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也频人物简历简介及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胡也频人物简历简介,胡也频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回溯他的一生，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呵!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

——丁玲

作为“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这一闪光的名字，早已被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

“他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是一个坚定的人。”(丁玲：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指本文。)因而，在短暂的一生中，他经历的曲折的思想发展道路，犹如闽江滔滔流水，冲撞过千山万壑，终于一泻千里，直奔真理的大海;他虽然只有六年多写作生涯，却留下了大量作品，思想内容广泛而复杂。他生前已经出版过《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等十几种作品集，散见于报刊的也很多，是一个具有创作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才能的多产的革命作家。他为革命为人民贡献了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乃至“那样美好、那样健康、那样充满了希望”的年轻的生命。

一、逃离故乡

少年——在关心天色阴晴变化中度过

闽江岸畔，榕荫葱郁。素有“东南山国”、四季常青之美称的福建，是哺育众多英才的沃土。

1903年5月4日(阴历4月8日)，胡也频就诞生于省城福州市乌石山下城边街买鸡衕，幼名胡培基。他出生的时候，家庭经济丰裕。祖父早先是京戏班里的演员，后来做了戏班老板，年老双目失明，戏班交由也频父亲经营。胡也频幼年体质虚弱，并且五岁就入私塾附读。但他性格开朗，活泼好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人民群众情绪十分高涨，可也有许多人怕被剪去辫子，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喜欢新奇和热闹的胡也频，毫无顾忌。他上街跑了一阵，剪了辫子，又欢天喜地跑回家里。这时胡也频才八岁。这年底，他祖父去世，由于父亲不善管理，不久，戏班散伙，家庭经济贫困，九岁的胡也频第一次失学了。胡也频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大人终日愁苦于维持生计，而孩子们却自有欢乐的天地。胡也频失学后，每天领着弟妹到乌石山上与放牛放羊娃嬉戏，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陶冶自己的性情。

一年多以后，胡也频父亲在友人帮助下，租了一家戏院，以包戏为生，经济又宽裕起来。十一岁的胡也频再度就学，进入了外国教会办的崇德小学。由于家庭影响，他从小喜欢看戏，广泛地接触了京剧、闽剧和一些民间曲艺，知道许多戏文上的旧小说、故事，这对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学校里他积极参加演戏、演讲活动，还得过演讲比赛的奖章。但他母亲迷信佛教，最不满意学校叫儿子去做礼拜，因此，他被拉回到石塔寺的私塾里就读。胡也频在私塾里就学三年，熟读了《四书》、 《五经》等古书，他还喜欢读杜甫、白居易等名家的诗词，学着写下一首首旧体诗词，用他稚嫩的文笔，讴歌山川景物，抒发对历史英雄人物的缅怀。胡也频不是一个呆板的孩子，他早就不满足于书斋生活。每遇放学上街，他总要去看看报纸杂志，关心更广阔的社会天地。

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随着，日舰队又驶进福州、厦门等港口，胁迫中国当局。袁世凯野心称帝，为讨好日本，竟承诺其一至四号各项及第五号中关于福建问题的要求。这立即引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福州学生举行了反对卖国的“五九”爱国运动，示威游行，捣毁洋布行，焚烧日本货。胡也频也被卷入游行队伍，跟着高喊口号。年仅十二岁的他，初次体验到个人和祖国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联系，朦胧地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于国家民族有益的人。

在黑暗的旧社会，闽人有句俗语：“做戏头，乞丐尾。”它概括了老艺人生活的悲惨结局。由此也可想见，以包戏为生的胡家经济是很不牢靠的。而当时正值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国内到处民不聊生，胡也频的家境也日趋下降。所以，他“一家人都最怕下雨，一早醒来，赶忙去看天，如果天晴，一家大小都笑了;如果下雨或阴天，就都发愁起来了。因为下雨就不会有很多人去看戏，他们就要赔钱了。”1918年，因家境窘迫，他不得不再次辍学，开始了学徒生涯。

首饰铺学徒——不甘屈辱，追求自立，他踏上了漂泊的路

1918年，他刚刚十五岁，父母迫于贫困，把他送进一家祥慎金铺当学徒。虽说掌柜是他舅舅，可是在金钱重于一切的社会，胡也频只能受到奴隶一样的待遇。他每天要早起打扫地板，收拾铺面，替掌柜、经手们打水、铺床、倒夜壶、装烟倒茶、跑腿打杂，举动稍有不慎，还要挨骂挨打。他白天劳碌，晚上睡在临时搭的门板上，冬夜寒冷，夏夜蚊虫叮咬，有时还要抵抗大学徒无耻的行径，常常通夜睡不安稳。生活的苦痛，使他开始学着用冷眼去看世界。掌柜、经手们对顾客种种虚伪和欺骗的伎俩，使他看清了人间的丑恶，也因此更加讨厌学打算盘、学看真假洋钱、学看金子成色等生意经。他厌恶这里，可又不能向父母倾诉。一天，掌柜发现少了一只金戒子，怀疑是胡也频偷的，把他捆绑起来。后来查清戒指是拿去作场凭样，才把他放了。冤案发生后，胡也频决心报仇，追求自立，终于在一月之后逃出金铺，离开福州，结束了两年多的屈辱生活。

1920年春他到了上海，先住在福州人开的小旅馆，过着闲散的流浪儿生活，后来进入浦东中学念书。他庆幸自己走上新的读书道路，起名胡崇轩。一年以后，他父亲寻迹赶到上海，经同乡介绍，送胡也频进了免费的大沽口海军学校，学习轮机制造。这时他一心学习，想成为专门技术人才。海军学校停办后，他漂泊到北京，报考官费大学又落空，只得流落在一些小公寓里，帮助老板算帐，买东西，替老板儿子补习功课，偶尔也得到一两个同学朋友的资助，生活异常穷苦。与此同时，胡也频结识了住在公寓里的穷大学生。他们崇拜外国作家，经常谈论歌德、拜伦、莎士比亚、契诃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作家，胡也频受了影响，也怀着浓厚的兴趣跑旧书摊，读外国文学作品，读《新青年》、 《每周评论》和《晨报》、《京报》副刊上鲁迅等人的新文学作品。“要做技术专家的梦，已经破灭，在每天都可以饿肚子的情况下，一些新的世界、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生活情调与艺术气质，一天天就浸蚀着这个孤单的流浪青年，把他极简单的脑子引向美丽的、英雄的、神奇的幻想。”文学打开了他关闭的孤独寂寞的心灵之窗，他禁不住拿起笔来，要写出一个漂泊者饱尝“饥饿寒冷，孤单寂寞，冷淡的人世，和求生的奋斗。”(丁玲： 《胡也频》)

二、前期创作的矛盾

两颗未来的文学新星真诚相爱

1924年12月，胡也频以胡崇轩的名字，同项拙等两位朋友合编《京报》副刊，名为《民众文艺周刊》。不久，他认识了刚从南京来到北京的丁玲。丁玲渴望到北大学习，听鲁迅讲课，但愿望没有实现，只好住在西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宿舍自学。他们虽说算不上一见钟情，但他们相爱却是极其自然的事。丁玲曾说：“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心’，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谊。”1925年暑假，胡也频身无分文，远道到常德，敲开了丁玲家的大门，虽然来得突然，但丁玲及其母亲热情地接待了他，共同度过了充满幸福和宁静快乐的夏天。

这年秋天，胡也频同丁玲结婚，先住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下一个村子里，后移居北京汉花园一所离北大红楼不远的小楼上。他们生活贫困，但真诚而热烈的爱情温暖着他们的心，充实了他们的人生，这在他们一生中是具有转折意义的。

胡也频是穷惯了的人，他很少为钱、为缺衣少食愁眉苦脸。他没有钱，对朋友花钱又很大方。丁玲虽然出身豪门，但她对于物质上的要求并不多。没有钱了，他们双双快乐地步行进城找朋友借，不然就从少量的衣物中选出几件，由胡也频送进当铺。婚后不久，丁玲一件只穿了几次的绸棉袍拿去当了;丁玲母亲的好友特别送的两套银质餐具，没过几天也进了当铺。但只要有了稿费，胡也频首先想到的是妻子，他很舍得为丁玲买最好的衣料、果品、稿纸和笔。而丁玲也能诚挚地尽一个妻子的责任。

