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统照人物简历简介及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王统照人物简历简介,王统照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步入文苑之前

王统照，字剑三，曾化名王恂如，笔名有剑先、提西、韦佩、卢生、默坚等。1897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八)生于山东省诸城县相州镇一个封建大家庭里。父王秉慈，能诗会文，素质柔弱，又兼宗族侵凌，在王统照七岁时便过早地故去。父亲早逝后，王统照这个大家庭的独根苗是在母亲的抚育下成长的。母亲李氏，山东日照人，虽没得到系统学习的机会，但通文墨，嫁前曾随父辗转云贵一带，了解不少山川风物和民间故事习俗，也喜欢诗画及小说戏曲。她沉毅坚忍，远见多识，对儿子的教育抓得很紧。王统照6岁入家塾读书。此后几年间熟读了“四书”“五经”，背诵了大量古文诗词，打下了相当深厚的“国学”根基。并刻苦学习楷书，练就了一笔好字。还先后接触到《新体地理》、《历史教科书》、《笔算数学》等新学。课余嗜读《封神演义》、《西游记》、《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笔记小说，进一步受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熏陶。

1913年，十六岁的王统照带着母亲的嘱咐和期望，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大明湖的碧水绿波，千佛山的青石翠柏，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早期的《湖畔儿语》、《相识者》到后来的《春花》、《双清》，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以泉城济南为背景的)。中学五、六年的青春岁月，使王统照进一步开拓了视野，丰富了文化教养。唐诗等传统文学仍然是他学习的重要内容，假期曾手抄过唐代诗人李义山的全诗集和温飞卿的诗选。但更大的兴趣却在于阅读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林纾的翻译小说，还涉猎了《小说月报》所刊载的文学作品。发表于该刊4卷5号的鲁迅文言小说《怀旧》，那精巧新颖的构思，镂骨剔肤的讽刺，引起了他很大的惊异和赞叹。在中外小说的激励和启发下，强烈的创作欲望在心中萌生了。他曾不顾酷暑的炎热，写了一本章回体小说《剑花痕》 (二十回)。这部立意在写男女革命志士的长篇小说虽未出版，但作者“可真得到了创作的快乐与发泄创作欲的满足”。(《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

1915年9月，《新青年》 (第一卷名《青年杂志》)创刊，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致力于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宛如“暮气沉沉中的一颗明星”出现在作者的眼前。王统照如饥似渴地阅读它。次年冬，他以一个中学生的身份，致书《新青年》编者，认为在“文明日渐、科学日新”的时代，青年应奋发求学，勇猛精进，以期报国图强。编者将其刊载于该刊二卷四号通讯栏内，指出：“来书疾时愤俗，热忱可感。中学校有如此青年，颇足动人，中国未必沦亡之感。”王统照正是带着忧国忧民、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和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步入大学课堂和“五四”新文苑的。

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辛勤笔耕

1918年8月，王统照告别济南，考入北京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2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24年8月就任中国大学教授兼出版部主任。

从1918到1925年，是王统照思想和文学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他不仅积极参加了1919年5月4日天安门的盛大集会和“火烧赵家楼”的游行示威，而且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从多方面为发展新文学尽心尽力。

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积极组织者。1919年11月，他同宋介等创办了《曙光》杂志，孜孜探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后期还表现了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向往。王统照除参加该刊的编辑活动，还在该刊译载了列宁的《旧治更新》(现译为《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介绍苏俄的农业集体化、工农大学和新兴艺术等新事物，发表小说、论文、新诗、通讯、译诗等几十篇。1922年5月，《晨光》杂志创刊，王统照任编辑部副主任(后改称编辑干事)，并在该刊发表创作、论文、翻译多篇。1921年1月，他和郑振铎、沈雁冰、许地山等十二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1923年5月，文学研究会召开常委会议，他被选为书记干事。6月1日，为北京《晨报》主编的副刊《文学旬刊》创刊(出至1925年9月停刊，共出82期)，成为文学研究会新辟的一块重要阵地。它宣传“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开展了有关文学理论批评、创作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许多作品。1925年8月，王统照还和宋介、伍剑禅等创办《自由周刊》，对“五卅”运动和“女师大风潮”表示了明确的态度，显示了反帝爱国的进步立场。报纸期刊是新文化运动的喉舌和园地。王统照的编辑活动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开辟了阵地，壮大了声威。

王统照又是外国文学的勤奋译介者。他曾向中国读者介绍过泰戈尔、夏芝(今译叶芝)、但丁、拜仑、都德、契诃夫、法郎士等作家，阐述过他们的文艺思想、创作特色和历史贡献。他特别喜爱和称道爱尔兰新浪漫派诗人、作家夏芝的创作风格：“夏芝为爱尔兰新派诗人及小说家。其所作作品，多带新浪漫派的趣味，为近代爱尔兰新文学派巨子之一，其短篇小说，尤能于平凡的事物内藏着很深长的背影，使人读着，自生幽秘的感想。既不同写实派的纯重客观，亦不同浪漫时代的作品，纯为兴奋的刺激。他能于静穆中，显出他热烈的情感，窵远的思想，实是现代作家不易达到的艺术。”(《忍心·译者前记》)王统照的译介，扩大了中国读者的眼界;同时，也使他能博采众长，加快创作的进程。自然，这也给他的思想和创作带来了驳然杂陈的特点。

王统照是“五四”短篇小说创作的先行者之一。1918年8月，《妇女杂志》4卷8号发表了他的短篇《纪念》 (1917年10月19日作)。这篇白话小说标志着王统照文学创作活动的正式开端。小说赞扬了女主人公慧英勤恳理家、热心支持丈夫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的精神，提出了家庭改良问题。作者认为“家庭之幸福实为社会改良之基，而夫妇情投意合，又为家庭幸福之源。”(《纪念·附记》)这篇小说虽然比较幼稚，有改良主义思想，艺术上也显得平直浅露，但作者探索社会人生问题的热情和创作新体白话小说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要求。

从1918年到1925年，王统照写有短篇小说近六十篇，约占他整个小说创作的四分之三。其中有近半数收入《春雨之夜》和《霜痕》。这些小说烙印着“五四”时期的社会现实，留下了他探索人生问题的思想轨迹。

