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吴越曲·苏州之旅·苏州·文萃之邦

悠悠吴越曲·苏州之旅·苏州·文萃之邦

苏州自古是江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自春秋以来，文人辈出，艺术繁荣，与秀丽山水绵延并存。

吴歌清悠

江南民间歌谣丰富多彩，韵味淡雅清悠，自古统称“吴歈”;苏州古谣源远流长，自成一派，乃“吴歈”之乡。

“吴歈”，即吴歌的古称。其风格清新、曲调婉转，以吐字缠绵的吴侬软语抒情表意，沁人心脾，传唱不衰，堪称我国古代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吴歈”一词，最早见诸屈原所作《楚辞·招魂》。而在此之前吴歌即已盛行于民间，相传为春秋之际吴国的古老民歌《梧桐秋》，寓含讥喻之辞;另一首《南山有鸟》，则为吟唱男女情爱的缠绵之音，其风格同《诗经》相近，亦具有风土人文的史料价值。汉乐府诗中的五言吴歌《江南可采莲》，听之似见江南水乡秀色。三国时吴国民间传唱的《吴孙皓初童谣》，则表述了吴人对故土的眷恋之情。

六朝时，吴地民歌成为新乐府辞中的一类出色诗歌，名为吴声，又称吴格。闻名遐迩的有《子夜吴歌》，总计一百二十五首，其中《子夜歌》二十四首，以对答的形式抒发妙龄郎妹耕织悦爱的真挚情意。子夜吴歌为五言小诗，谐音双关，随拍扬抑。后人多有仿其制而作者，如唐代诗人李白亦步其韵写成四首子夜歌。六朝《子夜歌》第七首中唱辞曰：“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歌中“丝”与主人公的“思”谐音;“匹”与恋人的“匹配”双关。其中乱丝放入残机织不成帛的原意，引伸为男女情思受到阻隔，可悲可叹。

流传至今的著名吴歌《月儿弯弯照九州》，相传编创于南宋。明代叶盛《水东日记》云：“吴人耕作或舟行之劳，多作讴歌以自遣，名唱山歌，中亦多为警劝者，漫记一二：‘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多少漂零在外头?……”明代的《栀子花开六瓣头》，亦是广为流传的吴歌之一。明太祖朱元璋喜听吴歌，曾请昆山民歌高手、百岁老人周寿入朝弹唱，周引吭高歌，百官听得如醉如痴。清时，吴歌曲调愈加发展，有《十二月花名》、《苏州景》等时调小曲，被苏州评弹和苏州滩簧等艺人汲取改编，传唱更广。近年吴江芦墟收集有古代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歌词长达两三千行，堪称民族艺术的奇葩。

吴舞翩跹

吴地自古有歌舞之乡的风情。今人考证古文字得知，吴字，上半部为“口”，乃“甘犹从口”，即善唱;下半部从“夭”，乃“倾头屈身”，即善舞。难怪唐李白有诗赞曰：“新弦采梨园，古舞娇吴歈”。

吴地民间古舞《白紵舞》、《白鹤舞》、《白符舞》等，始自东吴，盛于六朝，先后流入上层宫廷豪府，常演于宴乐场合，以舞者穿白紵长袖舞衣故名。舞者的舞步、身法、手式、眼神颇有讲究，舞步须“如推若引”，轻盈流畅;动作以舞袖为主，分掩、拂、飞、扬，细腻传情;旋律由徐缓转紧促，以踏足为节，以身段抒情，以眉目传神，与音乐、歌吟相配，合成一美仑美奂的歌、乐、舞艺术之精品。

从晋、宋、齐、梁至隋唐的历代《白紵舞》词赋可见，舞者常拟各类美鸟动作。欣赏如鹤似雁蹈之舞之的吴女扬紵漫舞图画，令观者如临仙境。六朝时，白紵舞已分独舞、双人舞、五人舞、群舞。《白紵舞》辞有“娇怨独立特为谁”句，言其独舞的舞式;而“将流将引双雁行”则为双人舞的赞辞;又“俱动齐息不相违”，乃描画群舞时一个个舞女俱奔放、同静息的抑扬顿挫场景。

据称，中国古代乐舞十分重视舞者手袖的姿态运用，此大概与“击石拊石”、“长袖善舞”的民间劳作生活与舞蹈传统艺术有关。吴舞则为中国古代传统舞蹈“以手袖为容，踏足为节”之先声。由江苏常州戚家村南朝墓葬出土的《舞伎图》所见，其上舞伎腰枝纤细，长袖飞舞，裙裾婆娑，手托灯盏，眉目凝神，足似腾云，翩翩旋舞，乃真一幅吴女美舞图。

娓娓评弹

在曲艺的百花园里，苏州评弹独树一帜。评弹俗称说书，是评话与弹词的统称。评话只说不唱，俗称大书;弹词亦说亦唱，习称小书。其渊源可溯及唐、宋，评话由唐代的“讲史”和宋代的“平话”演变而来;弹词则从唐代诵经念佛的“变文”脱胎形成。以吴侬软语说书，始于明末清初。现存最早弹词脚本，为明崇祯年间传抄的《白蛇传》。

清代乾嘉年间，兴盛一时的评弹流行于江南城乡，苏州书场多达几十家，评弹艺人数以百计，听众云集。开办最早的书场有坐落于宫巷的桂舫阁、石湖路田堂的引凤园、道前街的雅仙居、临顿路的清河轩;开创最久的有葑门横街的椿沁园、山塘街的大观园、东中市的中和楼、濂溪坊的怡鸿馆;最享盛名的为清代的书场四大庭柱，即宫巷的聚来厅、皮市街的隆畅、临顿路肖家巷中的金谷、闹市中心太监弄的老义和。清末，每逢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前后，苏州各书场连办评弹大会书，艺人登台献技，曰“跳龙门”;对露丑者喝倒彩，谓“倒面汤”。