甜美的爱情生活促使他们更努力去探索、追求、奋斗。象许多穷大学生一样，他们经常在一起读报读书，涉猎了大量的外国名著，而对于小仲马的《茶花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尤其欣赏。他们蛰居北京，远离南方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浪潮。婚后的胡也频以更多的精力埋头于写作和编辑工作。他写得很快，有时一月之内发表诗歌、小说等作品达十五、六篇，发表八、九篇都是常事。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能不靠卖稿为生，另一方面又与他的性格有关。他不沉溺于幻想，不善左顾右盼，心里有苦闷，对社会有不满，有点滴的感受，都能付诸笔端，形于文字。但因远离革命，对南方大革命风暴较少关注，又看不到光明的前景，常有感伤和虚无的情绪，所以他这时的作品缺乏思想深度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写作上潜伏着危机。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乌云翻滚。胡也频以前没有接触过革命，但他曲折的经历，使他与革命有一种天然的感情。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引起他的深思和痛苦，加上丁玲的影响，他于1928年春同丁玲相携奔向革命文化中心的上海。在寻求新的创作和生活道路上，他们各自前进的脚步或有快慢，但方向一致，又能相互帮助。他们始终是亲密的战友，志同道合的伴侣。

孤独地走唯一辛苦的路

胡也频创作了大量作品，却很少著文谈自己的创作，这给后人深入研究他的创作道路带来一定困难。但从他的作品和涉及创作的有限篇章中，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家思想跳动的脉搏。

从1924年8月7日发表小说《雨中》 (目前发现的最早作品)到1929年发生思想转换，胡也频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1924年北洋军阀的争夺愈演愈烈，白色恐怖笼罩着刚刚醒来不久的古城，而南方的上海、广东、湖南等地，在党的领导下，革命运动迅速走向高潮。尽管如此，“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革命的声浪并没有完全死寂下去。随着上海“五卅”惨案的爆发，北京立即出现了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崭新局面。当时受到鲁迅支持的《京报副刊》，出版了清华学生会主撰的《上海惨剧特刊》、北大学生会主撰的《沪汉后援专刊》等，揭露和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与此同时，还发生了轰动北京古城的女师大事件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坚决地支持了工人阶级和进步学生的反帝反封建专制斗争，召来了反动军阀的迫害，才愤而离开北京到南方去寻求革命真理。这个时期，胡也频流寓北京，负责编辑《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 (编至1925年5月12日第21期止)，是刚刚步入文坛的青年作家，与鲁迅有了多次交往。社会上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对他这个饱经苦楚的漂泊者不会没有触动。可是在作品里，他除了诅咒黑暗，抨击旧事物，反映知识青年的穷困、苦闷和挣扎，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外，对社会上正在发生的现实斗争很少直接反映，倒是1930年思想转换了才写出以“五卅”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是很值得深思的现象。

胡也频生活的坎坷，使他尝够了人世虚伪、奸诈、生活贫困和缺少欢乐、缺少友谊的痛苦。他那颗被生活磨炼得倔强而自尊的心，在未找到革命真理以前，只能把摆脱个人贫困、屈辱，争取自主自强的生活，作为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力。1928年春，他和丁玲到了上海，但思想上不可能立即发生方向性的转化。主要原因是：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不久，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统治，大肆屠杀革命人民，工农革命处于低潮，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 (二)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主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虽已开始，但倡导者们还处在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化的过程中，还不能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上有片面性、绝对化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因而错误地把批判矛头指向鲁迅、茅盾等人，引起了一年多的争论。这给刚到上海的胡也频靠近革命，接受新文艺观点带来了影响;而他当时才开始接触马克思文艺理论，还需要一个了解、消化吸收的过程，一时难以分辨清楚。他在1928年9月发表的《写在<诗稿>前面》这样自白：“我是从辛苦中走来，还得向辛苦中走去!”;“这一年来，与其说我是在写我所觉着的属于文艺方面的东西，毋宁说我是在穷困着，在忍气，在痛心，在悄悄地磨灭我的生命的每一部分，是更为切实的。”这既表明他不畏艰苦的求索精神，又流露了他在生活重压下，以卖文为生，不能自由写作的苦闷。为了生活他有时不免要写一些情趣不高的三角恋爱之类的东西，去适应某些社会的要求。

胡也频出于对新旧军阀反动统治的憎恨和社会上假、丑、恶现象的不满，所以很自然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和“为艺术而艺术”观点的影响，把国内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个人的文学创作割裂开来，漠视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党派斗争，这就使自己成为政治斗争的“消遥派”。他说，“对于眼前的国内各种党呀派呀的区别，我是一点也弄不清楚，这事实，正象那卖茶食和蜜饯的‘稻香村’，‘老稻香村’，‘真稻香村’，和‘只此一家’的‘真正稻香村’一样的使人要感到糊涂了。”(《写在<诗稿>前面》)漠视政治的态度，必然带来艺术观点的矛盾。即一方面要文艺感应“时代脉搏”，另一方面又要“看不出势利、阶级、以及其他骇世骗人工具的理由。”(《一个观念》)这种政治上和创作思想上的糊涂观念，使他不能深刻地观察现实，参与现实斗争，只能孤独地写他的东西，卖他的稿，走着个人奋斗“唯一辛苦的路”;因此他这时期的多数文学作品时代气息较淡薄，战斗性较弱，带有明显的思想局限。

狂歌或低吟——叛逆者的愤怒之音

胡也频从1925年至1929年间，共写了二百多首诗，但留存下来的只有九十多首。读着这些诗，仿佛听到了诗人真实的心音，感受到了诗人热烈而深沉、坦率与诚挚的个性。

如果说，只有生活才是诗歌的源泉，那么，胡也频的有些诗就是从自己生活的泥沙里淘洗出来的灿烂的金子。早期的诗《昨夜入梦》，塑造了一个流浪儿的形象。他坠落在繁华之域，忍受饥寒、忍受屈辱，在凛冽的朔风里颤栗、行乞。“眼巴巴地望着浩荡的穹苍/猛烈地悲愤/静默地饮泣/呵!我是个无依无靠的乞儿/应被人们的摈弃，指斥。”显然，这里描绘的主人公，便是诗人自己的体验。在这些诗作里，他的漂泊生活，内心的孤独和痛苦，对人世不平的愤懑，都得到了真切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人民悲苦的命运。胡也频自逃离福州后，便在上海、天津、北京、烟台等地漂泊，饱受了人间的凄楚，郁积着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对劳动者的深切同情，这一切都是浇灌他诗歌之花的甘泉。

要了解胡也频的诗，应该先读《诗人如弓手》。这首诗是胡也频的自我抒唱，也是我们认识和欣赏他诗作的一把钥匙。

“诗人如弓手，/语言是其利箭。/无休止地向罪恶射击，/不计较生命之力的消耗。/但永远在苦恼中跋涉，/未能一践其理想：/扑灭残酷之人性，/盼春光普照于世界。/是以在心头，/充满了悲哀与愤怒;/终于疲乏了，/让残余的愿望，怜悯其身世。”

用利箭似的语言，诅咒黑暗，射击罪恶，这是胡也频诗歌的一大主题，也是他的诗歌具有现实批判力量之所在。散文诗《疯狂者的漫歌》中的“疯狂者”，对黑暗现实嫉恶如仇，所以要“鼓动尽所有的诚恳”，“沸腾尽所有的血脉”来请求和希望“伟大的太阳，不要把灿烂的光辉照到地球，让我们这个奸诈的、虚伪的世界黑暗，黑暗，永远黑暗!”不然“就要把焜耀的火焰喷到地球，把我们这个腐臭的、冷酷的世界燃烧，燃烧，猛烈燃烧!”这里塑造的“疯狂者”，是一个旧社会叛逆者的形象，他名曰疯狂，实则清醒。诗人通过人物的自白，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是“一切之冷酷、奸诈、狰狞、残忍和凶暴”的庇护所，从而发出了彻底烧毁旧世界的战斗，寄寓着诗人向恶势力挑战的热情，有着强烈的战斗风格，旋律高亢，激越。诗人写这首诗时刚步入文坛不久，身上有一股勇猛的豪气。又如他在《誓》中写着：“一切的呻吟终是卑怯，/我赞颂临死而奋愤的勇兽。/永远屈辱在粉脸，灯光，花影，/这沉重的悲哀，我将放浪而决绝!”表达了他鄙视懦怯和立意摆脱个人愁哀，反抗到底的决心。但是，胡也频身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狼狈为奸的北京，革命尚未形成高潮，他只是孤立地挣扎、反抗，改变现状的力量和出路究竟在哪里?他的“盼春光普照于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想世界?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理想世界?他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产生了“苦恼”和“疲乏”之感。他后来的许多诗，虽然悲愤之音更显深沉，但也常有感伤和虚无的杂音。

