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人物简历简介及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柔石人物简历简介,柔石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 “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是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的一位前驱者。他在经过一段摸索、探求，坚定地走上革命文学道路不久，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卑鄙地残杀了。他的生命是短促的，在世上只生活了三十个年头;他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则更短，从1923年开始创作到1931年牺牲，其间一共只有八年。但是，他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创作了不少的作品，并为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文艺事业做了许多工作。柔石文学创作的成绩，有短篇集《疯人》、《希望》，中篇《三姐妹》、 《二月》，长篇《旧时代之死》和未入集的短篇《为奴隶的母亲》;此外还有不少未结集的诗歌、散文、剧本、小说和不少手稿、日记和译著。他是我国“左联”时期有才华、有影响、有成就的重要作家，正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中所说的：“柔石和胡也频是有相当社会地位和很长的创作生涯的小说家”，他们“都是中国新文学界的精华”。鲁迅先生也说过： “我们的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 (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一

柔石原名赵平福，后改为赵平复，又名赵少雄，笔名除柔石外，还有金桥、刘志清、赵璜等。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9月28日诞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城西的一个清寒之家。他降生时正是庄稼成熟收获的秋天，恰好又是个大好的丰收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些喜悦和安慰，外祖母高兴地叫他“熟年儿”;又因他生于寅年，属虎，所以又叫他“归山虎”。为了祈求平安、幸福，父母最后还是给他取名叫平福。柔石后来在日记中曾经这样记载道： “我记得我是一个幼小的孩子，跟随我父母的膝前，玩弄纸花、竹剑等玩具，被外祖母呼为一个眉清目秀的熟年儿， (因为我生在收获丰登的时候)。”(斗禾《柔石年谱》)柔石家门前有一座小桥，称“金桥柔石”，他的笔名金桥、柔石即由此而来。他的家门外不远处就是田畈，可以看到农民常年辛勤的耕作，也可以闻到泥土的气息和作物的清香。

柔石生长的宁海，位于天台山东麓、三门湾和象山港的西部，是浙东的海隅山城，依山傍海、风景秀丽且又闭塞、贫瘠。这是一座古老的小城，春秋战国时属越地，西晋时始建为县。传说当时有将领率兵沿海东下，到处是怒海狂涛，只有三门湾风平浪静，因此称为“宁海”。宁海，明清时属台州府，是明朝著名学者方孝孺的故乡。城东南有一座小山，远望如蛟龙偃卧又如蛟龙腾跃，故名卧龙山又叫跃龙山。山上有方正学祠，是当年方孝孺读书的地方。山下，一条清澈的小溪从城外西边流至跃龙山下一转注入海港。柔石小时常到跃龙山来游玩、读书。宁海秀丽的山川景色，古老、淳朴的风俗民情，穷苦人民勤劳、朴实、正直的品德，特别是勤劳俭朴的家风和先贤志士的品格，从小就给柔石以熏陶，对他以后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发生很大的影响。

柔石的祖上有几代原是读书之家，后来家道衰落，经营商业。祖父是个穷书生。父亲赵子廉又名汝能，因为家境贫困，十四岁时即到邻县海游(今属三门县)一家名叫“巨丰行”的咸货店去当学徒，三年满师后留店作了伙计。十九岁那年，赵子廉与玉兰姑娘成了亲。这位玉兰姑娘就是柔石的母亲。柔石的妹妹赵文雄回忆说： “母亲家里是磨豆腐的。因父亲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故母亲一度遭家族中一些人的非议;因父亲厚道忠实，又会写会算，母亲不愿另找。”(《回忆我的哥哥柔石》)婚后一年长子赵平西出生，八年后柔石诞生，不久又有了一个女儿。家庭人口的不断增加，赵子廉那微薄的薪金实在难以养家糊口了。于是他决计另谋出路，就在三十六岁的那年，他辞去了“巨丰行”的伙计职务，回到了家乡宁海，在较热闹的县城西街市门头典来了一间小屋作为店铺，摆起了咸货摊。从十几里外的小港埠头买些鲜鱼、杂货挑回店里出售，当时卖不掉的就腌成咸货再卖，贩进售出，日夜忙碌奔波。小本生意，人手又不足，长子赵平西少年时代就充当了帮手。年幼的柔石常常跟随父兄到小店去，他虽帮不了什么忙，但长期的耳濡目染，使他从小了解到旧社会下层人民的艰苦劳动情景和辛酸的生活状况。由于柔石父亲能写会算、勤劳能干，经过一段时间的惨淡经营之后，这家名叫“赵源泉号”的小商店渐渐有了生机，家境开始有了好转。

柔石聪明秀气，深受父母的喜爱，很想让他去上学读书。但因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柔石到十岁时始得进小学读书。他先上县城里的缑中小学，后进正学小学。 “正学”是明惠帝时的侍讲学士方孝孺的别号。方孝孺因拒绝为惠帝叔父燕王朱棣起草登基诏书，被杀，共灭十族(九族及方的学生)，死者达八百七十余人。乡人为了纪念他，立石碑、树牌坊、建祠堂，并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学校和地名，长期以来，深受宁海人民的敬佩。柔石小时常常听到父母和师长们讲述有关方孝孺的故事，非常敬佩这位学者，常到跃龙山上方孝孺读过书的地方去游玩、读书和进行凭吊。他还珍藏着方孝孺的遗像，并在像上写了“长期保存”四个字，寄托着对方孝孺深深的敬仰和永久的怀念之情。确实，方孝孺刚正不阿、不向暴力低头的品格对柔石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觉得柔石好象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从小刻苦用功，勤奋好学，求知欲很强，成绩出众。而且少年时代的柔石就练得一手好字，常给乡邻和亲友题写对联。1917年夏天，柔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正学小学。