“五四”时代是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解释人生”、“了解人生之谜”，曾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现象。王统照在“为人生”思想的指导下，着重从爱情婚姻问题的角度，来表现青年对于“爱”和“美”的憧憬与追求，把“爱”与“美”的实现作为改良人生的药方。小说《遗音》写一个青年因父死家贫，无力升学，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只得孤身远行到偏僻的乡村当小学教员，过着孤寂清苦的生活。一个春日，他偶然遇到一个俊美聪慧的姑娘，便帮助她克服穷苦和读书，终于彼此情投意合，孤寂清苦的生活顿时充满了柔情蜜意。《微笑》则正面描写了“爱”与“美”的巨大力量。一个青年小偷被关在监牢里，后来他无意中得到一个女犯人的甜美的微笑，竟被超度了，刑满出狱后变成了一个勤劳的“有些知识的工人”。

但是，黑暗如漆的现实与甜美空幻的理想是无法调和的。王统照以对于社会人生的忠实态度，写出了“爱”与“美”的理想处处碰壁、终于被扼杀被摧残的惨景。他的小说与冰心不同，主人公不是消融在“爱”的天国里，而是陷落在失望、痛苦、哀伤的境地里。《遗音》中纯洁甜美的爱，最后变成了暗藏心底的沉重的创痛。《微笑》里那位感化他人的女犯，她自己就被判处了终身监禁。《雪后》中几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在晶莹的雪地上按照自己理想的美筑起了楼台，但一夜枪炮，竟被战神踏得净尽。王统照早期小说所描写的“爱”与“美”的追求与幻灭的过程，代表了“五四”时期许多青年探索人生的足迹。由此而提出的许多人生问题，如婚姻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启示人们去面向现实，寻求改良社会的方法。这里正孕育着作者从空幻的理想走向现实的人生的因子。

王统照说，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多从空想中设境或安排人物，因此就不得不重在‘写意’”(《王统照短篇小说选集·序》)。的确，这些小说从构思谋篇到人物描写，主要是为了表达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理解，从属于对理想和意念的抒发，而不重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组织。《钟声》主要写深秋月夜“我”和T君的谈话，以“我”的情绪的波动和T君的回忆及感慨组成小说的主体，表达“人生第一次所受到的悲哀，严重的教训，莫过于知道人与人之间，须要层隔障呀!”这一带哲理性的认识。正由于此类小说重在写意而不重在写实，所以主观抒情色彩特别强烈，在创作方法上主要倾向于浪漫主义。《沉思》以浓郁的诗情，着力渲染琼逸女士的内心情绪：开始充当画师的裸体模特时是那样兴奋喜悦;接连横遭打击陷入幻灭后是那样痛苦哀伤。为了突出此种情绪，小说开头部分极力通过画室内外的景物描写，烘托欢快明朗、深沉静美的气氛;结末则着意制造低沉抑郁、昏暗凄凉的氛围。《春雨之夜》借助于对雨天天色的描绘，创造了委婉凄清的气氛，用以寄托一对雨天未归的小姐妹对母亲的深情怀念和眷恋之情。小说重写意不重写实，诗情荡漾，哲理深蕴，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王统照小说的这种艺术风格在新文学初期小说园地里是别具风姿的。

王统照早期还有另一类小说，所占数量虽不大，却显示出别一种值得注意的特色。它以描写下层劳动群众的生活为题材，或集中反映他们的悲惨境遇，或侧重刻画他们那潜在的义气和“相濡以沫”的情怀。打动读者的主要不是作品的哲理和抒情，而是人物的命运和品格。作者的爱憎主要通过对人物的客观描写和故事的逐层展开来表现，写实的成分多，空想的东西少。《卖饼人》写一个为生活所迫在隆冬凌晨沿街叫卖的卖饼老人，和一个当了父亲的棉被来为吐血的母亲买饼的幼女在雪地的相见。一个要少收钱，一个要少收饼，由此写出穷苦人相互体恤的动人情景。《湖畔儿语》写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小顺，他的父亲在鸦片烟馆当伙计，后母为生活所逼作私娼，每晚在家里“接客”，无奈他只得在湖畔游逛，熬过一个个充满屈辱和辛酸的夜晚。然而，就是这种凄惨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他的父亲又被警察抓去了。“小顺将何以为生”的问题，象沉甸甸的铅块压在人们的心头。这类小说充满着对黑暗社会的血泪控诉，对劳苦群众的深挚同情，表现了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为王统照后来走向坚实的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

王统照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最早的试作者之一。新文学早期小说园地里短篇是唯一的品种，到1922年长篇才开始问世。这年5月，张资平的长篇《冲积期化石》由泰东图书局出版;10月，王统照的长篇《一叶》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次年1至5月，他的又一部长篇《黄昏》在《小说月报》刊载，成为新文学初期长篇的重要收获。《一叶》以主人公天根的经历为主线，反映了民国初年至“五四”前的社会面貌，突出地描写了知识青年在家庭婚姻问题上的不幸，抒发了他们的苦闷彷徨情绪。“人果然是相谅解与相亲密呵!/为何人生之弦音上，都鸣出不和谐的调子?/为何生命是永久地如一叶的飘堕地上?/为何悲哀是永久而且接连着结在我的心底?”(《一叶·诗序》)这部小说社会背景比较广阔，采用了西方近代小说横断面的结构方法，倒叙、插叙、日记、独白等表现手法都有所采用，反映了作者大胆借鉴西方文学的尝试。《黄昏》通过瑞玉、夐符、英苕三个妇女不幸命运的描写，控诉了封建绅商地主摧残迫害妇女的罪行。小说以京都商科大学生赵慕琏搭救三个女性脱离魔窟为结局，虽带有旧小说的某些痕迹，但却反映了作者关注妇女命运的热情。《黄昏》明显地摄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的一些结构表现手法，故事情节较为集中完整。这体现出作者勇于借鉴、多方摄取的精神，对于丰富新文学的体裁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这两部长篇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倾向，但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色彩也相当浓烈，并且含有明显的象征意味。连它们的题目《一叶》、《黄昏》也带有很强的象征性。