在《死狱之中》，他用“死狱”比喻整个社会，“囚徒”比喻受压迫的人民，“在死狱之中，/不知春去秋来，/更不见光明之天宇，/只沉默着如沉默的棺里之骷髅，/隔绝了世上的一切。”“永不能将其悲哀，/染那屋上漂泊的白云，/飞到江心，倾给流水。”囚徒们生活在“死狱”样的社会，没有身心自由，有的只是眼泪、叹息，还要受到叱咤与冷笑。诗人把自己痛苦的根子深深扎进社会的深处，从社会现象里提炼出具有相当深度的典型，有助于鼓舞读者奋起摧毁“死狱”的抗争。但遗憾的是这首诗尾部同时流露出诗人内心的矛盾：“要击破这如死的沉寂，/我亦奋力而攘臂;/但终须绝望地疲乏了，/以无奈何的忍耐慰藉悲愤!”这消极的感伤音调，减弱了诗的冲击力。胡也频出于对旧社会的憎恨，对人生的思考，一再在诗里表示他不甘“向权力顶礼”，不肯“归咎于命运”，认为与其如此，“我宁可作人类之公敌，愤恨这虚伪世界。”但他又免除不了内心的苦闷、彷徨以及感伤的心境，有时甚至流露出悲观厌世，向往虚无飘渺的神仙世界。如“竭余剩之疲乏，作死之羡慕。”“遁入仙山，以碧草为褥，海风催眠”，“我欣慰已离开人世，/遨游于这异域，/万丈迷蒙之白雪，/为我隔绝了一切罪恶。”等等。表现了胡也频世界观上的某些弱点。

尽管如此，胡也频揭露黑暗现实，始终是“不计生命之力”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也频愤怒地写下了《一个时代》，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青年，把“净地变了屠场”，制造白色恐怖，“人心如惊弓的小鸟，全战栗于危惧”，“铁窗之冷狱于是热闹，勇敢的青年与窃贼成伍……”。更可贵的是胡也频在革命走向低潮时，写出了充满乐观情绪的结尾，大胆想象有神明和阎王迎宴英灵与冤魂，“痛饮、狂歌，向人间嘲笑!”富有浪漫气息。 《暴风雨之来》形象地描绘暴雨来前的景象，直至写出“在空间驰骤之电闪，/成了黑暗的无数裂痕，/又象是报告暴雨之来的时刻。”这些直接反映现实斗争、预示社会变革的诗句，数量虽少，但说明象胡也频这样忧国忧民的诗人，尽管有消沉、动摇的时候，但他是不会沉沦的。

爱情诗，在胡也频诗歌中占有相当数量。其中有一部分与“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礼教的情诗一脉相承，但较多情诗仍带有诗人愤懑现实的特色。他在《序诗》中写道：“我欲藉诗句以表现，/奈我心充满悲哀，/即在这恋爱之时，/亦无有这隐约之美的情绪。”“我何曾不追慕温柔，/流盼与微笑;/但生命之飘零，却如秋色，/盘踞我全部之心境。”“我的思想，遂成大盗之山寨，/弥漫着血腥，白骨与野火，/是以我的诗句，/当恋爱之时，亦不见幸福之影。”总之，胡也频诗歌的基本特色，当以“狂歌或低吟，全属于愤怒之音”来概括。

胡也频的诗作大多是抒情诗，是诗人直接倾吐心音的作品。俗话说，文如其人。在抒情诗中，诗人的思想感情、独特个性是最难于掩饰的，何况胡也频又是一位诚实的诗人。所以在他诗中，诗人的个性就表现得更为突出、直接。他的许多诗是以“我”、“我们”第一人称的方式来抒写的，这虽然并非诗人个人感情的直接表露，但他是诗中一个主要的抒情主人公。这形成了他诗歌的主要艺术特色。

胡也频在诗歌中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首先是强烈的感情常常驱使诗人浮想联翩，较多地驰骋自己的想象。《疯狂者的漫歌》，想象丰富而奇妙，他用拟人化和夸张的手法，把“太阳”作为温暖和光明的化身，它同人一样有爱憎感情，又有无穷威力。这首诗有较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用“死狱”比喻现实社会，这是诗人在生活实感的基础上，大胆联想的结晶，它使诗的形象更为集中概括，更富典型意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次，胡也频也写了一些描绘自然景物的诗，但诗人绝不是单纯写景，而是借景抒情，状物言志，注重于选择有特征性的景物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构成情景交融，意境两浑的诗画美。 《欲雨的天色》中，描绘大雨前乌云蔽日“圆天早失了边界，/只是暗澹，朦胧，/如一团炊烟之散漫。”“气压低低的，/倘再遇故事中的杞人，/必忧天之将崩坠”，“到处是一重阴郁，/即在最近的屋端，/亦不见乌鸦或孤雁的飞翔。”他描写天色，目的在于比喻“这欲雨的天色，/如小孩子的哭脸，/又如新时代的青年之苦闷。”把真切细腻的描绘和内心炽热的感情相融合，创造了情景交融的意境。胡也频也写了一些偏重于说理议论的诗歌，但形象性较弱，诗味欠浓。胡也频的诗在形式上采用自由体，这在二十年代对新诗的发展是有助益的，但有些诗的语言文白交杂，有的词汇比较陈旧，也不大讲究音节，缺乏和谐的音乐美。

表现人生可悲的事实

胡也频前期创作的短篇小说、戏剧等作品，数量很多，题材广泛，从多侧面展示了二十年代后期社会的面影。

这时期，胡也频尚未接触革命和革命理论，不能从更广阔的政治视野中，从时代历史的高度上，敏锐而深刻地观察现实。他一时认不清社会现实的阶级斗争，看不出人民群众中积极的力量和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向，因而，作品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乃至悲观的色彩。这既反映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愤恨，对旧制度的控诉和反抗，又反映了他无力揭示出社会矛盾的实质，指出改变现状的出路，混杂着他暂时无法摆脱的悲哀、苦恼、忧伤和烦闷，以及某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作品大多存在这种思想矛盾，但程度不一，思想和艺术水平参差不齐。

反映下层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的悲惨遭遇和精神上的沉重负担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数量。