宁海没有中学，家庭经济又困难，柔石小学毕业后，父母无力再供他继续升学了。后经老师和亲友的劝说，父母才同意让他去上中学。

1917年秋天，柔石考入离家一百多里的台州省立第六中学。因学费昂贵，学校办学又不善，柔石入学后不久即退学回家。

二

1918年秋天，我国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刚刚进入青年期的柔石，告别了父母和家乡，来到省府杭州，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是一所设备条件好、师资力量强、管教严格的五年制学校。柔石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刻苦努力攻读。他在当时的一封家信中说： “儿若能平安在校，于身体则晨昏谨慎，饮食适宜，于功课则克勤自进，努力前行，修养品性，完美人格，……儿现今居校，靡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柔石家书辑存》。此信一说写于1917年)。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在浙江乃至东南各省都是颇为闻名的一所学校，它的前身就是鲁迅曾经任过职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经亨颐，字子渊，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著名教育家，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五四运动前后，他热情支持新思潮，采取“与时俱进”的方针，推行教育改革，实行学生自治，革新语文教育，聘请进步教员和文学艺术家来任教。夏丏尊、李叔同、陈望道、刘大白、朱自清、叶圣陶等人曾先后在此任过教。五四前后，杭州是我国东南各省新文化运动的重镇，而浙江第一师范又是杭州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有名的进步刊物《浙江新潮》，就是当时以浙江第一师范为中心的杭州一些学校的进步学生创办的。学生思想活跃，可以自由探讨各种新学说，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当时的柔石，是一个埋头书案、刻苦自强、洁身自好的青年，还不是急流勇进的弄潮儿。他对学校里的斗争，如发生在身边的席卷杭州、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采取超脱的态度。

柔石进校不久，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1919年，我国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从闭塞的山城出来的柔石，接触到各种新思潮，看到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书报。这个勤奋好学的青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学习着，弄得两眼深度近视。他受到了新思潮的冲击和影响， 眼界开扩了，认识提高了，关心、思考起社会的问题。从他1921年写给家里的信中看出，他看到了当时“专求一己之肥，毫不顾及下民之困苦饥馑”和为“一己之私意，斗干戈，动炮火”的中国黑暗社会现状，也看到了“俄国已实行社会主义之一国也，其目的皆在打破政府之万恶，以谋世界之大同，改革平民之经济，以求人道之实现，欲人人安乐，国国太平。”柔石当时还不可能对各种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有正确和科学的认识，但他颂扬十月革命的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可以看出他已接受新思潮的影响，并从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受到了启迪和鼓舞，朦胧地看到了改造社会的一些希望。但他以为“现今中国之富强，人民之幸福”要走“人人读书”、普及教育之路，其实是行不通的。

1919年，正在求学的柔石，尊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回家与吴素瑛结了婚。妻子是宁海东溪人，一个贤惠、勤劳的农村妇女，裹着小脚、没有文化，而且大柔石两岁。已经呼吸到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的空气的柔石，虽然不满这包办的婚姻，可是孝顺父母、恪守旧道德的柔石还是屈从了。但也由此埋下了爱情问题上的痛苦根苗。

浙江第一师范的教员中，有不少是文学艺术家，经过他们辛勤的教学和倡导，学校文化艺术空气很浓厚，也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柔石在这环境里受到了教育和熏陶，对文学艺术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是一个学习勤奋刻苦，又有广泛的兴趣爱好的青年。他喜欢音乐，爱吹笛子、能拉小提琴，也喜欢书法和篆刻。但是他特别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并有志于写作，曾加入了以学生为骨干的文学社团“晨光社”。这个社团是由柔石的同学潘漠华、冯雪峰负责，国文教员朱自清、叶圣陶担任顾问的。它“成立于1921年下半年，成员是杭州几个学校中爱好文学而从事习作的学生，也有个别的教员和《浙江日报》的编辑等;而朱、叶两先生和浙江第一师范的几个学生如汪静之、 潘漠华、赵平复(柔石)、魏金枝、周辅仁等是这个团体的中心。活动是常常在星期日到西泠印社或三潭印月等处聚会，一边喝茶，一边相互观摩各人的习作，有时也讨论国内外的文学名著;出版过作为《浙江日报》的副刊之一的《晨光》文学周刊……” (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序》)

柔石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期就开始学习写作了。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他已出版和发表的最早作品是收入《疯人》中的《无聊的谈话》，写于1923年11月。这是一篇自叙性作品，写当家庭教师的“我”与两个孩子的谈话。 “我”感到苦闷和惆怅，因为“在我底今生，总没有可告之对象”， “宇宙间我是人类底孤独者”。但在保存下来的柔石的手稿中，还有写于1923年春的散文《不安》和写于1923年4月的诗歌《如是》。这些都还是他创作道路上的学步之作。

毕业的前夕，每个人都在思考着将来怎么办。柔石当然也不例外。在浙江一师的五年，是柔石人生道路上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为他今后的发展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也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柔石爱好文学，又很想继续升学，做一个有思想的学问家，他也预料到今后的人生道路是艰难的，但他有决心去战胜它。在1923年5月21日的日记中， 他这样写道：

去帆总望着风顺。

天云的变化，不要惊破我心，阻止我的去路。那些微波细浪，总能战胜它。

1923年夏天，柔石结束了学生时代的生活，怀抱着美好的理想，开始走向社会、踏上人生的征途。

三

1923年7月，柔石赴南京报考东南大学。结果未能如愿，落榜了。大学上不成，想找合适的工作也极为困难。一个热血青年，刚踏上人生之路就碰了壁，这使他认识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认识到在那样的社会里“事实是背理想的”(《离校的一年》)。他在这年七月的一个夜晚，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死神的翅膀好象在头上拍着》(现存手稿)。他在文中用象征的手法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表达了自己忧愤的感情。文中说： “到处都是些寒肃狰狞的恶象的结合”; “阴霾哀声在低叫，黑熊的影子处处在蠢动，荆棘遍地蔓延着，行一步，即教(叫)人颠仆了。”