王统照是“五四”新诗的探求者之一。1925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心》，是他的第一本诗集，收入1919至1924年所作新诗九十一题一百六十六首。这本诗集取材相当广泛，但中心是对于人生问题的思索。他咀咒现实的丑恶和黑暗：“推窗四望，/但见坠落的枯叶，铺满了大地。/浅浅的几道清流，却是满浮了尘滓。/颓废的古刹，/荒凉的坟墓，/满眼里，/萧条，/残废，/都嵌入无尽的天边里。”(《初冬京奉道中》)他凝视人民的悲苦，那手持镰刀、疲劳过度的“披发的小女儿”，那气喘吁吁上山的“背柴的老人”(《疲倦》)，那啼饥号寒的“无力的乞儿”(《大雪中》)，都引起诗人的同情和关注。他努力寻求人生的意义和隐秘，希望“吹着曼韵的笛声”，唱出人间”苦楚，烦郁，失望与欢愉，长思与沉虑”，寻求到“‘童心’的藏处”(《童心·弁言》)。他憧憬着光明，呼唤、哀叹“爱在那里?力在那里?”(《反调的音》)悲哀、失望、寂寥，这正是“五四”时期探求光明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精神特点的一种写照。《童心》主要采用自由体来制作新诗，诗无定节，节无定行，行无定字，其中有三、五行一首的小诗，也有三百来行的长诗。诗篇多不押韵，潜心于追求“内在的旋律”的和谐。和“五四”新诗人取同一步调，用白话写诗，以知识分子常用的口语为主，科学术语入诗，体现了新诗语言形式革新的要求。在创作方法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其中既有具体事象的写实，更有主观激情的倾吐和大胆奇丽的想象，也有含蓄蕴借的象征。浪漫主义构成诗集的基调，交融着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意味。也有“五四”文学普遍存在的欧化倾向，有些诗句子太长，多至几十个字，散文化的倾向相当突出。语言的提炼不够，文字也欠畅达，有些读起来给人以苦涩拗口之感。

王统照还是早期新体散文作者。他的散文(狭义的)创作始于1921年，到1925年大约有二十多篇，本时期虽没结集，但影响不小。这些散文主要抒写个人的生活情怀。他从自己日常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中，选取带有情趣的片断，作为创作的题材，但往往并不拘囿于生活事象的摹写，而常常潜心于事、景、理的交融，把带有人生哲理意味的议论，灌注于具体的事象的描绘之中，以增加散文的思想意蕴和理趣美。《片云四则》里的《跌交》，从记述我雨后散步不小心滑倒在池边的青草泥地上落笔，接着由此生发开去，思及在坎坷的人生之路上“是要跌交的”，会跌到各种各样的“说不清的网”中去，谁也无法逃脱，借以倾吐对人生的烦恼和虚空的心绪。《阴雨的夏日之晨》写海滨都市夏天的景色，氛围显得幽静而平和，然后由景缘情，由物思理，表达对人生哲理的认识和内心矛盾的情思： “平静是一时的慰安，奋动是人生的永趣。我在这夏日的清晨的淡灰色的云幕下，虽然喜慰我这心琴的调谐，但我也何尝忘却霹雳，电光的冲击。我由一杯香茗，一帘花影的沉静生活中，觉得可以遗忘一切，神游于冥渺之境，但激动的奋越的生命之火焰却在隐秘中时时燃着。”这类散文娓娓叙说，情真意切，深蕴的哲理，委婉的情愫，细腻的笔触，造成了柔美的格调。

本时期还有另一型散文，着重于抒写由重大社会事件所激起的心涛，旨在点燃读者变革现实的热情。惊怒于“五卅”惨案的爆发，他一连写了《烈风雷雨》、《“血梯”》两篇昂扬奋发的散文。他以愤激悲壮的声音，咀咒黑暗的现实，讨伐帝国主义刽子手的罪行;又以热烈亢奋的语言，讴歌群众反帝爱国怒潮的掀起，召唤用血与火的斗争去夺取胜利：“呵!呵!这不是在那万头攒动中的精诚!呵!呵!这不是在那幽暗地狱中的火光明耀?这如醉如狂的举动与声音，正象从刀斧手下脱逃出来的无数囚徒，赤手光膊与狰狞的‘伍伯’作最后的争斗。”“为要求明如日星的生活，为要求灿如朝花的将来，我们便情愿狂醉;情愿在水火中相搏战;情愿将此混沌的世界来重新踏翻，重行熔化，重行陶铸!”(《烈风雷雨》)这是向帝国主义“狂魔”进击的号角，是召唤人民创建新世界的呐喊。这类散文感情激越，意壮词宏，境界开阔，呈现着阳刚之美。

两种格调、两种风貌交错并行的特色，在王统照此后的散文中虽有变异，但大体是保持下来的。这显示出作者气质个性的丰富和艺术才能的多样。

哀伤中的苦闷和思索

从1925年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是王统照思想沉郁、创作低落的时期。主要原因是：其一，母亲的重病和故去。1925年秋，为了照顾患病的母亲，他离京回青岛，不久又辞去在京中的教职。1927年春，母亲病逝，给他的刺激极为深重。正象他在《号声·自序一》 (1928年9月作)中所说：“自从去年初春多年相倚的母亲故去之后，我什么兴致都似丧失了!更少创作的意念。”其二，疾病的纠缠。王统照的体质本来就比较纤弱，护理母亲的辛劳，失去亲人的哀痛，使身体更加虚弱，情绪更加低抑。其三，现实的黑暗。山东是军阀张宗昌盘据的地方，战事频仍，社会动乱。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现实的黑暗，使他备感压抑和窒息。后来他回忆说：“中国正在纷扰的时代中，耳闻目见，触怀生感，个人的身体，生活，也都沉浸于苦痛不安里。在海滨的小屋子中生着病，有时一股强烈的悲感冲上心头，无可排遣，又读不到什么书，便写下了十篇左右的短篇。”(《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

本时期的创作带有浓郁的苦闷感伤色彩，所写的大多是身边琐事和日常感怀。《读<易>》写的是童年读书的情景。阿母挑灯、长姊陪读的情状，亲人们的体贴关怀，合家的情意绵绵，引起作家对往事的亲切回忆，但也流露出忧悒寥落的情怀。《买木柴之一日》抒写的是艰于度日的愁苦心绪。

不过，王统照毕竟是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作家。他即使在愁苦哀伤情绪浓重的时候，也并未忘怀时代的苦痛和人民的不幸，1927年10月作的《沉船》便是明证。小说记述农民兼理发匠的刘二，为生活所逼，携妇带儿离开故土，乘船到外地去找活路。但狠心的日本老板为了多赚钱，一只小火轮竟超重载了四、五百名搭客，结果遇风沉没，使四百多名中国人丧命。作者用一具具的尸体，一串串的眼泪，一声声的哭诉，愤怒地控诉了日本资本家的滔天罪行，悲愤地发出了“外国船真看得中国人比狗还贱!”的抗议。很明显，《沉船》继承并发展了《卖饼人》、《湖畔儿语》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

本时期的创作同早期相比，消除了虚浮、幻想的痕印，在悲愤忧伤中蕴含着深切的人生体验，交融着愤世忧民的感情，显得真切、实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标志着作者认识的深化，创作的发展。

