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浩燕赵歌·天津之旅·天津·津门文化

浩浩燕赵歌·天津之旅·天津·津门文化

天津文化具有其鲜明的地域特色，这是与天津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而在天津文化的构成当中，民间文化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其中以戏曲、曲艺及著名的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及天津砖刻、风筝、木雕和剪纸艺术等为代表。

天津文化史上，无数知名及不知名的历史人物构成了津门文化辉光互映的星空。

文化名人多

自古以来，许多文化人士都以天津为其生活和活动的场所，从而构成了历史意义上的津门文化的特定范围。早在北魏时期，蓟县的阳休之曾参与修撰国史。迄至清代，天津已成为北方的重要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文化也益见兴隆。

清代，天津著名的诗人首推清初的张霔，其作甚丰，计约万余首，曾与刘文彬等创立诗社近古社，并参与了黄谦等人组成的草堂社。乾隆时期，查为仁诗承家学，才藻横逸，多所标举。康尧衡以一介寒士步入诗坛，诗风沉郁顿挫;梅成栋在水西庄故址创立梅花诗社，被誉为“津门诗薮”。此外，近代著名的天津诗人还有华长卿、梅宝璐、杨光仪等。1921年，严修发起成立了城南诗社，约集诗人多人。赵元礼、严修、林墨青被时人誉为天津“诗坛三杰”。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焦菊隐、赵景深等人组成绿波社，创作、介绍新体诗作。

天津还是一个古文字研究的中心。著名古文字学家王襄自幼钻研古代彝器、金石之学，殷墟出土的甲骨即是由他最早在天津识别发现的。古文字学家罗振玉在居住天津时，也曾大力从事甲骨文的考释，其子罗福颐也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并有著述多种。得到先辈学人奖掖的古文字学家陈邦怀，1931年来津，研学成果卓著。

此外，天津还孕育出许多蜚声海内外的文化名人，如李叔同(弘一法师)，“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和著名的社会学家陶孟和等人。

天津的书画艺术也是伴随城市的繁荣而发展的。清康熙、乾隆年间，津门大建园林，吸引了大江南北的不少文人雅士来此聚会，进行诗、书、画的创作，“遂闲堂”、“思源庄”、“水西庄”等均为重要的活动场所。这些活动推动了津门书画艺术的发展，地方史、志、杂记等资料记载的书画家约有二百余人。明代以前的传世作品较少，清代最多，而在这些书画家中艺术造诣较深、影响较大的有成衡、金玉冈、华兰、陈靖、沈铨、毕绍棠、王玉璋、李绂麟、李学广、张兆祥、马家桐等人。在天津近现代史上，书法家卓有成绩者有励杜讷、张霔、解道亨、金铨、乔耿甫、金世熊、张体信、严修、华世奎、李文涛、吴家等人。

京剧大舞台

天津的戏剧活动，郊县村镇早于市区，大都属于祈天、祭神、庆节、庙会等民间自娱性的活动。而在天津市区普遍出现具有营业性质的戏曲演出场所，大约是在清光绪初年以后。

京剧自形成以后，历代的著名演员都不断来天津演出。各个流派的名家，都以到天津演出作为提高自己声誉的方法之一。由于天津地处南北通衢要冲，凡由北京到山东、上海、东北演出，或由上海、山东、东北入京演出的演员，往返都要路过天津。因此京剧演员在南下或北上之前，都愿意先到天津，经过天津观众的鉴定和承认之后，这样以后再到各地演出就比较有把握。这其中的原因是天津观众不仅熟悉传统京剧艺术，善于鉴别优劣，而且易于接受新的事物，思想比较开阔活跃。几乎所有的著名京剧演员，如梅、程、尚、荀四大名旦，杨小楼、郝寿臣、高庆奎、马连良、徐碧云、李万春、李少春、叶盛章以及很多女演员，在排出新编剧目以后，都尽先到津门演出，以聆取观众之臧否。而这些著名演员们大多每年数度在天津演出，并且经常合作，阵容整齐、剧目丰富，由此可见京剧在天津舞台上的空前盛况。五十年代以后许多著名演员，如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谭富英、杨宝森、李少春、叶盛章、马连良、裘盛戎等，仍旧川流不息地来津演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还有不少著名演员，先后在天津落户，如杨宝森以及健在的一些著名演员，都曾为津门京剧大舞台增辉添彩。