这年的七、八月间，柔石带着失望而忧伤的心情返回家乡，居闲时开始写作短篇小说， 《一个失败的请求》(现存手稿)就是这时所作。

这年的秋天，柔石经人介绍，到杭州一个姓应的人家去当家庭教师，教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读书识字，男孩只有六、 七岁。女孩约有十多岁。应家是出过国的一个有钱人家。柔石在这家任教，物质生活条件是比较优裕的，但整天与无知幼稚的孩子在一起，这对一个好学有志的青年来说，精神上所感受到的寂寞、无聊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后收入《疯人》集中的《无聊的谈话》可说就是他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1923年底，柔石辞去应家的工作，又回到了家乡宁海。这期间，他写作了一些散文、诗歌和小说，除收入《疯人》集中的几篇外，大多未见发表和出版，现存手稿。

1924年寒假过后，柔石为生活所迫和受“教育救国”的理想的驱使，经友人介绍来到浙江慈溪县普迪小学任教。这是一所资本家私人办的学校。柔石到校后不久就看到了学校和教育界使他愤慨的现状，深感“生活又太无聊、低浅和淡薄”。他在日记中写道： “现在社会实在是一个强盗窠。各人尽其掠夺尚不足，又谁想到教育事业。”(1924年5月10日日记)

现实使他失望，也使他感到悲愤，但他并不消沉。他是一个有理想、不断追求人生真谛的青年。他提醒、勉励自己：“活着要活的痛快，死了便死得清确，平复，莫忘人生真正的意义，你立身的价值!”( 1924年6月10日日记)

尽管社会和学校的现状使他不满，但他对教育、培养孩子的工作还是非常认真负责的。除了教学工作之外，他还给学生讲故事、组织郊游活动，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培养他们诚实勇敢的品德。在现存的手稿中，有他那时创作的儿童故事和翻译的童话。这也说明了他对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的关怀。

这期间，柔石在教育教学工作之余，努力从事创作活动，写了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未发表的手稿中，较重要的有小说《离校的一年》和长诗《他与髑髅》。前者是一篇自传体小说，从小说主人公“复”毕业前一年的暑假写起，写到毕业后准备去投考大学为止，还未写到离校后的生活，是未完成之作。后者是一篇叙事诗，副题是《一片秋情中的幻想诗》，描写深秋的夜晚，一个失去爱人的青年内心的痛苦。这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心情。

柔石从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开始学习写作到这时，已经写了不少篇作品，从体裁说有诗歌、散文和小说;从题材和内容方面说，大多以亲身的经历和见闻为素材，带有自传的性质，如：写学生生活的有《离校的一年》，写家庭情况的有《一个失败的请求》、《课妻》，反映教师生活的有《无聊的谈话》、《生日》等;也有描写青年的恋爱婚姻的，如《疯人》、 《一线的爱呀》。上述作品，除《疯人》集中所收的六篇(《疯人》、《前途》(也作《他俩底前途》)、《无聊的谈话》、《船中》、《爱的隔膜》、《一线的爱呀》)外，其他均未出版和发表。

《疯人》是柔石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1925年元旦自费由宁波华升印局代印出版，所收的六篇作品，除《无聊的谈话》是作于1923年的外，其余各篇均作于1924年。这些作品，都是以描写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为题材的。作品中虽也透露出“五四”以来青年争取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但是多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圈子里，反映得不深，时代气息不浓，在艺术技巧上也比较幼稚。其中的《疯人》较有代表性，它描写一个从小就被乡里一家望族所收养后作其家书记的一个青年，与主人家的女儿恋爱，发觉后横遭干涉，女的被逼自杀，男的被逐出致疯后也自杀而死。作者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对旧社会和封建礼教的罪恶进行了揭露： “其实，光明正大的恋爱，万无所谓发觉与否，不过在以礼教的兽皮蒙脸者，将何等重大的事哟!”小说没有能脱出当时同类题材的窠臼，发出的反抗的呼声也较微弱。对这本书，作者自己也很不满意，在给友人陈昌标的信中说：这本书“不知是菜蔬还是米饭，大概怕是糟糠一类东西了。”后来，柔石又在他的第二个短篇集《希望》的“自序”中谈到： “从前(五、六年前)我曾自己出钱印过一本薄薄的小说集，可是装订完毕之后，自己就愿意它立刻灭亡，因为发现出内容之幼稚与丑陋。那本书，以后是送给我底开着一家小店的哥哥，拆了包货物用了。”柔石这种严肃自责的精神是很可敬佩的。这些作品虽然在内容上比较浅薄、在艺术上比较幼稚，是柔石创作道路上学步阶段的试作，但对他来说，还是迈出了有意义的第一步。

在普迪小学任教时，柔石与广大师生相处融洽，还常与同事和学生出校活动，观赏了当地的秀丽风光，也了解到当地劳动人民的一些生活情况，扩大了视野，有的还成了他日后创作的素材。

柔石为人耿直，敢于为同事伸张正义，与反动校长进行斗争。1924年年底，他为这个校长所不容而被辞退了。他离开普迪小学回到了家乡。

四

柔石深深地感到：为了自己将来的事业和美好理想的实现，必须继续学习深造，打好自己的学业根基。他怀抱着追求新知、寻找真理的赤诚之心，于1925年初，千里迢迢来到文化古城北京，住在沙滩附近的孟家大院通和公寓，和浙一师的老同学邬光煜同住一室、和潘漠华是隔壁。到北京来，他的父亲是想让他考“北大师范”(柔石家书所记)，可柔石自己考虑到家庭的经济状况， “六年长期，断难遂愿而毕”，因此决定报考北大旁听生，先后听过生物学、英文、哲学和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等课程。这是柔石和鲁迅的初次相见，鲁迅说：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柔石一直保存着当年听鲁迅课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书后署有“平复，北京”。由此可见柔石对鲁迅的敬仰之情和鲁迅对柔石的影响之深。