最早的一篇小说《雨中》，赵二嫂由眼前的穷困，联想起六年前自己几乎遭土匪凌辱的一幕惨剧。那时是“乱世的人简直不如太平时候的狗”，可是眼下衣食无着，过得又是什么日子!作者用回忆对比方法，表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动人民无法改变的悲苦命运。赵二嫂把希望寄托在老天爷“晴了吧”，这样，丈夫就能拉车赚回钱来。可她又似乎不相信天晴就能摆脱困厄，因而“渺渺茫茫地痴呆呆地站在炕前沉思。”小说没有写出她沉思了什么出路，这恐怕也是胡也频尚无法回答的问题。这篇小说技巧幼稚，从布局看更象散文。写于1928年4、5月间的《海岸边》、《毁灭》两篇小说，前者写渔民王大保在暴风雪中挣扎、死去;后者写木匠养不活孩子，只得“生下一个便弄死一个”。但他们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穷。王大保临死时慨叹：“假使我比较不这样穷，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冻死!可不是，有钱的人谁会冻死呀!”他隐约感到了旧社会贫富的悬殊，发出了愤愤不平的呼喊，可他的声音毕竟太无力了。木匠和妻只知道自己成为一个苦人，是因为做木匠。“什么人都很好的活着，独独他和他的妻是早该死的!”他们怨恨，但不知道究竟该恨谁。最终只能嘲讽地叫喊;“苦人自然只能干坏事的!”以发泄溺死婴孩带来内心的痛苦、愤怒和反抗。这两篇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但由于胡也频未能把矛盾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去展现，因而对旧社会的批判不够有力。小说《械斗》和《活珠子》，侧重于揭露封建制度对劳动人民精神上的毒害。它们所刻划的悲剧性矛盾是令人怵目惊心的。 《械斗》中，描写南方两个村的村民一次械斗，互相残杀了几十条人命的悲剧。作品通过揭示造成这种无谓牺牲的现实和历史根源，谴责了封建宗法制度对农民的毒化，抨击了封建统治思想的所谓“义”，有着现实和深远的教育意义。我国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狭隘的宗法思想不可能很快清除，象械斗这类悲剧，不仅在二十年代有过，就是解放后的某些农村，仍时有发生。因此，它对今天的读者仍有认识和教育意义。《活珠子》写一个老实、谨慎，还带点傻气的铺瓦匠，从小生就一个“扁脑壳”，便受到人们欺骗、捉弄。一天，白云山游方道士竟胡说“扁头里面有颗活珠子”，谁得了它，“在人间会富贵，想什么就有什么，并且愿意修道、成神仙也行。”这蛊惑了两个贪财的匠人，他们居然阴谋破开“扁脑壳”;令人吃惊的是连“扁脑壳”自己也相信道士的谎言谬语。这个残忍的故事，乍听有些荒诞，然而它更使人看清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危害性。

扁脑壳被破开后，许多人先关心的是那颗“活珠子”给什么人拿去了，随后便是“现出一种飘飘然之感”，“各人干着自己的活，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表现了国民精神的愚昧麻木。小说《傻子》的主人公小二是一个诚实、善良的青年，整天为各种人做好事，得到一点微薄的报酬便心满意足，因此被人们叫做可笑的“傻子”。一次他在替地保打更时，发现了一件情杀案，并告诉了地保，结果惹来了杀身之祸，因为地保是案犯的亲戚。小二被杀后，人们虽在一瞬间现出诧异，但跟着便是长长的漠视，倘若有人想起他，“在闲谈中，算是一种开心材料的。”胡也频意在颂扬小二，批判国民性的堕落，可效果却相反。作品中的小二与鲁迅《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反抗和破坏旧秩序的傻子是截然不同的形象，他确实是一个十足的傻子。自己身处阶级社会，却不分阶级、不分善恶地为所有人做好事，情愿自己被奴役，因此，他只能让人为其不幸与不争悲哀。胡也频对这个人物歌颂有余而批判不足，局限了作品的思想教育意义。

胡也频对知识分子的生活有切身的体验，这类作品更富有生活实感。其中， 《北风里》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一个青年作者被穷困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去变卖装有雪莱画像的镜框。可是在愚昧的掌柜眼里，雪莱的画像还不如窑子的值钱，使青年作者感到气愤和受辱。作品熔铸了作家自己的生活和情感，读来更觉情真意切。小说还指出在“炮火是人心追逐或欣慕的宝贝”的时代和“一切都比别个民族沉寂和冷淡的国度里”，一个写作者纵有抱负，还是免不了困厄的命运。这也是旧社会进步作家共同的命运。那么，他们的出路何在?胡也频在作品中探索各种各样的答案。小说《杨修》里的杨修，住在远离大革命的北京，内心空虚苦闷，整天靠眼泪和白兰地打发日子，后来他突然失踪了。据说是到广东革命去了。“革什么命呢?”“革我自己的命!”然而杨修的举动，并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恐怕连胡也频自己也不会相信的。 《往何处去》，从题目看，似乎是要作出明确的回答了，而实际上还是一个问号。主人公无异君从北京到上海，处在恶劣的环境中，反复地思考着人生的意义和应走的生活道路。他觉得“应该在不合适于自己的社会生存着。因为舒服的生活会使心灵变成了近乎感觉的麻木的状态——满着刺激性的困苦的生活，一切创作就从其中建设了基础!”接着他有所发现地说，“在困苦中细细的看出真的人生来，这就是我所以要生活着的缘故了!”当稿件卖不出去，绝了粮的时候，他想的是“从辛苦中出来，又得向辛苦中走去”，可周围是“无望的凄凉”笼罩住他。显然无异君身上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他虽然有着顽强的探索精神，但还是没有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小说《一个穷人》里的陈伯涛，为生活所逼，竟去当了强盗。在这些小说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悲愤之情，直接反映了他思想上正处于挣扎、彷徨、苦闷的阶段。读后令人心头沉重，而缺少奋发的意气。

“五四”运动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背上了资产阶级思潮的沉重负担，使他们陷入空虚、痛苦、孤独、悲观，颓唐的精神变态。小说《黎蒂》、 《僵骸》、戏剧《狂人》等对此有不同的反映。黎蒂是一个又美丽、又有超越的思想、丰富的学识的女青年，可她“只是沉沦在破灭的希望和无名的悲哀里”， “不绝地做梦，不停地飘泊”，白白地浪费青春和生命。她喜怒无常，“忽而欢乐，忽又沉郁”，“在她沉默的时候，她看出这宇宙是一片茫茫的沙漠，没有春的温暖，秋的凄清，更没有所谓同情和爱;可是在她倨傲地笑着的时候，她又忘却了一切丑陋、愚蠢、无聊，以及人类的卑劣，和自己所有的不幸。”她不停地变换地方，对于友谊也很快地感到感情的疲倦。她认为现在“没有一个女子曾独立过”;一个男子要了女人，任何事情都不能自由了。爱情在她眼里“只象看一匹黑的猫，或象在某一篇小说里看见一个地名和人名。”总之，她没有理想，也不知追求什么，不是孤芳自赏，便是顾影自怜。作者对她过多同情和缺乏批判，使作品弥漫着虚无、感伤的情调。剧本《狂人》中的姊姊，疯狂似地爱着一个音乐家，可是音乐家爱的是她妹妹。姊姊不可能达到占有的欲望，由失望而变为仇恨，终于用白刃刺杀了音乐家，然后也用白刃自杀。个性解放导致了极端的个人主义，终于走上毁灭的道路，它反映了个性解放的不可实现。但为什么个性解放会造成这一悲剧，如何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胡也频是无法作出明确的回答的。鲁迅的《伤逝》写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是从社会解放的高度，而不仅是从个人幸福的角度来描绘这一悲剧故事，因而它深刻地说明，在封建社会重重压迫下，离开社会革命，个性解放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他们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对个性解放作了必要的批判。胡也频的《狂人》虽然反映了个性解放的悲剧，但他没有把矛盾冲突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去观察，人物是一个心理变态狂，因而主题思想缺乏深度，不可避免地流露着低沉、灰色的情调。小说《僵骸》故事情节过于离奇，违反了文学反映社会真实的原则。它描写一个解剖学博士，有“可惊的贡献”，后来在解剖一具女尸时，突然为女尸神态的美所吸引，于是偷偷地把女尸搬进自己的卧室，成天陪伴她，陶醉在热恋中。女尸腐烂了，他“用舌尖去舔着尸体里外溢的黄水”，最后与女尸一起腐烂。临死前，他要求和女尸归殓在一个棺材里。作品反映旧社会知识分子的心理变态，也流露了作家受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

