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辩证关系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辩证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过程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个缺一不可的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看，这种有机性主要表现为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个方面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对这种辩证关系进行了系统阐释，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生态建设的国情相结合，从多个维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

尽管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并不总是表现为矛盾关系，但近代以来，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却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习近平提及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就是要表明这一点。建国以来，尽管我党一直强调植树造林、水利建设、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但由于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理解的偏差，也导致我们在某些方面走向了与自然对立的发展道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展开工作，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我党一直在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一致性，但许多地方、不少领域没能够将这种一致性从理论变为实践行动，在片面追求高经济增长速度、追求高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却忽视了环境保护工作，出现了资源开发过度、环境污染严重等严重问题，最终导致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积聚和恶化势必会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他掷地有声地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124页，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在长期经济工作的实践中，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给出了独到的阐释。

不再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习近平多次强调，不管是从经济自身的健康发展、环境的承受能力，还是从干部的政绩考核等方面而言，国内生产总值都不是唯一的评价指标。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内生产总值不重要，习近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同样重要，“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45页，外文出版社，2014。）从环境承受能力来看，如果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注：同上。）。因此，“我们一定要彻底转变观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了，一定要把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1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从干部的政绩考核来看，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指出：“要看GDP，但不能唯GDP。GDP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注：《之江新语》，第3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习近平后来更进一步强调：“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不说一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占很大的权重。”（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104—1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013年9月，在参加河北省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直接讲明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在干部政绩考核中的地位，“要给你们去掉紧箍咒，生产总值即便滑到第七、第八位了，但在绿色发展方面搞上去了，在治理大气污染、解决雾霾方面作出贡献了，那就可以挂红花、当英雄。反过来，如果就是简单为了生产总值，但生态环境问题越演越烈，或者说面貌依旧，即便搞上去了，那也是另一种评价了。”（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10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一大变革。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生产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发展。生态环境的生产力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一方面，能源总量大但均量小、生态环境承载力低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11.5％，但却消耗了全球21.3％的能源、45％的钢、43％的铜、54％的水泥，而原油和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了56.4％和66.5％。在能源资源约束强化的严峻局势下，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就难以为继。只有保护环境，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在能源使用上节约与开发并重，在经济发展上GDP与环境保护并重，进而才能够形成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保护生态环境，要求我们首先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出发点。尊重自然生态的发展规律，就要对当下不合理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结构和经济空间布局进行调整，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这是一种更好、更健康、可持续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共赢的发展模式。

第二，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竞争往往会表现为“绿色壁垒”，而“绿色壁垒”背后所隐藏的则是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因此，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国际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有机部分。同时，从国内市场看，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食品安全也逐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敏锐地指明了绿色产业发展与国际、国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对绿色产业的需求都很大。实践证明，哪里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合理开发和经营，哪里就会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环保产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注：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19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第三，在某些行业如旅游业中，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习近平称旅游业为旅游经济，旅游业的生产力效应是毋庸置疑的。习近平强调，尽管旅游也被称作无烟工业，但过度开发也可能会导致生态资源的破坏，带来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因此，必须坚持“严格保护、合理开发、持续利用”的原则，遵循“资源节约、生态平衡、集约发展”的方针，只有这样，旅游经济才可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生态资源也才会持续不断地转化为直接生产力。

习近平非常形象地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比喻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他指出，人们对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理解经过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们用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而只是一味索取资源，这必然会导致环境恶化、生态破坏。而随着经济发展与资源匮乏、环境破坏之间矛盾的凸显，人们开始意识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保障，“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既要金山银山，又要保住绿水青山。在第三个阶段，人们开始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甚至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常青树”成为了“摇钱树”，生态优势成为了经济优势，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第三个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体现了“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因此，建立在过度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得不偿失，“经济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11页，外文出版社，2014。）。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进一步将这两座山之间的关系凝练为下面两句话，“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120页，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习近平的“两座山”论是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关系的形象比喻和辩证说明，是在生态文明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二　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

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习近平强调，如果只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忽视生态建设，那么，即便“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习近平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二是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之间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的第一次记者见面会上郑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美好生活的含义是多方面的，而“更优美的环境”是其中重要一点。因此，强化环境保护意识，逐步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这一愿景的必要一步。（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4页，外文出版社，2014。）2014年12月31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而我国当前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困境，如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等，都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损害，社会反映强烈，由此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不断增多。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在饮水、空气、食品、环境等方面的安全意识在增强，生态环境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习近平强调，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们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注：同上书，第208页。）习近平要求：“全党上下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真抓实干、务求实效，把生态文明建设蓝图逐步变为现实，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研究广东天津福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方案》，《人民日报》2015年2月25日。）因此，我们必须要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之间相辅相成。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形成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它既是政治建设的一部分，又可以为政治建设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提供支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中的有机部分。政治建设则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确保生态文明能够在空间上得以贯彻、在时间上得以延续，推进生态文明理念落实为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体制不健全有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85页，外文出版社，2014。）例如，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中生态文明的要素得不到彰显，生态监督体制不完善等。制度建设的滞后，一方面使得生态文明建设无法可依或少法可依，另一方面又使得违背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缺少监督或违法难究，进而直接导致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难以落实到位。