柔石原计划想以卖书(小说集《疯人》)和写文章的钱作为在京学习的费用，不料到京后小说卖不出去，文章也做不了，结果经费无着，处境艰难，生活极为艰苦，甚至有时无钱买早点只得空着肚子去听课。面对这种窘迫的处境，柔石虽很激愤，有时也感到悲伤，但并不灰心。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虽则没有早餐的钱，也不过一、二天。我正可在这种时候，多读几句书，仍然是快乐的!……实在说一句，做人是应该尝些苦的，才可算真真的人。读书人更应该从苦中磨难(原编者注：恐系“练”字笔误)出来，才可算懂得书中的深一层的理!” (《柔石家书辑存》)这是柔石激励、鞭策自己的话，也是宽慰家人的话。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这对柔石的震动很大，使他在思想上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从狭小的生活圈子中走出来，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去做和黑暗罪恶的社会对垒的人。他在日记中严厉地自责道：

“……我现在究竟算个什么人呢?……五卅!五卅!别人的血是何等沸!而我却没有帮它出过一颗汗过!……而我却独自冷冷静静地去徘徊，好似亡了国，都不相干似的，我好算个什么国民?”

(1925年9月10日日记)

在北京的一年中，他既忙于学习，又要为生活奔波;他不能安心学习，又无条件专心搞创作。即使是在这样的境况中，他还是写了不少作品，虽未见其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但仅从保存下来的手稿中，就有诗歌《解脱》、《秋风从西方来了》、《战!》，散文《对花》、《诅咒》，小说《刽子手的故事》、《丽丽的来》，独幕剧《读过书的报酬》和一部一千一百多行的四幕诗剧等等作品。诗歌《战!》写于1925年7月，是赠好友陈昌标的。它是作者当时战斗性最强的一首诗，表达了作者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

“真正的男儿呀!醒来罢，/炸弹!手枪!/匕首!毒箭!”/“啊!战!/剜心也不变!/砍首也不变!/只愿锦绣的山河， /还我锦绣的面!/啊!战!/努力冲锋，/战!”

小说《刽子手的故事》描写一个杀人老手把杀人当作游戏一样，揭露了刽子手的凶残和社会的黑暗，最后通过那个黄瘦人的嘴，揭示出了主题： “当杀人是件游戏，世界是没法变善了”。散文《诅咒》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是諂媚，是欺诈，是凌侮，是自欺欺人，是以暴易暴，什么美呀，喜呀，恋爱呀，幸福呀，都是戏剧上的白脸和小丑!他们一边用高压的手，压制谁有光明的愿望，一边又用背后的手，指示你向无聊和黑暗进行……”1925年秋冬写作的一部长达一千一百多行的四幕诗剧是他当时的重要作品之一。此诗剧未见发表，现存手稿，也没有题目。这可能就是鲁迅《柔石小传》中所说的《人间喜剧》。作品写一个青年病者受到一个小姑娘和三个青年朋友的鼓舞，振作起精神，为美好的理想去与恶魔作斗争，终因势孤力薄难敌群魔最后死去。作者用象征的手法，反映了当时封建军阀残酷统治下青年们的遭遇和他们反抗黑暗势力的精神。

柔石在北京期间所写的作品，不但数量增多，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了，开始写作剧本和诗剧，而且作品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反映社会生活的面宽广了，不再是只写自己的生活遭遇和身边琐事。这时的柔石，扩大了生活的接触面，看到了黑暗的社会势力，激起了强烈的憎恨，并要想去进行战斗了，但情绪并不稳定。他有时情绪高昂、精神振奋，而有时又感到悲哀、苦闷和烦恼。这正反映了还未投身于群众革命洪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他的这种思想情绪自然地也会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1925年底，贫病交迫的柔石，目睹了军阀统治下北京的黑暗，他感到不满和苦闷，在北京的求学生活也难以继续下去，于是，他决心离开北京南归。他在《我去》一诗(手稿)中表达了这样的心境：

榨我身如泥，/挖我心如蜡。/苦闷的北京城，/苦闷的世界。/我去，我去，/那绿色的海滨。

五

一九二六年春，柔石回到了南方。滞留上海时，他看到了当时的中国，找工作难，上学也难，在信中他感叹说： “近来读书之人日多一日，各地皆有学生无校可入之感”。于是，心中又萌发出“教育救国”的思想，并与二三友人商议在杭州创办一所私立中学。他找友人、筹资金、联系校舍，在沪杭一带奔忙，结果因为种种困难办学之事未能如愿。这对热心教育的柔石又是一次打击。

品尝了人生的苦闷的柔石，只得暂住上海一友人家， “一边读书，一边作文”，着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小说上卷初稿半个月就完成了。 “后来杭州有点教书的事情叫我去做，就在杭州的公余之暇完成了下半部。”(《旧时代之死·自序》)这是1926年的6月。在此前后，他还写了《忆S君》、 《窗前》等散文。

深受失业之苦的柔石，为了摆脱窘迫的生活处境，拚命地写作。这年秋天，他积劳成疾，身患重病，只得回家养病。这期间写了小说《一篇告白》。作品用第一人称，描写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家养病时的苦闷、不满，决心冲破家庭的牢笼而出走。其中叙写到“我”近几年的生活经历： 前年在N埠做小学教师，去年到P京读书;今年春夏，在沪在杭，秋天患病， 回到家乡。这篇小说是以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为题材，带有自传的性质。它反映了作者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和艺术技巧上的不够成熟，对了解作者当时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有一定意义。

