的一幅反映二十年代北京各阶层社会生活的画卷。由于作品回目工整，在故事编排上，张恨水又摒弃了以往社会小说“说完一事，又递入一事，缺乏骨干的组织”的方法，改用“先安排下一个主角，并安排几个陪客”的结构方式，尽管作品的某些章节在情节发展中有些冷落了主人公，又重犯了人物间呈单线联系的毛病，但和以往的社会小说相比，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再加上通俗的语言，描写的细腻，故事的生动，所以这部小说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书中的主人公叫杨杏园，张恨水有意把他安排做新闻记者，这样，作者就可以从新闻工作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出发，通过杨的所见所闻，把当时社会上千奇百怪的内幕丑闻揭发出来，加以谴责。

其中对封建军阀，反动官僚的揭露尤为深刻。

二十年代的北京，社会非常黑暗。军阀和官僚们勾结起来，在各帝国主义支持下，形成了一个严酷的统治网。他们燃起战火，争权夺利，贪污受贿，挥霍无度，捧角猥妓，无所不为，搅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社会上这些黑暗的现实，在《春明外史》中都得到了较为真实的反映。十六回《欲壑空填花丛迷老吏，坠欢难拾宦境困英雄》中，揭露了国务总理章学孟，置公事而不顾，私往妓馆“聚禄院”，挥洒金钱戏笑红。国务总理竟如此，下属官员又如何?第二十八回中，某总长和他的阁僚们为捧旦角而作方域之战。他们为讨女角欢心，竟在一夜打牌之中输赢数千元，随即赠给一旦角去买一辆小汽车。又将牛某之妹献给内阁总理，换得十五万河工款的报酬，而他们置百姓疾苦而不顾，只将五万元应付河工，从中贪污十万元。官场腐败达到了何种程度!官府如此，军阀更甚。第八十回中，统帅几十万军队的关督理，临时驻军北京。不知用何手段搞到五万元军饷，于是乎决定大大花天酒地享乐一番，决心把饷银全部“花掉拉倒”。不仅大摆宴席，还派人用十八辆汽车接来几十个妓女，洞房花烛夜地闹了个乌烟瘴气。

《春明外史》不仅较为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军阀、权贵们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还对当时佛门的虚伪、骗人的迷信给予了抨击。书中“道泉寺”的法坡和尚勾结官府，用放高利贷的方法残剥穷人;“寂静禅”的法航和尚和董某三姨太的风流韵事……如此等等，把当时某些出家之人不守戒规，表面道貌岸然，实则满腹男盗女娼的丑态揭露得入木三分。还有那搬神弄鬼的“除恶社”，刚面对青天给张果老照完相，随即从社中跑出一条黑毛白耳朵的毛驴。骗人把戏，不攻自破。可见当时世俗败坏、社会黑暗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春明外史》走得是一条谴责性的路子，笔锋触及到当时北京各个阶层。书中人物均有所指：公府老魏就是影射的曹锟，秦彦礼当是李彦青，闵克玉当是王克敏，鲁大昌则是张宗昌等等。书中所写事件，也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尽管如此， 《春明外史》仍受张恨水早期思想的影响，带有较浓厚的鸳派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作品以杨杏园的恋爱史作为贯穿整个小说的主要线索。作品的前二十二回，主要是写杨杏园和青楼妓女梨云的恋爱过程。杨钟情于梨云，但又无力为她赎身，当梨云重病将死时，只有杨在破屋病榻前日夜相陪，使这位沦落风尘的少女临死前得到人间纯正的安慰。第二十三回后，又引出了能诗善文的才女李冬青。李冬青才貌双全，于是成了杨的追求对象。但李患内疾，不能婚配，又推出寄人篱下的史莲科，构成了名副其实的“三角恋爱”。因此， 《春明外史》虽重在暴露，但仍未脱出鸳派作品的旧巢。张恨水自己也说过：“《春明外史》的主干人物，仍然带有我少年的才子佳人的习气，少有革命精神” (见《我的写作生涯》)。

其次，贯穿全作品的杨杏园，是个新旧思想交杂的人物，确“少有革命精神”。他为人正直，少年老成，洁身自好，但他的为人处事却是消极的。他重侠义，但对社会上不义者却缺乏斗争的勇气;他具有新闻记者的“良心”，但对社会上的邪恶势力，只满足于脑中愤然，心中诅咒;他感到旧礼教的束缚，世俗的腐败，但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新生事物又持反对态度;他不满社会的黑暗，但又不去探求改造这种环境的宗旨，而是采取了“一律忍耐”的态度。当他这种矛盾的心理无法解决时，就去求救于佛学，“如今悟得西来意，看断红消是自然”，从四大皆空中去寻求自我解脱，直至象和尚那样在参禅般地涅槃中死去。

有人说： 《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颇象张恨水。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二十年代的张恨水，虽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但自幼生活的家庭，受到的教育及社会影响带给他的旧的传统观念并未彻底清除掉，使他成了一位半新半旧的人物。在这种新旧混杂的思想支配下，他塑造出的杨杏园有自己的影子，我们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春明外史》发表后，受到了一些读者们的欢迎，张恨水也由此而扬名。于是，约稿的信件不断寄来，他写小说也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从1924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这八年间，他在全国各报刊发表的中、长篇小说近二十部。这些作品虽多为社会言情小说，但“暴露”始终是贯穿于这些作品的主要思想倾向。其中影响比较大的，继《春明外史》后，要首推《金粉世家》了。如果说《春明外史》是张恨水的成名作，那么《金粉世家》就是他小说创作上的继续崛起。