评弹唱词的基本形式为七字句，仿七言绝句的对偶、对仗分“二五”与“四三”，依唱词的平仄发音长短，极尽吴语的音乐美。“雅处近诗，俚处似谚”，有雅俗共赏之妙。

相传苏州评弹兴盛，起自名角王周士因艺惊四座而得宠于乾隆。王周士面目奇丑，人称紫癞痢，却擅说《游龙传》等书，口若悬河，观者称奇。乾隆第六次南巡驻跸苏州，下榻幽静的沧浪亭，侍者曾引王周士到园说书。入夜，红烛高照，王跪称“须坐而说”，乾隆遂赐一锦墩。王轻拨三弦，吴语流泻，使“龙颜大开”。说毕，乾隆赐其七品冠带，命随驾赴京，点唱悦乐。王周士数年后托病返回苏州，在自家宅院前高悬“御前弹唱”大匾，慕名听唱学艺者络绎不绝。从此，苏州评弹名噪四方。王周士又于乾隆四十一年(1176)在城中宫巷第一门创立评弹艺人组织，取“光前裕后”之意，名光裕公所，奠定了苏州评弹业的基石，人称“千里书声出光裕”。他将技艺著书传人，书有《书品》、《书忌》二册;又将肺腑之言告勉说书人，“以弦歌余绪，本着劝忠教孝之旨，出之以诙谐，用以惕世俗之听闻，并借此以谋衣食焉”。继王氏之后，评弹名家不绝，先有“五大家”，即陈士奇、毛葛佩、俞秀山、陆瑞廷、林汉扬;后有“四大金刚”，即马如飞、赵湘洲、王石泉、姚士章。光裕社还一改男子说书陈见，接纳女艺人入社。

评话与弹词即大书与小书，题材、形式各有特点。评话，只需一人登台，一把折扇，一块醒木，即可开讲。讲的多为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风云叱咤的侠客豪杰。其中说历史演义的称“着甲”，如戏曲中的“长袴”;说侠义公案的则如戏曲中的“短打”。弹词，为二人说唱，称为“双档”;也有一人说唱的“单档”和三人合说的“三档”。上手持三弦，下手抱琵琶，自弹自唱。

评弹的表演手法主要有“说、噱、弹、唱”。说，指说表，包括说白和表叙，以细腻曲折见长。噱，即噱头，为“书中宝”，颇含寓意，妙趣横生。弹，指乐器伴奏，弦琶琤琮，悦耳动听。唱，即演唱，嗓音抑扬顿挫，吴语轻柔舒缓，既有说书人的独白表唱，亦有书中人物的咏叹对唱。

弹词曲调，分流派唱腔和民歌曲调两大类。前者调名多以创曲者姓氏称之，有陈调、俞调、马调、蒋调、张调等，或雄浑酣畅，或委婉低回，或刚健苍凉，或圆润清丽，各有千秋。后者调名多具江南水乡风味，与唱腔一脉相承，丝丝入扣，有山歌调、金绞丝、乱鸡啼、海伦调等。

评弹表演虽无布景、脸谱、化妆，却全凭演员艺术功力，达到了与戏剧艺术比翼齐飞、异曲同工的艺术效果。

昆剧一枝花

我国古老戏曲剧种之一的昆剧，原名昆曲，亦曰昆腔。它集中了我国汉民族戏曲的精华，在明清两代曾独领剧坛风骚，唱红大江南北。

昆剧于元末明初流行于苏州昆山、太仓一带。明嘉靖年间，经戏曲家魏良辅等发掘、整理、创新，遂流传各地，统领剧坛二百余年，逐渐形成北昆、川昆、徽昆、湘昆、甬昆、温州昆、金华昆等各具风土特色的流派。昆剧集宋、元南戏和金、元杂剧中国古典戏曲艺术之大成，经名角艺人精研细琢，形成唱腔典雅、婉转、悠扬、细腻的艺术风格。清乾隆时昆剧戏班有四十多个，为鼎盛之期，艺人云集苏州。有词云：“苏州好，戏曲协宫商;院本爱看新乐章，舞衣不数旧霓裳，昆调出吴阊”。清道光年后，昆曲虽有衰落，但亦出过声望很高的“集秀班”、“高天小班”、“聚福班”等。民国初年，苏城桃花坞五亩园开办“昆曲传习所”，学员以“传”字排行，“传”字之后又分四角取名：小生演员取玉字旁，旦角演员用草字头，花脸、老生扮演者取金字旁，丑角演员用三点水旁。五十年代，整理改编了《十五贯》等传统剧目，救活了这个濒临绝境的剧种。

明人魏良辅，原籍江西，后寓居太仓。通晓音律，潜心好学，嗓音高亢;为研究江南曲乐曾“足迹不下楼十年”。他以昆山土腔为基调，一改南曲的平直，兼蓄北曲、诸腔、江南小曲的优点，“转喉押调，度为新声”，是曰昆曲。魏氏创曲，源于师授之功。一师名过云适，戏剧音乐艺术造诣甚深，魏称“自谓不如”，“每有得必往咨焉，过称善乃行，不即反复数交勿厌”。一师名张野塘，北曲名家，魏与之切磋声律剧曲，“两人相得说歌舞”。自此，昆曲既承南曲清丽婉转格调，又兼北曲激昂亢爽之音。

苏州早年专供昆剧艺人一展歌喉、一亮身段的地方是城中郡庙附近戏馆。常演唱《浣纱记》、《荆钗记》、《琵琶记》、《牡丹亭》等传奇性历史剧目。表演上舞蹈性强，开场即闻笛、箫、笙、鼓、板、锣、琵琶之声，把人称“水磨腔”的吴语曲声烘托得细致入微。苏州民间有拍曲鼓簧之习。清时，被奉为戏曲正宗的昆剧为文人雅士所欣赏、品谈，缙绅子弟和读书人喜欢即兴拍曲。每逢“爷台会串”(即“清客会串”)，城乡轰动，万头攒动。大宅闺阁飘出莺啼笛鸣，水巷帆舟传扬悠悠曲声，巷坊深处应和曲曲唱腔。

碑刻传千古

多以太湖青石为基质，集书法、雕刻、绘画艺术为一体，名冠江南的苏州碑刻，以其数量(计千余方)多、涵文广、门类繁、图文茂、刀法精为特色，吸引着历代文人雅士，亦成了苏州人文、物源、历史、地理、天象的重要史料。

苏州现存名碑以宋、元时期为多。宋碑《平江图》、《天文图》、《地理(坠理)图》、《帝王绍运图》，保存了珍贵的宋代苏州及全国的全方位天文、地理、城池及朝代更迭之历史遗迹。兀立于灵岩山麓的宋代名将韩世忠功德碑，属国内罕见之巨碑。现存最早的一方碑刻，为上方山寺塔内隋代王以成题记的古碑。在唐、宋以后的碑刻中，有唐代书法家李阳冰篆书的《鹤竹碑》;元代赵孟佈所书《重修山门碑》(于玄妙观正山门);明代文徵明书《心经》碑，周天球所写《宋丞相相国文公祠碑》，还有《五人墓碑记》，《重修白公堤记》;清代的《织造局图》、《苏郡三横四直图》碑。这些碑记均为研究地方史志的重要参佐文献。

