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对“中庸”的论述

《论语》对“中庸”的论述

作为一种方法论，“中庸”是孔子对待事物和矛盾所持的根本态度。《论语》所记的孔子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贯彻着他的这一“中庸”思想。尽管有的记述未提“中庸”一词，但实际是在论述中庸思想。“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里，孔子把“中庸”作为最高的品德，而且认为当时的人们很少具备这种品德。

中庸思想的核心是“过犹不及”，即既不能过头，又不能达不到，而应该“允执其中”。也就是掌握得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执其两端用其中”。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孔子的“执其中”的思想，并不同于折中主义。折中主义是在原则对立的观点之间采取无原则的调和态度。孔子的“过犹不及”是“执其中”，这里的“中”是有原则的，原则就是作为“仁”的表现形式的“礼”。对于这个原则标准，要无过无不及，做到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不到或过头都不是“执其中”。

孔子认为，只有做到“和而不同”，才可以达到中庸之道。《子路》篇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的意思是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使之保持事物对立的统一；适当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关系，保持相对平衡。世界万事万物都存在着各种矛盾、差异，“和”就是应该承认这种矛盾、差异并使之和谐地存在于统一体中。“同”是无视事物的矛盾和差异，不讲对立，也不讲差异，只是一味求得无原则的、单方面的统一。它与“和”具有本质的不同。

把这种理论运用到君臣关系上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认为，尽管这是君臣关系的礼法，但是在一些事情上君臣则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正因为如此，所以君要“使臣以礼”，要尊重臣子，采纳臣子的正确意见，臣对君则应采取“勿欺也，而犯之”（《宪问》）的态度。“勿欺”即既忠诚于君，又敢对君提出批评，“犯”是批评。这样，尽管具有矛盾、不同，但通过“和”就能互相弥补，就能达到和谐统一，从而实现朝政的稳定。但如果不管君的意见是否错误、是否完善，君说行，臣便说好，君说不行，臣也敷衍了事，这便是“同”，这样的朝政治理结果可想而知。

在处理具体事情的时候，“不可则止”也是中庸思想的生动体现。孔子认为，处理事情要掌握分寸，不破坏事物的统一性。《先进》篇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不可则止”体现在他对史鱼的评价：“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他主张不论政治清明与否，为人都要坚持正道，像箭一样刚直。这也体现在他对蘧伯玉的评价：“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躲藏起来就是“卷而怀之”，这种情况下，坚持道仍然是前提。能行道，就出仕；否则，就不做官。类似的话，还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泰伯》）这些是对未入仕途的人讲的，那么，已经出仕的人，君无道，该怎么办呢？孔子也有办法，那就忠谏，但如果忠谏不听，就只能“不可则止”了，“忠告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谏而不听也就算了，最好不要自取其辱，这样就又不合乎“礼”了。

“不可则止”，事实上就是适可而止的意思。忠谏是必要的，不接受可以走人，但决不能抗上叛君。坚持“尊尊”的礼法，于己于人都有好处。“不可则止”，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理解为“无可无不可”。孔子曾经评论微子、箕子、比干。微子向纣王忠谏，纣王不听，他便出走隐居，这是“邦无道则隐”，是“不可则止”的很好诠释。箕子、比干也都向纣王忠谏，一个被纣王罚为奴，一个被纣王杀掉，他们没有隐居。二人宁可因忠谏遭祸，也决不叛君作乱。具体的情况不同，这种前提下，无论如何办，都是“无可无不可”的，所以孔子评价他三个说：“殷有三仁焉。”（《微子》）孔子还评论过殷的几个逸民，赞赏他们隐居洁身，最后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可见，孔子所说的“执其中”，并不是规定一定要怎样去做，而应该根据具体的条件灵活掌握。但原则还是要以“礼”为准则，所以“礼”始终是孔子心目中的终极目标和标准。只要掌握好这个分寸，一切就都“无可无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