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辩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继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由于实践本身的复杂性，我们必须辩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要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高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有三个辩证特性，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时代性与历史性相统一、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证特性，可以避免形而上学的盛行，可以使当代中国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恩格斯认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蔑视辩证法就会无可奈何地陷入旧的形而上学，就会导致理论思维的漫不经心和杂乱无章的盛行，就会导致蔑视一切理论、怀疑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论的盛行。

一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一活的灵魂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这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本质要求。实践证明，离开了这一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会遭到挫折。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吸取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1页，外文出版社，2014。）这就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贯彻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这一基本原则的实践创新，实践创新带动了理论创新，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实践总是特殊的、具体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具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这一特点，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实践，不同于列宁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实践，也不同于毛泽东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要能够适应现时代的实践要求，而不是强行要求现时代的实践服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有的人一看到实践出现与老祖宗的理论不一致的情况时，就惊呼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被丢掉了，老祖宗被丢掉了，这其实就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思想僵化的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强调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是一个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强调指出，“恩格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他那位着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95。）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重要性，强调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做‘现实’。我们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61页，人民出版社，1996。）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所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原则太多，不能碰的东西太多，“凡是”思维盛行。邓小平抓住了“凡是”思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危害，强调原则性必须与灵活性相统一，否则，强调原则性就容易导致僵化教条，“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人民出版社，1994。）所以，邓小平认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注：同上书，第128页。）通过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必须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则，就谈不上“结合”。其次，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否则，也谈不上“结合”。为了避免在理解上的分歧，凝聚在理论与实践理解上的共识，应当确立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则。笔者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共产党所代表的不是特权阶级、阶层的利益，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关键的就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最基本的原则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这个灵活性统一起来。对这一特点的理解是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大意义的关键，这是因为，“问题不是在骗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在实现绝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页，人民出版社，1965。）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可能存在“见仁见智”的情况，但是一定要有共识，否则，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会有被“架空”的危险，蔑视和怀疑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用主义就会大行其道，缺少了原则性的灵活性就会成为一切不当行为的挡箭牌和遮羞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2页，外文出版社，2014。）所以，只有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才能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真正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在当代中国，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由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科学本性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要求决定的，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外部环境，面对经济文化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新时代新情况的实践探索需要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否则就会像苏东一样‘剧变’；同时，更需要面向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以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否则也会像苏东一样‘剧变’，所以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等理论创新。”（注：曹泳鑫、吴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与构建范式》，《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3月。）

二　时代性与历史性相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创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继续，是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时代性与历史性相统一的特性。这一特点要要求我们在实践上既要能够抓住现时代的新变化、新特点，又要能够注意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继承性，不能割裂时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有的人肆意歪曲党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否定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历来强调，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一重要论断第一次科学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实践的关系，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是时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割裂了时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既会割裂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统一性，又会导致现实与历史的分裂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

在理解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问题上，“各执一词”是十分有害的，能否避免这一倾向的关键就是能不能从时代性与历史性相统一的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注：《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建立在清醒地把握时代与历史的基础上，对时代与历史认识不清便找不到道路的起点和前进的方式。所谓道路的起点，就是认清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所谓前进的方式，就是认清和确立党在现时代的基本路线问题。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邓小平清醒地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就是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相对落后。邓小平认为，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相对落后的。说自己落后是需要勇气的，而勇气来源于对时代的清醒认识，缺乏清醒认识的勇气必然导致盲目蛮干。邓小平认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落后的好处就在于，认清落后是改变落后的前提，“如实地指明这种落后状况，会不会使人们失去信心呢？这种人也可能有。这种人是连半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也没有的。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才能够更加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尽快改变这种情况；也才能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0—91页，人民出版社，1994。）

关于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问题，邓小平的清醒来源于对现实的辩证把握上，他抓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又不忽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应用。邓小平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强调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要得到发展、生产力要得到发展，必须进行改革，邓小平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邓小平还清醒地认识到，发展经济、推进改革开放必须有政治上的保证，这个政治保证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时代内容。从这里可以看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对时代与历史辩证把握的理论概括，它体现了时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这一理论概括堪称科学把握时代与历史的典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始终强调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统一，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认识。他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三　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一条正确的、光明的路，又是一条艰难的、曲折的路，也就是说，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性之一，这是由实践的辩证本性决定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经运用唯物辩证法批判过“亡国论”和“速胜论”。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也存在着新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新“亡国论”认为，改革开放没有能够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相反，改革开放削弱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受到了削弱，社会分层太快，广大工人阶级受到了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受到了削弱，真、善、美受到了削弱，假、恶、丑泛滥成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存在巨大的落差，出现了社会主义认同危机。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存在了。新“速胜论”认为，对于现实中的问题和矛盾不必大惊小怪，它们并不能阻碍中国的快速发展，相信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新“速胜论”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出现了新的“大跃进”现象，比发展的速度，忽视发展的质量。新“亡国论”的要害是它只看到曲折性，容易把问题和矛盾夸大；新“速胜论”的要害是它只看到前进性，忽视问题和矛盾的严重性与危险性。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指出，“我们走的路还会有曲折，错误也是难免的，但我们力求及时总结经验，不要犯大的错误，更不要因为小的曲折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6页，人民出版社，1993。）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认识到这个特点就不会出现新的“亡国论”和“速胜论”。

新“亡国论”是错误的，是因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中国等到了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由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二，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速胜论”是错误的，它往往对发展的矛盾性缺乏正确的把握，线性思维突出，当代中国一切有违科学发展观的现象就是新“速胜论”的表现。要避免新“速胜论”的危害，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把握现时代的基本特点。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清醒地认识到，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出现一系列新的矛盾，主要包括：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这一系列矛盾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新’，许多矛盾不仅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甚至也是全球性问题，如环境生态问题、人类持久和平问题、消灭贫困和实现社会公平问题、人自身的价值依托和精神出路问题等等，都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二是‘深’，所有的重大矛盾都是深层次的矛盾，不仅具有攻坚性质，不易突破，而且具有敏感性和尖锐性，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关系到某些根本性的利益调整，如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更为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推进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三是‘杂’，我们必须解决的矛盾大量是积压式、交叉式矛盾，是由于我国现代史的跳跃式推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使得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历时性’方式呈现的矛盾在我国以‘共时性’方式突现，使矛盾具有了集约化的特点，如早期工业、中期工业和新兴工业三个阶段的产业并存，中等发达、初步发展和欠发达的区域并存，以及‘未强先大’、‘未富先老’、‘未发（资源）先枯’等奇特现象。”（注：侯惠勤：《论继续解放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1月。）由于在新时期、新阶段出现了新矛盾，由于克服这些新矛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就决定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然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一特点有助于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有助于克服新的“亡国论”和“速胜论”对科学发展的干扰。

针对新“速胜论”和新“亡国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要完善。”（注：《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信心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注：同上书，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