着力描绘动荡崩溃的社会风貌

时代是推动作家前进的巨轮。从1928年起，以上海为中心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这场运动吸引着、激荡着正在青岛任教的王统照(由1927年始，直到1932年，先后任教于铁路中学和市立中学)，情绪为之大振。1929年8月，他在《这时代》一诗里乐观地预言：“希望之光是新燃起的一枝风雨中的白烛;这时代，火与血烧洗的地方是待燃的烛台。”9月，在青岛创办《青潮月刊》。他在发刊词《我们的意思》中说道：“近二、三年来定期刊物，真的，如‘雨后春笋’了。特别是所谓文艺刊物正各自在这大时代中争着，奋跃着，挣扎着，呻吟着他们未来的运命。这究竟是一个蓬勃的现象。……时代的飞涛确已迅疾地掠过了我们古旧思想的防岸，与卷没了它的荒芜和枯干的平原。”“光采绚烂的微光正射在我们的远处，时代思想更从无形中在后面向我们追逐着——于此中我们自不容其迟疑，回顾，我们想藉文艺的力量来表现我们的思，感，与希望……”。《青潮月刊》虽因经济拮据等原因仅出两期，但却反映了王统照思想的转机。

1931年初春至初夏，王统照应友人之约到东北旅行，并在四平街第一交通中学短期任教，亲历目睹东北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劳动人民的疾苦更多关注，写下了二十则笔记，后辑为《北国之春》。东北之行使作者视野开阔，感情深沉，疚愧满怀。他说：“因为那时我曾眼见东北的城市，原野，森林，山河，都在敌人的铁蹄下践踏着，漠漠风沙，惴惴心情，交合成一支悲哀的曲子，归途中有无限的触感!想想自己，把过去的年华徒埋在书册文字里，‘虚名’自误，到底于多难的国家有何裨益，于混沌的人生有何启示?”(《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强烈的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促使他深思如何以切实有力的创作去唤起人民的觉悟，挽救民族的危亡。在此基础上，1932年底写成长篇小说《山雨》，于翌年9月出版。《山雨》由于政治倾向的鲜明，主题思想的尖锐，一出版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售。后由开明书店负责人交涉，经删去部分章节后，始得发行。而作者也因此上了黑名单。为了回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作者变卖田产，于1934年3月自费赴欧洲游历，1935年春回国。欧洲之行丰富了作者的见闻和艺术修养，进一步了解到欧洲的社会境况和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更加怀念和关注祖国人民。这一期间所作诗文，后大多辑入《游痕》和《欧游散记》。1935年夏，他与洪深、老舍，臧克家、吴伯箫等在青岛创办《避暑录话》周刊(共出10期)。1936年7月出任大型全国性期刊《文学》月刊主编。在他主编的14期内，《文学》曾出过六个内容充实、富有特色的专号和特辑，引人注目。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是王统照创作的又一旺盛期。除上面提到的《山雨》等以外，还写有旨在反映“五四”后知识分子分化的长篇小说《春花》 (未完)和后来收入《银龙集》的《旗手》、《五十元》、《父子》等短篇小说，并出版散文集《片云集》、《青纱帐》及诗集《这时代》、《夜行集》 (这些集子中收入的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前两个时期写的)。在这些创作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北方社会风貌的真切描绘。这一突出特点集中地体现在长篇小说《山雨》里。

作者说： 《山雨》“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山雨·跋》)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成就，在于成功地描写了北方农村破败凋零的现实。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近代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日趋衰落，兵祸迭至，土匪蜂起，各种苛税劳役多如牛毛。农村的每一点油水，每一点活力，都被榨得干干净净，剩下来的是倒坍的农舍，辗转在逃荒路上的成群的饥民，无力外逃在家束手待毙的老弱病小。《山雨》在展现农村崩溃、农民苦难的图景时，重点描写了中农奚大有从依恋土地到彻底破产，不得不流入城市寻求活路的历程。这种构思别具匠心。它启示人们，勤劳能干、在正常年景尚能自给自足的中农，如今也无法生存下去了，中国农村的凋敝，穷苦农民的苦痛，已达到何等深重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活不下去了”，“非另打算不行”，农民的活路在哪里?《山雨》对大变动时期农民的生活动向和心理状态，作了真实而生动的刻画。年轻勇敢的农民徐利不堪忍受屈辱和痛苦，放火烧掉地主豪绅吴练长家的房产，铤而走险，终被官府杀头。刁滑精明的宋大傻混迹行伍，谋官求利，流荡在外。病弱贫困的萧达子被逼租讨债的地主揭锅封门，流落山中，死活不明。奚大有被逼逃向城市，在现实的教育和先进思想的启发下开始有所觉醒。小说通过几个艺术形象的描写，形象地展示了北方农村大变动的趋势。

《山雨》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品不同，它在描写造成中国农村经济崩溃和农民破产的原因时，不仅着眼于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而且重点强调帝国主义侵略是造成中国近现代农村经济每况愈下的基本原因，由此说明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小说不仅用历史的事实(德帝国主义在山东强修铁路、枪杀民众……)，启发人民的反帝爱国觉悟，还以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进行政治侵略和军事进逼的严重现实(日军舰在T城后海的游弋，日军砸报馆、烧党部……)，来激励人民抗日救亡的斗志。可以说，在第二个十年长篇小说园地里，《山雨》较早地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呼声。象《山雨》这样非常明确地把反帝同反封建、把农民问题同民族救亡问题结合起来描写，在同时代的长篇小说中是少见的。这正显示出《山雨》的思想深度和时代特色。

《山雨》的另一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奚大有这一典型形象。

奚大有是旧中国农民的一种典型人物。他勤劳质朴，憨直保守，“是一个最安分，最本分，只知道赤背流汗干庄稼活的农夫”，甚至连袋烟都不会吸。土地是他的命根子。他想靠自己的规矩本分的劳动，维持着全家有吃有穿的生活，过个安稳日子。然而，如此老实安命的农民却备受侮辱，屡遭苦难。他到镇上卖莱，兵大爷少给八个铜子，他去讲理，竟遭打骂拘押，花了五十元钱才出来。这次屈辱使他隐约地感到，自己过去凭力气吃饭那一套想法，怕是不能长久了。后来，为了还债，交预征的钱粮，出“办学捐”，加上奚二叔吐血治病，不得不忍痛卖掉二亩半祖业地。父亲死后，他开始无心种地，渐渐贪酒，性子也变得暴怒了。他“觉得往后的日子大约没得乡下的安分农人过的”。