反映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碑刻，约有五百余方。如《永禁机匠叫歇碑》、《永禁踹匠齐行增价碑》、《织造经制记》，均为重要的史料实录碑。而铭刻警戒滥伐乱捕自然生物、保护环境生态平衡的石碑，如《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永禁三春捕捞鱼鸟碑》、《封禁苏省诸山采石碑》等，至今令人驻足深思。

《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环境保护法律铭文石碑，立于虎丘山门内。碑高150厘米，宽73厘米，碑文一千五百字，清乾隆二年(1737)立。内容为严禁在虎丘山设立染坊，以保护河流水质等。明清时期，苏州虎丘、山塘一带大小染坊为数不少，招致附近河流池泽“青红黑紫”。苏州有识之士为此奔走，促使地方政府颁布“禁染”法令，并勒石立碑于虎丘。

苏州名园的游廊壁间和寺观中，亦多有碑刻。园中碑刻或为园记及历代游园者唱和诗赋;或为摹刻历代名人手笔，集成丛帖。沧浪亭五百六十九帧历代名贤石刻像，刻工精细，刀法纯熟。拙政园中沈周、文徵明石刻画像，线条挺秀，形象端庄。留园法帖三百余方，书法刻工风格各异。寺观石刻，以玄妙观三清殿的宋刻《老子像》为最早，传为吴道子所绘，线条遒劲，有“吴带当风”之貌。寒山寺张继诗碑几毁几书，历尽沧桑。

苏州历代碑刻艺人技法娴熟，妙手众多。当年南京中山陵园的三百余方碑刻，皆为苏州匠人精雕细刻之品。

刻书名四海

我国独特的雕版印刷术，通称刻书术，始创于隋唐时期;苏州即为我国刻书业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传说苏州曾有“刻书赛积德;藏书胜藏金”之谚，称“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古时有官府刻书、书商刻书、私人刻书之分。

据元稹《白居易诗集序》“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句及史载，中唐时苏州已有书商刻书;宋初承天寺为刻印佛经佛像的著名场所。苏州现存最早官刻本，为宋嘉祐四年(1059)姑苏郡斋王琪刻印的《杜工部集》。熙宁元年(1068)后，苏州坊刻、私刻书籍盛行。现存最早的实物刻本是南宋绍定四年(1231)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局开雕的“碛砂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共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前后历时九十一年才大功告成。其中《佛说一切功德庄严王经》一卷现藏于西园寺中。宋代苏州刻书业因“苏杭间一苇可通”，故仅次于刻书中心杭州。

元代，平江路儒学、吴郡庠、刘氏梅溪书院等专刻经史诗文集;私刻、坊刻、寺院刻有范氏岁寒堂、姑苏叶氏坊等。明代刻书业盛极，苏州、南京以“刻业中心”并称，有苏州“书肄之胜，比于京师”之说;而京师书贾又多为苏州人士。据明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载：“当今刻本，苏常为上”;“凡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史家论及明代苏州刻书有三个时期：一是明初，版式黑口，字体摹仿宋元风格，所刻书籍以经书儒学古书为多，次为政令典章之书，宋元本籍少见。成化以前，以木刻为主;成化二十年(1484)前后，江南流行铜活字印刷，苏州广为运用，前代辞章诗话随之出版。二是刻书最盛值正德、嘉靖、万历三朝，崇尚宋体字，版式白口，纸张讲究，官私刻本皆丰。出书最繁盛者为顾元庆“大石山房”。万历以后，又创彩色套印，有吴县钱谷“悬馨室”、长洲许自昌“梅花墅”、陈仁锡“阅帆堂”等印刻文人杂志、戏曲小说、通俗书刊，并附精美插图，于坊间出售。三是天启、崇祯年间刻本，行格排列疏朗，然刻校不及前期工整。呈现众多著名刻书人竞相印刻古书珍本、秘本的风气，对古代文化宝藏的整理、发掘、保护起了重要作用。崇祯年间闻名江南的刻书坊有吴县赵宦光“小宛堂”、吴郡顾凝远“诗瘦阁”、常熟瞿式耜“耕石斋”等。

明代天启、崇祯年间，江苏常熟刻书奇人毛晋与其开设的藏书处汲古阁远近闻名。汲古阁另在常熟迎春门外七星桥西侧“设有印书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当时印书所用大石盂，现存常熟县石梅小学。相传毛晋“生而笃谨，好书籍，自其垂髫时即好锓书，有屈陶二集之刻”。刻书之初，毛晋招请工匠于家中锯刨琢磨，好心人劝其父曰：“你辛苦半世，成家不易，贵子却不误正业，捉笔弄刀，门风败矣!”毛晋之母辩曰：“刻书虽难成事，但总与游手好闲不同!”并倾其囊资助毛晋。功夫不负有心人，毛晋刻书成功，四方之士都涌至汲古阁争购书籍，那个曾非议毛晋的人亦捧着购得新书，对毛晋的精镂细雕之技赞叹不已。毛晋自叙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称，其连做三梦，皆有蟠龙盘绕庭柱，“口吐双珠，隐隐籀文，微露山字，仰见两楹，分悬红牌，上书‘十三经’、‘十七史’六个金字”，故彻悟“穷通有命”，并镌刻二书。他数十年如一日，“寒暑不易，闭户自课”，累得“头颅如雪，目睛如雾”，且卖掉数百亩田地，充作刻书资费。他就是这样一位锲而不舍终成大业的刻书巨擘。毛晋刻书四十余载，成书六百余种，经、史、子、集均有。其中宋范成大《吴郡志》、龚明之《中吴纪闻》，明孙祚《沧螺集》等，堪称珍本。

清代著名刻书坊，有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精舍”、沈氏“古倪园”等。

藏书盛不衰

苏州自古文风兴盛的一大特征，是藏书丰富，种类繁多，藏书家代代相承。“吴中文风，素称极盛，俊士荟萃于兹，鸿儒硕彦，代不乏人，以故吴中旧家，每多经史子集四部书之储藏;虽寒俭之家，亦往往有数百册，至于富裕之家，更是连椟充栋，琳琅满目。故大江以南，藏书之富，首推苏州。溯自元明以迄清季末叶，藏书之家，指不胜屈。拥有数千百卷之图籍者，多不胜举，居民中藏有一二十箱线装书的，并不为奇。”这是吴地藏书的真实写照。

苏州藏书与刻书为文苑艺圃的并蒂之花。唐、宋以后，随着雕版刻书、印刷销书之业的发达，书籍流通渐广，藏书也形成了风气。刻书家中藏书丰富者比比皆是;而藏书家亦多兼事编刻、出版之业。因藏书与刻书相辅相成，故若以南宋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所刻卷帙浩繁的《碛砂藏》推测，于北宋前已出现了官私藏书者及佛寺藏经楼。