《金粉世家》 (1927年至1932年北京《世界晚报》)，百二十回，百万言上下，它以二十年代北京某些豪门的实际生活状况为背景，以“金燕西和平常人家的才女冷清秋一对夫妇的恋爱，结婚，反目，离散”为线索，重点“写了金铨总理一家的悲欢离合和兴衰”，同时也反映了当年官场的腐败，上层社会荒淫无耻的生活(见1929年4月香港广角镜出版的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艺术上，如果我们把《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进行一番比较，就不难发现，前者走的是《儒林外史》的路子，而后者仿效的是《红楼梦》的写法。当然，金粉世家》在实际成就上远不及《红楼梦》，但是这部小说人物繁多，场面浩大，而全篇布局不乱，线络分明，书中人物也写得较有性格。这和《春明外史》相比，不能不说张恨水在小说创作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金粉世家》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对当时豪门权贵腐朽堕落的揭露。小说通过那些身居要职，却玩忽职守，千方百计肥饱私囊的官僚们的可耻行径，揭露了当时官场的黑暗与腐败;通过对金铨及其妻妾，四子四女和儿媳女婿精神状态和生活的描写，揭露了当时上层社会挥金如土，醉生梦死的寄生虫生活;通过金燕西及其兄弟们在婚姻上胡乱用情的表现，谴责了“纨袴子弟”喜新厌旧，用情不专的不轨行为。

但是，活跃在《金粉世家》之中的，不仅是这些肆意挥霍，醉生梦死的寄生虫，还有一位在思想、气质，行为上与那些寄生虫截然不同的人物冷清秋。

冷清秋是《金粉世家》中的女主人公。她是个家境贫寒的书香门第之女。她才貌双全，因而引起了“纨袴子弟”金燕西挖空心思地追求和引诱，最后终于和金燕西结了婚。到金府后，她受到小姐和太太们的鄙视，金燕西的冷待，终于被逼无奈，不得不在一场大火之中，脱去“锦绣重枷”悄然遁去。她的遭遇是不幸的，然而这位在婚姻上遭到磨难的女子却有着与众不同的性格：好慕虚荣，致使她上当受骗，但她又能反躬自省，认清了金燕西的真面目，自悔“终乘鹦鹉贪香稻，博得鲇鱼上竹竿”。她洁身自好，虽身处豪华中，却不愿同金府的男女们同流合污。她心地善良，同情弱小，和金府使女们相处甚好，怜悯从小就被拐卖的丫环秋香。她有着自食其力妇女自立的朦胧的民主思想，她说：“我为尊重我自己的人格起见，我也不能再向他求妥协，成为一个寄生虫;我自信凭我的能耐，还可以找碗饭吃，纵然，找不到饭吃，饿死我也愿意”。显然，从冷清秋身上表现出来的气质、行为，是那些少爷小姐们所不能比的。她的妇女自立思想也是作品中人物所达到的最高思想境界。而这种思想，也是张恨水“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思想在他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 《金粉世家》虽然对北洋军阀统治下，封建官僚及他们子弟的骄奢淫逸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但对金府长者金铨的处理上，显得揭露不足，偏袒有余。在张恨水的笔下，金铨以一个创业者的姿态出现在作品之中，通过燕西生日宴会和婚礼上的两次讲演，使人觉得金铨是一个忠于职守、为国操劳、主张平等、十分开明的人物。好象种种坏事都是不肖子孙所为，与他无关。就连冷清秋在他死后也哭诉着说：“我想我这人太没有福气，有这样公正，这样仁慈的公公，只来半年，便失去了”。作品中对金銓的这些描写，简直是对封建官僚的美化，不仅严重地冲淡了作品中暴露的气氛，而且也违背了社会生活的真实。

《金粉世家》是张恨水的第二部力作，在对旧社会黑暗势力的揭露上，略深于《春明外史》。它所缺乏的是“奋斗有为”的时代精神。所以《金粉世家》的销路虽在《春明外史》之上，但它带给读者的，多是一种热闹、伤感的情绪。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张恨水由“五四”时期萌发起来的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被激发起来，开始关注外敌的入侵，国家的危亡。他接连写出了《耻与日人共事》、 《中国不会亡国》等杂文，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进行了谴责和声讨。在《耻与日人共事》(见1928年5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中，他借济南惨案后，山东学者柯绍斋毅然辞去中日文化委员会委员一事，指出：“济案事关国体”，是中国人就应“耻于日人共事”。在《中国不会亡国》(见1928年5月22日北平《世界日报》)一文中，他认为中国面积大，人口多，国情复杂，“排除异族干涉的思想太深入下层阶级了”，所以“世界上的强国，无论是谁，他都不能并吞中国”，中国是不会亡国的。他的这些认识，虽然还显得肤浅，但对张恨水来说， 思想认识水平确是有了一定的提高。他意识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同时，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更感到中国社会的腐败和黑暗。认识上的提高，促使他的创作起了很大的变化，“到写《啼笑因缘》时”，他“就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

《啼笑因缘》 (见1930年3月至11月的上海《新闻报》)不论是内容还是艺术上，与前两部作品相比，有了显著的进步。手法上，写人状物更加细腻，结构上也更加严谨灵巧了;内容上，隐于前二部作品中的消极避世、沉浸佛学的情绪大大淡薄了;对社会上的丑恶现实，也由客观揭露转向了倾向鲜明的抨击，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反封建倾向。

