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

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

战争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出现的经常性现象，它以有组织的暴力形式解决不同利益集团（氏族、部落、阶级、民族、国家、国家集团、宗教等等）之间的矛盾。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同时激发了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追求，成为遏制战争、消灭战争的强大力量。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但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并没有改变。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我们渴望和平却不能回避战争，因为战争不以任何单方面的善良意愿为转移。2014年3月11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这一论断是对战争与和平辩证关系的精准概括，是我们认识和处理战争与和平关系问题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一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习近平同志回顾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屈辱史时提出，甲午战争的失败，除了腐败问题、用人不当问题，整个民族缺乏忧患意识，整体战斗精神不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借用孟子的话告诫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安与危、治与乱、存与亡的问题上，只有“居安思危”，才能“有备无患”。

（一）居安思危是治党治国的一项重要原则

居安思危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表现为危机感，根源于责任感、使命感，它实质上是特定社会行为主体对自身、团体或国家存在和发展前途不确定性的忧虑与风险规避意识。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对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作了明确定性，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

居安思危是国家和民族安全的生存智慧。居安思危既是经验思维，也是一种超验思维。说它是经验思维，是说居安思危不是无中生有、疑神疑鬼的杞人忧天，而是根据事物的运动规律、发展趋势及其可能出现的各种偶然性作出的未雨绸缪；说它是超验思维，是说忧患意识是预防事物出现与主体愿望相背结果的复杂性、超前性思维。中国人总是强调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居安思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形式，是一定社会行为主体的生存智慧。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居安思危是执政党治国理政主观能动性的最高体现，也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大智慧。习近平同志从全面主持党和国家工作伊始，就告诫领导干部，作为执政者必须把三件事放在心上：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不要搞丢了，老前辈建立的正确的政治制度不要搞坏了，老祖宗留下的地盘不要搞小了。他同时还要求高度警惕“三大危险”：高度警惕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高度警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高度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习近平同志在论及国家安全时，提出把“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上升到“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强化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中国共产党为确保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政治智慧。

居安思危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一切社会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内驱力。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常引南宋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诗告诫自己和各级领导要常怀忧患之心，诗云：“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他还在多次重要会议上用我国古训“国无常强，无常弱”（《韩非子·有度》）警示全党。历史一再证明，在整个阶级社会中，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富国还是穷国，有国而无防，迟早国将不国；财强兵弱，终将战祸临头。然而，往往小国、穷国、弱国，容易产生忧患意识，而大国、富国、强国，则容易和平麻痹。我们必须自觉地常思内忧，不忘外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根据国家生存安全、发展安全需要，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我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二）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战争与和平是对立统一的。在阶级社会，当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不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国家矛盾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时，战争是一种最后选择，而和平只是对立力量之间相互制衡或实现均衡的态势。毛泽东曾经尖锐批判苏联理论界否认战争与和平之间存在同一性的观点。1957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这样批评苏联《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中的一个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相互排斥，不相互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相互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注：《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3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马克思主义反对战争永恒论。关于战争的根源，古今中外都有人认定为人性。我国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把战争归结于人的权势之争和人的好斗本性。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微观学派把人的生物性攻击本能和非意识性的欲望视为战争的最终根源。现代行为学创始人、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康罗·洛伦兹认为，人类之所以消除不了战争，乃是因为人类虽有文化，却不能摆脱源于生物本能的“先天的攻击性”：“仇视异族‘敌人’，并总想对‘敌人’发起攻击。在文化的包装下，人的攻击性本能表现为‘战斗性热心’，进而表现为团体性、阶级性甚至社会性狂热。”（注：康罗·洛伦兹：《攻击与人性》，第283页，作家出版社，1987。）把战争归结于人性也就把战争永恒化了。也有人把它归之于民族种族差异、民族文化的异质性等等。

马克思主义反对先验的、不变的人性设定，坚持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上认识人和战争。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人民出版社，2009。）“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注：同上书，第533页。）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人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社会主张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发生改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注：同上书，第567—568页。）。这就是说，只要人类社会中还存在着私有制，存在着利益对立的社会单元，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在私有制存在的社会里，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杨南芳等译，第2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列宁形象地把战争的本质比喻为“战争=以剑代笔的政治”。毛泽东鲜明地指出：“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于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因此，“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480页，人民出版社，1991。）从事战争是为了获得和平，从而实现不通过战争而无法实现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反对抽象的和平主义。厌恶战争、追求和平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信念。但是，战争作为阶级社会的一种客观的必然现象，却并不以任何个人、民族、国家的单方面意志为转移。马克思主义反对非正义战争，赞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并坚定地认为，在私有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存在的当今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以战争消灭战争，战争才能最终绝迹。一时没有战争决不意味着永久和平，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也不意味着永远打不起来。历史经验证明，和平麻痹必然带来杀身之祸。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人民出版社，1991。）

二　和平发展潮流与没有改变的“丛林法则”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当代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稳定的基本态势，但也要看到，“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并没有改变，铸剑为犁仍然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注：本报评论员：《和平必须以强大实力为后盾》，《解放军报》2014年3月15日。）。