揭露剥削阶级及其附庸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以及他们丑恶腐朽的灵魂。这类作品比较突出的有剧本《资本家》、《幽灵》、 《绅士请客》、 《鬼与人心》和小说《珍珠耳坠子》等等。 《资本家》是直接反映现实阶级斗争的作品，题材有所突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天成棉纱厂产销受阻，资本家更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因此，引起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的斗争。资本家富成谷把工人的合理要求看作是“土匪”行为，并叫来警察抓走了工人代表。揭露了资本家富成谷残酷剥削和镇压工人的反动本性，也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作品有一定的现实教育作用。但由于胡也频阶级意识比较模糊，在剧中安排了一个规劝富成谷主动接受工人要求的所谓“真正的知道了”工人的资本家。他认为工人可怜，工人的要求“并不过苛”，而且主动为自己厂里的工人提工资，减少劳动时间，还标榜什么“资本家和工人应该象一家人”等等。这就把工人和资本家之间阶级对立，降低为一部分工人和某一个别资本家的斗争。基于这一错误认识，剧本构思了两条矛盾冲突线，用相当篇幅去展开两个资本家的性格冲突，而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这一主线却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幽灵》用象征手法，写了被逼死的底层人民：工人、士兵、诗人、著作者、舞女、乞丐等，在阴间以不幸命运和愤怒情绪作纽带，联合起来，“作一个纯洁的，真正的，对于一切不平的反抗。”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号召各阶级、阶层受难的人们共同起来为实现一个不见枪和炮弹，人人为幸福而工作的和平的时代”而奋斗。这对当时处于黑暗社会的群众，是有吸引力的。但作品所指的恶势力，没有明确的内涵，同样存在阶级意识不够明确的缺点。

小说《珍珠耳坠子》揭发富绅及其姨太诬赖、酷打奴仆的罪恶。戏剧《绅士请客》，辛辣地讽刺了绅士夫妇的虚伪和吝啬，他们要请客，又怕客到，富有喜剧色彩。 《鬼与人心》描写一个善良贤淑的妻子，为给丈夫治病，牺牲自己，出卖肉体，可是丈夫病好后，又立即伙同狐朋狗友去寻欢作乐，意外地与妻子相遇。自己道德败坏，反骂妻子不要廉耻;自己长期骗取妻子的爱情，反责骂妻子说谎。生动地揭露了外表道貌岸然，实质灵魂丑恶的伪君子。

胡也频小说、戏剧的艺术表现有长处也有短处。它们大多只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或横断面来揭示主题。故事情节比较单纯，特别是小说，很少故意去编造大起大落的曲折情节，但有的显得缺少变化，有沉闷之感。人物描写大多采用逐步叙述的方法将人物性格描写出来，结构多采用一个主人公，一条故事线索组成的单线结构方法。这形成他独特的艺术特色，主要是： (一)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与粗略的勾画结合。 《北风里》对青年作者复杂的内心活动描写非常细腻。如直接写出主人公躺在被窝里，头几次伸出缩进被窝的一连串思想活动：先写他想看报，想生起大火炉取暖，再写他想到常常被两三毛钱困住的窘境，著作者的被人漠视，进而想到是不是要“改途”问题，直至写出他决意挣扎下去等种种活动，描写生动逼真。特别是通过人物的观察和内心活动，一再描写壁上圆圆的鼠洞，成群耗子的觅食活动，进一步映衬出主人公饥寒交迫的窘境，客舍的冷落和凄凉，使室内的情和景融合在一起。对杂货店的掌柜，作者只用简单勾勒的手法，写他“淡淡的眼光”，“鄙薄的笑意”，“懒懒地说”，却使他倨傲的神态和愚昧、卑劣的灵魂跃然纸上。 (二)抒情的色调。胡也频的小说有较浓郁的抒情性和诗的意境。除了一部分小说较接近于抒情散文，大多数作品则是他把主观感受和爱憎感情熔进具体的描绘之中，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抒情风格。以第一人称写的《北风里》、 《杨修》等，“我”是独立的形象，前者是作品的主人公，后者是叙事的主人公，直接反映或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有比较浓厚的抒情气氛。 《杨修》中，始终有“我”对杨修的同情、关怀以及评价。 《北风里》，通过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腻描写，作家的爱憎得到更自由的渲泄。以第三人称写的小说，胡也频同样重视让人物倾吐出他内心的感情。 《往何处去》的无异君，对人生道路的思考，对社会的愤懑之情，可以说是作家的自白。小说中有关社会生活画面和风景、风俗画面的描写，也浸透着胡也频的情思。如《登高》、 《初恋的自白》、 《中秋节》等取材于作家少年时候的生活，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流露着作家的眷恋之情，描写往往富于诗的意境。 (三)幽默与讽刺的笔法。胡也频的作品大多表现人生可悲的事实，他憎恨黑暗社会，憎恨社会的丑类，同情人民的苦难，因而，他的作品往往在悲愤、忧郁中透出讽刺的锋芒。这在戏剧中表现尤为突出。如戏剧《绅士夫妇》和《鬼与人心》，前者用漫画和滑稽的手法，使绅士夫妇大为出丑;后者则通过前后情节的对比、人物之间性格、言行对比，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把伪君子的真面目刻画得入木三分。以上三个主要的艺术特点，都一致地表现了胡也频强烈的悲愤与忧郁的感情，这一基本风格与他的诗歌是相统一的。

三、后期创作的升华

思想的飞跃

1929年是胡也频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换重要的一年。年初，他在上海《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停办以后，和丁玲筹办“红黑出版处”，编辑《红黑》月刊;又与沈从文合编《人间》月刊。他们边编辑刊物，边从事写作。在第三期《红黑》月刊上，胡也频发表了《卷首题辞》，对文艺的使命、文艺的对象以及文艺的产生等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特别强调了创作必须深入地体验人间苦，也即社会下层劳动者的现实生活。这里初露了胡也频文艺观的进步。思想的转变必然带来文艺创作的新成果。紧接着，他于5月7日写出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原名《到M城去》)，它标志着胡也频世界观转变的开始。尽管他这时期还写了相当数量落于窠臼的作品，以换取稿费，但《到莫斯科去》可以说是他创作上将走上高峰的预兆。

这年夏天，红黑出版处终因债务高筑，不能维持下去。《红黑》月刊出了八期， 《人间》月刊出了四期便相继停刊。胡也频为着还债，经陆侃如、冯沅君介绍，离开上海，到济南山东省立高中去教书。他精神饱满地走上讲台，向青年宣讲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介绍马列主义书籍，为青年指明了出路。他的影响很快波及全校，“使一个毫无声息的死寂的学校，在不到两个月，就变得充满了朝气和活力。”在学生心目中，他“不但是个前进的作家，普罗文学的宣传者，并且是一个有组织能力的政治活动家。”于是学校很快“成立了四五百人的文学研究会，并且争取了‘改组派’的教职员(当时的改组派还是反蒋的)，全校教职员有三分之二以上是站在胡老师的一方面。普罗文学成了全校公开宣传研究的内容。”还计划“由学校出经费出版文学月刊。”(鲁风：《忆胡也频在济南》)胡也频第一次用马列主义真理武装群众，宣传群众，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爱戴，成为群众的核心人物。这使他不仅看到了马列主义的巨大威力，而且第一次体验到蕴藏在群众特别是青年中象火山一样的革命热情和反抗的力量，真正看到了光明的前景。革命实践使胡也频迅速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化。“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看见那样年青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我说不出的欣喜。”丁玲生动而具体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年青革命者朝气勃发的精神状态。“你都懂得吗?”“为什么不懂得?我觉得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要你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胡也频所以有这样坚定的信仰，和他走过的“辛苦的路”，和他的思想气质是分不开的。

1930年5月，学校斗争形势迅速恶化，山东反动当局准备逮捕他。于是，他连夜搭车，重返上海。回到上海后，胡也频立即加入“左联”，被选为执行委员，并任工农兵通讯运动委员会主席。同年冬天，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又被选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胡也频勇猛前进的步伐，使他的友人很不理解。沈从文在后来的《记丁玲》一文里说：“两人的信仰惟建立于租界地内观听所及以及其它某方面难于置信的报告统计文件中，真使人为他发愁以外还稍微觉得可怜可悯。……并非理智的抉择。不过由于过分相信革命的进展，为一束不可为据的军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迷惑，为‘明日光明’(也频写过一本长篇小说叫《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的憧憬所动摇，彻底的社会革命公式把它弄得稍稍胡涂罢了……”其实糊涂的倒是这位友人自己。胡也频向革命转化绝不是偶然的。1929年至1930年，党领导的农村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深入，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不断扩大;一年多文艺问题的论争，以及“左联”的成立，无产阶级文学进入了新的阶段，胡也频从它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越来越深的影响;他大量阅读马克思文艺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书籍，在济南又有了一段革命实践的经验，加上个人生活经历等等。可见，胡也频的转变有着坚实、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也是这位友人曾经担心这一“特别强悍了一点”的海军学生，是不是适宜于文学呢?事实上，胡也频转向革命后，他的文学创作才冲出了危机，迅速得到了升华。1930年5月，他写出《<到莫斯科去>序》一文，尖锐地指出文坛上存在的忽视阶级斗争的社会现实，文学家贪恋于个人主义生活等问题，提出深入体验无产阶级生活和意识，以促进新文学产生的主张。这也是胡也频对自己前期文艺观和创作实践的总结与批评。正是由于革命文艺观的确立，胡也频更加自觉地以文学为革命服务，写出了《光明在我们前面》。这是胡也频跃上创作新高峰的里程碑，是他的代表作。这表明，世界观对一个作家文学创作的决定性作用。