奚大有的性格是在痛苦的教训中和先进思想的启示下不断发展的。作者从社会环境同人的内在联系中，通过一系列事件描写了他的思想变化的历程。他的胆子逐渐变得大起来了。在当推夫的途中，他竟敢同徐利一起裹胁了两个大兵，抢走枪支，从一、二百里外带着许多名伕子逃回来。他明明有病，偏要出工修公路，以致陈庄长也担心他会出事，而暗中严加提防了。

在奚大有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中，最中心的问题是抛弃对土地的依恋(“靠地吃饭”)，而另作打算。的确，在陈家庄年轻人中奚大有依恋土地的观念最为牢固，因而他抛弃这一观念也最迟最难。作者通过同徐利、宋大傻、杜烈等形象的对照，突出了奚大有“安土重迁”性格的顽固性。这同他的经济生活地位及所受的家庭环境影响有密切关系。王统照懂得农民的传统思想性格的特点，他把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写得很曲折，很细致，很有层次，合情合理，令人信服。这种描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里是极为典型的，显示了王统照现实主义艺术的巨大概括力。

奚大有离开家乡另作打算，标志着他的开始觉醒。但作者并没有让这一人物止于破产，终于叹息，而进一步把主人公推向新的生活斗争，提到新的思想境界。小说写奚大有进入T城以后，受到杜氏兄妹和祝先生的启发，开始认真思索社会人生问题，思想认识不断提高。从杜氏兄妹的许多话里，“他才渐渐知道为什么人家(指日本工厂)肯花一天万把块大洋的工钱;为什么自家的乡村是那样的衰落;为什么抵抗不了外国货，与外国人老是欺负自己人……。”奚大有不同于鲁迅《故乡》中的闰土，不同于茅盾《春蚕》中的老通宝，不同于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中的破毡帽朋友，不同于洪深《香稻米》中的黄二官，他的生活道路概括了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他的思想性格中更多一点时代的“亮色”。他代表着旧中国一代农民的苦难和开始觉醒的历史。

《山雨》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它结构完整严密，清晰洗练。为了能有力地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中展现北方农村崩溃的过程，描写农民不得不离开农村另作打算的趋向，揭示主人公奚大有逐渐觉醒的历程，《山雨》采取了纵式结构的写法。作者以奚大有的活动为主线，把城乡中有关的人物串连起来，把有关的生活材料组织起来，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

小说是由几个带连续性的中心故事构成的：镇上关押，强派学捐，旱灾祈雨，土匪骚乱，出兵差，强修公路，败兵洗劫……这些故事各具特色，从不同的侧面绘成了中国北方农村崩溃的图景，勾勒出农民的苦难史。这些故事紧紧围绕着主人公奚大有的经历展开，他活动在这些事件里。通过奚大有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真实具体地展示了农民的苦难，而一连串的苦难又一步步推动着奚大有思想的变化。从奚大有写广阔的北方城乡现实，又从广阔的北方城乡现实写奚大有，两者交互辉映，相辅相成，体现了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有机统一。

《山雨》前大部分着力写农村生活，从二十二章起转向写城市生活。这后几章，有助于突出小说的反帝爱国思想和乐观主义精神，加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有助于描写主人公的成长，把“农民的自觉”展现得更充实、更鲜明一些;同时，交代了人物和故事的结局，使情节有头有尾，完整缜密。奚大有这个破产的农民流入城市，成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刚毅剽悍的徐利最后被杀害，个人反抗的悲剧道路写得颇为清晰完整。陈宜斋这个善良驯顺的老人带着官兵的皮鞋的伤痕惨然死去，大伙满怀哀痛把他埋葬，小说由此完成了对命运观念和驯从哲学的批判，深化了描写农村崩溃的主题。吴练长这个阴险狡诈的官僚豪绅，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受到冲击，但随着蒋介石集团的叛变又重新上台，继续成为把持地方大权的显贵。他的行状暗示出大革命前后的风云变幻。奚大有回乡探亲一章写得深切感人，既表现了他对乡亲们的恋念，又突出了乡村生活的每况愈下，在结构上还起着联结前后、交代人物“后事”的作用。

《山雨》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作者善于以艺术的彩笔，描绘北方农村的社会风习。那农屋里盘着的土坯坑，那摊出的金黄色的煎饼，那隆冬腊月农闲季节人们聚集在地窖里编席的情景，那成群结队的手推二把车子……，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北方农村的鲜明特色，极富于山东农村风味。尤其是作者相当突出地勾勒了北方农民的习性和心理状态。齐鲁旧邦的农民质朴厚重，虽拙于口舌，怀里却揣着一颗热诚的心。穷乡亲们都在痛苦里打滚，在死亡线上挣扎，然而那耿直的气质，那相互关照、彼此救助的传统美德，却不时焕发出动人的光彩。萧达子拖着病体赶太平车送大有，他们那淳厚、真挚的情怀，写出了北方老乡亲的肝胆。他们是显得保守拙愚，但为着反抗压迫，寻求活路，也会奋然而起，豁出命来，表现出北方农民的硬气。

《山雨》的不足是，杜氏兄妹和祝先生的形象写得单薄，缺乏血肉。与前面的大部分章节相比，后几章显得粗疏，不够生动厚实(当然也有写得很成功的地方，如对奚大有返乡的描写)，地方色彩显著地减弱了。有的语言比较艰涩呆滞，不够流畅，个别句子太长，显得拖沓。不过，这些弱点和缺点同成就相比，是极为次要的。

《山雨》是“五四”以来反映北方农村崩溃现实和塑造农民形象的力作。小说出版后，吴伯箫把《山雨》和《子夜》联系起来评论，认为“一写中国农村的破产，一写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败落”，称1933年为“子夜山雨季”(《剑三，永远活着》)。茅盾指出：“长篇小说《山雨》，在目前文坛上是一部应当引人注意的著作。”“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过第二部这样坚实的农村小说。“(《王统照的<山雨>》)的确，《山雨》写得深刻厚实、质朴有力。它历史地具体地再现了二十年代我国北方农村现实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倾向性和真实性、内容和形式取得了较好的统一，是三十年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并且代表了王统照的最高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着力描绘中国北方大动乱大变动中的社会风貌，这一创作意图除《山雨》外，还在一些短篇小说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可以这样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丰富和补充。这些短篇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一幅幅捐苛税重、兵匪如毛、破败凋零的可怕图景。从乡村中吃粉笔末的教员，到仗着手艺过活的铁匠，到靠种地吃饭的农民……无不在生活的驱使下走向苦难、绝望以至铤而走险的绝路。面对着这灾难频仍的黑暗现实，农村中的老一代和年青一代都在经历着巨大的震荡和深微的变化。铁匠老郭对生活失去了进取向上的意志，狂喝滥赌，过了初一不想十五，竟把流着儿子血汗、作为全家生命的土地典当了，儿子于是操起菜刀杀了父亲。《父子》所写的悲剧故事，象一面镜子，既照出了社会现实的黑暗，也映出了农民心理的巨变，并显示出统治农村几千年的伦常关系急剧地土崩瓦解了。自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王统照还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此作出更深透的剖析，但他确实艺术地展示出，破败动乱的旧中国农村已经变成一座一触即发的火山，推翻旧社会的丧钟已经响了，旧的传统观念已经趋于破产，年青一代中正在萌发着反抗的情绪，并且开始见之于行动了。《五十元》中的小住，作为新一代农民的一种代表，他不象他父亲老蒲叔，循规蹈矩，忍辱屈从，而是有胆有识，勇敢坚韧。当灾难袭来时，他一个人一杆土造枪，硬是顶住了土匪的围攻。生路断绝了，他在深夜里扛起枪走上反抗的道路。这表明，三十年代中国的青年农民已不再是顺从命运、任人宰割的奴隶，他们开始觉醒、抗争了。把王统照这些短篇同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紫的《丰收》 《火》，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放在一起，会清楚地看出，中国农村的北方和南方，有着一样的黑暗现实，近似的反抗动向。