（一）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

战争与和平都根源于经济关系，战争的目的最终是经济利益，但只有和平才有真正的发展。在现代国际经济关系发展中，战争经常成为排除经济发展障碍的急先锋。在经济市场由地方市场、区域市场、民族市场扩展到国际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化，世界范围内的分工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简单垂直分工，经济发展还主要依靠外延式扩张，经济利益具有强烈的零和性、排他性特征。用武力争夺殖民地、占据商品市场、攫取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主要特征，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让人每每想起仍然不寒而栗。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饱受列强殖民争夺蹂躏的屈辱史。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战争好似魔鬼和梦魇，给人们带来沉重灾难和痛苦，必须高度警惕；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不觉，失之则难存，必须精心呵护。”（注：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在当今时代，“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注：同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下国际经济发展的显着特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二）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没有改变

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产生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一直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既有大国之间的利益厮杀，也有小国挑衅大国领土和主权的不义战争，更多的是强国、富国、大国侵略欺凌弱国、穷国、小国的侵略战争。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伴随着资本输出的殖民地争夺，战争在“文明”的包装下更加惨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它用自己廉价的商品征服世界，“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36页，人民出版社，2009。）战争诱发于民族国家利益的无限扩张与世界资源有限性的矛盾。面对无限的利益扩张，资源总是有限的，在这种矛盾中，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富国还是穷国，都通过“自助”的方式来保全本国领土完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残酷的竞争形成了依据实力大小来分配利益的现实。于是，发达国家以经济实力强化军事实力，用军事霸权完成政治霸权，形成并固化了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使国际社会权力分配严重不均衡，从而使“丛林法则”制度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虽然新的世界大战一直没有爆发，世界局势总体呈缓和趋势，但各种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却出现了500多次，先后有近百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卷入其中。另外，据总部设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5年6月15日公布的数据，世界的核弹头储备仍有15850枚，虽然总量有所减少，但世界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仍在推进核武库的现代化。（注：《参考消息》2015年6月16日。）这表明“丛林法则”仍顽强地存在着，战争的阴云始终笼罩在世界的天空。

（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世界一直为霸权国家所主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俄国、德国、美国，都曾称霸世界，日本也曾妄图吞并亚洲进而称霸世界。不少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从他们的霸权历史中悟出“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于是，他们将国际霸权合理化，提出“霸权稳定论”、“霸权和平论”。霸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操纵与被操纵的权力关系，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霸权，总是以实力为基础对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实行控制或操纵，不允许任何后来者改变他们建构的国际旧秩序，从而使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关系合法化、永恒化。“霸权稳定论”、“霸权和平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霸权，使较弱的国家很少能对超级军事大国或大国集团提出挑战，从而使国际秩序的稳定有了保障，也使武装冲突的防止有了保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致力于“领导世界”，推行世界霸权，对于任何影响他们霸权的力量都要进行遏制。

但是，正如恩格斯早就说过的：“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55页，2009。）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托马斯·里德和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埃克2009年在合着的《战争2.0：信息时代的非正规战》一书开篇就指出：“今天，最激烈的战争发生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世界上最强大的地面部队——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正在伊拉克、阿富汗同暴乱分子作战；世界上最令人生畏、最灵活的军队之一——以色列国防军正在与真主党和哈马斯对垒；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军事同盟——北约正在同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武装分子战斗。”“这些战争都是完全不对等的。”他们的霸权非但没有带来和平，反而激发了新的战争形态。历史的逻辑一定是：有霸权就会争霸权，也会有反霸权；霸权下的和平是脆弱的，也是短暂的。

“民主国家和平论”是“霸权和平论”的意识形态形式。“民主国家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间能够用协商、妥协的办法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和冲突，表现出彼此对待对方的自我克制，而较少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谋求一方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才没有或很少发生战争。他们所谓的“民主国家”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心目中的非民主国家、专制国家甚至“邪恶国家”，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没有成为他们的同盟国的欠发达国家。言下之意，他们心目中的非民主国家是战争的根源。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德国和法国都是他们标榜的民主国家，可是这两个国家为了争霸欧洲，在二战前的1100多年里就打了200多场战争，平均每5年开战一次。马克思早就指出过他们的“民主”与“文明”：“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90页，2009。）“民主国家和平论”是维护少数发达国家霸权的意识形态借口。邓小平曾经尖锐地指出：“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93。）对于这类论调，列宁当年这样讽刺过：“欧洲曾是一片和平景象。这种和平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欧洲的民族只是靠连绵不断的战争实现了对殖民地数亿居民的统治。我们欧洲人不认为这些战争是战争，因为它们根本不像是什么战争，而是对手无寸铁的民族实行最残酷的摧残和屠杀。”（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72。）

在国际社会，控制与反控制、操纵与反操纵从来都是对立统一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有革命，就有战争。二战后出现的数以百计的战争和武装冲突，虽然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但绝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发动或直接操纵的战争。历史仍然证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

