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帝到公民——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

从皇帝到公民

——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

作为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3岁登基，7岁退位，1924年被赶出紫禁城。日军占领东北后，他成为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历经半生波折，最终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溥仪以极其特殊的身份经历了清朝、中华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时代，一生大起大落，堪称一部活生生的中国近现代史。

紫禁城里的另类皇帝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病榻上的慈禧太后选定3岁的溥仪为储君——这个孩子字浩然，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1906年2月7日）生于醇亲王府。他的父亲载沣是道光帝的孙子、光绪帝的胞弟，由于光绪帝无后，才选择了他做继承人。不久，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病逝，溥仪即位，次年改元宣统，这个3岁的孩子就成了宣统皇帝。由于新帝年幼，真正掌权的是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

据溥仪自己回忆，旧历十月初九的“登极大典”，被他哭得大杀风景。小皇帝坐在龙椅上哭得撕心裂肺，一个劲地要回家，把在龙椅旁照料他的父亲载沣急得满头大汗，小声哄着：“别哭，别哭，马上就完了！”听到这些话的文武百官大惊失色：“怎么能说‘马上就完了’呢？这是凶兆啊！”

果然，一语成谶，不出三年，在溥仪仍然懵懂无知的时候，清朝就真的“完了”。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逼迫下，隆裕太后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条件是溥仪仍旧保留“皇帝”的名号，居住在紫禁城中。几十年后，溥仪略带苦涩地回忆起这一幕时说：“我呢，则作为大总统的邻居，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开始了小朝廷的生活。”

虽然是逊帝，但溥仪毕竟还小，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皇宫对他来说只是一座大房子，任他撒欢儿跑。在这块小天地里，溥仪一直住到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被冯玉祥驱逐的时候，度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当人类进入20世纪，中华号称民国的时候，他“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19世纪遗下的灰尘”。

溥仪的“帝王生活”虽然微型，但仍然排场不小。在他的记忆里，桌子、椅子、轿子、衣服里子……一切都是自己独家占有的黄色；即使是去趟颐和园，也有几十辆汽车尾随，还有民国的警察沿途警戒；吃饭时，也还是按原样，由几十名太监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浩浩荡荡地从御膳房绵延到养心殿。这些排场都给逐渐长大的溥仪以很强的心理暗示：他是最尊贵的、统治一切和占有一切的人上之人。

当然，年幼的溥仪仍然是淘气的。16岁那年，堂兄溥佳送给他一辆自行车。正值贪玩年龄的溥仪，在众多太监的保驾护航下，几天工夫就学会了骑车。本来宫中为了安全需要，有一道门就有一道槛，而溥仪为了骑车方便，一声令下将宫门的门槛全部锯掉。并且溥仪不仅自己骑，还让皇后婉容、自己的妹妹们以及伴读们都来陪他骑车，甚至连端康太妃也赶时髦地开始骑一辆改装的小三轮车，“围着永和宫院内的大铜缸兜圈子”。可以说，在溥仪的倡导下，骑自行车成为当时宫中的“时尚运动”。

重回“御座”的痛苦

到了1924年9月，军阀张作霖集结15万人，分两路向山海关、承德等地发起进攻。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20万人迎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吴佩孚正要向张作霖发起总攻，不料系属吴部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一举推翻了直系军阀政府。11月14日，坚决反对帝制的冯玉祥派兵逼溥仪离宫，历史上称之为“逼宫事件”。当天下午，溥仪带着“皇后”婉容、“妃子”文绣等人离开皇宫，搬进父亲载沣的住处。

由于不满载沣的胆小懦弱以及担心冯玉祥的加害，溥仪在父亲处没住多久就逃进了日本公使馆。当时日本对落难的溥仪表现得十分热心，不仅慷慨地为他提供舒适的栖身之地，而且还利用日本控制下的《顺天时报》，连续发出了表示对“皇室”的无限“同情”、对摄政内阁和国民军无限“激愤”的消息和评论，令溥仪不由得对日本人心生亲近之感。

此时的溥仪面临三种选择：做个贫民、“复号还宫”和“借外力谋恢复”。当一班清朝遗老们为此吵来吵去、争执不休的时候，满怀着复杂的野心与仇恨的溥仪已经暗自做出决定：一定要借助日本的力量重新做皇帝！

溥仪最初打算先出洋到日本去，再谋划下一步出路。于是，在日本人的护送之下，溥仪首先到达天津，“为出洋做准备”。不想，由于各方的推托和局势的不允许，溥仪在天津一住就是七年。

此时的溥仪——一位失势的旧皇帝，在军阀林立的乱世，被无数人觊觎、利用着，做了大量情感投资的日本也不例外。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为了能在东北顺利地实行殖民统治，日本借口帮助溥仪在东三省“复辟”将他从天津骗来。大喜过望的溥仪不及深思，迅速同意了日本关东军的建议——执掌“满洲国”的大权。

1932年3月，“满洲国”建国，溥仪任“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满心欢喜的溥仪幻想着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就能重登大宝，可惜不久后，他就发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并不在他手里，甚至连登基成为“满洲国皇帝”时，都必须穿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举行典礼。