旧时苏州藏书家将古书视为珍宝，往往精藏秘存，并标以简短铭语，诸如：“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如不才，敢弃置，是非人，犬豕类”;“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且有《伏天晒书诗》一首曰：“三伏趁朝爽，闲庭散旧编;如游千载上，与结半生缘。读书年非耋，题惊岁又迁;呼儿勤俭点，家世只青毡。”

苏州藏书由两宋迄今，著名者有二百余人。北宋年间，“乐圃先生”朱长文家藏古书二万卷;叶梦得藏书十余万卷。元代藏书家张雯，祖孙三代皆操此业。明代苏州藏书益盛，弘治时有吴郡“金兰馆”;嘉靖年有吴郡金李“泽远堂”、袁褧“嘉趣堂”、沈辨之“野竹斋”;万历时有吴县钱谷“悬馨室”、长洲许自昌“梅花墅”、常熟县赵琦美“脉望馆”、东吴徐泰时“东雅堂”、长洲陈仁锡“阅帆堂”;崇祯年有吴县赵宦光“小苑堂”、海虞(常熟)瞿式耜“耕石斋”。名人中的藏书家有吴宽、沈周、唐寅、陈道复、王宠等。另有文氏祖孙四代，始自文徵明，继之文彭、文嘉、文元发、文伯仁、文震孟、文从鼎，皆是名画家，又是藏书家。藏书最负盛名者当推正德年间长洲顾元庆的“大石山房”及崇祯年间苏州府常熟县毛晋的“汲古阁”。顾氏刻、藏相兼，所刻《顾氏四十家文房小说》，为家藏明代史籍。毛晋父子相承，刻藏并进，藏书多达八万四千余册，多为宋元缮本，其所建“汲古阁”、“目耕楼”，为继白玉峰“菉竹堂”、娄东“万卷楼”之后江南藏书最丰之处。毛晋善用上等精纸、名墨影写秘籍，世称“毛钞”。其五子毛扆辑有《汲古阁秘本书目》，为目录学之草创。此外，传言进士杨循吉年迈家贫，然家藏巨帙十余万卷，其一生破费皆用于藏书矣。

清代苏州藏书在全国名列前茅。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四库馆”，收集全国轶书计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一种;其中由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两淮盐院呈入者四千六百六十六种，苏州地区所占比例甚大。时人称道的著名藏书楼有长洲黄丕烈的“士礼居”、汪士钟的“艺芸精舍”、元和(属苏州)顾之逵的“小读书堆”、昆山县徐乾学的“传是楼”、常熟钱谦益的“绛云楼”、钱曾的“述古堂”和“也是园”、张金吾的“爱日精庐”、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张仁济的“照旷阁”。其中藏书最丰者为“士礼居”、“绛云楼”、“述古堂”、“铁琴铜剑楼”。

钱谦益得刘、钱、杨、赵四家藏书，计七十三大柜，宋版秘藏不露，编有《绛云楼书目》。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被焚，残书赠予族人钱曾。钱曾以其号“也是翁”为所建书斋命名，藏宋元珍本，编《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并撰有《读书敏求记》。黄丕烈搜集宋版书百余种，于长洲悬桥巷专设书室，题额“百宋一廛”;校勘家顾广圻为其作《百宋一廛赋》。黄氏收藏、校勘精细，被称作清代大江南北之藏书巨擘。瞿绍基“铁琴铜剑楼”原名“恬适斋”，规模宏大，位于常熟市城外罟里村，建有厅堂楼阁，读书藏书皆宜。另有何义门的“赉砚斋”，藏书万卷;他著有《义门读书记》，为研究古籍之参考工具书。晚清顾沅“收藏旧著及金石文字甲于三吴”;叶昌炽设“缘督庐”，著《藏书纪事诗》七卷，为研究古代藏书及版本的必备之书。清末民初有顾麟士的“过云楼”(现铁瓶巷内)、吴梅的“奢摩他室”及“百嘉堂”等。清光绪十四年(1888)江苏布政使黄彭年于苏州沧浪亭北可园内建楼五楹藏书，名“学古堂”，书有四万卷。其后著名藏书家及堂馆有：潘祖荫的“滂喜斋”和“功顺堂”、邓邦述的“群碧楼”、莫裳的“铜井山房”、胡玉缙的“许庼”、叶昌炽的“奇觚庼”、江标的“灵鹣阁”、金天翮的“天放楼”、莫厘王氏的“写礼庼”、曹氏的“笺经室”。

苏州的藏书家多为文人雅士，且偏好宋元书刻。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云：“古刻愈稀，嗜者愈众，零篇断叶，宝若球琳。盖已成为一种汉石柴窑，虽残碑破器，有不惜重资以购者矣。”这种风气，竟使得一些豪门官宅亦购置古籍，装点门面。因此洪亮吉《北江诗话》称：“藏书家有几等之分。”观前述藏书家中，擅于收藏者有昆山“传是楼”徐氏;精于鉴赏者有黄丕烈、钱曾;长于刻书、校勘者有钱谦益、朱彝尊。有兼事编辑、著述者，亦有专事猎奇、掠贩者。藏书家往往精于整饬、修补、装潢、分类、编目、标签诸技;有的则喜好对其中珍本加以批阅、提要、校勘、考证，或进行辑录，从不同角度保存了古代文化遗产。

近、现代苏州从事著述及爱好藏书的知名人士有章太炎、李根源、叶恭绰等。

苏州寺院藏书也颇丰厚。灵岩寺所藏佛经数量甚多。西园寺所藏元代善继和尚血书《华严经》，共八十一卷，乃其一生“折骨为笔，刺血为墨”而成，附宋濂等三百余人序跋，为著名的佛教文物。

书画有奇才

唐时，苏州书画界人才辈出，其佼佼者有草圣张旭和丹青名手张璪等。

中国古代书法，字体繁多各有千秋，皆有佳作留传后世。狂草，是最为恣肆纵放的一种草书，由唐代张旭所创。张旭，字伯高，初为常熟尉，后官金吾长史，时人称张长史。其性豪放不羁，嗜酒能诗，长于七绝;工书习墨，精于楷法，草书最为知名，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璡、苏晋、崔宗之、焦遂合称“酒中八仙”。相传其每嗜酒大醉，必呼叫狂走，下笔泼墨，逸势奇状;或以头濡墨而书，酒醒自视，以为神怪，不可复得其字，世人谓之“张颠”。他自言“见公主担夫争道而得笔意;闻鼓吹而得其法;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其神”。时人以张旭草书、李白歌诗、裴旻剑舞为“三绝”。张旭书法笔画省简，连绵回绕，一笔数字，一气呵成，隔行之间气势不断。怀素继承并发展了他的草书，世称“颠张狂素”。后人对张旭十分推崇，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旭“卓然孤立，声被寰中”，“字所未形，雄逸气象，是为天纵”，“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则群像自形，有若飞动”。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称其“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交，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因此“变动尤鬼神，不可端倪”;宋苏轼谓“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明画家倪瓒曰，“张旭草书《春草帖》锋颖纤悉，可寻其源，而麻纸松煤，古意溢目，真足为唐人法书之冠”。