这年的秋后，柔石经友人介绍到镇海中学任教，还兼任过教务主任。当时广东革命军已经开始北伐，但盘据在浙江的军阀勾结地方封建势力，加紧推行反动统治。教育界首当其冲。柔石处境困难，只得辞职去杭州，另谋出路。

1927年2月，北伐军到达杭州，赶走了军阀孙传芳。夏天，热心“开展宁地之文化”的柔石，经过在宁海中学任职的友人的介绍，回到刚创办的宁海中学，任国文教员。创办这所中学是极不容易的。柔石的同乡好友、宁海中学的创办人之一的王育和曾经回忆说： “1926年春，宁海旅沪同学蒋如琮、章广田、范金镳、俞岳、柔石、林淡秋等受到革命的影响，在党的指导下，组织宁海旅沪同学会，联络杭甬各地青年，于暑期中相率返里，组织消夏社，并借城西正学小学开设暑期补习班，一面联合当地开明士绅，筹备宁海中学，作为争取革命胜利的据点，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新生的宁中于九月十日借小学校舍开学了。”(宁海县立中学《同学录·序》)。后因遭受劣绅和反动政权的压迫，学校多次搬迁，先由城里搬到乡下，1927年2月又从乡下搬回原校。

柔石在宁海中学任教时，努力改革教学，自己编选《国语讲义》，选入屈原、司马迁、鲁迅、莫泊桑等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艺论文。1928年初，他在宁海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被推任县教育局长。他既为宁海中学改为公立的“立案”和建校舍筹款等事而奔波，又为发展和改革全县的教育而操劳。这年的五月底，我地下党发动和领导的南乡亭旁(现属三门县)农民暴动失败后，反动统治变本加厉，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宁海。宁海中学的师生，有的被捕，有的逃亡，学校被迫解散。柔石虽在外奔忙未直接参加暴动， 但处境危险，没法继续留在宁海工作。于是，他秘密离开家乡，远走上海。

柔石在宁海的这一年，主要忙于教育行政和教学工作，文学创作并不多，现存《秋夜》、 《夜色》和《晨光》这几首诗的手稿，均作于1927年。其中《夜色》和《秋夜》反映当时黑暗的社会情景，情调比较低沉;但是《晨光》这一首诗情绪积极、振奋，反映了作者对光明未来的热情向往。柔石在工作之余“读古书，看小说”，刻苦攻读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理论著作以及其他书藉，并从事文学的研究工作，现存他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略》手稿三章约二万字。这些都为他今后从事文艺进一步打下较扎实的基础。

柔石在宁海工作期间，有机会广泛了解社会情况、接触各方面的群众，特别是他平生第一次与我地下党员有了密切的联系，这对他了解当时的革命形势、提高思想认识和以后的文艺创作都有重要的意义。

六

1928年5月底6月初，柔石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一年前返回家乡为发展宁海的教育的美好理想和愿望都落空了，这对他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也促使他清醒起来，认识到在当时的中国，要想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 “实在难做”;严酷的现实打破了他那“教育救国”的幻想。

初到上海，柔石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也不清楚自己今后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但他有决心继续去探求，也预料到前进道路上的艰难。他要为自己的将来“格外用功” “读书作文”，在生活上要“甘苦自守”。他要珍惜自己的青春， “愿自己吃苦，自己努力，开辟自己之路”(《柔石家书辑存》)!他在友人家闲居时， “夙兴夜寐，努力读书作文”，用了两个多月时间的心力，修改誊抄完毕两年前草成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

到上海后不久，柔石经友人介绍认识了他早已十分景仰的鲁迅先生。九月，他搬到景云里二十三号居住，和鲁迅是近邻。从此以后，他与鲁迅的交往日益密切，并成为鲁迅的“朋友和学生”。结识鲁迅，是柔石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点。1928年10月，柔石在家信中表示要“努力、刻苦，忠心于文艺”。

柔石最后在上海寓居的两年多时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他主要的革命活动和文学业绩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编辑出版书刊

1928年12月，在鲁迅的领导和支持下，柔石与许广平等人成立了朝花社，创办了《朝花周刊》、《朝花旬刊》，编辑出版了《艺苑朝华》，翻译出版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两册(即：《奇剑及其他》和《在沙漠上》)。他们为发展文艺创作和评论，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和木刻，扶植刚健质朴的新文艺而努力，并同反动的文艺倾向作斗争。

1929年春，柔石接替鲁迅编辑文艺刊物《语丝》。《语丝》1927年迁到上海后由鲁迅主编，后鲁迅因与印行刊物的北新书局意见不合而辞去。鲁迅推荐柔石来接编，柔石是同意的。柔石也了解这是鲁迅对他的信任与关心。而且对柔石来说，这样可以有固定的编辑费收入， “生活便安定了”， “此后可以安心做点文学上的工作”(《柔石日记》)。柔石从三月十一日出版的《语丝》五卷一期开始接编，到九月二日出版的五卷二十六期止，历时半年，后也因故辞去。他在编辑工作中认真负责处理来信， “……一班来稿，仔细地读过，凡是可以登出的，我都愿给他们投稿者一个满足的希望。尤其是诗和小说。”(《柔石日记》)

1930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柔石担任了“左联”领导工作，主管编辑工作，在协助鲁迅编辑“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方面作出了贡献。