在“满洲国”的日子里，穿着西服的溥仪几乎无权过问任何事情，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幻想破灭，尤其是一向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兴安省省长凌升被日本人斩首“杀鸡儆猴”之后，溥仪的恐惧日益加深。此事过去不久，原蒙古王公德王前来看望溥仪，闲谈中，德王埋怨说日本人过分跋扈，自己样样都不能做主，溥仪不免同病相怜，还安慰了德王一番。不想第二天，关东军派人来问：“昨天的谈话，是不是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溥仪吓得心惊肉跳，只得随口搪塞过去，此后，他戒心加重，再也不和任何外来人说真心话了。而对于日本人，溥仪则更加小心翼翼，“复辟”的梦破灭了，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让日本人“灭口”才是头等大事。他后来道出了当时的恐惧：“我在狼面前是只任人宰割的羊。”

在生命饱受威胁的日子里，溥仪无事可干，除了吃、睡之外，就是打骂、算卦、吃药和害怕。随着日本崩溃的迹象愈加明显，溥仪面对日本人就更加诚惶诚恐，这也导致他将怒气转而发泄到家人和仆人身上，动辄对他们进行打骂。同时，他还终日卜卦算命，吃斋念佛，希望神佛保佑自己。这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终于毁了溥仪的身体，他只能拼命地打针吃药，勉强维持精力。

1945年8月9日，苏联向日本宣战，日军即将溃败，溥仪等人被要求紧急转移到日本，却在途经沈阳机场转机时，被苏军抓捕，随即被押往苏联。

公民的新生活

苏方对身份特殊的溥仪，提供了待遇优厚的俘虏生活：每天都有丰盛的四餐，在他的单间住房里，溥仪可以散步、聊天、听有线广播，甚至还可以弹钢琴。1946年春夏之交，溥仪作为远东国际法庭的证人，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过程。

此时的溥仪，心中唯一的期望是永远不回中国。他深知自己在“执政”伪满洲国期间签下的一系列密约，不仅出卖了东北的主权，还进一步推行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中国人绝不会原谅自己。于是在苏联的五年间，除却口头请求，溥仪还三次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允许他留在苏联，可惜均石沉大海。沮丧的溥仪只能拉拢身边的苏联看守人员，用身上携带的价值连城的珍宝贿赂苏方。然而，溥仪的百般讨好并没有得到最终的避难允许，苏联方面最终决定将他遣送回国。

1950年7月31日，根据中苏两国有关协议，溥仪被遣送回国。这年8月，溥仪被安排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这一待就是十年。十年里，溥仪渐渐走出了初来时深陷死亡恐惧的崩溃状态，情绪逐渐缓和，慢慢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叠被、铺床、挤牙膏、系鞋带等，年近半百的溥仪自己动手，从头开始。

1959年12月4日，溥仪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特赦令——他出狱了，从此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1960年，溥仪走上了工作岗位。他曾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在这段时间，工作之余，溥仪开始了自传——《我的前半生》的创作，他详细回忆了自己半生的传奇经历和思想的巨大转变，在自传的最后，溥仪这样写道：“这就是我的新的一章。我的新生就是这样开始的。看看我的家，看看我的选民证，面对着无限广阔的未来，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新生是怎样得到的。”

奇异的帝王婚姻

溥仪作为最后一任帝王，一生有过4次婚姻，娶过5个女人；婉容、文绣、谭玉玲、李玉琴和李淑贤。

溥仪刚选妃时，觉得“每位都有个像纸糊的筒子似的身段……实在也分不出俊丑来”。他最后选定了两个女子——婉容为“后”，文绣为“妃”。婉容眉目如画，可惜性格善妒，她猜忌、排挤文绣，引得溥仪不满，渐受冷落。伪满洲国时，长期身心苦闷的婉容与人私通并生下一子，溥仪得知后大为恼怒，让人将新生儿扔进锅炉烧化。最后，长期吸食鸦片的婉容病弱不堪，神志失常，于1946年病死在长春。

文绣的命运相对而言稍好一些。离开紫禁城后，追求自由的文绣冲破禁锢，历经艰难，终于与溥仪离婚。只可惜，脱离皇室的文绣无法适应平民生活，日渐窘困，再度嫁人后生活也没有起色，最终贫病抑郁而死。

谭玉玲是溥仪为惩罚出轨的婉容而娶来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把这个女子“像一只鸟似的养在宫里”。不过，学生出身的谭玉玲性格天真直率，倒也惹得溥仪颇为喜爱，他还曾在其相片后题字“我的最亲爱的玉玲”。1942年，谭玉玲暴卒，据称是伤寒致死，也有说法称其被关东军所害。

福贵人李玉琴，是日军与溥仪相互妥协的产物——溥仪坚决不要日本血统的妻子，只好接受日本人为他挑选的中国妻子。溥仪到苏联后，李玉琴回到娘家；后来溥仪在抚顺改造时，李玉琴还曾多次探望他。不过，两人还是于1957年离婚，之后李玉琴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家庭。李淑贤是溥仪特赦之后娶的妻子，也是其最后一任妻子。1962年，两人结婚，幸福地一起生活了五年。

1967年，溥仪因患肾癌过世，终年62岁，无子。骨灰最终移葬皇家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