首先， 《啼笑因缘》把鞭挞的矛头指向了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反动军阀。

刘德柱是张恨水在《啼笑因缘》中塑造的主要军阀代表人物。他专横，残暴，生活糜烂，精神空虚。他逼死了容貌已衰的正妻，枪杀了和表哥吃了一顿馆子的姨太太。当他看上了大鼓艺人沈凤喜后，就派人硬抢到公馆，直至残害沈凤喜发疯。所以张恨水在作品中通过关寿峰之口喊出了：“这是什么世道，北京城里，大总统住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不讲理，若是在别的地方，老百姓别过日子了。”表达了下层人民对反动军阀飞扬跋扈，穷奢极欲的强烈不满。张恨水通过塑造这一人物，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上层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军阀。告诉人们，他们是社会动乱的祸根，是千百万个社会悲剧的制造者。显然， 《啼笑因缘》对权贵，豪门的揭露和控诉力量大大强于《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

其次， 《啼笑因缘》的反封建倾向还表现在樊家树和沈凤喜悲欢离合的爱情纠葛之中。

樊家树是《啼笑因缘》中着力刻画的一个主要人物。他虽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但有着平民化的思想。他不满黑昼颠到，醉生梦死的贵族生活，而对于苦于谋生的百姓之家却透出诸多的同情;他厌恶舞场，却经常出没于“下等人聚合”的天桥，并和“走江湖”的下等人关寿峰结为“忘年交”。当关寿峰病魔缠身，一贫如洗时，他“慷慨解囊”，“分金续命”。可见，在樊家树思想中，贫富贵贱的等级观念是十分淡薄的。

对于樊家树这种带有一定民主色彩的“平民化”思想，多年来均被评论家们所否定，认为樊家树这个富有者的恩赐，正适合了在旧社会苦海无边，走投无路的小市民“希望出现这样助贫济困的好人，以便依靠这些人来改变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的心理”(见1982年5月版《啼笑因缘》序)。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樊家树这种带有一定民主倾向的“平民化”思想，不仅只包含这些消极成分，还有它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从这种思想中所渗透出来的对封建等级观念的批判。

在恋爱婚姻上，对封建“门阀”观念的冲击使《啼笑因缘》反封建思想达到了最高点。“金玉良缘”、“门当户对”是封建婚姻的支柱，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是封建社会男女青年构成婚姻所必须经过的桥梁。辛亥革命后，这种封建的婚姻制度并没有随封建王朝覆灭而消失，它一直得到封建遗老遗少们的维护。 《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却是位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取于蔑视这种封建观念，追求婚姻自主的青年。

论门第，樊、沈二人门不当，户不对，但二人自天桥相会，到“手加约指”定下终身，这过程既没有“父母之命”，也没有“媒妁之言”。为表示爱情上的忠贞，樊家树多次对沈凤喜说：“我们爱情不是建筑在金钱上”的，甚至摔茶杯起誓：“我要是靠几个臭钱，不过来戏弄你，并没有真心，那么，我就象这个茶杯一样”。这充分表明，他爱的是人，是人的品质，而不是金钱和地位。这种不从“门阀”观念出发，不以地位和权势为转移的自主婚姻观点，正是《啼笑因缘》反封建精神的具体体现。当沈凤喜被反动军阀刘将军玷污后，他还认为“身体上受一点侮辱，却与彼此的爱情，一点没有关系”，甚至鼓动沈凤喜随他一起远走高飞。这是对女子失节，伦理不许、社会不容的传统封建节烈观的彻底否定。

《啼笑因缘》虽然显示出较鲜明的反封建倾向，但由于作者世界观所限，没能从当时阶级矛盾这个最本质的现实来观察和描写社会，所以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反封建思想是不彻底的。比如，作品前半部以樊沈自主婚姻为线索，反映出一定的反“门阀”观点，但后半部又勾画出樊、何相恋的端倪。这样，作品从反封建礼教出发，而最后又回到封建的“门当户对”的窠臼之中。对于樊家树，作者虽极力把他描写成革新人物，但实际上樊家树仍未彻底挣脱封建思想对他的束缚。他同情弱小，但对“为富不仁”的压迫者又不敢起来反抗。他反对封建的“门阀”观念，但他培养沈凤喜读书的目的却又是为了抬高她的身份。所以，归根到底樊家树仍不过是一位有初步民主思想的“助贫济困”的平民化大少爷而已。作品中虽然抨击了无恶不作的反动军阀，描写了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但作者揭示不出这种不合理制度存在的根源，所以也就不能为作者所同情的那些受迫害者指出一条正确的出路，只得把关氏父女的“山寺除奸”的侠义行为作为解救人生痛苦的良方抛给了读者。