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习近平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1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能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级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形成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这些制度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补偿、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第二，也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10页，外文出版社，2014。）通过责任追究机制，真正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第三，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监督机制。为了更好发挥监督的作用，在强化相关部门监督职能的同时，我们也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到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过程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政治建设之间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使制度更加完善，促进政治建设更加适应生态文明的时代要求；强化相关制度建设，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强的制度和法律保障，确保生态文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新常态。

三　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这一目标和理念，要求“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文化观。在习近平看来，生态文化不是虚无缥缈的哲学抽象，它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注：习近平：《之江新语》，第4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它体现在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在经济发展中，需要有生态红线意识并制定相关环保规划，要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成为自觉的意识；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对自然的影响，形成市区建设与自然相交融的城市文化；在产品生产中，要严格执行绿色环保和质量安全标准，杜绝问题食品；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环境卫生、节约资源和能源、善待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等。因此，生态价值观、生态文化观的塑造，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果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观的讨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环境保护的论述，都是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来源。我国古代哲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尊崇、对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等观念的阐释，也是我国当前生态文化中的有机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是上述理论和文化基因在当代中国的时代体现。

生态文化的培养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部分。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美丽中国梦想能否实现的根本性问题。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一部分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生态文化意识。因此，我们要在全社会范围内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生态问题的参与度，形成全民关注生态的舆论氛围，进而弘扬尊重自然的文化理念，形成顺应自然的文化氛围，强化保护自然的文化自觉。

生态意识是现代公民文明意识的一部分。2003年，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不重视生态的政府不是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生态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不重视生态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不重视生态的公民不能算是具备现代文明意识的公民。”（注：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18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因此，培养有生态意识的政府、领导、企业和公民，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生态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习近平强调：“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68页，外文出版社，2014。）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一凝练概括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需要生态文明，因为只有在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之下，富强才能实现；只有人民群众的生态需要得到满足，民主权利才算真正贯彻；只有将生态纳入视野之内，文明才真正是一种“文明的”文明；最后，只有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也才能实现人类最伟大的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需要生态文明，因为只有尊重自然，才能在实现个人自由的同时而不干涉他人的生态自由甚至生存自由，最终实现最大多数人的自由；只有实现了生态权的平等，才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只有涵盖了生态问题的公正，才是一种彻底的公正；只有将生态问题纳入法治范围之内，才能使得自由、平等、公正有了可靠的实现渠道。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民，需要生态文明，因为爱国的基本层面就是要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敬业的根本前提也是要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诚信的对象也应扩展到自然，任何妄想欺骗自然之人都将受到自然的“报复”，最终，友善也就不再单纯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它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友善也包含在内，而且这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

最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的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的形成，是增强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崭新形式，西方国家虽然比我们较早意识到了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只要真正意识到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举措贯彻到底，我们是可以追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的。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引领下，在我国历史上那些伟大思想家的生态思想的启发下，在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生态实践中，我们一定会形成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体制和生态文化。这种先进的体制和文化必将成为强化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加国家文化影响力的重要突破点。

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秉承并弘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引导并强化群众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和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倡导合理适度、绿色低碳的消费行为，反对铺张浪费，营造在环境保护上自觉自为的良好社会风气，养成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四　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

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必须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其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而生态文明建设同样是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事业，“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08页，外文出版社，2014。），“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10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习近平同志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民生本质，充分说明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在新时代对我党民生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能够推动和提升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层次和水平。具体而言，生态文明建设能够提升环境质量，从而保证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能够扩展和提升就业的层次与水平，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的就业机会；能够拓展人民群众的收入来源，提高收入水平。社会建设也能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充分落实，具体表现在：提升社会管理的科学化、体制化，推动生态文明的基层实践；加强学校教育中的生态引导、环境引导，塑造同学们的生态理念和生态生活方式；处理好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生态文明建设要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环境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的健康诉求得到高质量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是由于某些地区、某些领域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突出，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限制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提出的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集中力量消除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严重损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环境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这种生态利益不仅是当下的，更是将来的，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08页，外文出版社，2014。），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增加人民群众的就业机会，提升就业水平，进而提升群众的收入水平。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要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这就需要发展新型的生态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新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必然带来新的就业方式和就业结构，因此，党和政府要积极引导群众转变就业观念、提升就业能力、强化就业技能，从而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水平、改善就业结构。就业水平的提升，必然会带来收入水平的提升。2014年，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取消了以GDP作为考核评价标准的做法，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结果表明，琼中人民的收入水平不降反升，这充分说明了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式的优越性。

社会建设同样可以促进生态文明的实现和贯彻，推动生态文明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社会建设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这其中包括政府公共服务方式的改变和水平的提升，而生态资源的提供、旅游资源的管理等生态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方面。政府在生态服务方面的方式和水平直接决定了人民群众能否获得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同时，城乡社区服务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生活，社区对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和引领，也可以直接促进生态文明思想的落实。而学校教育以其系统化、全面化、多层次化的特点，可以帮助生态文明进校园、进课堂，进而培养未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事业的接班人。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战略任务”。习近平指出，要搞好生态文明建设，好比就是在治理一种社会生态病，这种病是一种综合症，病源复杂，可能来自传统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既有环境污染带来的“外伤”，也有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后带来的“神经性症状”，还有资源开发过度带来的“体力透支”。因此，生态问题是一种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采取几条简单措施是不可能克服的，“它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长期努力，精心调养”。（注：习近平：《之江新语》，第4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对这种综合病症，必须要采取系统工程的思路对之进行彻底、全面的诊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