张旭传世书迹有正书碑刻《郎官石记》、草书《自言帖》、《自觉帖》等。

张璪，一作藻，字文通，擅绘山水，长书法，书有《臧希让碑》、《复鄠县记》。德宗建中三年(782)曾在长安作画。著有《绘镜》述绘画要诀，今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璪“双手握笔作画，号称‘双管齐下’”。他画山水栩栩如生，人谓其“画石则石尖欲落，画泉则泉喷如吼”。画家毕宏慕其挥笔而就的秀树奇石作品，曾问其师承何人，张璪答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毕宏闻之，自叹弗如，遂掷笔罢画。后世画家乃将张璪所言的这八个字作为绘画心法。相传监察御史陆潘设家宴酬宾，请张璪即席作画。只见张璪凝神运气，双手握毫，秃笔上下挥动，两幅松岩图一并呈现于案几，“一为生枝，则润含春泽;一为枯枝，则惨同秋色”。画中松皮似鳞，岩石如削，烟云似带，水流如注，看客无不称奇。

吴门四画家

秀美淡雅、气象万千的苏州山水景观，赋予吴地画家得天独厚的绘画蓝本，故名家众多，名画传世，为人称道。据《吴门画史》载，苏州历代名画家有一千二百二十名，均有生平画技可考。明、清两代更是名家辈出，绘画技艺达到鼎盛。吴门(苏州别称)四画家，即明四家，指明朝中叶国画界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明中叶手工业、工商业的发达繁荣，为他们的绘画艺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吴门画派不拘泥于流行画派的俗习，撷取唐宋名作精华，独辟蹊径，形成吴中画风，影响后世。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为苏州相城镇石田乡人。受祖辈诗书字画影响，好游历作画吟诗，不务官职。擅长山水画，笔力雄健，兼工花鸟，也画人物，为当时画坛盟主。作有《策杖行吟图》传世。

苏州城外20余里处的东宅里村西北，有一小湖。湖畔之北，耸立常熟虞山，山色随四季晨昏、阴晴雨雪，变幻万千，令人难以捉摸;湖中倒影更是色彩斑斓，变化无穷。人称：“虞山一年七十二变”;亦有“虞山一日七十二变”之说。沈周幼时，每日闻鸡练笔，蘸湖水作画，落日而归。经多年研磨，终成山水画名师。故人称此湖为“画师湖”。在苏城东北20多公里的吴县相城宅里村，有沈周墓，周约5亩，小河环绕，青石环砌，封土2米。墓前有其后人所建碑亭、明王鏊书《沈隐士石田先生墓志铭》等碑刻。

书画家文徵明(1470—1559)，为沈周的学生，原名璧，字徵明，后改字徵仲，名徵明，号衡山居士，长洲(今属吴县)人。五十四岁时被荐入京翰林院供事，不久辞归苏州。擅画山水、花卉、兰竹、人物，工笔秀润。文氏刚烈耿直，拒为藩王、中贵(太监)作画。八十五岁时作《诗泛石湖书画卷》，人称“诗书画三绝卷”。还有七百多首诗，刊成《甫田集》传世。其子孙七代二十多人亦为画家，其中文彭篆刻艺术炉火纯青，自成一派。

苏州城北3公里的陆墓镇李家浜，建有1亩见方、封土高约1米的文徵明墓。墓前有照池，神道上原有碑石、华表、石兽、翁仲等。

唐寅(1470—1523)，字子畏，又字伯虎，号六如居士。诗文书画，无一不工，为明四家声誉最大者。幼时家境贫寒，其父在苏州阊门内开酒店维持家计。他幼年即聪慧好学，受画家文林(文徵明之父)影响，后拜名画家周臣为师，又与文徵明同师沈周。仕途受挫吃官司后，弃功名从绘画，成就显赫。其画像列入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

唐伯虎于城北桃花坞原宋代枢密章粢别墅遗地建桃花庵，与继室红粉知己沈九娘居于庵中，用卖画的钱建亭植桃。因有感于《金刚经》“如梦幻泡影，如霞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句，笃信佛学，自号六如居士。他曾赋《桃花庵歌》以明心志：“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驰驱我得闲。别人笑我忒疯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庵中原有检斋、六如阁、梦墨亭，魁星阁为唐寅读书处。

桃花庵西南廖家巷原建有唐寅祠堂。明天启年间名“准提庵”，于浚池时发现唐伯虎《桃花庵歌》石刻一块。清嘉庆六年拓庵东唐寅祠，额匾题名“桃花仙馆”。唐北小巷原为唐寅病死暂瘗之所，嘉靖二十二年唐寅坟移至西郊横塘王家村(今晋源桥东路北)。诗友祝允明作墓志铭，太守胡纉宗题碑文。墓地广约1亩，墓前石亭立碑一座。现墓南纪念馆有楹联一副：“问唐衢痛哭何为?纵使青云无望，却赢得才子高名，在将相王侯以上;继宋玉招魂之后，此番苍墓重修，更装点横塘美景，替湖山花月增妍。”

自明代冯梦龙书《警世通言》收《唐解元一笑姻缘》之后，唐伯虎点秋香故事流传甚广。其实，据史家说，“诗酒风流”的唐伯虎，一生并无风流韵事，唐伯虎点秋香之类多出于小说、戏曲家的杜撰、渲染。

仇英(?—1552)，字实父，号十洲。出身漆匠，后从周臣学画。作画工细，善临摹唐宋名画，以人物、山水、花鸟图为蓝本，惟妙惟肖。耗时六年所画《子虚上林图卷》，长5丈余，画中人物、山水、亭台、鸟兽与军旅营地，皆形神俱备。这是其深刻观察生活，并情动于中的结果。杨翰《扫石轩画谈》称其画“有韵有情”、“令人探索无尽”。