所以， 《啼笑因缘》这部作品，在反封建的同时，又保留着一些封建思想的残余。

在艺术上， 《啼笑因缘》也是很有特色的。首先给人印象较深的是该书精巧的构思。小说是以爱情为主线展开的，作者通过符合生活逻辑的“巧合”，构成“悬念，推动情节波澜起伏地展开。樊家树在天桥偶遇沈凤喜为一巧，造成了二人的“一见钟情”。沈凤喜和何丽娜长得极为相似是二巧，造成了樊端本、陶太太的误中“撮合”，导致了樊、沈爱情发展中的波折。樊家树回乡探母，刘将军霸占沈凤喜为三巧，造成了樊、沈婚姻的悲剧。这时，与樊家树结成“忘年交”的关寿峰和对樊也产生爱慕之情的关秀姑，又出来打抱不平，引出了“山寺除奸”的情节。这样，张恨水又把爱情故事和武侠传奇交织在了一起，使全书故事环环相扣，生动曲折，又富有传奇色彩。所以， 《啼笑因缘》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它不仅博得了许多读者同情的眼泪，同时也唤起了读者对压迫者的强烈憎恶。其次， 《啼笑因缘》主要人物的塑造也是较有性格的。樊家树、刘将军这二个人物，我们前边已经分析过，现在来分析一下女主人公沈凤喜的形象。沈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市民家庭，长得“自有一种清媚态度，可以引动看的人”，这是构成她和樊家树姻缘的一个重要因素。她纯洁聪明，虽然不识字，但学会了许多曲词，在演技上也是一位姣姣者。她“含情脉脉，不带点轻狂”，在不失身分的情况下知道如何去迎合樊家树的心理。她又是一个意志薄弱者，上学后她向樊家树要这要那，表现出慕虚荣的性格。她真心所爱是樊家树，但又经不住刘将军的淫威和物质引诱，最终落了个可悲的下场。当然，造成她婚姻悲剧的主要是飞扬跋扈的反动军阀，但和她从小市民阶层带来的“见财生心”的劣根性不能说没有关系。除沈凤喜外，作品中对关氏父女的塑造也是较为成功的，这里就不一一赘叙了。

以上，是张恨水创作的第二个时期，对于这时期的创作，我们应如何评价呢?为了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我们不妨把它和当时流行的言情小说及当时的左翼文学(主要是爱情小说)作一下简略的比较：

内容上，张恨水这一时期的作品仍带有较浓厚的“才子佳人”的气息，但他已把对黑暗社会的揭露作为自己创作的主旨，有的作品还显示出一定的反封建倾向。所以，从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思想，远远高于那些“凄惋低沉，哀怨苦闷”，有意迴避社会丑恶的鸳派作品，更是三十年代初流行于上海十里洋场的肉感小说所不能相提并论的。虽然如此，和当时触及到社会矛盾，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新文学作品(比如《家》等)相比，却又逊色得多。

在对主人公塑造上，张恨水笔下的主要人物，多是“半新半旧”的人物。比如杨杏园、冷清秋、樊家树，他们身上都带有一定的新思想、新道德，但杨杏园的“一律忍耐”、冷清秋的“淡泊自甘”、樊家树的“助贫济困”又带有明显的旧思想的烙印。这种“半新半旧”的人物，在鸳派作品中是容易找到的，但不论从觉悟程度，还是从反抗精神上，他们比象只能在殉情或殉道上作出选择的人物形象要高出一筹。而在新文学作品中，这些人物大概不会作为主要正面人物来塑造，即使出现在作品中，一定对他们“新”的因素加以肯定，对他们“旧”的东西则加以批判。象《家》中，巴金对觉新委屈求全、逆来顺受的性格采取的就是鞭挞和批判的态度。

在展示出路上，一般鸳派作品，还涉及不到这个问题。张恨水的作品，在这个问题上，呈现出的是一片迷惘状态。杨杏园在沉浸佛学中孤寂升天;冷清秋的出路是在一场大火中，悄然隐去，这里虽含有一点微薄的反抗意识，但仍属个人品格上的行为。至于《啼笑因缘》，虽有明显的反封建倾向，但弱小者的出路在哪里呢?作者自己也不清楚，只得把锄奸除恶的侠义行为抛给了读者。当然，在作品中为读者展现出正确的出路，就是当时新文学作家有的也做不到这一点，但浸透在作品中的追求、探索精神，不妥协地向旧势力抗争的力量是强烈的，这是张恨水作品所比不上的。

在创作方法上，这时期的张恨水也有了较大的变化。他基本上摆脱了前期创作中那种闭门虚构，任意杜撰的非现实主义手法，开始注意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去进行创造，他认为：“我们假使不能经常获得新的资料，便无从产生有时代精神的作品”。 (见1941年12月5日《横眉》， 《奔流》新集之三中佐思所著《礼拜六派新旧小说家的比较》)所以，为使创作能够较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他开始注意不断地向现实生活索取营养。在创作中，那怕是“一事一物不能着笔的时候，我也不怕费事，亲自去考察，纵然不能考察，我必得向知道的细细打听一番”(见《我的小说过程》)。他这时期的作品， 可以说都是对当时社会进行仔细地观察、精心地归纳、加工后写成的，所以这些作品都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某些社会生活的侧影。尽管这样，他的创作，仍受着金钱的指使，兴趣主义的束缚，很少描写社会生活的本质，反映出时代的特色。真正从思想上，艺术上登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还要走一段艰苦的路。

这时期的张恨水，虽有了“创作要赶上时代”的要求，但他仍未彻底摆脱鸳派的影响。因此，他本时期的创作多游离于社会新思潮的边缘。张恨水真正接受时代召唤，是在抗日烽火燃起之后。

三、在抗战中奋起

“九一八”的炮声，震动了张恨水的思想，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面对“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寇氛日深，民无死所”的严酷现实，他“心如火焚”，感到“国难临头”。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他认为应“必兴语言文字，唤醒国人”，尽一点“鼓励民气”的责任(见《弯弓集》序)。于是他于1932年，用了二十天的时间，撰写了三篇短篇小说、一个剧本，一组笔记和三组诗，集在一起，取名《弯弓集》。“弯弓”，不言而喻，含有“弯弓射日”之意。小说发表后，有的同志称之为“封建余孽”的作品。这种看法，未免有些片面。尽管《弯弓集》中存在着种种不足，但它鼓吹抗战是不假的，而且从中我们看到了张恨水“写作意识，转变了方向”(见《我的写作和生活》)，开始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从此以后，以善写言情作品见长的张恨水，“写任何小说，都想带点抗御外侮的意识进去”(见《我的创作和生活》)。