新的开端——《到莫斯科去》

《红黑》月刊1929年第7期上发表了这一小说的一至三章，同时发表了丁玲的短文《介绍<到M城去>》。丁玲强调指出：“《到M城去》——只要知道这M城是一个什么地方，就可以想见这一篇小说的思想所集中的焦点了。”在当时，莫斯科这个红色的象征，它是革命者向往的地方，又是国民党反动派极端痛恨的地方。作品的题目就带有强烈的革命号召力和鼓动力，所以发表后，在不满旧社会现实的知识青年中拥有相当多的读者。它表明胡也频已有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惊人的勇气。“是一个认真追求、严肃生活、勇敢切实的革命者。”

小说以女主人公素裳同革命者施洵白相识、相爱、倾向革命，决定一同到莫斯科去的过程为主线来组成复杂的故事。素裳是国民党政客徐大齐的妻子。徐大齐差不多把整个心思都耗费在政治上的角逐，素裳常常一个人寂寞地过着“太贵族了”的豪华生活。她苦恼、厌倦，希望“有一点工作”，有独立的生活地位。这时，她认识了施洵白，为他不凡的外表、高尚的人格所倾倒，而施洵白也被她的不平常气质所吸引，他们很快成了朋友。素裳不时在内心里拿他和丈夫作比，开始对丈夫、对自己的闲暇厌恶，只想着投身到另一个新天地，做一个最彻底的“康敏尼斯特”，而引导她走这条路的便是施洵白。他们相爱以后，决定共同到莫斯科去。可是就在他们要离开的前夜，施洵白被徐大齐暗害了。新的仇恨使素裳毅然决定要“继续洵白的精神，一直走向那已经充满着无数牺牲者的路，红的，血的路。”

通过素裳的思想转变，胡也频第一次在作品里明确地为不满现实，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为革命献身的共产党员。施洵白被暗杀的事实，反映了现实生活中革命和反革命的尖锐对立，揭露了蒋介石残酷镇压革命的罪行。小说表现的思想内容和革命热情，乐观精神，在胡也频前期创作中是从未有过的，它显示了作者敢于革新的精神。可以说，这是胡也频向革命现实主义迈进的新开端。苏联的马特柯夫曾评论说：“这篇小说较之以前的作品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回顾三十多年前，这样的作品的确是走在时代的最前列的。”(《论中国革命作家》)

胡也频对女主人公素裳的塑造是下了功夫的。作为一个国民党新贵的夫人，素裳怎样走“到莫斯科去”，这是人物性格描写的中枢，影响作品的成败。小说写她美丽、聪明，感情热烈，充满了生命力，对文艺有独特的见解。“完全是一个未来新女性的典型。”她的这些特点是由作品中人物叶平一下子介绍出来的。具体的描写，则侧重于在一座阔气的洋房里，由人物的生活、思考中去进行。她生活天地狭窄，除了丈夫，便是和几个热心于恋爱、热心于“性”解放的女友，以及一个崇拜她的大学教师叶平交往。为了消愁解闷，她大量地阅读外国文学名著，并作出自己的评价。她特别对包法利夫人的堕落不满，幻想创作一个超凡的女人。就在这时，施洵白出现了，她的生活开始发生转折。素裳的转变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在她身上闪耀着作者理想的光芒。可是对她转变过程的描写是不够自然的，人为的痕迹比较明显。她与丈夫徐大齐由结合到离异整个思想感情的变化，描写过于简单，他们之间除了各自的思考或行动外，几乎没有任何的正面冲突，两人始终相敬如宾。促使她在几天内采取果断行动，遗弃丈夫，背叛本阶级的原因，一是厌倦贵夫人生活，二是外国文学名著的熏陶。而直接的导火线则是施洵白的教育。作家虽然用了许多篇幅写施洵白与素裳关系的发展，写他们一起谈论，一起逛西山，看画展等等，可这一切活动，与其说是对素裳进行革命教育，倒不如说是在谈情说爱。因此，可以说素裳是为了爱情而走向革命，她的转变缺乏厚实的思想基础。作品仍然没有摆脱当时“革命加恋爱”的公式。

胡也频一贯注重细腻地描写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动，在这篇作品里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他对素裳的心理描写是作了多种努力的。作家让她在书房或躺在床上独自沉思，有时触景生情，由周围环境引起种种联想;有时对文学作品默默地品评，从大段大段的“想着……”里，展示她的热情、苦闷和见识。这种描写手法，便于集中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但又使小说缺乏吸引人的情节和动作，显得沉闷、枯燥。胡也频也注意到描写人物的动作表情反映其内心的活动。比如，她倾心于施洵白以后，对徐大齐的不耐烦情绪、对施洵白到来的喜形于色，都可窥见一斑，但这类描写毕竟太少了。为了弥补不足，胡也频在第四节中，特意对“书房和客厅简直是两个世界”做了对比描写。在客厅里，杯盘狼藉，烟气充溢，徐大齐和同僚们在高谈阔论，把客厅变成一个疯狂的社会;而书房里，温暖、安静，情趣高雅，素裳和施洵白、叶平在倾心谈论革命和世界名著。两种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方面映衬出素裳与徐大齐截然相反的思想性格;另一方面揭示了素裳产生厌恶政客生活等心理活动的客观条件。

作家在作品里两处描写素裳对包法利夫人道路的否定，对素裳将走什么道路起了铺垫和暗示的作用，达到了小中见大的效果。胡也频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处理人物面临的抉择问题，使作品具有革命现实主义因素。但他也有片面性，即没有认识到包法利夫人的堕落，主要是她生活的时代造成的，关键在改造社会。所以他笔下的素裳，过多地局限于家庭生活，而对她身边操着生杀权的国民党委员所做的一切，毫无知觉，这也是使人物思想转变缺乏生活依据的主要原因之一。

胡也频善于在作品里表现自己的生活体验、爱憎感情。比如小说中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批判，对施洵白个人经历的描述，都活跃着作家的身影、作家的思想。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对施洵白的描写，倾注了自己的革命热情和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

但相比之下，施洵白形象的描绘，更为苍白无力。胡也频第一次塑造革命者的形象，这无疑是大胆的尝试。但由于他不熟悉革命者的生活，刚学到的许多革命理论，尚未与实践结合，因而施洵白的性格特点没有得到具体生动的描绘，缺乏个性化的动作和语言，有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但作家敢于突破自己过去经常描写的题材，突破旧的格局的创新精神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胡也频对自己的弱点有清醒的认识，在该书序上，他特别强调要深入体验无产阶级生活和意识。

代表作《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及其他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写于1930年春天。这时候的胡也频已参加了实际革命斗争，积累了一定的生活实感。因此，小说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他的代表作。小说头两节最早发表在武昌出版的《日出》月刊创刊号上。该刊因此立即在南京、武昌两地遭到反动当局的扣留，也就此停刊。同年10月出版了单行本以后，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立即受到了好评，随后被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