(二)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

柔石以满腔的热情，积极地投身于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和文艺活动。他在革命斗争的熔炉里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他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1929年秋，党中央指示原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们联合起来，成立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柔石是最早参加筹备成立左联的成员之一。1930年2月16日，他又和鲁迅一起参加了筹备成立“左联”的一次重要秘密讨论会。经过反复协商、充分酝酿，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柔石先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后担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从此，他成为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队伍中的一位忠诚的战士，为革命文艺事业的成长和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几乎是和筹备成立“左联”的同时，柔石和鲁迅一起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工作。这是党领导下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的进步组织，1930年2月12日成立于上海。柔石坚定地站在党和革命人民一边，勇敢地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的斗争。

1930年5月，柔石和胡也频、冯铿以“左联”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党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发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柔石生活在革命集体里，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会后，柔石他们还在“左联”全体大会上作了传达，受到了好评。柔石还写了一篇报道他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讯。

同一个月，柔石由冯雪峰介绍，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揭开了生命史上新的光辉的一页。从此以后，他更加坚定自觉、积极勇敢地为党的工作和无产阶级文艺事业而奋斗，直至最后献出自己的生命。

(三)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

柔石这期间虽因经济因难、生活环境不安定，革命活动和左联的工作繁忙，但他还是挤时间从事创作。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柔石创作的旺盛期和丰收期，他的重要作品都是这个时期创作出版的。他出版了中篇《三姐妹》和《二月》，长篇《旧时代之死》，短篇集《希望》，还发表了短篇《为奴隶的母亲》、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等许多未入集的短篇、散文、独幕剧、诗歌和论文，还翻译了不少外国作品。此外，还存有不少未发表的作品的手稿。

《三姐妹》是柔石的第一部中篇小说，1929年4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小说描写一个学生出身的青年章先生与一平民家的三姐妹的爱情故事。

小说把三姐妹的爱情悲剧放在比较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来描写，对造成悲剧的社会原因如封建等级观念和军阀混战的社会等等，进行了揭露;同时，对幻想成为“浪漫派的英雄”、极端个人主义的章先生的思想和恋爱观点，也有所揭露和批判。如作品中写道： “他简直是一个魔鬼，吸收了她们的幸福和美丽，而报还她们以痛苦和罪恶!”作品对家境贫寒、社会地位低下又没有文化，但是聪明美丽的三姐妹，寄予深切的同情。作品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描写得比较细致，各具特色。作者还努力想避免俗套，在创作技巧上进行了探索。作品的主要缺点，是对造成三姐妹婚姻悲剧的社会根源开掘、揭露得不够深，对主人公章先生腐朽的思想观点批判不够有力。

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是作者在艰难辗转的生活途程中创作的。初稿写成于作者从北京返回南方不久的1926年春夏，“那时正是段祺瑞在天安门前大屠杀北京学生的时候，我滞留在上海。那时心内的一腔愤懑，真恨的无处可以发泄。加之同住在上海的几位朋友，多半失着业，叫着苦……”(《旧时代之死·自序》)两年后的1928年夏天，作者在宁海农民起义失败后再次来上海寓居时，进行了修改和誊抄。后经鲁迅的推荐，于1929年8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小说描写“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八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经过”。作者“收拾青年们所失落着的生命的遗恨，结构成这部小说”。

主人公朱胜瑀原是一个热情有理想的青年，由于父死，家道衰落，他失学、失业、病倒了，精神陷入痛苦的深渊。他看到了“残暴与专横的辗转，黑暗与堕落的代替，敷衍与苟且的轮流”的社会面目，憎恶它，想进行抗争，但缺乏反抗的勇气和力量，又看不到光明的出路，于是深感痛苦和傍徨。 “一种旧的力压迫他，欺侮他，一种新的力又引诱他，招呼他。他对于旧的力不能反抗，对于新的力又不能接近，他只在愤恨和幻想中，将蜕化了他的人生;在贫困和颓废中流尽了他一生之泪。”他后来回到家乡，住到尼姑庵，把那尼姑奉作精神的母亲，信奉她说的一切皆空的人生哲学。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他，在得知未婚妻自尽后，他感到内疚、绝望和厌世，最后也服毒自尽了。

小说反映了在动荡黑暗的大革命时代，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无勇气和决心投入群众的革命洪流，又不愿与旧社会同流合污，犹豫、徘徊，悲观、绝望，最后归于毁灭。作者在小说的《自序》中说： “我是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闷与呼号，凑合青年的贫穷与忿恨，我想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作者把朱胜瑀看作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并“希望这旧时代，同他俩一同死了”。作者对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寄予同情，而对他的脆弱、悲观和厌世的思想作了批判。作者揭露和控诉了旧时代的罪恶，并通过主人公自杀前的呼喊和李子清与叶伟在朱胜瑀墓前的对话，透露出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和对革命道路的探求。叶伟说： “我国不久总要开展新的严重的局面。我们青年个个应当磨练着，积蓄着，研究着，等待着。”叶伟想回家去办小学，和农民携手做点乡村工作;李子清想把他分得的钱财分散掉、对佃农实行减租，自己想出国去研究政治或社会。这些描写，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工农运动对作者思想的影响，也深深地打上了柔石政治理想的印记。

这部作品虽存在着基调低沉，结构有些松散，叙述比较拖沓等缺点，但对于当时“站在新时代台前奋斗，或隐在旧时代幕后挣扎的朋友们”，都是有一定启发和教育意义的。它曾得到鲁迅的好评，被认为总还是“优秀之作”。