1935年9月，张恨水来到上海，主编《立报》副刊《花果山》。年底，因受华北伪政权的威胁，未敢北归，辗转南京，和张友鸾共同创办了《南京人报》。“七·七”事变后，日寇进逼南京， 《南京人报》被迫停刊。张恨水也于1938年1月在抗战的烽烟烈火中，来到了重庆，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了重庆《新民报》副刊主编。

当时的重庆，是革命、进步文艺工作者云集的地方。所以，张恨水一到重庆，就被文艺界抗御外侮、拯救中华的气氛所包围。他的抗日热情受到了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支持和赞扬。而抗日上的一致性，又使张恨水自觉地向革命文学靠拢。因《新民报》社距《新华日报》社不远，他成了《新华日报》社的客人;跟潘梓年成了好友，和老舍关系密切……与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交往，促进了张恨水思想上的转变，提高了他的认识水平。他进一步了解了全国抗战的形势，看到抗战的阻力，认清了抗战的前途，从而增强了他为抗战而创作的决心。于是他以《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为阵地，发出了一篇篇战斗性很强的杂文。

在《怒吼吧，八路军》 (见1938年7月1日《新民报》)一文中，他深情地写道：“有好久的时间了，我们老百姓一颗热烈的心，期待着，希望第八路军，再来一个伟大的胜利，盖过平型关大捷”，字里行间，对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寄以深切的期望。

1939年，“平江惨案”发生后，他提笔写了一副挽联“抗战无惭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对国民党反动派阻挠抗战，残酷屠杀我新四军指战员的暴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在《囤积狂》、《经商狂》 (见1940年9月6日和12月5日《新民报》)等杂文中，他对置国家、民族危亡而不顾，囤积居奇，处心积虑，一心想发国难财的官僚、商人进行了深刻地揭露。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集中兵力对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抗日力量，对国民党采取了诱降政策。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行径日益明显。他们封锁消息，控制报刊，迫害进步人士，把重庆搞得乌烟瘴气。在报刊上，再直接发表抨击现实，主张抗日的言论困难了，于是，张恨水把《新民报》副刊上的《最后关头》专栏改名为《上下古今谈》。在上面，几乎每天都发表一篇散文，直至1945年12月离开重庆。其特点多是调动他平生所学，借古讽今，借物喻人。“社会上每有一个问题发生，就在历史上找件相近的事谈，或者找一件大自然的事物来比拟。例如说孔公馆，就可以谈谈贾似道的半闲堂;说夫人之流，可以谈杨贵妃;说到大贪污，可以说和珅;提到了重庆政治的污浊，可以说雾;提到狗坐飞机，可以说淮南王鸡犬升天”(见《我的写作生涯》)。这样做，既可以避开国民党新闻检查人员的纠缠，又达到了揭露黑暗，抨击时弊的目的。

重庆的生活是艰苦的，张恨水在重庆的八年中，住的是城外南温泉桃子沟的三间茅草房;吃的是往返十几里由市内背回家的平价米;穿的是一件从旧货摊上贱价买来的马褂。他曾写诗自嘲说：“入蜀三年未做衣，近来天暖也愁眉，破衫已不象东西。袜子跟通嘲鸭蛋，布鞋絮断象鸡皮，派成名士我无疑”。艰苦的生活，没有削弱张恨水的战斗意志，反而使他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认识得更加清楚了。为了使自己不忘沦陷的国土，他把自己居住的茅屋起名为“北望斋”;为了写出更多的有益于抗战的文章，他常常左手抱着熟睡的女儿，右手操笔写作到深夜。这样，在重庆期间，他写出了近千篇散文，二十余部中、长篇小说。

张恨水在重庆的小说创作，已不固守回目工整典雅的章回体，多采用加标题的散体化形式。他的创作方法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更加重视作品所反映内容的真实性。他说：写作时“不肯以茅屋草窗下的幻想去下笔，必定有事实的根据，等于目睹差不多，我才用为题材”(见《巷战之夜》自序)。所以，这时期张恨水的作品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趋向，他注意从社会生活和斗争中选取重大题材，去反映时代的课题。题材上，我们大致可以把他这时期的小说分为三类：军事小说，历史小说，社会讽刺小说，其中以第三类思想水准最高。

张恨水以军事为题材的小说，主要有《冲锋》、 《红花港》、 《潜山血》、 《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 《游击队》、 《大江东去》和《虎贲万岁》等。这些作品，以反映的内容看，主要有三方面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多数作品反映的是人民群众自发性的抗日斗争。这种斗争多以游击队的形式出现。他们在敌战区内，自动组织起来，同仇敌忾，打击敌人。 《冲锋》这部作品，就是以日寇侵占天津为背景，描写了教员出身的前线游击队支队长张竞存及他所领导的游击队的成长和战斗经历。作品中，不仅揭露了日寇侵入天津时的烧杀抢掠，狂轰滥炸，而且用热情壮烈的笔调，歌颂了这支游击队和天津市民同国民党下级官兵同心协力，浴血巷战，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

其次，张恨水的这类作品，几乎都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抗日军队的支持。 《冲锋》、 《大江东去》中都有这方面的描写，就连《虎贲万岁》这样直接反映国民党正规军抗日的小说，也没有失掉这样的情节。 《虎贲万岁》是张恨水受二位从抗战的炮火硝烟中幸存下来的军人之托而写的，描写的是守卫常德的国民党军队，在枪林弹雨中和日本侵略军展开激烈战斗的场面。即使这样，作者也没有忘记描写战前的军民关系和战时民众对军队的支持。