天津的京剧票友人才济济，造诣精深，如王君直、王颂臣、王庾生、夏山楼主等，均为全国知名的票友，内行名家到天津来，都常与他们切磋演艺、琢磨戏理。

曲艺之乡

清末民初，随着天津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各种各样的说唱艺术从河北、北京、山东以及江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流入天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流行于天津的曲种多达二三十种，这些曲种传入天津以后，根据天津观众的需要，都曾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变化。

本世纪二十年代到1937年日本入侵天津之前，天津地区的曲艺发展到了巅峰状态，一大批执本曲种牛耳数年至数十年的代表人物涌现于天津曲坛。梅花大鼓艺人花四宝与弦师合作，创立了梅花大鼓花派，其影响深远，到四十年代后期形成了“无梅不花”的局面。天津时调艺人高五姑等人在时调史上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而正在这一时期又有一批曲种流入天津，如铁片大鼓、河南坠子、东北大鼓、单琴大鼓等，同时也确立了它们的“挂帅”人物。二十年代以后出现的这些“新星”与刘宝全、白云鹏、金万昌、万人迷、荣剑尘等相互辉映，形成了天津曲坛群星璀璨的辉煌情景。

1937年以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天津曲坛逐渐衰微，但相声却在此间迅速崛起，小蘑菇、戴少甫、侯宝林、郭荣起、马三立等人脱颖而出，形成了各自的风格。京韵大鼓艺人骆玉笙(小彩舞)创立了骆派，与刘、白两派鼎峙曲坛。单弦艺人谢芮芝及河南坠子艺人程玉兰等人，也都红极一时。但尽管如此，天津曲艺还是由盛而衰。

五十年代以来，天津曲艺几经波折，但至今还是有了新的进步和发展。

新学发祥地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思想文化开始传进我国。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天津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桥梁。这种桥梁作用，主要是通过一些仁人志士的努力实现的。

严范孙故居位于天津市红桥区西北角贞女大街1号，是一幢旧式两层灰砖木结构小楼。严氏先人康熙年间迁津，严氏家族居此凡十一代。严范孙(1860—1929)，名修，字范孙，光绪癸未科进士，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年(1894)任贵州学政。光绪三十年任直隶学务处总办。次年任学部右侍郎。光绪三十二年任学部左侍郎。1914年2月至5月任孙宝琦内阁教育总长、参政院参政，后退出政界。严修在天津其居所先后设立过保姆讲习所、蒙养园、女学初小和高小班，以及严氏家塾英文馆。保姆讲习所是天津最早的幼儿师范教育机构，蒙养园是天津最早的幼儿园。严氏家塾英文馆后改为敬业中学堂，从这里迁至南开新校舍后改称南开中学。后来，严修又创建了南开小学和南开大学，完成了南开由小学、中学到大学的系列教育体制。严修故居是天津新学的发祥地。

1879年，严复自英国留学归国后，长期寓居天津，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执教二十年后又主办天津《国闻报》。甲午战争后，严复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反对顽固保守，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新学，实行改良。又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醒国内民众救亡图存，在当时的中国引起很大的震动。严复是中国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第一人，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王照作为我国近代文学改良的倡导者和先驱，创制了官话合声字母，并著有《官话字母》一书。另一津门文化人刘孟扬，在所著《天籁痕》中创造了中国音标新字，与现代注音符号相似。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在津长期任教，其著作《地文学》一书开创性地把有机自然界纳入自然地理学范畴，并重视联系本国的实际和生产状况。天津的著名学府，如南开大学，也积极从事学术研究，1927年10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办后，著名经济学家何廉等人承担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诸问题的调查研究，均取得丰硕成果，有极高的社会价值。

