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荆楚吟·武汉之旅·武汉·三镇锁大江名城历千秋
武汉地处我国的中腹,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是华中最大的都市。
武汉位于长江与汉水的交汇之处。横贯中华大地的长江自雪山高原奔泻而来,闯过了三峡险阻之后,又携着滚滚波涛,从武汉斜穿而过。发源于陕西汉中的汉水,千曲百折,也恰在武汉注入长江。于是,两条江河就很自然地将武汉切成了三个部分。长江东南岸为武昌,而长江西北岸的汉口和汉阳又被汉水从中间分隔开来。这种二水分三城的城市格局是不多见的。由于依长江,临汉水,武汉又有“江城”之称。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在此吟咏过“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的诗句。
武汉三镇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方面,武汉扼守着长江中游的咽喉,西可经三峡入巴蜀,东可下皖赣、通吴越,是东西水路交通的枢纽。另一方面,武汉雄踞华中,北可连豫鲁,达燕晋;南可越洞庭,抵两广,又是南北陆路交通的要冲。因此武汉素来被称为“九省通衢”。特别是在今天,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横卧在长江的烟波之上,使千古“天堑”变成了“通途”。
武汉作为一座古城,也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
武汉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留下了原始人类的最初足迹。据传大禹在治水时,曾到过这里。传说坐落在长江西北岸的龟山,即由当年辅佐大禹治水的灵龟化成。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为楚地。武昌一带名“鄂渚”,汉口一带名“夏汭”。今日武汉尚留有古琴台等多处楚文化遗迹。据考证,伟大诗人屈原曾被流放“鄂渚”。屈原在《涉江》中写道:“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御余车兮方林。”《哀郢》中写道:“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这些诗句,都记载了当年屈原在今武汉附近的行踪。
秦时,这里属南郡。汉代,这里属江夏。至汉末三国,魏、蜀、吴三方拥兵鼎立,逐鹿中原,这里也成了兵家争斗的要地。曹魏鲸吞江北,孙吴据守江南,成对峙之势。西蜀则既联吴抗魏,又与东吴明争暗斗。百余年间,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现今在武汉附近,遍布三国遗迹。沿长江,蛇山有“黄鹤楼”,龟山有鲁肃墓和关羽“洗马口”;江中有因祢衡《鹦鹉赋》而得名的“鹦鹉洲”;东湖一带,较著名的有磨山顶上的刘备郊天台,以及南端的关羽卓刀泉和北端的鲁肃白马冢等。这些遗迹,几乎每一处都有一段动人的传说故事。
到唐宋时,三镇逐渐兴盛。众多文人墨客曾来此游历,睹物兴情,留下一首首优美的诗篇。此地的富庶繁华,更是令人瞩目。南宋陆游《入蜀记》称其“市邑雄富,列肆繁错”,“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范成大《吴船录》也称其“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群未见其比”。
明代成化(1465—1487)初年,汉水下游改道,将原为一体的汉口和汉阳分为两处。因位于汉水之北而得名的汉阳,反倒成汉水之南。这以后,商埠从汉阳移至汉口。汉口从一片芦洲上迅速崛起,发展成了与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齐名的“四大名镇”之一。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武汉为曾经充满了屈辱的中国近代史册翻开了辉煌的一页。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第一枪,就是在这里打响的。
当时,清王朝一方面对外丧权辱国,一方面对内残酷镇压,已经腐朽到极点。为结束封建王朝的统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一直在积蓄力量,宣传民众,准备发动武装斗争。而湖北正是革命力量比较集中的地方。
革命的时机日益成熟。1911年9月,武汉三镇的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共同成立了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部积极筹备武装起义,并渗透到湖北新军旧部。起义的日期最初确定为10月6日(中秋节),但未能如期发动。10月8日,革命军设在汉口的一个领导机关内,装配炸弹不慎引起爆炸,起义准备工作暴露。于是,总指挥部决定于10月9日晚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信号,立即举行起义。然而,由于命令未能及时送达南湖炮队,起义又被迫推迟了。就在这一天中,大批革命同志被捕,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烈士英勇就义。
当满清政府正陶醉于“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的喜悦之中时,1911年10月10日,宣告封建王朝覆灭的武装起义终于爆发了。由工程第八营为先导,占据了楚望台军械库,城内城外的革命同志纷纷响应。经过一夜浴血奋战,拂晓时分,起义军攻占了湖广总督署,清廷的湖广总督瑞澂狼狈逃窜。至此,起义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武昌起义的震动和鼓舞下,辛亥革命的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就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
如今,位于武昌阅马场北端的红楼依在,它是辛亥首义第一个革命政府——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所在地。在阅马场南端建有黄兴拜将台纪念碑,那里是辛亥革命时黄兴任战时总司令受印之处。此外,还有楚望台、起义门(原为中和门)等。这些遗迹都在向人们证实着、诉说着那段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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