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带来的血光之灾——直面清朝文字狱

文字带来的血光之灾

——直面清朝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延续百余年，其间遭到迫害的文人不计其数。而在这些惨遭迫害的文人中，大多数是以“欲加之罪”陷入刑狱，含冤枉死的。清朝文字狱的陷害手法五花八门，或牵强附会，或断章取义，或捕风捉影，一桩桩荒唐而残酷的案子谱写成中国历史上一曲哀婉的文化悲歌。

屡兴大狱铸冤魂

所谓文字狱，是指统治者以知识分子的著作悖逆、用语犯禁为由或直接摘取字句罗织罪名，设置刑狱迫害知识分子。文字狱自古就有，到了明清时期尤为严重，其中又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盛。康熙年间兴文字狱20余起，雍正帝在位仅13年也兴文字狱近20起，乾隆年间发生文字狱多达130余起，其中有47起案件判凌迟处死和家人连坐。

康熙年间，最著名的文字狱是“《明史》案”。浙江湖州人庄廷购得明末朱国桢所撰的《明史》，作为自己的著作出版。书中论及明末清初的历史时使用了南明年号，并称清军为“夷寇”。后来，一个叫吴之荣的知县敲诈庄家未遂，便将此事揭发出来。因《明史》案被牵连入狱的达到几千人。康熙二年（1663），直接参与校对、刊印、售卖甚至买书的加上庄氏一门男子70余人都被判了死刑。其中18人被判凌迟处死；已死的庄廷被挖出并断头戮尸；其父庄允城死于狱中，被剁成肉酱；时任知府被判绞刑；前任知府畏罪自杀后，仍被从棺材中拖出砍为36块。“《明史》案”开了以“逆书”挟私报复的先河，此后类似案件频发，如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乾隆年间的“《字贯》案”等。

雍正年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奏章中将“陛下”写为“狴下”，令雍正帝大怒。后来，雍正帝派人追查徐骏的著作，发现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诗句，便认定徐骏暗讽清朝统治者，且有复辟明朝之心，当即判处斩立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查嗣庭充任江西乡试主考官时，借《易经》、《诗经》典故出题，有“维民所止”字样。雍正帝看后认为查嗣庭居心叵测，竟敢让“雍正去头”，便下令将查嗣庭逮捕入狱。他的亲族中也有不少人受到株连。其后，查嗣庭死于狱中，仍被斩首戮尸。

乾隆年间出现了一份假冒忠臣孙嘉淦之名写的奏稿，直接批评乾隆帝施政不当，在各省传抄很广。乾隆帝获悉后大发雷霆，下令各省追查元凶。结果全国大动干戈地查了一年仍没有结果，最后竟找了一些无辜文人治罪。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乾隆后期，江苏文人徐述夔写作的《一柱楼诗集》被告发，其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子。此时徐述夔已经去世，乾隆帝仍以此大做文章，将与徐述夔和诗集有关的人统统治罪。乾隆帝的宠臣沈德潜只因生前曾为徐述夔作传，竟然被开棺碎尸。

一曲文人的悲歌

历代文字狱原本只针对忤逆帝王或存心谋反的文字，而清朝文字狱除此之外，还特别重视汉族文人表达民族气节、贬损满族等方面的文字。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非常担心汉人的民族认同问题，对于汉族文人指责统治者“不修孔孟之学”、“发自蛮荒之地”等论调尤为忌讳。因此，清朝大兴文字狱，一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禁止人们抨击当局、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二是为了压抑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削弱汉族文人的气节。于是，有些文人尽管并无忤逆言辞，只要表现出一点民族气节也会被论罪；有些文人的著作硬生生被曲解为歧视满族，统治者借此“杀一儆百”，令天下缄口、人人自危。

随着文字狱越发疯狂，朝臣、百姓纷纷借文字狱报复仇家、清除异己，“逆书”、“逆诗”不断涌现，皇帝也往往难辨是非，从而造成冤狱横生。甚至连皇帝也常借文字狱除掉心头大患，如雍正帝惩办年羹尧，定罪就有“狂悖”一条。到了乾隆末年，文字狱才逐渐平息。这曲文人的悲歌终于落幕，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是“万马齐喑究可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