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渊源及流变

词学导读

词的渊源及流变

词即歌词，又称为“长短句”，是格律严密、句式长短不齐、可以合乐歌唱的一种诗歌形式。唐朝时称当时流行的杂曲歌词为“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诗与词的不同之处在于，诗一般供吟咏，词则用来歌唱；诗句法工整，词则句法长短不一；诗的风格端庄典雅，词则柔媚婉约。

如果诗与乐结合，是先有诗，然后再以乐配诗，但是词大多则是先有乐，然后再按乐填词，因此在句式、字数、用韵、平仄等方面，词都要受到乐律的制约，从而形成不同的曲牌、词调。

词产生的确切时间不可考，一般认为在隋唐时期。开始是为配合隋唐以来流行的、以西域“燕乐”为主体的音乐而作的歌词。从敦煌石室发现的十八首《菩萨蛮》来考证，至少有两首作于唐德宗贞元以前。《全唐诗》中收录有初唐人长孙无忌、王勃，盛唐人如唐玄宗等人的长短句，由此可以推测，隋唐时期，词就已经在民间流行，盛唐已经蓬勃发展。被公认为最早填词的是唐肃宗时的张松龄、张志和兄弟以及戴叔伦、韦应物、王建等人。刘禹锡、白居易则是早期词人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现存的70余首词作，不但内容清新，形式上也摆脱了近体诗的束缚。

五代时期，词进入成熟期。长江上游的西蜀，汉水下游的南唐，聚集了当时的一大批词人。西蜀赵崇祚编的《花间集》收录了温庭筠、皇甫嵩、韦庄等18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浮艳绮靡，于是，后人便把艳情闺思的词人称为“花间派”。南唐词人以李璟、李煜父子和冯延巳为代表。经国破家亡，李煜作品苍凉哀婉，有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后期作品无论思想、艺术都超越了同时代词人的境界。王国维中肯的评价：“词至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两宋时期，是词的全盛期。上至帝王将相、爱国志士，如宋徽宗、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岳飞、陆游、辛弃疾、陈亮、刘克庄、文天祥等，下至文人雅士、闺阁妇女，如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朱淑贞等，都有作品传世。这时的作品艺术娴熟，内容丰富，题材多样。

唐圭璋辑录的《全宋词》，收录宋朝词人1330余家，词作19900余首，残篇530余首。另有孔凡礼辑录的《全宋词补辑》，收录140余人，词作430余首。词是宋朝文学的主流，词作在宋朝达到了巅峰状态。

北宋柳永一生致力于词作。柳永懂音乐，擅铺叙、白描，了解普通百姓生活，他的词铺叙委婉，脍炙人口，叶梦得评价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柳永之前，词的体制都是简短的小令、中调，他改制和创作了一些词调，特别是长调，丰富了词的表现力。但柳永词作的内容大都是都会男女生活、羁旅行役、闺怨相思等，题材较为狭窄。

苏轼的词作，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对传统进行了重大突破，主要在于把词与音乐进行了分离。苏轼精通音律，但不受音律的羁绊，纯粹是为文学而创作词。他的作品题材广阔，感怀、记游、说理、谈禅等无所不包，冲破了词为“艳科”的樊篱。他以写诗的方式填词，风格豪放，但也不乏清新婉约。苏词虽然开辟了豪放词派，却被视为别格，不为时人接受。周邦彦是当时公认的词的正宗代表。他精通音律，并且掌管制作宫廷音乐的大晟府，对词律、词乐以及锻字炼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他的词的内容贫乏。李清照坎坷的后半生生活，成就了“一代词人”。她主张词“别是一家”，既反对柳永词的“轻薄”，又反对苏轼的豪放。

南宋初年，主战派的爱国词人，如岳飞、张元斡、张孝祥、辛弃疾、陈亮、陆游等人，主张收复失地、渴望统一，将词作为寄托言志的工具。其中，辛弃疾的词形式自由，气势恢弘，慷慨激昂，引诗文入词，扩大了词的题材与境界。南宋中晚期，部分爱国人士，如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见国家颓败即将危亡，遂沿袭辛弃疾的豪放词风，写忧时爱国的作品。

以姜夔为代表，吴文英、史达祖、张炎、周密、蒋捷等人，则延续着柳永、周邦彦的词风。姜夔是南宋词人的集大成者，他精通音律、词乐，善于咏物，雕琢字句，曾自度曲17首。他们的词作讲求音律，风格细腻婉约、温柔含蓄。

南宋末期，无论形式、内容，词都没有大的突破。元、明二代，词则逐渐走向衰颓。清朝稍有复兴，主要有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风格豪放的阳羡派，以朱彝尊、厉鹗等为代表的风格婉约的浙西派，以张惠言、周济等为代表的讲究寄托的常州派。清末的蒋春霖、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等，尽管各有成绩，但词的鼎盛已一去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