王统照为什么要着力描绘大动荡的社会风貌及其在农民心理上的投影?他说：“我特为表现这些真正‘老百姓’的性格，习惯，与对于土地的强固保守心理，以及因此心理不获正常发展反激出难于补救，难以解释的蛮横行动，借以映射出中国各地的不安状态……百分之八十在旧传统下挣扎生活的农民，他们的思想，行动，终究是这个东方古国的不可漠视的动力。以几十年来外力横侵，政失常轨，军匪交斗，灾难并至的演变，遂致无数原是听天任命劳多酬少的‘老百姓’，死亡流转，自救不暇，已经是极为严重的情形……未来危难，殆可预想。因此，我在文艺作品中著力于农民生活的剖解，从微小事件上透出时代暗影的来临。这等启示不止从表现上在意，确实希望细心读者对此重大问题，因文艺的感发能予以缜密思考。这是我那些年写成几个长短篇小说的集中观念。”(《银龙集·序》)在我国新文学史上，能以这样的历史自觉性来反映二、三十年代的北方农民生活，能以这样的广度和深度来描写当时的农民问题，是并不多见的。

从着重描写个人对“爱”与“美”的理想的追求与幻灭，到主要记述身边琐事和内心愁苦，再到尽力描绘北方农村崩溃、农民的痛苦和挣扎，从空灵浮泛，到沉郁哀伤，再到坚实乐观，标志着王统照思想的发展和创作的演进。他冲出狭小的个人生活圈子，将视野扩展到社会的动荡，阶级的对立，民族的危亡。他力求写出“血肉模糊，纠纷困苦的时代”，预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期待人民冲破旧传统的禁锢，在火与血的斗争里走向新生。对人生更加执着，对社会的批判愈加有力，抗争的意志更加强烈，浑厚悲壮的风格愈加突出，这就是本时期王统照坚定地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前进的显著特点。

在民族存亡之秋

“九一八”以后日趋深重的民族危机，引起王统照的极大关注，激发了他的抗日爱国热忱。1935年12月，他具名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6月，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10月签名于《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并力求把《文学》月刊办成救亡御侮的重要阵地。“八一三”后，上海沦为“孤岛”，王统照几次准备和朋友一起南下，终因眷属在沪，自己又身患重病，未能成行。此间，青岛沦陷，日伪以没收其观海二路住宅及全部藏书相要挟，王统照置之不理，表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立场。从1938年起，他先后在上海音专、暨南大学任教授，主讲中国文学。1941年底，暨大内迁后转入开明书店任编辑。

抗战初期，为了适应战时形势的需要，他放下了小说，大量地写作诗歌和散文，先后创作、出版了抗战诗集《横吹集》、《江南曲》，散文小品集《繁辞集》等。

王统照的抗战诗歌，热情澎湃，基调昂扬，呈现出新的思想特色。正如臧克家所说：“面对着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号召领导下奋起抗日的伟大历史局面，诗人在以前诗篇中时常流露的那种感伤凄惋的情调一扫而空，代替它的是激昂、奋发和乐观自豪的情感。”(《王统照先生的诗》)他怀着无比的愤怒，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多少家庭永打成离散，/多少儿女都被挑上枪尖，/多少楼阁在火光中一霎消散，/多少田野把收获丢在一边。”号召人民“要击碎铁爪，以血还血，作一次彻底清算!”(《上海战歌》三)祖国的灾难是深重的，但诗人坚信：“中华，她不会永埋黄土。”定会象“凤凰展开她火样羽毛”。(《我们有太多的孩子气》)收入《江南曲》中的《你的灵魂鸟》更是名噪一时的佳作，在上海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不要让黑暗阻碍了你，/有多少烛光在半天辉耀。/不要惊惶狼狗的嗥叫，/阴影中当心毒蛇的围绕。/更不必震怖这空前风暴，/在你顶上，有你的‘灵魂鸟’!”诗中有忠诚的告诫，有热情的期许，洋溢着不可侮、不可折的精神力量。王统照的抗战诗歌激情满怀，豪迈坚定，富于浪漫主义色彩，是抗战诗坛的可贵收获。

《繁辞集》收入散文小品五十四则，最初以“炼狱中的火花”和“繁辞”为总题，连载于1938年柯灵编辑的4至9月上海《文汇报·世纪风》，署名“韦佩”、“默坚”。它以振奋民族自卫、团结御侮精神为中心主题，把叙事、议论和抒情紧密地结合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有时借助先哲的一段名言，展开议论，生发真理(《把他们的风帽推开》、《理智与暗影》)，有时摄取公众舆论中的或一问题，缘事析理，开掘出人生的哲理内涵，力图用深邃蕴藉的智慧之光去烛照人们的心腑(《郁热中的语声》、《道德观念》)。其主旨是鼓舞、激励人们在民族存亡之秋团结奋斗，自强不息，救国图存。在艺术上，《繁辞集》较少有《烈风雷雨》式的呐喊呼唤，而大多显得含蓄深蕴，抒情有了明显的节制，理性的色彩显著加强。散文小品的语言更为精练、优美，民族化的特色更为突出。《繁辞集》所呈现出来的动人风姿，在当时即引起了文艺界的注目。1939年1月2日《文汇报·世纪风》刊文指出：“以哲理的散文，来出现在‘孤岛’的文坛上，而有着很丰满的收获时，是韦佩和默坚先生的两篇连载： 《炼狱中的火花》和《繁辞》”，“通过凝练的文笔和思想的渲染，无论如何足以启发和传导一般读者走向一个坚定的前途。”“在‘孤岛’上，这些是难得的洗炼的词章，有着和谐底节奏，有着深远而坚韧的力!是富有哲理和诗意的散文。”