《二月》是柔石的代表作之一，出版于1929年11月。小说描写大革命时期浙江偏远乡镇的生活，反映了旧中国黑暗社会的一角和各种人物的面貌： “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鲁迅《〈二月〉小引》)。作品通过描写主人公萧涧秋的生活经历和遭遇，表现了在动荡不安的旧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傍徨和探索。萧涧秋师范学校毕业后，漂泊奔波了六年，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感到厌倦了，想到芙蓉镇寻求安静的生活。但芙蓉镇并不宁静，也不是世外桃园，他立即被卷入矛盾斗争的漩涡之中。他同情在大革命中牺牲的老同学的妻子和儿女，想用个人的努力来救助文嫂一家、改变孤苦善良的人们的处境，却遭到了一些人的诽谤和攻击。他与陶岚的自由恋爱，也引起有的人的嫉妒与仇恨。孤儿的夭亡和文嫂的自尽，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无力改变现实，又不能随波逐流，于是只好离开芙蓉镇，一走了之。他是一个“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的人;是一个在大革命的时代，游离、傍徨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不能成为齿轮，终于还是一粒石子。作品通过主人公的失败和几种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描写，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在客观上对脱离现实生活的人道主义和个人奋斗作了否定，让人们由此“照见自己的姿态”，去思考和探索人生道路。

这部作品显示了作者创作上的进步和艺术上的才华。书中描写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明，各具个性。除了着力刻画的萧涧秋之外，还有热情、美丽、坦率、任性，反对一切束缚的新女性——芙蓉镇的“小孔雀”陶岚;正直、厚道、平庸的校长陶慕侃;庸俗、卑劣、纨裤气十足的知识分子钱正兴等等，人物性格都很鲜明。作者善于通过细致的心理描写和抒情的笔调，表现人物的内心矛盾和心灵深处的感情波澜。作品中对文嫂形象的生动描写，表现了作者对农村劳动人民特别是劳动妇女的命运的关注，这是他的创作进一步面向现实的一种表现。叙述简洁生动，语言朴实优美，描写细腻，感情深沉，风格清新，表现了柔石作品的特色。

《二月》是一部得到鲁迅称赞的优秀之作，它反映了作者创作上的进步和艺术技巧的日趋成熟。同时也应指出，作品存在着一些缺点，如对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同情过多，对他们身上存在的消极成分剖析得不够深，情调有些伤感、低沉，也没有能给知识分子指明出路等。

1930年1月创作、同年3月发表的《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最后的也是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它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也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作品通过浙东农村典妻的故事，反映了劳动妇女悲惨的遭遇，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野蛮、残酷和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腐朽。主人公春宝娘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可是被剥夺了做人的最起码的权利。为了全家人的活命，她被丈夫典给邻村一个秀才地主家，忍痛丢下自己的孩子春宝，成了地主家的奴隶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出典三年中，她生下一个男孩，后又被赶回原来的家，无穷的精神上的痛苦折磨和苦难的生活煎熬都在等着她。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春宝娘这个既是奴隶又是母亲的悲剧典型，深刻地揭露和抨击了造成悲剧的根源是阶级对立的黑暗社会。她们一家都是勤劳的农民。她的丈夫原来是一个皮贩兼做农作的劳动好手，但“境况总是不佳，债是年年的积起来”，他终于染上吸烟、喝酒、赌博的恶习，变成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后来又得了黄疸病。在贫病交迫、走投无路时，只得出典自己的妻子。

作者对深受封建压迫的春宝娘的深切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愤怒控诉，使作品更加感人，更富有生命力。正如《萌芽月刊》的“编辑后记”中指出的： “柔石先生的《为奴隶的母亲》，作为农村社会研究资料，有着大的社会意义，请读者们不要忽视此点”。

作品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朴实的现实主义的手法，显示了作者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熟。

《希望》是柔石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出版于1930年7月，共收入二十八篇作品，其中有十四个短篇和总标题为《人间杂记》的十四篇速写式的文章。这些作品大都是1928年夏到1929年秋所写的。

《希望》比起他的《疯人》和其他早期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多方面地、生动地描写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和苦难生活，揭露黑暗的旧社会，是《希望》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也是作者创作上的重大变化。集子中描写的，有临终前诉说家庭的悲惨遭遇，嘱咐儿子牢记杀父之仇的老母亲(《遗嘱》);有贫穷得连刚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也养不起的夫妇(《摧残》);有子丧夫病、在寒冷的日子里向路人哭诉的穷苦老婆婆( 《没有人听完她底哀诉》)。这些人物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

题材的广泛、多样是《希望》的又一特点。如《夜的怪眼》是揭露军阀残酷杀害青年男女的;《会合》是写国民党官吏和封建旧军阀相勾结，结成反革命的同盟的。这些作品，开拓了创作的新领域，展示了作者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希望》中也有一些是描写知识分子的生活、恋爱、理想和苦闷的，如《一个春天的午后》、《V之环行》、《希望》。其中有一些是取材于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的，如《生日》、《夜宿》和《别》。

《希望》是作者在创作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进中取得的新成果。

七

1930年，是柔石在思想和创作上都发生飞跃发展的一年。春天，他参加“左联”，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里的一员。这期间，他因工作繁忙、生活环境不安定，没有能专心从事创作，所写作品不多，但他已下决心“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这虽则很难，可他有决心从新学起来。如果说《希望》和《为奴隶的母亲》等作品是他自觉不自觉地作这种转换的尝试的话，那么，此后的一些作品则是实现创作转换中取得的硕果。

写于1930年6月的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生动地报道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情况和感受，倾诉了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诗歌《血在沸——纪念一个在南京被杀的湖南小同志的死》，写于1930年10月，发表于作者牺牲后出版的《前哨》创刊号上。这是作者留下的最后一篇文学作品。它热情赞扬了革命小同志的战斗精神，愤怒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并庄严号召全国的工农劳苦群众“一齐起来，解放我们自己!”这些写于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作品，反映了作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鲜明的爱憎和高昂的斗志。这是一些内容和形式全新的作品。这期间，柔石的译著有高尔基的《颓废》(即《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及《丹麦短篇小说集》等。他还计划写一部题目叫《长工阿和传》的长篇，可惜未能如愿。

1931年1月17日，柔石在上海东方饭店参加党的秘密会议时不幸被捕，后被强行引渡给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在狱中，他坚强不屈地与敌人作斗争，同时还为了将来向殷夫学德文、并秘密地了解记录狱中的斗争故事准备将来整理出版。

2月7日晚，柔石和冯铿、殷夫、胡也频、李伟森等二十三位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龙华。柔石英勇牺牲时，还不满三十岁!