最后，不少作品中，张恨水都用了一定的笔墨较详细地描写了日军侵华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冲锋》中记叙了日军侵入天津时，对守军和人民群众的野蛮轰炸; 《大江东去》中描写了日寇占领南京后，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疯狂地屠杀。作者通过这些描写，力求激起人们的民族仇恨和爱国热情，促使人们奔赴前线，去保家卫国。

总之，张恨水以军事为题材的小说，揭露了侵略军的残暴，颂扬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表达了作者自己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

但是，张恨水的这类作品，仍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作者“对军事是百分之二百的外行”(见《我的写作生涯》)，他虽有爱国的热情，但无战争生活的实践和经验，那么，他是怎样写军事小说的呢?只得凭借文件、资料和别人的叙述进行创作。这样，反映在他作品中的就不乏空泛和不切实际的成分。第二，有的人说：此时在小说创作上，张恨水追求的是在抗战与言情上兼而有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张恨水既说过：“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原则，自是不容摇撼”(见《偶像自序》)。又说过：“小说就是小说，若是象战史一样，不但自乱其体，恐怕也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我要求……找点软性的罗曼斯在里面。”(见《虎贲万岁·自序》)而且，在他某些作品里，也确实有一些过分的男女爱情上的纠葛。 比如《大江东去》中，无止无休的多角恋爱就和抗战生活纠缠在一起。虽然最后以民族大义战胜了男女之间的私情，但大大减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本来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如果处理的正确，不但可以更深入地反映生活，而且可以调节作品的气氛。但张恨水在有的作品中过重渲染了男女爱情上的纠纷，这不能不说他多少还带有一些旧时创作的纹章印迹。

张恨水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主要有《中原豪侠传》和《水浒新传》。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水浒新传》。

《水浒新传》最初连载于1940年至1941年的上海《新闻报》上。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是说：“水浒人物受了招安，跟随张叔夜和金人打仗”(见《我的写作生涯》)，最后汴梁陷落，一百多名英雄，大多为国捐躯。张恨水的这种写法，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当时的上海，已经沦陷，报刊上根本容不得半点抗日的言论，所以，张恨水就借用历史上大宋抗金的故事，来影射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愧士大夫阶级”(见《我的写作生涯》)，激发国民的民族气节。

随着抗战的深入，国民党的腐朽的专制统治日益成为抗日的阻力，为了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纷纷拿起笔来，去“写新的黑暗”(见《茅盾文艺杂论集·论加强批评》)，揭露那些阻碍抗战的丑恶现实。张恨水也以积极的姿态，投入了这场斗争，决心“把那些间接有助于抗战的问题和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都写出来”(见《我的写作生涯》)。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他的社会讽刺小说《八十一梦》和《魍魉世界》。

《八十一梦》刊于1939年12月至1941年4月的重庆《新民报》上。小说采用散体化的形式，以“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手法，对战时重庆，国民党贪官污吏的倒行逆施，社会上豪门权贵的腐朽生活进行了深刻地揭露、辛辣地讽刺。

《八十一梦》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张恨水调动他丰富的历史知识，把古典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信手拈来，让他们活跃在现实生活之中。通过他们的活动，编织出一幅幅生动的漫画，有力嘲讽了重庆那些不顾民族危亡，一味纸醉金迷的人中之妖。它使知情者看了，无不心领神会，拍案叫绝。 比如在《狗头国一瞥》中，作者写道：这个国度的人走路都要分三等，穿黄(金)、穿白(银)的人到处耀武扬威。而那些商人们不见外国货就咳嗽，被外国人打了耳光，顿时觉得长了身价。深刻讽刺了社会那些巨商富贾崇洋媚外，乘国家之危，大发横财的丑恶本质。在《天堂之游》中，把守南天门的猪八戒竟是贪污受贿、囤积居奇的大走私犯。在天空横行无忌的竟是十家银行老板西门庆及他的同伙潘金莲、善财童子和罗刹公主。这是对国民党官僚上下勾通，想方设法图财谋利的冷嘲热讽。 《在钟馗帐下》里，作者写了一个“浑谈国”，大敌当前，断了水源，人民渴得要死，但当权者还在不紧不慢地召集什么“临渴掘井讨论委员会会议”。联系当时，这不正是对社会上那些口头抗日派的揭露吗?在《我是孙悟空》一梦里，作者写出了那些敲骨吸髓的妖精们，虽遭到孙悟空的正义讨伐，但在通天老母的庇护下，仍逍遥法外。那个“通天大仙”神通广大，不仅孙悟空无法相比，就是如来佛祖也敌他不过。更令人痛快之极的是《忠实分子》一梦，里面写着：一处“平常百姓，不得在此停留”的富公馆，座落在高高的山坡上。虽然富公馆吃用的都是用巨型飞机空降的全国各地的物产，但山坡上白石嵌的标语却是“俭以养廉”。在通往公馆的空中电车上，坐的是哈巴狗和翻毛鸡。更令人奇怪的是这电车站门是由一块两亩地大小的铜钱构成，而且铜钱上的“顺治通宝”四字已被改成“孔道通天”。这简直把嘲讽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孔某人。由于《八十一梦》的锋芒刺痛了顽固反动的四大家族，因此，还在小说连载的时候，国民党特务就认为张恨水“赤化”了，他的书信来往也受到了严格的检查。某人还“接我到一个很好的居处，酒肉招待，又劝了我一宿。最后，他问我是不是有意到贵州息烽一带，去休息两年”(见《我的写作生涯》)。国民党特务的威逼，使张恨水只得把《八十一梦》草草收尾，但张恨水仍在“楔子”里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作了有力的回击。“楔子”的名子就叫“鼠齿下的剩余”，里面写到：“……在梦本之上，多添了一点油腥气，这就刺激了老鼠的特殊嗅觉器官，被老鼠咬噬了……从鼠齿下的剩余，又被作者整理联串起来，耗子大王。虽有始皇之威，而我也就是伏生之未死，还能拿出尚书于余烬呢。”再一次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辛辣深刻的讽刺。