“孤岛”后期，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形势十分险恶，日伪势力更加猖獗。在这段艰难困危的时期内，王统照化名“王恂如”，住法租界白俄公寓，杜门辍笔，深居简出，偶与过从者，不过郑振铎、王伯祥、郭绍虞、唐弢、柯灵等几位挚友，但也须乘夜往来，或破帽遮颜。全家生活颇为拮据，仅以开明书店编辑名义领取些微薪俸，有时不得已则鬻书典衣。生活如此清苦，但屡嘱家人：宁穷饿而死，决不屈节事敌。

由于形势的险恶，作家失去了畅所欲言的可能，但爱国之志不屈，抗争之力犹存。他审慎地选取着斗争的方式和方法。1941年6月，短篇小说集《华亭鹤》出版，署名“卢生”，收《母爱》、《泪与翼》、《新生》、《华亭鹤》四篇小说。1943年7月至1944年6月，应柯灵之约在《万象》连载长篇小说《双清》 (上部)，署名“鸿蒙”。从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出王统照那种在寂寞中燃烧的抗敌爱国精神。小说《华亭鹤》写一个深怀民族感情的老人朱老仙的形象。他虽风烛残年，犹深明大义，毅然把安逸富贵、父子之情置于国家民族之下。他对独生子在国难当头时投机善变的政客行径怀有深沉的忧虑和高度的警惕，并进行了有力的谴责和警告，朱老仙还回绝朋友让他晚年安享清福、莫明是非、不计国事的劝说。这种重操守、明大义的骨气，对战乱中的人们是一种有益的启示。《双清》主要以二十年代后期新旧交替、风起云涌的省城济南为背景，塑造了一双保持着冰清玉洁的品格的奇人形象。沦落风尘，该是女儿们最不幸的遭际，但笑倩姑娘独能在猥亵肮脏的花街艳巷保持一颗纯洁向上、爱憎分明的心，周旋于豪绅军阀而不沾染其秽风败行。仕途失意，恐怕是一般读书人最大的苦恼，但笑倩的义父高大先生后半生却辞谢名利、甘心在偏僻的乡间当一名抱瓮灌园的老叟。作者塑造这双清人物，其用心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在大敌压境、举国涂炭的大时代里，作为一个中国人，至少要有一颗爱国家爱民族的心，要保持独立不倚、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骨气。这正是作者爱国情怀和正直人格的曲折坦露。

抗战前后期上海环境的逆转，促使王统照的创作风格明显地经历了从热情呐喊到深沉喟叹、从明朗炽烈到曲折委婉的变化。《华亭鹤》中的多数作品，或借助于神话式的想象，或通过对母爱的赞美，来谴责不义的战争，暗示性相当强，在浪漫主义的格调中交融着象征主义的意味。这是时代的反映，也是作者早期艺术特质的继续和发展。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后，抗战胜利的大局已定，王统照遂自上海秘密返回青岛，仍化名王恂如，在齐东路租房居住。8月日寇投降后，又返回观海二路旧居，这时，由于敌伪的抢掠，原有书物，荡然无存。这年末到次年春，作家在屡辞不获的情况下，勉强答应为青岛《民言报》编文艺副刊《潮音》 (共出29期)。1946年夏，应聘任山东大学教授。翌年6月，青岛地下党领导了以山东大学学生为主干的反饥饿运动，游行市区，震动全市。在游行的前一天筹备会上，山东大学中的进步学生与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教授中仅有少数人敢于公开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王统照就是其中一个。他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表示：“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誓做你们的后盾。”此后运动遭到镇压，王统照也被当局解聘，在家赋闲。

从抗战胜利到青岛解放的几年间，是王统照创作的又一个沉寂期，短篇小说仅有三、四篇。或哀悯民间艺人的不幸遭遇，寄托对战乱岁月的憎恶(《“小天分人”的生与死》);或嘲讽败落绅士一家在艰窘生活中强作阔绰、攀附权贵的无聊行径(《灰脊大衣》);或借助战国时期的故事，抨击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丑恶(《狗矢浴》)。这时期所写的为数不多的散文，有的是对文坛同辈的怀念(《忆老舍》)，有的是对遇难病逝朋友的哀悼(《丐尊先生故后追忆》、《追怀济之》、《悼朱佩弦先生》)。这些散文写得情真意切，哀婉动人。通过记述交往印象，既再现出挚友的音容笑貌，举止品格，又映衬出作者的真诚朴实、厚重严谨的精神风貌。《散文诗十章》则别具一格。它通过谈神说怪，言草话木，曲折地表现出对黑暗和邪恶的嫉恨，对光明和正义的礼赞。奇异的想象，深刻的哲理，浓郁的抒情，交融在一起，带有鲜明的象征色彩。

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给闲居在仍被美蒋反动势力控制的海滨城市的王统照以有力激励和鼓舞。1948年底，他在忆老舍和闻一多的诗歌中写道：“风云关山再岁暮，鸿钧气转待昭苏。”表达了他对光明和胜利的期待。1949年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派地下工作人员持郑振铎自香港转来密信，迎王统照赴解放区。行至沧口，因戒严未能通过。返回寓所，以待解放。

为新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奋斗

1949年6月2日，青岛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王统照欣喜若狂，屡作诗文赞颂祖国的新生。6月底，赴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周恩来同志亲为题字，他当场赋诗，赞颂大会(《文代大会颂》)。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返青后，就任山东大学教授兼文学系主任。1950年3月，赴济南，先后出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文教厅副厅长、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195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委员及济南市主任委员。

解放后，王统照精神奋发，心情愉快，不论工作、生活，他都感到满意。在工作中，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抱病坚持。1954年秋，他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会刚结束，便不顾病累，立即率山东代表团去上海参加华东区戏曲会演。由于过度疲劳，在沪病倒，住院半年。病未痊癒，即出院，回省后又积极投入工作，表现了极高的政治热情。

王统照虽是党外人士，但并不自外于党。在工作中，他认真领会党的意图，努力贯彻党的文化方针政策，在发展地方戏曲、清除反动淫秽荒诞图书、扩大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创办山东文学刊物、组织文艺队伍、繁荣文学创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既踏实勤奋工作，又刻苦认真学习，是王统照解放后的一个突出特点。建国初期文艺整风中，他严于解剖自己，对自己几十年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严肃的反省，使大家深受感动。后来，还多次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求，自觉地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总结自己的创作道路。还抽空赴莒县、广绕等地农村参观访问，从农民生活地位和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中受到教育和鼓舞。这些无不表现了一个老作家刻苦学习、积极向上的精神。