“五卅”运动是我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爱国斗争。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北京人民群众在这一伟大斗争的影响下，掀起的反帝爱国的革命风暴，热情歌颂了人民群众高昂的斗志和巨大的威力，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在群众运动中，一切党派、阶级、阶层的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受着考验。小说主要描写青年共产党员刘希坚和白华的爱情波折，展现了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对立和对待群众运动的不同态度。书中出现的刘希坚已经从无政府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并且是党的骨干力量;而他的恋人白华，依然是无政府主义的忠实信徒。她认为“安那其主义比其他主义要更高超”，因此，她对刘希坚心中只有马克思和列宁很有点愤然，不理解他为什么改变信仰。刘希坚每次耐心帮助她，都遭到了反对。所以他们每次会见，总成为三个阶段：开头是欢喜的握手，中间经过争论，随后用喜剧煞尾。这种辩论、争执，成为他们爱情跨前一步的障碍。刘希坚深深为此苦恼。但他们谁都不愿意为了爱情改变或放弃自己的信仰。促使白华发生根本转变的契机，便是“五卅”惨案的发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也频运用这一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把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放在急风骤雨式的群众革命实践中加以考验，这是富有独创性的安排。刘希坚和他的同志，艰苦踏实地工作，把群众运动推向高潮;而无政府主义者们则高谈阔论，把革命挂在口头上，做着罗曼蒂克的所谓“新村”的幻梦。他们背离群众爱国运动的言行，大大挫伤了白华热切要求革命行动的激情。她开始怀疑、苦闷、彷徨。革命的现实很快使她觉醒，她终于冲出无政府主义的樊篱，与刘希坚并肩战斗。小说通过这一中心故事，有力地揭穿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反动性和欺骗性，热情赞扬了共产党员不畏艰辛的战斗精神，表达了作家对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对白华转变过程和青年革命者纷纷准备到农村、工厂去的描写，又向广大青年指明了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五四”前后，帝国主义加紧扩大侵略势力，我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新文化运动迅速兴起，各种思潮蜂拥而进。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急切地吸取一切外来的新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列宁几乎是同样吸引着他们，而无政府主义也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很容易迷惑一些幼稚而狂热的青年。他们中有的经过个人奋斗走上革命道路，有的则投靠了国民党，对革命起了破坏作用。胡也频的小说对帮助青年认识和摆脱无政府主义等各种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小说还描写了一对青年夫妇，平时钻在“象牙之塔”里写作，革命风暴掀起后，他们主动参加斗争。他们的转变表明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文艺观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以前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作品概括了深广的社会内容，这是胡也频政治思想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五卅运动时期，胡也频生活在北京，而当时却没有在他的作品里得到反映，这正是受他本身狭小的生活天地和世界观上的弱点所局限。

与《到莫斯科去》相比，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有着明显不同的艺术特色。

如果说， 《到莫斯科去》侧重于把人物放在书斋里讨论和思考;那么，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则侧重于把人物放在革命斗争的激流中，放在矛盾冲突的漩涡里，通过人物自身的动作，逐步展示人物主要的个性特征。这比起前者来，人物形象更丰满、更典型、更有新意。小说对白华和刘希坚个性刻画，先是让他们在两种主义的严重分歧上，表现各自的性格特点。白华风姿妩媚、温柔，性格天真热情、坦率坚定，有时近于任性和骄纵。她爱刘希坚，在他们和平共处时，她对刘希坚常常闪着“妩媚的微笑”，或者“又聪明、又含蓄、又柔媚的眼光”。可是一旦发生“战争”，她便现出“冷淡的神色”或是“愤然的样子”，用一种近乎急躁的声音，“仿佛是在鄙夷”、“逼迫”的谈话，坚持她的论调。她倔强，执拗的性格，来自她对无政府主义的盲目崇拜，以为靠无政府党可以担负改造社会的使命，因而她不容易被人劝服。胡也频没有把她的转变写得轻而易举。这样，她的转变比起《到莫斯科去》的素裳来更为真实，更有说服力，既让人看到思想改造的艰苦历程，又显示了共产主义真理的巨大威力。胡也频把白华思想转变的关键环节，设置在“五卅”运动中，是完全符合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在革命激流中，血的事实使她看清了现实的残酷，她热情、真诚的性格，使她要立刻投入战斗，而她自己的“同志”却“都自由去了”，留她一人孤军作战，包揽宣言的起草、刻印和散发。只有这时，她才可能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和动摇，并决定找一条出路。她想得到刘希坚的帮助，但她不是盲目投降，而是看完了从刘希坚处借来的马列主义书籍后，才彻底从幻想里拉了出来，开始“她的一页新的历史。”这样，她转变的思想意义得到了升华：这是共产主义的胜利，而不是刘希坚个人的胜利。

刘希坚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他在政治与爱情、理智与感情发生冲突时，他政治立场坚定，又不简单、粗暴。他深深爱着白华，急切希望她改变信仰，但又能耐心、冷静地处理矛盾冲突。每遇分歧，他先是“尊重地解释”，或必要的“辩驳”，如果白华开始变脸，他的声调就“越变谦和了”。他让步，但不妥协。冲突使他内心常感痛苦，可他又能全身心投入斗争。正是他和自己同志所做的努力，推动了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白华的转变。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之一，作家还注意写他不同于一般党员，在阶级斗争急风骤雨的关键时刻，他具有远见卓识，能准确把握运动发展的趋向，预见到风潮将扩大到全国。小说对他的刻画基本是成功的。他比《到莫斯科去》的施洵白，更为血肉丰腴，个性鲜明，在新文学开创时期是一个难得的收获。

小说对次要人物的描写，以简洁的笔触，勾勒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突出一二件事，注意表现人物的言行，以少总多，粗中有细。对张铁英、王振伍落墨不多，却具特点。对“象牙之塔”里的夫妇，描写不简单化，他们变化的程度和他们支持革命的方式，写得自然而有分寸。

如果说《到莫斯科去》比较精细地描写了个人家庭生活画面，那么，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则很有气魄地描绘了群众运动的大场面、大事件。小说第二十节描写北京城总罢业斗争的大场面，既有全城和闹市中心的鸟瞰，又有个别角落、个别人物的特写。其中突出写了东四牌楼马路上一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激愤地宣讲八国联军罪行的动人场面，又写了白华在东单牌楼马路中心出色的演讲，以及白华与刘希坚会见等，写得错综复杂，但主次分明。又如第二十一、二十二节描写抵制英日货的运动，是通过刘希坚的视线来展现场面的。它既反映了群众高昂的情绪，又表现了刘希坚始终和群众站在一起的革命作风，这些场面又同整个故事的发展衔接在一起。它先写院里学生、伙计、掌柜、女掌柜等一起焚烧外国货，再写北京街头抵制英日货的种种活动。前者重点描写掌柜夫妇互相争论，激将对方拿出衣物里的外国货当院烧毁。对女掌柜的描写生动、感人。一个平日只知“要钱”的女人，由嫉恶帝国主义，竟变得异常坚决、豪爽，“近于革命的人物”，表现了她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后者着重面的介绍，由商店门面的变化，到学生的检查等等。随后便是抒写天桥大荒地上“红色的夜”。这是群众焚烧英日货的高潮，其中重点描写了烈火和点燃烈火的群众，展现出一幅宏伟壮阔的爱国斗争画面。结尾再着重写白华的感受，思想的彻底转变。作家始终把人物描写和场面描写结合起来。

如果说， 《到莫斯科去》常常透过叙述和描写倾泄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那么《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则是作家常常禁不住地站出来抒发内心炽热的感情，因而抒情的特色更加浓重。后半部中有许多独立的象政治抒情诗或散文诗一样的段落，“充满了紧张、急剧、破碎的力量，”(张秀中： 《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形成了急骤的旋律，奔腾的气势。可以说是当时新文学上少有的别开生面的“特殊风格”。在这里，胡也频的创作个性表现得最为充分。丁玲后来评价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的后几段，我以二十年后的对生活、对革命、对文艺的水平来读它，仍觉得心怦怦然，惊叹他在写作时的气魄与情感。”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以它深广的思想内容，鲜明的人物形象，波澜壮阔的场面和诗一样的语言，形成了雄伟、奔放，清新明快的战斗风格。“全篇都贯穿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和为光明未来而斗争的呼喊，象站起来的人民的凯歌，象中国黎明的晨钟。”(马特柯夫《论中国革命作家》)。它不仅标志着胡也频创作上的升华，是一部较成熟的革命文艺作品，而且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说艺术上有缺点的话，那是由于作家参加革命实践不长，生活实感还不十分丰富所致。有的地方，作品思想倾向过于外露，不是通过人物、情节、场面的自然流露，而是直接说出，使人感到枯燥、沉闷，有说教之嫌。