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受到文学界进步人士普遍重视。重庆《新华日报》曾载文写道：“这是一部残溃的历史的插曲……作者在嘻笑怒骂中剥视了这些贪污者的皮象……”(见重庆《新华日报》1942年9月21日宇文宙的《梦与现实》)1942年，周恩来同志在接见《新民报》编辑时也说过：“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的作用吗?”(见1977年第二期《四川文艺》，罗承烈《难忘的深情教诲》)，对《八十一梦》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继《八十一梦》后，张恨水没有屈服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和恫吓，又写出了一部散体化长篇小说《魍魉世界》。这部作品，虽没有《八十一梦》那样锋芒毕露，但对国民党统治下雾重庆的丑恶现实，也进行了着力地揭露和鞭挞。

《魍魉世界》，原名《牛马走》。题目所指，十分明确，是要谴责不顾国耻，专门害人利己的人中之鬼。

小说以心理学博士西门德，和教育家区庄正两家的变化为主要线索，通过两家成员的所见、所闻、所作，为读者勾勒出一幅贪官当道、奸商横行的百丑图。他们在大敌当前的时刻，不思报国，却乘国家、民族之危，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书中的蔺慕如，可算工业界首户，温五爷可算商界巨子。在敌寇入境的情况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垄断市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从中牟取暴利。他们派车跑滇缅之路，购进外货，一赚就是几百万元。就连温家二奶奶以“钱出去，钱进来”的“洗澡”方式，一星期就净赚三四十万元。牟金之法真可谓怵目惊心。然而，他们一面干着害国害民的勾当，一面又打着抗日爱国的旗号，作者借西门德之口，对这种可耻的行径作了深刻的揭露：“他们开公司，开钱庄，起的名子不是利民，就是抗战，其实他娘的扯淡，不过是借了名义，吸收游资，囤积居奇!”

囤积居奇，是为了大把抓钱，尔后，便是想方设法，纸醉金迷，这是一切巨商富贾的共同本质。蔺慕如，温五爷之流不也是如此吗?他们城里有豪华的公馆，乡间有鲜花簇拥的别墅;在家有众多男佣女仆的侍奉，出外有现代化的小汽车。为了吃尽山珍海味，温家每月耗金五十万;为了吃到各种鲜水果，计又然设法从海陆空运来。还有那在赌场上一输就是一千二百万元的赵大爷……他们真是视金如土，肆意挥霍。

西门恭是张恨水笔下的一位国民党官员。他明里作官，暗处勾结奸商，投机倒把，按股分利，以饱私囊。从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可窥见国民党官场腐败之一斑。

作品中，张恨水也没有放过对一般奸商的抨击。钱尚富、郭寄从、柴自明等，是这些国难商人们的代表。他们极善钻营，上连巨贾，下接小贩，倒买倒卖，从中发财。

这些大小奸商们的猖獗活动，使本已黑暗的重庆，更加乌烟瘴气，铜气冲天。在这种铜臭气的熏陶下，不少人弃业经商，今天还是轿夫，明天就成了有钱的阔老;昔日的黄包车夫，今日就成了公司老板。心理学博士西门德，在这种风气的引诱下，也丧失了民族气节，说什么：“如今是个致富的社会，我只图找得着钱，就不问所干的是什么事了。”于是他也改行，成了一名国难商人。他利用替别人卖货的机会，暗中提价，从中获利几万元。他跑了一趟缅甸，回来后顿时成了几十万元的富翁。就连颇有爱国心，家教甚严的区老先生，因生活所迫，也没有能够阻止二儿子弃医、三儿子弃教经商的行为。真是利之所在，人人眼红。

张恨水就是这样用他那枝锋利的笔，刻画了在“这抗战司令台畔”，牛头马面作恶，妖魔鬼蜮横行的黑暗现实。

综上所述，张恨水的社会讽刺小说，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揭露是深刻的，嘲讽是辛辣的。如果说他的军事小说在反映现实生活上有一定距离，那么，他的社会讽刺小说在这一点上就得到了较好的克服。这并不是说他的这类小说就尽善尽美了，相反，仍存在着不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品中讽刺和揭露多停于现象，而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本质则缺乏深刻的剖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肯定，张恨水在重庆的创作方向是正确的。作者站在进步的立场上，紧跟时代，通过辛勤笔耕，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他的作品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坚持抗战、坚持民主、积极向上的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宣传群众、团结群众、暴露黑暗、打击敌人的作用。所以这时期的张恨水已脱离开鸳派创作的轨道，在抗日统一战线内，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并肩战斗了。他的作品也已成为奔腾在抗战文艺洪流中的一朵耀眼的浪花。