解放后，由于忙于紧张的文化领导工作，创作不多，仅有文艺随笔八篇，结集为《炉边文谈》，于1957年出版。所写的一百零二首旧体诗编入《鹊华小集》，自印出版。

1957年夏起，王统照病情逐渐加重，不能工作，但稍有好转，即奋笔写作。这年10月，作长诗《四十年前与四十年后》，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歌颂中苏人民友谊和导师列宁、斯大林。文笔之豪壮，诗情之澎湃，为许多文艺界人士所瞩目。11月28日，病情加剧，抢救无效，于29日晨5时，病逝于济南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终年六十岁。中共山东省委负责同志赠挽联：“文艺老战士 党的好朋友”。公葬于济南金牛山公墓，树碑纪念。



王统照是我国现代有影响的进步爱国知识分子。他淳朴正直，谦诚厚重。在“五四”以来曲折起伏、尖锐剧烈的斗争中，他不算激进，于斗争的低潮期产生过苦闷忧伤情绪，但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坚持进步、主持正义的基本态度是鲜明而一贯的。他强调文学“为人生”的社会使命，但又极为重视文学的特点。他把忠诚的创作态度，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和艺术美，当作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他指出：“我对写作态度只知忠肃!非心所感，非力所及，矫饰，虚妄，步趋时尚(时尚不是尽无可取，但被‘有所为而为’之故造成时尚，又在此‘时尚’之下，强模作品，便无价值)，确非一个正直作者所能落笔。”(《银龙集·序》)“艺术的巧妙，于文学的风格，趣味，美丽上，实有重要的关系，凡是艺术作品，没有一种可以少却这种条件的。”(《近来的创作界》)“一切的艺术，所以有永存的价值的，全在于美的表现中，涵有真理的启示的全体。”(《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王统照这种倾向性、真实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主张，是值得重视的文艺思想，也是他取得创作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统照是有成就的小说家。他一生写有八十多个短篇和五部长篇。这些小说题材广泛，人物多样，其中有农民、工人、乞丐、妓女、知识分子、官僚、地主、警察、僧道、隐士……特别在描绘北方农村生活画面、勾勒山东动乱崩溃现实方面，成就尤为卓著。他的小说成就是不平衡的，有呆滞生涩、不够畅达的缺点，但相当多的部分是颇具特色的。既有诗情浓郁、哲理深蕴、文辞华美的浪漫主义作品，也有刻画细腻、描写深切、坚实严谨的现实主义力作，还有朦胧含蓄、曲折委婉的象征性作品。王统照坚持了创作方法的开放型和多样性，注意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吸收和融和。

王统照是有特色的散文家。他出版过七本散文集。这些散文有的昂扬奋发，有的细腻柔美;有的哲理深微。他长于叙事状物，也长于写人抒情，好似色彩鲜明的风景画、风习画、人物画，耐人玩味。阿英说：王统照的“小品文不但有这样的‘热情’这样的力，且是一种诗的，无论在那一篇里，都反映了作为诗人的王统照的精神，飞跃着，驰骋着，那非常丰富缜密的想象。”“他有一种驾驭文字的能力，他能以驱使许多加强文字的力，表白他内心的所要发泄出来的情感的语汇，使它们自然的，严密的，紧凑的，集合起来，这也是很多小品文家所办不到的。”(《王统照小品论》)

王统照是知名的诗人。他出版的五本新诗集，写的近千首旧体诗，从多方面描写了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和人民痛苦，记录了时代的忧愤和变革，跳动着诗人关注现实、向往光明的脉搏。他尝试用多种形式写诗，力求把西方诗歌的一些体式、表现手法融化于新诗。他的尝试虽然并不是很成功的，但从新诗发展的历程看，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王统照是青年作者的良师益友。他在自己所主编的报刊中，重视发现新人，发表新作。还热心为青年作者改稿写序，推荐作品。1933年，他为当时还是山东大学学生的臧克家集资出版诗集《烙印》，并充当发行人。抗战初期吴伯箫从山东撤退转赴延安前将一部书稿(散文集《羽书》)托他接洽出版。王统照在战火频仍、条件极为困难、又与作者久失联络的情况下，仍设法为之出版。王统照这种热诚地培植新生力量的事迹与精神，引起了同辈和后辈人的敬重。

王统照从事文学事业的精神及劳绩永在。

注释

附录一 王统照主要作品目录

《一叶》(长篇小说),商务印书馆1922年10月初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

《春雨之夜》 (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1924年1月初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

《童心》(诗集),商务印书馆1925年2月初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

《号声》 (短篇小说集),上海复旦书店1928年12月15日初版。

《黄昏》(长篇小说),商务印书馆1929年4月初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

《霜痕》(短篇小说集),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9月初版。列为新中国文艺丛书。

《山雨》(长篇小说),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9月初版。

《片云集》(散文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10月初版。列为创作文库之十二。

《这时代》 (诗集),1934年自印。

《青纱帐》(散文集),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10月初版。列入小型文库。

《夜行集》(诗集),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11月初版。

《春花》(长篇小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12月初版。列为良友文学丛书第34种。

《横吹集》(诗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8年4月初版。列为烽火小丛书第3种。

《欧游散记》(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5月初版。列为开明文学新刊。

《繁辞集》(散文小品集),上海世界书局1939年7月初版。署名容庐。列为大时代文艺丛书。

《去来今》(散文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1月初版。列为文季丛书之九。

《江南曲》 (诗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4月初版。列为文化丛刊第6集第16册。

《华亭鹤》署名卢生(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1941年6月初版。列为文学丛刊第7集第16册。

《银龙集》 (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8月初版。

附录二 王统照研究论文简目

东方未明(茅盾)《王统照的<山雨>》,1933年12月1日《文学》1卷6号。

阿英《王统照小品论》,1934年11月15日《社会月报》1卷6期。

臧克家《王统照先生的诗——<王统照诗选>代序》,1958年3月25日《诗刊》3月号。

田仲济《王统照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1959年9月山东人民出版社《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精神》。

田仲济《淳朴的性格 凝炼的风格——<王统照文集>序言》,1980年6月《柳泉》创刊号。

杨义《王统照小说新探》,1982年9月《新文学论丛》3期。

(以上研究文章均收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王统照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