柔石由小资产阶阶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经过一段摸索和战斗的过程。他从小勤奋好学，同情劳动人民，憎恶欺压人民的地主豪绅;他正直质朴，富有理想，而又多愁善感。在人生道路上，他有过苦闷、傍徨，但始终在不断探求着。他早年对“教育救国”抱有幻想，后来又献身于文艺。他经历了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在反对白色恐怖统治的斗争中，成长为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柔石是一位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跟着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的革命作家，柔石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不平凡的。他的名字和文学业绩将和“左联”一同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册。

注释

附录一 柔石主要著译简目:

《疯人》(短篇小说集),1925年元旦自费出版,宁波华升印局代印。共收入作品六篇。

《三姊妹》(中篇小说),1929年4月15日上海水沫书店版。

《旧时代之死》(长篇小说),1929年10月上海北新书店版。小说分上下两册,上册名《未成功的破坏》,下册名《冰冷冷的接吻》。

《二月》(中篇小说),1929年11月1日上海春潮书局版。正文外有鲁迅作《〈二月〉小引》一篇。

《希望》(短篇小说集),1930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共收作品二十八篇。

《为奴隶的母亲》(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30年3月出版的《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后出有单行本。

《柔石选集》,本书为茅盾主编的《新文学选集》第一辑中之一种,1951年7月开明书店版。

《柔石小说选集》,1954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柔石选集》,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这是至今所收作品最多的一个选集,共收作品十三篇。

《柔石家书辑存》,刊于《东海》文艺月刊1980年第3期。共收辑柔石的家书十五封。

《柔石日记》,收入《鲁迅研究资料》(7),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浮士德与城》,卢那卡尔斯基著,柔石译,1930年9月上海神州国光社版。

《颓废》(即《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高尔基著,柔石译,1934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丹麦短篇小说集》,柔石与林淡秋合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3月版。

附录二 柔石研究资料简目:

鲁迅《柔石小传》,《鲁迅全集·二心集》。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

鲁迅《〈二月〉小引》, 《鲁迅全集·三闲集》。

魏金枝《柔石小传补遗》,见《柔石选集》。

魏金枝《柔石传略》,见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赵帝江《柔石传略》,见《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册,徐州师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赵帝江《我的父亲》,见《柔石选集》。

赵帝江《我的爸爸柔石》,1961年2月4—5日《新民晚报》。

赵文雄口述,柴盛枋、秦惠伦整理《回忆我的哥哥柔石》,《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辑。

赵文雄口述 柴盛枋、秦惠伦整理《哥哥柔石关怀我成长》,《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赵帝江、赵德鲲《写在父亲书信发表之前》,《东海》1980年第3期。

赵帝江《写在父亲牺牲五十周年的前夕——代前言》,《宁波师专学报》(柔石研究专辑)1980年第2期。

丁景唐《记柔石烈士的一批日记和遗稿》,《学术月刊》1963年3月号。

丁景唐《关于柔石烈士的手稿》,1963年3月20日《图书馆》第1期。

林淡秋《忆柔石——纪念柔石遇难十六周年》,1947年2月6日《文萃》第2卷第18期。

唐弢《新文学的脚印——关于几位先行者的书话》,《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下,1947年8月5日。

冯雪峰《鲜血记录的历史第一页——柔石、胡也频、白莽、李伟森、冯铿等五同志殉难二十周年纪念》,1951年2月25日《解放日报》。

斗禾《柔石年谱》,《宁波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

杨东标《柔石传》,《清明》1981年第3期。

郑择魁《柔石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刘泰隆《“用血写书”的人写的一本书——介绍〈柔石选集〉》,《学语文》1959年1月号。

葛正慧《二十年前〈血在沸〉——记柔石遗诗》,1952年4月6日《新民报晚刊》。

郑赤《柔石的诗》,《宁波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

盛钟健《柔石早期的生活和创作》,《宁波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

　贺圣谟《“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柔石前期思想发展初探》,《宁波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

丁景唐《柔石的第一部小说集》,1962年7月1日《羊城晚报》。

盛钟健《评柔石的〈旧时代之死〉》,《宁波师专学报》1982年第3期。

赵帝江、赵德鲲《关于〈二月〉》,《宁波师专学报》1979年第2期。

林纯业《五看〈二月〉的前前后后》,1964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

陈骏涛、杨世伟、王信《关于〈二月〉的再评价》,《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

吴敏之《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阅读和欣赏》(第二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科学编辑部编,北京出版社1963年5月版。金通达《谈〈为奴隶的母亲〉》,《宁波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魏泉鸣《〈为奴隶的母亲〉的艺术特色》,《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黄新康《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语文月刊》1982年第3期。

陈漱渝《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山东师范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1期。

林非《柔石》,《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

北大中文系56级鲁迅文学社《柔石的创作》,《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版)1959年第3期。

王保生《柔石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1辑。

林勃《评柔石的创作》,《宁波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

王育生、林薇《论柔石的创作道路》,《三十年代作家作品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

郑择魁《试论柔石的短篇小说》,《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丁国兴《试论柔石后期短篇小说创作》,《赣南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

张大卫《柔石小说中的妇女形象》,《郑州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

丁景唐、郑择魁《“左联”成立前后的柔石》,《宁波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文学评论》1981年第2期。

张科《鲁迅与柔石》, 《宁波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

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7月初版、1981年1月增订本。

楼沪光等辑《柔石研究资料索引》,《宁波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