“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写，不知道写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现在明白了，就更该写了。”胡也频出于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中，仍挤时间写作。在1930至1931年1月被捕以前，还写了短篇小说《黑骨头》两篇和《牺牲》、《同居》等。这些作品从内容到技巧都有新的开拓、新的探索，完全摆脱了旧有的格局，都是胡也频的优秀之作。第一篇《黑骨头》，描写青年工人阿土的觉醒、反抗，发表在《现代学生》第一卷第二期的初版本上。发表后，立即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再版时，编者保留原题目，内文掉换了作者另一篇题为《浪花》的小说，以青年婚姻不自由为题材，笔名改为“野萍”。因此，才有了两篇内容截然不同的《黑骨头》。第一篇《黑骨头》在胡也频就义后不久，被翻译成日文，介绍到日本。而在国内直到1962年以前未再出版过。这个短篇通过工人阿土的觉醒、反抗，反映了大革命前后，工人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受苦的根源是蓝眼睛和拖木屐的白骨头们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要革命才行呢”，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信心。阿土牺牲了，但革命的队伍在继续壮大，“象阿土这样的黑骨头，现在是继续着，一天天地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出现了。”这是胡也频对革命前景的展望，写得悲壮而不消沉，笔调朴实自然，通俗流畅。胡也频这时担任左联工农兵通讯运动委员会主席，可以看出，他是在努力使自己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能适合工农兵的口味。

胡也频牺牲后，他的短篇《同居》才发表于左联机关刊物《前哨》1931年第1卷第1期上。小说以革命根据地人民生活为题材，描写根据地人民的新观念、新风尚、新生活，笔调欢快清新。由于没有生活实感，人物描写、矛盾冲突的处理，都较简单。但在当时，它对击破国民党反动派诬蔑根据地的种种谣言起了重要作用。这是目前已经发现的最早几篇反映革命根据地生活的作品之一，应当得到珍视。

四、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

胡也频，这位年青的共产党员、优秀的左翼作家，正当他完成了世界观转变，写出一篇篇光彩照人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正当他整装待发，准备去江西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正当他满怀激情去完成一天工作的时候，黑暗的魔爪已经向他伸来。

1931年元月17日，他在参加党的一个会议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帝国主义巡捕房逮捕，立即被引渡到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2月7日晚上他和其他四位左联优秀战士一起在龙华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他的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是用生命和鲜血谱写成的。反动派可以夺走他年青的生命，却无法扼杀他的革命精神。就在他牺牲的当天，他写信给丁玲，告诉她“牢狱的生活并不枯燥和苦痛，有许多同志都在一道，这些同志都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天天听他们讲故事，他觉得他有很大的写作欲望，他相信他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他要丁玲多寄些稿纸给他。他说：“坐二三年牢，他是不怕的，他还年青。他也不会让他的青春就在牢中白白过去。”他在信的前面写上“年轻的妈妈”，信的后面署名“年轻的爸爸”。他在信里，留下了一个勇猛、坚强、热情、忘我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留下了一缕高贵的感情给“年轻的妈妈”，也同样鼓舞了活着的人们。

他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被捕时，他仍穿着朋友借给他的一件袍子。他留下的遗物，只有两纸当票。可他过去却没有“为钱、为缺衣少食、为个人前途而皱过眉，担过心，或郁郁不乐。他总是不倦的读书、作诗、写文。”

他和柔石、殷夫等五位烈士的牺牲，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左联”连续发表了抗议和宣言，鲁迅悲愤地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为了忘却的记念》，痛斥帝国主义反动派“围剿”革命文化，杀害左翼作家的法西斯暴行，得到了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支持。许多左翼文艺战士踏着烈士的鲜血继续前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使反革命文化围剿一败涂地，左翼文艺队伍在敌人摧残中更加壮大起来。事实证明：先驱者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胡也频虽然牺牲了，但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俊杰雄才，他给人民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呕心沥血写下的大量作品和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所具备的崇高品格。

胡也频离开我们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时间可以如行云流水般逝去，烈士用鲜血浇灌的革命文艺之花永远不会凋谢;烈士创立的业绩和遗愿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里。他的英名，永远启示我们不断奋斗，不断前进。

注释

附录一 胡也频著作目录

《圣徒》 (短篇小说集),1927年9月新月书店初版。

《活珠子》 (短篇小说集),1928年4月光华书局出版。

《鬼与人心》 (戏剧集),1928年4月开明书店初版;1931年10月开明书店三版。

《往何处去》(短篇小说集),1928年9月第一线书店初版。

《诗稿》(短篇小说集),1928年9月25日现代书局出版;1933年6月1日现代书局再版;1937年张鑫年出版,即现代书局本之翻版; 1939年9月新安书局出版。

《消磨》 (短篇小说集),上海尚志书屋出版,原书无出版年月,从作者的《编后题记》推算,约在1928年底出版。

《也频诗选》 (诗集),《红黑丛书》之一,1929年1月红黑出版处发行。

《牧场上》(短篇小说集),《二百零四号丛书》之三,1929年3月20日远东图书公司出版。

《三个不统一的人物》 (短篇小说集),《新世纪文艺丛书》之一,1929年9月光华书局出版。

《四星期》(短篇小说集),1929年10月31日华通书局初版。

《别人的幸福》(戏剧集),1929年12月8日华通书局出版;1933年2月华通书局再版。

《一幕悲剧的写实》 (中篇小说),《新文艺丛书》之一,1930年1

月中华书局出版。

《到莫斯科去》 (中篇小说),1930年6月光华书局初版。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长篇小说),1930年10月20日春秋书店初版。

《一个人的诞生》 (本书收胡也频的短篇小说两篇,丁玲的两篇),1931年5月新月书店出版。

《也频小说集》,1936年1月大光书局初版,1937年7月大光书局再版。

《胡也频选集》,1951年开明书店初版,1952年12月二版。

《胡也频小说选集》,1954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1957年1月第二次印刷,1957年10月第三次印刷。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文学小丛书》第二辑之四十五,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

《胡也频未收论文和作品选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2辑1962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一版。

《胡也频选集》(上下册),1981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版。

附录二 胡也频研究论文目录

《被难同志传略——胡也频》,1931年4月25日《前哨》第1卷第1期。

沈从文《记胡也频》,1932年6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张秀中《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收入《胡也频选集》下册,1981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蜂毅《丁玲、胡也频在济南》,1933年7月北平《文学杂志》第1卷第34期。

西阳《忆胡也频与丁玲》,1934年1月《文艺战线》第2卷第4期。

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作家小传·胡也频》),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

唐弢《新文学的脚印》, 1947年8月5日版《文艺复兴》中国文学

研究号(下),其中第三、四节为关于柔石、胡也频书话。

鲁风《忆胡也频在济南》,1951年1月《人民文学》第3卷第3期。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第八章第一节:胡也频小说。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上册)第七章第一节: 《暴露与歌颂》中论及胡也频的诗;第八章《多样的小说》论及胡也频的小说。马特柯夫(苏联)《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1954年4月《文学评论》第2期。

马特柯夫(苏联)《论中国革命作家》,1959年7月《作品》7月号。

瞿光熙《胡也频两部革命小说发表的周折》,1960年5月26日《新民晚报》。

丁景唐《胡也频的著作和手迹》,1962年3月20日《图书馆》第1期。

丁景唐《胡也频烈士的优秀小说<黑骨头>》,1962年6月10日《学术月刊》6月号。

胡少璋《胡也频的少年生活》,1963年11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

王保生《试论胡也频的创作》,1981年3月《文学评论丛刊》第8辑。

《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增订本),1981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余仁凯《“文艺的花是带血的”——论胡也频的创作道路》,1981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胡也频选集》上册。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

丁玲《胡也频》。

丁玲《也频与革命》。

以上三篇收入1981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也频选集》上册。

周良沛《一个真实人的诗——序<胡也频诗稿>》收入1981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胡也频选集》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