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多舛的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的悲情人生

命运多舛的第一位驻外公使

——郭嵩焘的悲情人生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与洋人接触。1861年为了处理洋务成立了总理衙门，中国人的观念开始转变。1871年，郭嵩焘出任驻英使臣，更将清政府推向了按照国际准则办事的前台。只是，郭嵩焘的这次出使承担了太多的沉重与无奈……

出使之前

光绪元年（1875）春，郭嵩焘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官场。同治五年（1866），郭嵩焘在广东巡抚的任上因为不堪政务繁忙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请求辞官。因为他在广东的作为实在也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辞请。从此，郭嵩焘过了8年多的闲人生涯。现在，他又风尘仆仆地踏进了官场。

郭嵩焘十分熟悉洋务，这一次出山，也和李鸿章屡次在慈禧太后面前推荐他主持洋务有很大的关系。郭嵩焘本人也已经摩拳擦掌，虽然他在担任广东巡抚时没能做到尽善尽美，但是他觉得自己在洋务上还是可以大展拳脚的。但令郭嵩焘失望的是，清政府这次给了他一个福建按察使的差事。郭嵩焘有些灰心失望，只好委委屈屈地去赴任了。但不久，一件涉及洋人的案件却改变了他的仕途。

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法等国便不断探测从缅甸、越南等地进入中国内陆的通道，希望为以后打开中国内陆作准备。同治十三年（1874），英国派出以柏郎上校为首的所谓探路队，探察缅滇陆路交通，英国驻华公使派出翻译马嘉理南下迎接。两支队伍在缅甸会和后，向云南边境进发。光绪元年（1875）正月，马嘉理与数名随从人员在云南某地被打死，史称“马嘉理案”或者“滇案”。英国乘机把这一事件扩大，于次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但是在攫取了更多利益的同时，英国从案件发生后就一再要求清政府派出使臣处理此事。清政府已经被列强挟持，只好按照列强的要求办。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出使的理想人选——郭嵩焘。

光绪元年（1875）八月，已在福建任上的郭嵩焘得到了朝廷的任命，成为钦差大臣，准备出使英国。得到任命之后，郭嵩焘立即登程北上，一向关心洋务的他现在终于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十一月，郭嵩焘赶到了北京，暂时署理兵部侍郎职务，从按察使到兵部侍郎，郭嵩焘的官陡然升了两级，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出使英国作准备。然而，当出使日期日益临近的时候，他的心反倒越来越忐忑不安，因为朝野中的议论让他尴尬不堪。

挥泪西行

郭嵩焘当上了兵部侍郎之后，感觉自己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开始上奏折大谈洋务。其主要思想是倡导清政府要与各国政府礼尚往来，认为西方国家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不应该再故步自封，应该走出国门看看。总理衙门也提出“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虽然郭嵩焘的意见在今天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那个时代却惹来了很多非议。尽管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事实已无可讳言，不平等条约一再践踏着大清帝国的自尊心，但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对派出使节与洋人交往的问题，很多士大夫依然难以接受，仍然在心理上自认为比西方国家高人一等。

当郭嵩焘被确定为出使大臣的时候，更多的人不像郭嵩焘那样感觉他受到了朝廷的重视，而是为他扼腕惋惜。郭嵩焘的好朋友王闿运虽然支持他出使，但是惋惜地说：“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其他一些朋友还劝他要委婉拒绝这件差事，千万不能做这种丢人的事，否则以后将在师友面前抬不起头来。一向敬佩郭嵩焘才学的官员李慈铭，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谈论郭嵩焘的出使：“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

在郭嵩焘的老家湖南，关于郭嵩焘的出使更是闹得乌烟瘴气。光绪二年（1876）秋，湖南参加乡试的考生们举行集会，气势汹汹地声讨郭嵩焘。郭嵩焘在他们眼里俨然变成了卖国贼。在湖南由郭嵩焘筹集修建的上林寺也被群情激奋的文人们一把火烧了。湖南老家发生的种种事情，传到郭嵩焘的耳朵里，他再也坐不住了。本来一心以洋务事业报效国家的他现在心里也不禁打起了退堂鼓。他向朝廷告假，希望通过回家养病躲过出使的任务。