三　准备打才能不必打

习近平同志告诫全党：“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就是历史规律。”“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注：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但是，和平决不是乞求来的，也不是屈辱忍让的结果。他因此强调：我们不希望打仗，但只有我们有准备、有强大军事力量、有打赢能力，才能从战略上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以武止戈”的目的。

（一）能战方能止战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战争制胜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前提是有遏制战争的足够力量。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我们的血液里没有侵略他人的基因。习近平同志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申述“国虽大，好战必亡”（注：原典为《司马法·仁本》。）的中国古训，宣示我们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但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也一再证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屈辱挨打的历史必须成为过去。

备战而不好战，有战胜实力而不轻启战端，是一个国家实现持续安全的基本条件。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大行其道、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恐怖主义肆虐世界的今天，克服“丛林法则”不能做“东郭先生”。历史经验表明，和平必须以强大实力为后盾，有打赢能力才能有力遏制战争，才能确保和平（注：笔者注：该文为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1日）。）。1999年5月间，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在回答记者关于“北约空袭科索沃是否会成为未来介入中国等其他国家事务的先例”的提问时，她坦率承认，“中国具有核吓阻力量”，以军事介入中国事务风险太大。历史和现实都启示我们，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去招惹人家，但决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们必须有克敌制胜的防身利器，有令战争狂人望而却步的杀手锏，这样才能更好做到以武止戈。

（二）越不能打越要挨打

越不能打越要挨打，这是“丛林法则”中弱国的宿命；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是一切国家实现和平的基本定律。渴望和平，不忘备战，必须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信条。毛泽东明确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古今中外，“无战”无一不是以“能战”为基础，“不必打”无一不是以充分的“准备打”为前提。

要想“不必打”必须时刻准备打。战争的时间不是由爱好和平的国家确定的，而是由霸权主义者、军国主义者、恐怖主义者长期准备而突然强加给他国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美国珍珠港太平洋舰队的偷袭，对美国人来说可谓祸从天降，日军以损失32架飞机、1艘大型潜艇和5艘袖珍潜艇、伤亡133人的微小代价，击沉、击伤美军各种航船40余艘、飞机265架，阵亡2403人、伤1778人。这看似突如其来的灾难，其实早有预警。当日美谈判接近崩溃的时候，华盛顿向它的太平洋前哨阵地发出了大量的预警，美国情报机构破译了日本的密码电报，情报清楚显示：日本已经在为对美战争进行准备。但是，美国军队无敌于天下的安全感使他们对日本发动对美战争半信半疑，加上这天又是一个周日，连已经发现港口中敌舰的潜望镜、操纵台这样重要情报都因假日的懒散而贻误战机。当然，珍珠港事件重创了美军太平洋舰队，但是，日本这一场豪赌，也许从开始就注定了它灭亡的命运，因为它的对手毕竟是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

要想“不必打”必须准备与强敌打。习近平同志指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个国家的军事安全目标首先是由这个国家的军事安全挑战力量决定的。要想最终实现“不必打”的结果，就必须把军事安全的战略目标确定在挑战本国军事安全的强敌上。我国的台海、东海、南海问题，都不是独立的问题，有的国家军国主义重又甚嚣尘上，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有些域外大国惟恐天下不乱，总是试图把冷问题炒热，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为直接介入争端创造舆论和政治条件。习近平同志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注：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因此，我国的军事斗争准备必须立足于强敌介入。1987年5月11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谁要想同我们干，首先要下决心打20年，包括打原子弹、氢弹。我们不相信原子弹能把十几亿中国人都打光。剩下百分之一二，还有相当于阿富汗现在的人口，我们可以干阿富汗游击队现在干的事。中国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但我们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核力量始终维持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人民日报》2015年5月27日。）这是我们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鲜明体现。

（三）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而战

军事斗争涉及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一个国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往往最先运用于军事领域。高技术装备的研发、制造、使用、维护，费用高昂。现代军事高科技的竞争异常激烈，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有的武器没有等到完全列装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就已经被超越。被超越的武器面对强敌几乎没有战斗力可言。军事领域始终是一个不断追赶、超越和被超越的过程。在激烈竞争的军事领域，我们必须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在国家的“死生之地”上，军事斗争准备来不得丝毫吝啬、懈怠和迟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如果我们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而战争没有爆发，我们失去的可能只是黄金。但如果我们事先没有做好准备而战争突然爆发了，我们失去的将是整个大英帝国。”

我们必须不断克服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悖论感。对于爱好和平的国家而言，建军是为了战，练兵是为了打，可是，一旦军事上强大起来，无敌敢犯，没有战争，赢得和平，人们会以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无用的、多余的；对军人来说，徒有一身绝技而无报国机会，也会产生价值虚幻感。所以古人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来淡化人们的这种悖论感。习近平同志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养兵千日，用兵千日。”国不可一日无防。如果在“用”即“战”的意义上，我们“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而战”。“强大赢得和平”与“落后就会挨打”是同一个道理的两种结果。

天下虽安而不忘战，国家强大而不好战，始终划清反战与忘战、备战与好战的界限，处理好安与危、备与战的辩证关系，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制胜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