梁启超与饮冰室

现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4和46号，有两幢相毗邻的意大利式楼房，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改良先驱者梁启超在天津的故居和书斋——饮冰室。

梁启超，字卓如，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生于广东新会县。光绪十六年(1890)入京会试，成为康有为的门生及得力助手，致力于维新运动。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震动朝野。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康、梁亡命海外。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翌年梁启超从日本回国，1914年在天津意租界西子路(今民族路)建成自己的寓所，1915年举家在天津定居。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梁启超不顾袁的威胁利诱，在此寓所里会见蔡锷等人，密商讨袁大计，草成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于上海发表，不久便离开天津。1920年春欧游回津，又撰写了《欧洲心影录》等文。随后即息影政界，专心著述。

1924年在其原寓所旁，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又建造了一幢书斋，取名“饮冰室”。每年的“饮冰室暑期讲学馆”在此举办，听众甚广，多为南开和清华学生。大厅两侧五间房，分为资料室与会议室、外文资料室和卧室，梁启超后期的论著，即《饮冰室文集》中的大量学术著作，如《清代学术概论》、《墨子校释》、《中国历史研究法》等，都是在此处撰写成的。

“津门才子”李叔同

李叔同，学名文涛，小字三郎，1880年出生于天津地藏庵陆家胡同2号，不久即迁粮店街。当年他家境富有，其父世珍，为清进士，曾官吏部，后居天津改营盐业，在津城属富贾之列。李叔同少时研五经、诵诗文、习书法、攻金石，苦学不辍。并经常与津门硕儒严范孙、孟广慧、赵元礼、王仁安等交往。他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以“文童”入天津县学，19岁时奉母迁居上海，1905年又东渡日本，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1910年李叔同学成归国，重返故里，应聘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居家后不久，他在其院内修建了一座西式“洋书房”，取名“意园”，决意一展自己的意愿。执教之余，在书房内习字作画，为文刻石，接待宾客。1912年离津至宁、沪、杭，从事艺术教育和创作活动。

李叔同为我国最早将西洋绘画、音乐、话剧等艺术引入国内的先驱者之一，培养出了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金咨甫等高才弟子，在中国近代文化艺术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18年，李叔同出家到杭州虎跑寺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李叔同的突然出家之举，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李叔同故居即现天津粮店后街62号院，这是一座由四套作“田”字形排列的四合院住宅，占地1400平方米，计有大小房屋60余间。除居室、客房、书房外，另有游廊和小花园。室内陈设精巧别致，木雕吊眉和隔扇，配以传统的硬木家具，典雅古朴、古香古色。

杨柳青

杨柳青年画的发祥地是位于天津西郊十五公里的杨柳青镇及附近农村。杨柳青古称柳口，扼南北粮盐漕运枢纽，水路交汇，环境秀丽，号称“北方小苏杭”。方志上记载，柳口自明朝始名为杨柳青，但民间却流传着一段乾隆赐名的传说。据说乾隆和当朝宰相刘庸沿运河泛舟南下，至天津卫，又顺流向西南而去，船行到古柳口，乾隆见此地秀女如云、柳色似黛，心中大悦，便问刘庸此处为何地，刘庸不知，便信口说这里名为杨柳青，皇帝连连称好，一句金口玉言，这样天津西郊的这个村镇就叫杨柳青了。

明代末年杨柳青一带的农民和年画艺人收集画稿、雕版、套印、粉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木版年画技艺。