但是，除了郭嵩焘之外，朝廷一时很难再找出一个如此熟悉洋务，并能理智客观看待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人。因此总理衙门的一些大员们又开始力劝郭嵩焘，希望他能够顶住压力，完成出使的大任。慈禧太后为了挽留住郭嵩焘，一再召见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表彰郭嵩焘“公忠体国”，“任劳任怨”。与此同时，英国人也一再催促清政府，出使的时间不能延缓，甚至对郭嵩焘本人也大有微词，认为如果他拖延出使日期，将被看做对英国的再次挑衅。郭嵩焘最终在“心绪恶劣，不堪名状”的情况下挥泪踏上了出使之路。

运途多舛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开始了他的英国之行。郭嵩焘的出使是近代中国使臣常驻国外的开端。

郭嵩焘出使之前，总理衙门曾奏请皇帝及太后批准，让出使大臣将出使过程中所接触的各国风土人情、政治、经济等状况，详细记载，随时寄回国内。郭嵩焘从登船起航，到抵达英国，前后用了30多天的时间。沿途之中，郭嵩焘不顾失眠、头疼以及海上劳顿等多种情况，坚持写日记。到达伦敦后，他马上将日记整理成册，取名《使西纪程》，邮寄回国。令郭嵩焘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些沿途见闻引起的不是人心思变的热议，而是一场轩然大波。

《使西纪程》记载了沿途所经国家的地理位置，人情风貌，较以往这方面的记述更为准确和详细，并将所经国家的面貌一一道来。在日记中，郭嵩焘还经常发表评论，谈论最多的是西方重视教育，重视商业，强调中国不能再故步自封，盲目自大。《使西纪程》经总理衙门刊印后，受众面扩大，保守的士大夫们再次开始了口诛笔伐。说郭嵩焘记载的一些夷狄的东西不堪入目，更不值得学习，郭嵩焘赞赏西方就是媚外，中洋人之毒日深。

郭嵩焘顶着骂名到了英国后，一方面悉心处理各项政务，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尽量据理力争；一方面利用政务之外的时间积极考察英国等国之所以强大的原因。郭嵩焘仔细考察了英国的科技发展、教育制度、医院建设、工厂开工等多个方面，甚至还了解了西洋绘画、音乐等。他越来越意识到，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西方的道路的确有很多可取之处，并把这些观点表达出来，希望促成祖国的富强。

郭嵩焘的想法却直接与作为副使一同出行的刘锡鸿产生了矛盾。刘锡鸿原本也是一个十分熟悉洋务的人，但在很多做法上还是无法认可郭嵩焘。例如，郭嵩焘在见到巴西国王的时候擅自起立，刘锡鸿认为堂堂天朝的使节向小国国王致敬有失大清朝的体面。刘锡鸿还屡次上奏折或者向国内写信指责郭嵩焘，言辞激烈的时候甚至对郭嵩焘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其为卖国贼。郭嵩焘只好不断地为自己辩解，同时也向国内发书信指责刘锡鸿的种种不是，二人的矛盾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国内也形成了不同的两派，一派以李鸿章为代表支持郭嵩焘；一派以总理衙门中的一些大臣为代表，支持刘锡鸿。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奕䜣欣赏李鸿章，但是总理衙门中其他一些大臣则与李鸿章矛盾甚深。

光绪四年（1878）七月，清政府下令同时召回郭嵩焘和刘锡鸿，这正是两派之间不断争执造成的最后结果。当轮船在回国的旅途上颠簸的时候，郭嵩焘的心情一如海浪，翻滚起伏。他本来就背着骂名，为了国家忍辱负重走上了出使的行程，但是出使后却卷入了不断的纷争，他的那些真知灼见反倒成了人们攻击的对象，他不知道自己回国后面临的是什么局面。1879年5月，郭嵩焘回到了湖南长沙，码头上冷冷清清，一如他出行的时候。中国的第一位公使就这样悲壮地出行，又悲怆地返乡。从此，郭嵩焘已无心再在政治的旋涡过了晚年生活。中挣扎，悄然退出了政治舞台，孤寂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