吴门画派传世之作有：沈周的《东庄图》、《虎丘图》;文徵明的《拙政园图》、《石湖图》;唐寅的《震泽图》;仇英的《江南春图》等。

苏州刺史三诗翁

苏州曾建有“三贤堂”，以纪念为人们敬仰的唐代三位作过苏州刺史的诗人，他们是淡泊诗人韦应物、风流诗翁白居易和谦谦诗豪刘禹锡。

韦应物于788年秋任苏州刺史，司政廉直，治吴三年，使苏州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他广交文友，切磋诗文。曾登临城西北重玄寺阁，慷慨高歌：“始见吴都大，十里郁苍苍。山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市井的萧条，百姓的疾苦，又令其低吟“自惭居处崇，未瞻斯民康”;“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因此他以“劝农桑”、“省民俗”为己任，以“矜老疾，活艰困”为诫律。

吴兴“江东名僧”皎然，善写律诗。他听说韦应物到任苏州，便泛舟前往拜见。他得知韦应物喜古诗，便在船中凝神急就古诗十余首。在拜访韦应物时，他首先献上了新作的古诗，没想到韦应物听罢并不动容;于是他又将自己得心应手的旧作律诗献上，吟罢得到韦应物的赞赏。后来韦应物恳切赠言皎然：“诗人各有长短，切勿为投人所好而改变自己的诗风诗体。”二人遂成诗友。

韦应物的诗歌富于田园风格，效法陶渊明，又受王维影响，语言简淡。

白居易于825年任苏州刺史。任上他勤政爱民，改革吏制，减免民赋，“削便科条简，摊令赋役均”;严于律己，“敢辞称俗吏，且愿活疲民”;忙于公务，通宵达旦，“警寐钟传夜，催衙鼓报晨”;甚至放弃了饮酒抚琴的嗜好，“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丝竹废生尘”。上任不久，他便主持在通往虎丘的一片沼泽地山塘河边，开塘筑堤修路，把东起通济桥(今通贯桥)，西至山塘底西山庙桥的堤塘岸接通，并在河塘堤岸遍植“桃李莲荷数千枝”。其《武丘寺路》诗曰：“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河堤上，长留一道春。”苏州百姓称此堤为“白堤”、“白公堤”，又谓当地一桥为“白公桥”。他还曾在郡圃植桧树，后人名其为“白公桧”。他的一些诗作，生动地描绘了苏州的秀丽景致。白居易离任时，苏州百姓十里相送。白居易逝后，苏州民众又建白公祠，设思贤堂，题楹联云：一代风流诗太守。

刘禹锡被白居易称为“诗豪”。他于831年冬任苏州刺史。翌年二月抵达苏州时，正遇洪水犯城后饿殍遍野惨景。他果断上奏朝廷，获准拨仓粮十二万石，赈济灾民，并免除税役。朝廷因其救灾政绩，赐与紫金鱼袋。他治郡两年有余，星夜奔忙于灾民之中，少有写景记游诗文，仅作《题报恩寺》、《虎丘寺路宴》、《姑苏台》等。他与远在洛阳的白居易志趣相投，常互赠诗文，千里唱和，情谊连绵。有《酬乐天初冬早寒见寄》云：“洛水碧云晓，吴宫黄叶时。两传千里意，书札不如诗。”他834年秋离苏州赴汝州任刺史之际，曾赠诗答谢沿河送行的苏州百姓，诗曰：“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

范仲淹与苏州府学

北宋名臣范仲淹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任苏州郡守时，在南园购地建宅。他听风水先生说，此地是卧龙潜伏之所，南园为龙头，北寺塔是龙尾，建宅者后世必科甲不断，便将原定建家宅改为建苏州府学和孔庙。范仲淹又于皇祐元年(1049)由杭州任上返苏州，在范庄前(原名芝草营巷)置办千亩“义田”，以地租所得接济族内贫饥者，附设书院供族人子弟免费入学。他还将祖宅改建为“范氏义庄”，此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义庄。后来，范氏族人在天平山下十景塘对面建范氏祠堂“忠烈庙”，祠门悬有宋徽宗诏赐“忠烈”匾。范文正公祠内楹联云：“甲兵富于胸中，一代功名高宋室;忧乐关乎天下，千秋俎豆重苏台”;“万笏朝天，开百世子孙支脉;九龙匝地，拱千秋丞相祠堂”。祠内有寤言堂、听莺阁、翻经台、乐天楼等。清代乾隆下江南曾亲临此祠，取杜甫“辞第输高义，观图忆古人”句，赐名“高义园”。祠内原建有旌表范氏名言的“先忧后乐”坊。

苏州府学，位于今苏州人民路南段，与沧浪亭东西相望，建筑宏大，有殿堂、祠宇、讲堂、书房、斋室、学舍等;池桥山亭掩映于松柏之间，规模为东南学宫之首。大成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为苏州现存大殿中规模仅次于玄妙观三清殿者。当年范仲淹曾聘请著名教育家胡瑗授教课程。

苏州府学泮池旁有一巨大岩石，名“廉石”。相传三国东吴时，孙权派苏州人陆绩赴郁林郡(今属广西)任太守职。陆绩为官清廉，任满回乡未携任何赠品，惟于船内置放一镇船巨石，以防船经海道时被倾覆。回到苏州家宅后，陆绩便将此石作为纪念立于院中，以示自身廉洁。明弘治九年(1496)，监察御史樊祉来苏州察访，见到陆绩故居这块郁林石，便令人移至察院场亭中，题名廉石。乾隆四十八年(1709)，苏州府学大修时，知府陈鹏年派人又将此石搬至府学内况公祠旁，以训戒学子为人刚正廉洁。

苏东坡游定慧寺

苏州双塔附近的苏公弄，在清道光十四年(1834)建有苏公祠，系按察使李彦章等倡议，由总督陶澍、巡抚林则徐等捐俸，于定慧寺啸轩旧址改筑，内置苏东坡石像、墨宝石碑。祠院内有苏亭、苏轩、思无邪、雪浪轩诸景。林则徐题匾“缘并二丘”，书联：“岭海答传书，七百年佛地因缘，不仅高楼邻白傅;岷峨回远梦，四千里仙踪游戏，尚留名刹配黄州。”

苏东坡在两度任杭州地方官时，以泛舟太湖，游历苏州为幸事。其诗云：“吴越溪山兴未穷，又扶衰病过垂虹。浮天自古东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风。”又数度登临虎丘，叹曰“至苏州不游虎丘，为憾事”，将虎丘吟诵为“铁华秀岩壁”。后人把“铁华岩”三字，凿刻于剑池第三泉壁石之上。

苏东坡“往来姑苏，未尝不至定慧寺，故寺中题咏独多”。寺中明正统五年所立《东坡先生遗墨〈归去来兮辞〉》石碑记述了一段佳话。宋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被贬至广东惠州，与其弟子由等人岭海隔绝，鱼雁不通。定慧寺长老定钦深为同情，便让一徒弟带着子由书信及长老诗作《寒山十颂》，涉江越岭前往惠州。东坡称赞《寒山十颂》“清逸绝俗”，并以手书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作答。苏东坡的这件墨迹，后成为定慧寺镇寺之宝。

