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会,是在工商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商品经济较为活跃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国行会,大约开始于隋唐。起初,它是工商业者保护自己,对抗外力侵袭的组织,但它又是工商业生产相对地发展不足的产物。
到清代,行会组织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城市里,更加普遍。据不完全统计,苏州在鸦片战争之前,有七八十个会馆与公所。清前期,北京的工商会馆,有近40个之多。汉口在乾隆年间“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南京在嘉、道之间 “会馆之设,甲于他省”。佛山镇在道光年间有熟铁行、新钉行、金箔行、陶艺花盘行、兴仁帽绫东家行、兴仁帽绫西家行等19个会馆。这些会馆都是行会组织。
这些会馆有明显的封建性质。它们内部的行东、师傅、学徒,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和同乡会组织密切结合在一起,因而有严重的排他性和地区保护性。行会组织与封建官僚、封建迷信联系紧密,如北京的猪行规定“新开猪店者,在财神庙前献戏一天,设筵请客”,否则 “同行之人不准上市生理”。苏州小木公所的行规规定 “外行开张吾业,先交行规银四两八钱”,“本城出师开张,先交行规银二两四钱”,如不交,则要加倍罚交。北京的糖饼行和苏州的印书行,还限制同行招收学徒,限制学徒参加行会。苏州的造纸行会和杭州的纺织行会还规定工人的工作量和工资,加强对徒工的剥削。
行会内部的斗争也是激烈的,帮工和学徒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使行会的权威发生了动摇,行会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作用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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