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三国志》

《三国志》是不完全纪传体的史书，记述魏、蜀、吴三国的历史，被史家称为“四史”之一。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全书共65卷，包括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

陈寿（233—297），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县北）人，在蜀国时为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曾任着作郎、治书侍御史。《三国志》是晋灭吴后，陈寿利用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结合自己摘录积累的蜀国史料撰写而成的。

因为对诸葛亮的评判，陈寿被后人褒贬颇多。有的人称赞他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有的人说他以私废公、褒贬失当，这主要是因为陈寿的父亲曾受过诸葛亮的刑罚，他又在《三国志》中说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事实上，陈寿在《三国志》中并没有贬低诸葛亮，所写也基本符合历史，后人对他的评价反倒有些不公允。

《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魏志列在全书之首，称曹操、曹丕、曹睿为帝；吴国、蜀国的君王即位，都以魏的年号纪年；东吴只称孙权为“主”，孙亮等都直称其名。这是因为陈寿认为，晋朝受禅于魏，晋的史家应该尊重前朝的合法性，所以必须以魏为正统；吴国被晋所灭，孙皓是晋的降臣，没有必要尊重；蜀国刘备父子则不同于孙吴，称其为先主、后主，这反映出陈寿对蜀汉的故国之思。

《三国志》被称为不完全纪传体的原因，是因为该书所记主要是人物，有纪、传而无志。《三国志》取材审慎谨严，文字也以简洁见长，所以前人说其书“裁制有余，文采不足”。此外，陈寿对晋朝皇室的叙述也时有曲笔，尤其是对魏晋禅代时司马氏的所作所为多有讳饰。

《三国志》叙事把“三国”相并列，是其首创。

一、《三国志》的特点

1.行文简洁爽约，没有繁冗芜杂的毛病

陈寿善于掌握三国大势及其兴亡契机，各传所选录的文章，都极其精当，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还具有文学价值。如关于黄巾起义、董卓祸乱所导致的群雄四起，官渡之战后的曹操称雄，赤壁之战后的三国鼎立，夷陵之战后蜀、吴的长期合作抗魏，诸葛亮死后蜀国衰乱，孙权晚年嫌忌好杀所肇始的败亡迹象等的描述，都能显示出作者的卓越史识。又如《隆中对》一节，行文秀丽婉转，叙事条理分明，诸葛亮一席话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从而把诸葛亮纵观天下大势、议论风发的神态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

2.取舍剪裁史料，严谨审慎

对于不合情理、不合史实的所谓史料、传说，一概摈弃不取。如对刘备、诸葛亮初次见面经过的叙述，当时的文献记载与口头传说都相当丰富，但陈寿都没有采用，而是按照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自述：“先主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接着解释这一事件说：“由事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再如“七擒七纵孟获”、“空城退司马懿大军”等，都是以史实材料为基础。由此可见陈寿对于史实采纳的谨慎态度。

3.记事谨慎，史事真实

如对甄后死亡一事的记载，在“本纪”中虽然不说是暴亡，在“后传”中则说明了被踢死的事实。这是由于在“本纪”中应该避讳，所以在“后传”中才予以如实披露。又如《明帝纪》中写皇太后崩，《郭后传》也说她崩于许昌，绝对看不到郭后被害的痕迹。因为甄后被踢死是事实，所以书在“传”中；郭后被逼是讹传，因此“传”中不书，“崩于许昌”四字，可以略见她没有死在宫闱，是作者的微言大义。再如《武帝纪》记载“董承等谋泄，皆伏诛”，虽然未讲董承受献帝密诏诛灭曹操，可是，在《蜀先主传》中则予以了详细记载。所以，后人赵翼评价说：“三国志书事得实”，王呜盛也赞誉说：“陈寿史皆实录”。

4.考订精确，对异端他说绝不苟同

如“平反毋丘俭”一事，《世说新语》里司马师奉天子命征讨毋丘俭的时候，高贵乡公并没有亲行，陈寿在《三国志》中则只说司马景王征讨毋丘俭并斩其首，而不讲皇帝高贵乡公亲征，足见作者考订精确。又如“孙策死亡”一事，《江表传志》、《志林》、《搜神记》等都认为是因为孙策杀道士于吉的报应，陈寿则在《孙策传》中明确记述为被许贡家客射杀，足见其不惑于妖妄邪说的独到洞察力。

二、《三国志》的局限

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陈寿最受后人非议的地方：一是改汉为蜀，在蜀、汉的定名上的确有所失当；二是不为丁仪、丁谓二人立传，难以让人接受；三是有些人认为他以私废公，有意讥毁诸葛亮父子，有失史家的公正；四是书法上首创“回护之法”，违背了《春秋》的直书精神。因为史家只有据事直书，善恶不隐，才称得上良史。自陈寿的“回护之法”创立，便被后代的史家们奉为法式，始终没能改变这一弊病。

三、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价值

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释，在原书的基础上对事实进行了许多有益的补充，其价值不次于陈寿的原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其他的史书注释不同，其他注释多注重考订制度、解释文字，裴注主要是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对几家记述不同的同一事件，他也全部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人物和史事，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不当的，裴注也进行了批评纠正。裴注的最大优点还在于，他广泛引证各家原文史料来注解陈寿的原书，引用的书竟然多达一百四十余种，其中绝大多数已经亡佚。

裴注的史料价值，对于三国时代的历史研究，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三国志》。

附：

裴松之生平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祖父时已迁至江南。与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基本同时，去世晚于范晔，在《南史》中与范晔同传。刘宋时任中书侍郎，后奉宋文帝诏命作《三国志注》，元嘉六年（429年）全书注完。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陈寿的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但又指出它“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所以“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虽然裴注字数比原书多出三倍，但后人不仅不批评其喧宾夺主，而且还称赞他是“《三国志》之功臣”。

四史

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在我国史书中的地位与价值，人们习惯上把它们合称为“四史”。

编写体例方面，《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三国志》把三国分为三书分别书写，在断代史中别具一格。《三国志》是继《史记》、《汉书》而作，成书比《后汉书》略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