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摄政时期,限制和削弱八旗诸王的权力,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制。
多尔衮死后,顺治亲政,政治上保守的济尔哈朗、鳌拜势力抬头,又一度恢复了诸王管理部务的旧制,对汉族知识分子控制加厉,对中央部院的汉官进行 “更定”、“甄别”,有的降级,有的勒令退休,有的革职为民,多尔衮曾重用的汉族官僚陈名夏、陈之遴、刘正宗被处死。济尔哈朗要求顺治皇帝恢复与诸王共政的祖制。
但是,年轻的顺治皇帝虽然与多尔衮是政敌,在政策方向上却一脉相承,他仍重用汉臣,提倡汉文化,对内政、司法、财政进行了改革,如替崇祯帝立碑,对汉族官员范文程、洪承畴、冯铨、金之俊、魏裔介重用,将内三院改为内阁,求遗书、修孔庙、御经筵,尊重儒家文化,各衙门的汉官也可掌印,改变铸钱只用满文而兼用汉文。这一切都反映了顺治皇帝在与满洲勋贵作斗争。
顺治十八年 (1661年) 二月,顺治皇帝病逝,8岁的康熙皇帝即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4人辅政,保守势力又抬头,他们窜改遗诏,给顺治皇帝栽上了14条罪状,要求抵制 “汉俗”,保存满洲旧制,要重用满官,不要信用汉宫。
康熙初年的政治形势,是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形势。满洲贵族要想在全中国进行统治,必须废除入关前的旧制,吸收中原汉民族的先进文化。鳌拜等满洲权臣的主张表面看似乎是为了满洲贵族的利益,从长远看并不利于满洲贵族的统治。康熙皇帝成长之后,便立即与鳌拜等人的矛盾尖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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