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政治主张

《论语》的政治主张

对政治的论述是孔子的仁学、礼学、中庸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和运用。首先体现为尊王忠君。“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孔子认为只有尊王忠君才能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

孔子提倡的尊王是尊重周王的大一统权力，这包括奉行周王颁行的历书，实行周王统一制订的度量衡和各种典章制度，贯彻周王决定的教育内容，承认只有周王才有发布战争命令的权力。在各诸侯国内，政权只能掌握在君的手里，臣必须忠君，达到“事君，能致其身”（《学而》），这一思想事实上也就是后世所提倡的忠君爱国的前身。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尊重中央的权力与国家主权的完整。孔子的这种思想，对中国两千余年的王朝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明白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孔子之所以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崇的原因所在了。

孔子的政治主张不是单方面的，既有对臣子的约束，也有对君王的要求。他认为治理国家“所重：民、食、丧、祭”（《尧曰》），他把人民和粮食列为治国要务之先，是对西周初期的敬德保民思想和春秋以来重民思想的继承。在这个基础上，孔子进一步提出“庶、昌、教”的主张：“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庶，是人口稠密；教，指教化、教育。孔子认为，人口众多是好事，同时还必须使人民富裕起来，富裕之后再进行教育。庶、富、教三者，富民是中心。“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虽然民食和军备都重要，但民食更重要。季康子苦于盗贼太多，向孔子请教，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意思是说，如果不贪欲太多的财物，就是奖励他们，他们也不会盗窃。孔子明确指出民为盗是由于统治者贪欲太多。孔子主张取民有度，即征敛赋税应适可而止，因为横征暴敛就会造成人民贫困，从而沦为盗贼。

“道（治理）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孔子在这里明确地提出“节用”和“使民以时”两个原则，“节用”就是节约用度，少征用民力，反对统治者奢侈浪费；“使民以时”，就是在农闲时再征用民力，这样才不至于影响农业生产。君王的收入都是取之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这是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言，他把孔子的富民思想理解得很到位：百姓富裕了，君王怎么会不富裕呢？百姓不富裕，君王又怎么会富裕呢？这一思想被引申为后来的“民富国强”。

孔子还提出“尊五美，屏（摒除）四恶，斯可以从政矣”的政治主张。“五美”是指“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惠而不费”，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意思是说让人民自己去发展生产，这并不需要统治者耗费什么。所谓“劳而不怨”，是“择其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这是说使民有度，使民以时，百姓就不会怨恨。

如果把仁学运用到政治治理，自然是德治，也就是仁政。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以德政治理国家，就像北斗星一样，在自己的位置不动，众星都围绕着它。又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规矩）。”（以政令实行统治，用刑法约束，老百姓只不过暂时不去犯罪，但不知道什么是廉耻；用道德教化，用礼法约束，百姓有廉耻之心，就会安分守己。）所以，孔子认为，治国的根本原则是为政以德。在刑罚问题上，孔子主张重德省刑，尽量使用教化，少用刑罚，为政最好不要杀人，若把国家治理好，百姓便会好，也就用不着刑罚了。尽管如此，但孔子并不主张废除刑罚：“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并不是要求绝对不杀人。在德与刑的关系问题上，他主张德为主，刑为辅，先德后刑，先教后诛，反对不教而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