关于杨柳青年画，在民间同样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很久以前，柳口村有一个名叫杨柳青的穷孩子，每天靠乞讨为生。一天，杨柳青到一座三官庙里避雨，见一个须发皆白的老道正在神像下的大香炉内画着画，所画皆变成活人活物。老道见一衣衫褴褛的孩子站在一旁，便询问其身世，并收之为徒。三年之后，御河发大水冲散了杨柳青师徒，从此，杨柳青白天给人家打短工，晚上努力地画画。天长日久，他笔下的山水鸟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每到年根儿底，杨柳青便把自己画的画，送给四乡八镇的穷乡亲，杨柳青的名气传远了，四面八方的人纷纷来拜师、求画。为了学画，很多人定居在柳口村，这样，这一带便成了年画之乡。后人为纪念杨柳青，就把柳口村改名为杨柳青。

杨柳青年画以木版套印与手工彩绘相结合为其制作特征，融入民间年画之中，从而使版画的刀锋版味与手工粉绘的笔触色调更为有机地结合起来，出现了粗犷豪放的“粗活”。在艺术上，特别是色彩处理方面另辟蹊径，风格上更趋“民间化”，因而与文人画家参与创作的工整严谨的“细活”，无论在取材和表现上都形成了鲜明对比。

杨柳青年画的题材和内容十分丰富，取材范围极为广博，正如潘元石在《杨柳青版画的艺术价值》中所言：“巧画士农工商，妙绘财神菩萨，尽收天下大事，兼图里巷所闻，不分南北风情，也画古今逸事。”杨柳青年画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相传，到乾隆以至嘉庆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其时，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三十二村，“家家都会点染，户户都绘丹青”，“年画店铺通坊皆是，画牌相招彩晃遥对”。最著名的年画作坊如戴廉增、齐健隆都开业于明末清初，它们和其它画店的产品大量销售华北、东北、西北以及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远及海外。

杨柳青年画始终与人民生活及愿望要求紧密相联，具有多种与年节气氛和生活环境相谐调的艺术样式，如门画、窗房画、中堂、条屏、对幅、斗方、缸鱼等;还有专为喜庆人家贴用的“喜屏”“喜字画”;举丧事的人家忌用红紫诸色，于是产生了“彻兰墨”、“寿方”。此外还有为满足西北少数民族的特殊需要，仅画静物和建筑的装饰性年画“格绵”和“洋林”等等。构思饶有情趣，布局丰满匀称，线条挺拔流畅，敷彩鲜明典雅，造型富于节奏感，这些特点使杨柳青年画富有动人魅力，为世人所珍爱。

泥人张

“泥人张”彩塑是天津著名的民间艺术，始创于清道光年间，至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

张长林(1826—1906)，字明山，是“泥人张”第一代，他自幼受父影响，对泥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家境贫穷，十三岁便走上学艺谋生的道路。他继承了中国传统彩塑艺术，在创作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能手拿泥丸，对人捏像，谈笑自若，顷刻而就，不仅形神毕肖，而且栩栩如生，须眉欲动。张长林还长于绘画，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无一不精，且自成一家，因此他在捏像时，也能应用绘画上的题材，使之更富神采。张长林因其彩塑而驰誉四方，并获得了“泥人张”的称号。

1906年张长林去世，其子张兆荣(字玉亭)等继其衣钵。据说张兆荣最善捏麻姑，衣袖裙带恍若临风飞舞。他一生捏塑了两万余件作品，发展了“泥人张”的彩塑艺术，在他这一代，“泥人张”彩塑达到鼎盛时期。以后张长林的孙子张景祜、曾孙张铭等继续从事并研究发展这门艺术。“泥人张”彩塑现已传至第五代，后三代沿一、二两代的艺术道路，继承并吸收其优点，且有了长足的开拓与进展。

