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雷霆而行: 攻守论》三国谋略智慧大全
攻与守,就是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御。三国时期,战争频繁,军事韬略人才辈出,攻守的理论也有长足的发展。
从攻的角度而论,三国韬略家们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状态,攻的方式、内容、形态、途径都有了全新的尝试。
两军相抗,基于实力的拼搏,力攻是战争的基本内容,是取胜的前提与保障。各大军事集团无不想方设法增强实力,扩大兵员,以便进行正面的打击。但三国时代的心攻,却别具特色,与力攻相辅相成,在某些时候,甚至比力攻更富成效。因为人们认识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马良传》注引《襄阳记》)郑浑在平乱中,发动百姓,以牙还牙,教育匪民,立功赎罪,广开降路,孤立梁兴。强大的心攻威力,使匪首梁兴的部下逃亡殆尽,在夏侯渊和豫章郡兵的打击下,梁兴终于被杀,匪患荡平。张辽以病危之躯,远征东吴,以其威名,使吴军闻风丧胆。实际上,曹丕命张辽南征,采用的是一套攻心韬略。田豫在南阳太守任上,以攻心之法,使囚犯效力,以致盗贼解体,郡内清静。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攻心为上,采用的是马谡和抚怀柔、征服其心的策略。笼络各族豪帅,使各族自治,征其强壮者为兵,取其贡赋,弥补蜀汉财政。攻心政策的成功,使得蜀汉在北部边境对魏作战能够全力以赴。张嶷执行诸葛亮的南中策略,恩威并施,攻心为上,成功地解决了越嶲郡少数民族反叛事件。
与力攻、心攻形态相接近的是战攻、势攻。通过作战形式达到既定目标是三国时期显著特点,因为外交途径、政治途径都不起作用了,只有诉诸武力。一旦武力十分强大,各方面又占有绝对优势时,势攻就成为可能。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均十分成功地运用过势攻。在强大的声势面前,敌手或缴械投降,或落荒而逃,或化敌为友,或跪迎称臣。曹操扫荡群雄,统一北方,就是利用军事上的强大,政治上的主动,以顺击逆,事半功倍。刘备攻入益州,刘璋不战而降,前提就是刘备击斩刘璋干将,长驱直入,声势显赫。刘璋感到大势已去,只有投降。关羽挟势而攻,大破曹军。西晋顺江而下,多路出击,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吴国很快被剿灭。三国时代,攻战之际,常常发挥势攻的作用,所谓“传檄而定”,就是以势攻人。势攻的前提和条件是战功,否则势亦不成,功也不立。
火攻与水攻的方式,在三国时期得到充分的运用。三国时期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曾巧妙地运用过火攻。皇甫嵩利用火攻,以弱胜强,摧毁了波才黄巾军,使黄巾军死亡数万人。官渡之战,曹操两次袭击和焚烧了袁绍的军粮军草,捣毁了袁绍的后方基地乌巢,釜底抽薪,使袁军由此走向崩溃。曹操统一北方,这是一场关键性的大决战。孙吴与刘备联手发动赤壁之战,火烧曹军,使三国鼎立的局势成为可能。猇亭之战,陆逊火烧刘备营寨,使刘备的惨淡经营毁于一旦,三国鼎立的格局最后完成。至于水攻,更是十分普遍。公孙瓒破青州黄巾军,就是使用半渡而击的策略,利用水的特性,取得成功。钟繇大破郭援,也是以未济而击取胜。周瑜发挥水军优势,阻曹军于赤壁。关羽水淹于禁七军,声威显赫。曹操听取荀攸、郭嘉之谋,决泗沂之水灌下邳,使吕布束手就擒,解除了一大劲敌。在冷兵器时代,韬略家们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增强自身的打击力,取得了人力难以企及的成功。
除了以水火佐攻之外,三国时代的攻战主要依靠攻其无备、攻其所必救、攻其所不守的谋攻。曹操大破于毒的用兵韬略,就是攻其必救,使得围困东武阳的于毒军队回救其大本营,曹操乘势进军,取得眭固大捷。公元215年,夏侯渊进攻韩遂,韩遂退走略阳城。诸将认为应当进攻兴国城的氐族兵,以便肃清略阳城周围的韩遂势力。而夏侯渊却率军攻打羌人聚居、防守薄弱的长离,迫使韩遂军因内部羌人之危出兵相救,结果放弃险要,到平原交战,被夏侯渊打得大败。此外,孙策攻取会稽,是攻其无备。曹操攻杀吕布,是攻其未固。
从守的角度而论,三国韬略家们化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守其所必攻,使敌不知其所守,因此,守而必固。