正因为如此，他的创作在当时重庆文艺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1944年5月16日，正值张恨水五十寿辰之际，为了表彰他在抗日工作上所做出的成绩，重庆新闻界联合发起了为他祝寿的活动，并对他的小说创作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新华日报》载文指出：他是“从遥远的过程，迂徐而踏实地，走向现实主义道路的人”。潘梓年称赞他创作三十年“不为官贵所摇惑，贫贱所移易”，“有识力，有修养，有明确的立场——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见当日《新民报》)。同一天，老舍、罗承烈等同志也都撰文从不同角度对他的创作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1945年8月14日，日寇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月28日，毛泽东同志应国民党之邀，率中共代表团飞抵山城，准备和毫无诚意的国民党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同志在渝期间，与各方代表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并单独接见过张恨水，对他进步的创作倾向给予了肯定。12月3日，张恨水在重庆《新民报》发表了《告别重庆》一文，辞去了该报职务，携全家离开了重庆。

1946年4月，他来到北平，担任了北平《新民报》副刊主编兼经理职务。

在北平，为继续和革命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他邀请马彦祥、方奈何分别担任了北平《新民报》副刊《天桥》和《鼓楼》专栏的主编。同年5月，在北平文艺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他又被推选为“北平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主任理事。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接触，使他保持了抗战以来正确方向。所以，他到北平后，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胡作非为，撰写了长篇小说《五子登科》，集中抨击了那些国民党大员每到一地，就疯狂地搜刮“金子、车子、女子、房子、票子”的可耻行径。他的《纸醉金迷》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但是，张恨水毕竟是张恨水，他还不是一名坚定的革命文艺战士。所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新闻界的高压政策及假和谈、真内战的骗人叫嚣，使张恨水在行动上一时迷失了方向，产生了动摇。为保证北平《新民报》社不被封门，他于1946年10月连续发表了二篇题为《时局管窥》和《中共之失在政治》的社论(见19日、28日北平《新民报》)，对当时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了不切实际的评述，表现出他在关键时刻思想上的软弱和动摇性。1948年秋，张恨水辞去了北平《新民报》的所有职务，终止了他从事了四十余年的报人生活。

四、创作的尾声

1949年1月3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的隆隆炮声之中，北平和平解放了。张恨水怀着欣喜的心情注视着自己周围发生的巨大变化，当他正准备拿起笔来讴歌眼前的这个光明社会时，不幸于同年6月因患脑溢血而半身不遂。党和政府十分关怀病中的张恨水，除了每月发给他一定的生活费用外，周总理还派专人看望了他，并聘请他为文化部顾问。不久，他正式参加了“全国作家协会”。1953年，张恨水正式恢复写作，根据解放后北京人民生活的变化，写了一组《冬日竹枝词》，其中有“长安街上地常平，万点灯光不夜城”。“西北郊区大学村，新添平路转乾坤”等句，歌颂了新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次年，在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鼓励下，改编了以历史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尔后，又陆续写出了《秋江》、 《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等小说。在这些作品中，虽还可寻到他原有的一些风格，但是，不论从思想还是艺术上，远比不上他从前的作品了。一场重病夺去了他挥洒自如的写作能力，使他的创作没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是令人惋惜的。1962年他的旧病复发，1967年不幸逝世，享年72岁。

张恨水是一位辛勤而有天才的作家，他卖文为生的生活之路，力求跟上时代的奋斗目标，使他近50年来创作，尤如喷泉的水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的小说多以章回体的形式出现。艺术上以通俗浅显的语言、细腻的描写、曲折的故事见长;思想上，始终贯穿着一条抨击黑暗、反对军阀、反对国民党腐朽统治、主张抗战的主线。因此，旧社会，他在广大下层人民，尤其是小市民阶层有着广泛的读者，就是在今天，他的知音也不乏其人。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可以从他的作品中领略到旧时代社会生活的人情风貌，了解一下旧社会鬼蜮出没、群魔作怪、百姓受难的黑暗现实，从而会更加热爱今天的美好生活。

注释

附录一 张恨水主要作品目录

《春明外史》(长篇),1930年5月上海世界书局初版。

《啼笑因缘》(长篇),1930年12月上海三友书社初版。

《落霞孤鹜》(长篇),1931年8月上海世界书局初版。

《金粉世家》(长篇),1933年2月上海世界书局初版。

《夜深沉》(长篇),1941年6月上海三友书社初版。

《平沪通车》(长篇),1941年8月上海百新书局初版。

《八十一梦》(长篇),1943年9月重庆《新民报》社初版。

《大江东去》(长篇),1946年1月北平《新民报》社初版。

《冲锋》(长篇),1946年2月南京《新民报》社初版。

《虎贲万岁》(长篇),1946年7月上海百新书局初版。

《牛马走》(长篇),1957年2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再版。

《弯弓集》,1932年北平远恒书社初版。

《水浒人物论赞》,1944年3月重庆《万象周刊》初版。

《山窗小品》,1945年12月上海杂志公司初版。

附录二 张恨水研究重要论文目录

钱杏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1933年6月上海合众书店《现代中国文学论》。

夏征农《读“啼笑因缘”——答伍臣君》,1935年10月上海生活书店《文学问答集》。

宇文宙《梦与现实——读张恨水先生著<八十一梦>》,1942年9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

上官缨《张恨水小说新考》,1981年10月吉林《文艺讯稿》第四辑。

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第1期。

范伯群《论张恨水的几部代表作》,1983年《文学评论》第1期。

张占国 魏守忠《张恨水年谱》,1983年四川《抗战文艺研究》第5、 6期。

姜振昌《首先是艺术的魅力——<啼笑因缘>何以能赢得读者的理解》,1983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四辑。

陈惠芬 袁进《张恨水抗战小说初论》,1983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