“泥人张”彩塑题材广泛，多表现百姓世俗生活及戏曲、小说、民间传说中的动人故事，如“将相和”戏文中的廉颇和蔺相如、代父从军的花木兰、抗金的岳飞、打虎的武松、“白蛇传”戏文中的白娘子和小青以及牛郎织女等;还着重反映社会风俗民情的婚、丧、嫁、娶和表现现实生活的“庄稼忙”、“农家乐”、“渔樵耕读”、“三百六十行”等。这些作品除单人像外，大部分都是成套成组的群像，也有很少一部分浮雕。人物一般30公分左右，也有同真人一般大小的。“泥人张”彩塑注重写实，一方面着力刻划人物的形象和神态，同时注意人体的解剖比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度夸张，体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泥人张”彩塑吸收了中国传统绘画工笔重彩和民间年画的表现技巧，敷色手法细腻，根据不同人物的社会地位及性格特征，设色上或朴素淡雅，或鲜明强烈，达到了形、色的浑然一体，和谐统一。

小站稻与狗不理包子

小站地区自明代就开始种稻。明万历廿九年天津巡抚汪应蛟曾率驻军在小站、葛站、白塘口一带开垦了五千余亩盐碱地，种出了色味具佳的“葛沽稻”，几乎可与南方的名稻“白玉堂”媲美。鸦片战争后，随着天津海防地位的提高，清政府对沿海屯垦有所重视。清同治十年(1871)周盛传奉李鸿章之命率九千淮军驻屯小站，在小站开拓河渠，屯垦荒原，历时五年，开挖了一条长百余里的马厂减河，将南运河水引入小站地区，同时又引进南方的水稻良种，使小站很快成为全国著名的水稻产区。随着小站稻的传播，周盛传后人在新农寺内所建的周盛传祠堂，即周公祠也饮誉津门。

天津地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带动和促进了天津食品业的繁荣，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和天津馃子等即是闻名遐迩的津门美食。

天津“狗不理”包子因其馅大油多，肥而不腻，清香可口等特点而驰名，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自古在天津民间就流传着许多有关“狗不理”的趣事趣话。

自明清两代以来，天津的漕运日益繁荣，船只多停靠沿河侯家后一带，这里的市面也就愈加红火了。在这林立的店铺中有个专卖包子的小摊，主人高贵友，大家都叫他的小名儿“狗子”，因为他手艺高，所以生意特别好，买的人络绎不绝。后来，狗子琢磨出一个快速售货法：在摊头放上一把黑筷子，一摞粗瓷碗。谁要买包子，就把钱放在碗里，然后端给他，他会照钱给包子。吃完，放下碗筷就走。自始至终，狗子一言不发。于是，人们笑着逗他：“‘狗子’卖包子，一概不理。”传来传去，竟传成了“狗不理”。天长日久，“狗不理”包子越做越有味儿，人们越来越爱吃，买卖越发展越大，名声也就越叫越响，据说慈禧还经常派太监内侍专门到天津来买狗不理包子。

精武元祖霍元甲

霍元甲，字信卿，1869年1月19(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七)出生于现天津西郊区小南河村。其父霍恩弟，为“秘宗拳”第六世传人，驰名武林。元甲胞弟三人并堂兄弟共十人皆善武术，惟元甲幼时体弱多病，被视为非习武之材，不予传授。元甲于父亲传武之时，隐枣林僻处，旁参细察，苦练不缀，终得家传“秘宗拳”之精要，后又不断锐意进取，博采众长，独创“迷踪艺”，声扬武林。

霍元甲自幼目睹社会之弊，列强横行，悲愤填膺，发誓要雪中华“东亚病夫”之耻，以武振国威。他曾在津门慑服俄国力士，1909年又在沪威镇英国力士奥皮音。为“强种强国”于1910年创建民间武术团体——精武体育会。1910年9月14日，在上海被日本柔道会暴徒暗害致死，时年42岁，殪后被奉为“精武元祖”。遗体归葬故里，陵墓在小南河村南约四百米处。

霍元甲故居今尚存，为一明两暗土坯房，屋内置桌，上有笔、墨、砚，其余土炕、躺柜、被格之类，与普通农家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