苏东坡喜考察名山大川和历史古迹，是作越城遗址考古调查记录的第一人。越城在苏州胥门外，城西南濒临石湖，古时称越王城、勾践城。古吴城与越城分别坐落于越来溪东西两侧。苏东坡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从海南岛赦回，曾至吴门考察，于四月甲午之日，书《顺济王庙新获石砮记》，文载：“轼自儋耳北归，舣舟吴城山顺济龙王祠下。既进谒而还，逍遥江上，得古箭镞，槊锋而剑脊，其廉可刿，而其质则石也。”述其从海南回归，途经吴门，于石湖附近越城遗址偶得一形似矛而刃锋利的石镞。经考古证实，石镞乃新石器时代兵器的一种;越城一带为一处新石器时代至春秋年间的古文化遗址。越城遗址现有隆起的废墟和城垣夯土。

同年，苏东坡病逝于常州。卒前两个月，见李公麟为他所作画像，题诗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苏州惠州儋州。”吐露出忿郁不平之意和对苏州等地的怀念之情。

范成大与石湖

石湖，流泻在上方山东麓，距苏州城西南6公里，为太湖的支流内湖，方圆20里。相传春秋时，范蠡携西施即从石湖进入太湖，泛五湖匿迹而去。湖东越来溪上架有越城桥，是当年越王勾践率兵攻吴，由太湖掘水道侵入吴国之所。越城桥西90丈外，有九环洞桥，名小长桥，又称行春桥，为石湖赏月最佳处。湖东田圃，湖西山岩，水港纷错，风帆渔舟，塔影画桥，乃典型的水乡画卷。

吴地习俗，每逢中秋，人们都要到石湖观赏水中桥下串月。农历十八日子时，月亮正中稍偏，清澈的月光透过九环洞桥，洒下一串银盘似的皎洁月影，荡漾在湖面上，此景即为“石湖串月”。古时人们为争睹这一奇景，举家携眷远道而来，湖面上连日喧嚣，游船响橹，灯船辉映，丝竹连绵，歌吟不绝，景象万千，有“石湖汛”之称。

石湖还和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有关。与北宋范仲淹并称为苏州“二范公”的南宋田园诗人范成大，晚年辞官隐居于石湖，依山傍水建“北山堂”、“天镜阁”、“绮川亭”等轩榭，其居所称“石湖别墅”、“石湖精舍”。作有“吴波万顷，偶维风雨之舟;越戍千年，固筑湖山之观”句。宋孝宗曾题“石湖”二字，赐予范成大，刻于湖畔石壁。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自号石湖居士，吴郡(今苏州)人。曾任处州、静江知府，四川制置使，官至当朝参知政事。他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邦，不辱使命，全节而归，途中写有纪行诗七十余首。他晚年退居故里石湖后，常与渔家农人交往，诗文富有田园情趣。其讴歌平民生活的诗有：“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共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鞭挞官府丑恶的诗云：“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他作有《石湖居士诗集》、《石湖词》等;对人文风物历史也颇有研究，编有《桂海虞衡志》、《吴郡志》、《吴船录》等史志。

明正德年间，御史卢雍于石湖建“范公祠”。后祠毁，复建于清同治年间。明代立有石碑，上刻范氏《四时田园杂咏六十首》流传于世。这些诗篇为宋淳熙十三年(1186)范成大居石湖时所写，富有乡土气息和江南田园情趣。

诗人杨万里说：“公之别墅曰石湖，山水之胜，东南绝境也。”这正是人以地名，地以人显的写照。其时有范成大、陆游、杨万里并称“南宋三诗翁”的美谈。

冯梦龙巧集民谚

明代通俗民间文学家冯梦龙(1574—1646)，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字犹龙，别号姑苏词奴、顾曲散人、茂苑野民，又以所居墨憨斋为别号。冯梦龙与兄梦桂(画家)、弟梦熊(诗人)，被称为明代“吴下三冯”。他一生仕途维艰，为官时“政简刑清，首倡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后为明末进步团体“复社”成员。

冯梦龙对吴方言文学的搜集、整理，有着突出的贡献。由他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为短篇话本和拟话本之代表作。其中尤以《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短篇话本小说称著，广泛流传，家喻户晓。他还编有演义、曲谱、杂著，被称为“全能的通俗文学家”。

冯梦龙一反旧儒蔑视通俗文学的陋习，力使民谚俚语登上文学大雅之堂。他采撷苏州民间鲜活的文学艺术之花，使吴文化倍增光彩。相传他曾于苏州市井巷坊收集民谚俗语，因替表兄王记酒店老板写过一帖奇特的酒招，而得民谚百条。苏州城内牛角浜巷底王记酒店冷僻客稀，生意清淡。一日，店主邀表弟冯梦龙前来饮酒，梦龙得知店铺窘况，便云：“俗言‘酒好不怕巷子深’，你只需酿出上等醇酒，我写个酒招张挂，保你不出五日，门坎踏破。”梦龙挥洒几笔，酒招即行悬出：“谁能在敝店墙上写下一句有这种说法、却无这桩事体的谚语，谁则可于本店免银饮酒三斤，唯重复者例外。”一时间，观帖饮酒献谚者蜂拥而至。小店一连五日，人声鼎沸，酒香四溢，谚语满堂。酒钱源源流入店主银柜，精彩的谚语也记满了梦龙的簿帖。

李玉与一笠庵

明末清初，苏州西城有一书舍，名“一笠庵”，此处为戏曲作家李玉的居所。李玉(1591—1671)，字玄玉，一作元玉，吴县人。其父曾是明万历年间宰相申时行府中的奴仆，故年少时即耳濡目染申府戏班子的扮相弦歌。及近晚年考中副榜举人，入清后无意仕进，潜心于戏剧、戏曲创作和研究。因其雅好词曲，娴于音律，常与词曲家交友咏唱，别号“苏门啸侣”。他写有传奇数十种，总名《一笠庵传奇》，现存十八种，常为戏班子赶排演出。其中《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等，深受世人欢迎。李玉名声远扬，被推崇为词中柳永、诗中李白，时有“其才足以上下千载;其学足以囊括艺林”、“标帜词坛，而蕴奇不偶”赞誉;亦有“明清之际剧坛盟主”之称。究其功成名就所在，皆因李玉剧作贴近平民百姓生活，抒发了爱国抗暴之情。