作为防御的一方,一旦发挥内在的最大潜力,人自为战,以一攻十,就能使守地固若金汤。三国军事家防御韬略的重大理论贡献,就在于分人之兵,以攻为守,此守彼攻,借力而守。将单纯的防御改变为进攻中的防御,战略上的防御,战术上的进攻,军事上的防御,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进攻。
官渡之战,曹军以弱胜强,反守为攻,关键在采纳荀攸分人之兵的策略,声东击西,伪装要渡河进攻袁军的后方。袁绍中计,急忙中调部队西进迎击曹军,而曹操乘机引军东袭,援救白马驻地的曹军,阵斩袁绍大将颜良,大破袁军。诸葛亮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北伐曹魏,在战略上采用的是以攻为守计策。而袁绍计夺冀州,孙策攻取会稽,曹仁击走刘备,乌巢袁军之败,杜畿河东之行,邓芝出使东吴,邓艾、钟会灭蜀之战……都是此守彼攻,或此攻彼守,守攻相佐,以守助攻,以攻坚守。至于借力而守,使攻者见势而走,则运用得十分普遍,这也是三国时期各种力量发生逆转、各大集团内部、外部重新组合调整的一大原因。
此外,当一方力量不足时,就采用守势,养精蓄锐,以待时机后转守为攻,弱守强攻、却防勇战,丢卒保车,张机设阱,努力削弱敌方的强大攻势。张辽守合肥,先战后守。贾诩向李傕、郭汜献计,要求深沟高垒坚守长安,是先守后战。曹洪守潼关,以不守致败。司马懿扼秦川,以坚守为胜。守之艺术,变化无穷。三国时期的历史表明,不以战为胜,不以守为败,而是善战者胜,善守者成。
《孙子兵法》对于军事上的攻守也有过不少理论性、原则性的论述。孙子认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者,守也; 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者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孙子的意思是,那些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首先设法使自己不会被敌人所战胜,然后等待敌人暴露问题,以致出现那些能被我方战胜的机会……我方之所以能不被敌方所战胜,在于采取了守势,在于防守的严密和完备; 敌方出现可胜之隙、可乘之机,有可能被我方战胜,就要靠采取攻势,采取那些行之有效的攻势。决定是否采取攻守,要看兵力状况,我方兵力不足时,就采用守势; 而兵力有余的情况下,则采用攻势。善于防守的将帅,隐蔽自己的兵力,如同藏于深不可知的地底一样,使敌人无法察觉;善于进攻的人,调动自己的兵力如同降自高不可测的天穹,使敌人猝不及防。所以,既能有效地保全自己,又能夺得全面的胜利。
综观三国时代的攻守实践,已经突破孙子攻守原则的禁区。由于形势的逼迫,三国韬略家们必须考虑以弱攻强,以寡击众,以轻击重,以不足击有余的问题,并且往往在许多场合,均是以不足击有余,最后夺取胜利。可见,攻守本身并不决定成败,成败取决于对攻守韬略精髓的体认。
军事上的攻守往往显得比较清楚,政治、外交上的攻守,则更加隐秘复杂。攻守不仅是一门军事艺术,同时也是一门政治、外交艺术,曹操迎天子,是守,可是守中却隐含着攻,而这种攻,绝不是一般的军事战术,其攻势之强大、凌厉,只有目睹全部三国韬略的历史,比较多方敌对集团的胜衰,才能深刻领会。但曹操迎天子,本质上采用的以守为攻政治韬略,毕竟被荀彧等人识破,形成对曹操篡位的不利因素。至于外部,刘备、孙权等人以坚决的行动,予以反击,尤其是刘备,坚持汉王朝的立场,与曹操针锋相对,并从这种对立中,获得很大的利益。
吴蜀猇亭之战,吴取守势,蜀取攻势。战后,蜀在军事上由攻转守,但诸葛亮不以少数人的恩怨为转移,匠心独运,派邓芝出使东吴,结仇敌为盟友,化干戈为玉帛,这实际上在外交上展开了攻势,赢得了蜀国东线战场的平静。
三国时代的攻守,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也无论在实践上、理论上,均有独到之处。其独到之处,可题以“谋攻智守”四字,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城。三国之势,实为谋攻智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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