金圣叹名傲苏州

金圣叹(1608—1661)，为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吴县人。原姓张名采，字若采;后改姓金，名喟;明亡后更名人瑞，字圣叹，亦为别号笔名。他蔑视功名，每逢岁试，或以俚词入诗文，或于卷尾作小说讥刺试官。他曾鼓动落第考生将孔夫子牌位搬到财神庙，以讽刺主考官不看文章、只图钱财之陋习。然而金圣叹对学问著述却极为认真，曾批改过《西厢》、《水浒》等书，文博著丰，风格独特。他为人狂放豪爽，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惜因奇冤哭庙案被诛身亡。后人为纪念哭庙死难者，在苏州阳山东麓建土地庙，并塑十八尊衣冠不同的诸生像，供人凭吊。

哭庙案，为清初一次由文人学士发起的反贪官污吏的群众运动。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顺治帝死亡的哀诏传至苏州，官员设幕哭灵三日。诸生倪用宾等百余人写揭帖到哭灵场所控告县令任维初受巡抚朱国治指使贪污欺民。遭镇压后，又组织千余人去孔庙“哭庙”。金圣叹为哭庙文的起草者，又在孔庙击鼓鸣钟唤集民众。事后，他连同其他诸生分别被捕入狱，巡抚朱国治以倡乱罪判处诸生斩刑。金圣叹视死如归，刑前戏称：“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金圣叹死后葬于五峰山下博士坞(今吴县藏书乡);其故居遗址在马医科巷今海红小学所在地(旧名养育巷海红坊)。清初思想家廖燕访问金圣叹故居时，作悼诗曰：“才高俗人讥，行僻世人嗤。果以罹奇凶，遥闻涕交颐!”

俞樾与曲园

曲园在今人民路附近马医科巷内，因其状似曲尺，形如篆字所书之“曲”字而名。此园曾是清代学士潘世恩故宅西部旧址。晚清著名学者俞樾移居苏州时购得此处，亲临规划，构筑亭台，凿池叠石，植竹栽花，建成一处古香古色的庭园。园中设有春在堂、乐知堂、认春轩、曲水亭、小竹里馆等厅堂台榭三十余景。

俞樾(1821—1907)，字荫甫，浙江德清人，曾任清廷翰林院编修，咸丰八年(1858)改任河南学政。因“试题割裂”事件冒犯朝廷，被参劾，险遭杀身之祸，三十八岁即被罢官，此后多半时间在苏州度过。他性情耿直，生活简朴，一生布衣素食;勤于治学，著述颇多，为朴学大师，对经学及诸子百家等研究造诣甚深。俞樾居苏州曲园时，自号曲园居士，于春在堂书斋潜心著述，后编成《春在堂全集》，卷五百有余，其木刻原版现存堂内。俞樾从事教学达三十三年之久，有“门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佳誉。近代学者章太炎、吴昌硕等均为其学子。居所后花园长廊西侧有其亲书诗文墨宝;并竖有他八十六岁高龄时所书《枫桥夜泊》碑，字体刚劲潇洒，为曲园的胜景之一。

章太炎与章园

在古城姑苏的山水间，曾回荡着辛亥革命时期志士仁人的悲壮呐喊。

章太炎(1869—1936)，原名章炳麟，字枚叔，因敬慕顾炎武(名绛)改名绛，号太炎。辛亥革命时期著名思想家、宣传家及学者，其一生秉笔直书道德文章。自1901年执教于苏州东吴大学，即与苏城结下不解之缘。晚年由上海迁居苏州，始住沧浪亭畔，于园中面水轩提诗云：“沧浪近在盘溪曲，水浊真堪濯我足;举酒为酹苏舜卿，灵山同作巢由仆”;后于侍其巷购宅，题宅名“双树草堂”;又迁至锦帆路，即现50号两栋洋楼处，是为“章园”。1933年于该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由章太炎等人宣讲民族文化，传播爱国思想。章氏精于书法篆籀，时人常向其求书索字;他不但以真才实学授之学生，且以“学、熟、博、精”读书要旨劝导学生。太炎在逝世前仍扶病授课，留下“饭可不吃，书仍要讲”的遗训。1936年章太炎病逝于苏州，悼者甚众，灵堂悬有诸多挽联，其中有爱国人士张一麐所献挽联云：“三吴讲学，卓然大师，际此破碎山河，商榷弥兵辜夙约;卅载缔交，倏为隔世，已践真灵伟业，丛残绝笔有遗经。”现章园内存有章太炎衣冠冢，立画像碑一方，碑由张大千绘像，张善孖题款。

柳亚子和南社

辛亥革命前后的苏州，是爱国文人的聚集地之一。1909年在虎丘“雅集”成立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在近代史书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

南社的成立与发展曾几经波折。1907年南社便开始孕育，陈去病等人在清政府的威慑压制下，未能在上海召开秋瑾烈士追悼会，便成立了神交社(南社前身)。清政府屡禁文人结社，因此后来柳亚子等人便选在游人众多的苏州虎丘，避开清廷耳目，借吟诗咏文，而成立了南社。其聚会地选在具有抗清寓意的张(国维)公祠。1909年10月，虎丘山丹桂飘香，十七个英姿勃勃的年轻文人聚议国事，忧国忧民，气氛浓烈而深沉。他们这次雅集，确定了南社为与清廷对抗，以文学宣传民族革命的宗旨。

南社主要领导人之一柳亚子(1886—1958)，江苏吴江人，初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权，易名弃疾;自比卢骚，故改称亚庐，直呼亚子。早年为同盟会会员。他是南社社刊《南社丛刻》的负责编辑，该刊以笔代刀，载文反对袁世凯、张勋、北洋军阀。柳亚子一生宣传科学与文化，坚持民主与进步，撰写了许多诗文作品。晚年居住在北京，斋名由毛泽东亲题“上天下地之庐”。曾与毛泽东有诗互赠。

陈去病(1874—1933)与柳亚子同为南社发起人。江苏吴江人，字佩忍，号巢南;原名庆林，慕汉代征伐匈奴的名将霍去病，易名“去病”。柳亚子称其为“际会风云，丰功伟烈”之士，赞赏他“短小精悍如郭解，纵横捭阖如苏秦，滑稽突梯如方朔，而高文典册，飞书驰檄，则又兼枚叔之长。”陈氏少年志高，怀抱报国之心。甲午中日之战以后，与友人在故里组织“雪耻会”，书联曰：“炎黄种族皆兄弟，华夏兴亡在匹夫”。辛亥革命前后，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晚年执教于南京。1934年10月10日，南社社员曾沉痛地汇集虎丘，为公葬陈去病召开了大会。

前后二十余年，南社风韵一直萦回于虎丘山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