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注释看鲁迅的战友

第二节

从注释看鲁迅的战友

固然受新文学兴起的那个时期的影响，鲁迅的文章中提到了很多外国的作家和文学家的名字，但是学习外国文学文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革除废旧腐朽的封建思想，拯救和复兴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因此受到中国所处的那个纷乱时代的影响，鲁迅的杂文中也曾多次提及中国新文学和现代文坛中许多相关人物的名字，这些名字也在文后一一给予了详尽注释，我们像上面分析外国人名提及的次数一样来分析这些人名在文中提到的程度，也可以从中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包括鲁迅对中国当时文学和文化的一些态度、倾向和看法以及鲁迅在现代文坛中的朋友圈、对立阵营和文学立场，等等。

在所有的中国古今人名的注释条目中，我们可以发现鲁迅文中注释提到最多的一个人物是郑振铎，这个名字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前后总共多达30次。和鲁迅比起来，郑振铎在文学上的成就远不如鲁迅，但是郑振铎在组织领导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上有着他自己独特的优势。郑振铎有着很多头衔，他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主义者，也是着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还是着名的学者、文学史家、艺术史家和翻译家，更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和训诂家。此处虽然不可能也没必要采掘很多史料来一一证明他的实际能力是否与这些耀眼的光环相符，但是这些头衔至少可以肯定，郑振铎在文学艺术研究方面是具有一定的广度的。而且正因为郑振铎担任过很多刊物的编辑，自己也写过很多文学评论，出过许多文学专着，所以他才和着述甚多、一直在各种刊物上发稿的鲁迅有了非常紧密的交往。历数一下郑振铎所担任过编辑的文学刊物，从他参加五四运动以后开始，1920年11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不久于1921年春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又在沈雁冰的介绍下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同年5月10日，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旬刊》在上海创刊，同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由郑振铎等主编，成为新文学运动初期很有影响的刊物。同时他又开始主编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还参与了《戏剧》月刊、《诗》月刊等的创刊。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以后长期主编《小说月报》。郑振铎经常约请鲁迅为《小说月报》写稿，因此和鲁迅有着大量的书信往来。1933年初，郑振铎开始与鲁迅合编《北平笺谱》，并由郑写下了《〈北平笺谱〉序》，鲁迅在致郑的书信中也多次提及《北平笺谱》，讲到笺纸方面的知识。1934年1月，郑与靳以创办《文学季刊》，也经常约请鲁迅写稿。1934年春尾，在鲁迅先生的邀约和提议下，郑振铎与鲁迅又开始共同重印《十竹斋笺谱》，鲁迅还亲自撰写了《重印十竹斋笺谱说明》。这个重印工作共经历了七年，一直到1941年夏才仿制成功，这时鲁迅先生已经去世，1952年再次重版时，郑则为其命笔撰写了《重印〈十竹斋笺谱〉序》。1935年初，郑振铎在上海为生活书店编辑《世界文库》，鲁迅为其翻译了果戈理的《死魂灵》。紧接着鲁迅在逝世的前一段时间，为了纪念瞿秋白和柔石两位烈士，编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和《海上述林》，在这两本书的编印工作中，郑都给予了鲁迅鼎力协作。综上可看出鲁迅和郑振铎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这种紧密主要源于二人在文学上的志趣相投以及频繁的编辑事务往来。在《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中，郑振铎之所以成为注释人名次数最多的一个，就是这个原因。

根据注释中人名出现的页码往文中追溯，读者可以发现很多地方鲁迅都会围绕着二人在学术和品格上的不同观点加以讨论和切磋，例如《鲁迅全集》第3卷里的《〈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的创作，就是源于郑振铎在《文学周报》的二五一期上发表文章谈到鲁迅的《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鲁迅在文章开篇就引用了一大段郑振铎的原文，表示出郑对于阿Q最后真要做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具有双重性格的怀疑。第4卷里的《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一文的开篇，也引用了郑振铎的大作《宋人话本》中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一段话，并指出其中郑所说的对于话本时代为宋代的结论表示怀疑的“有人”即为鲁迅，随后鲁迅在文中仍旧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表示“倘无积极的确证，《唐三藏取经诗话》似乎还可怀疑为元椠”。还有第6卷里的《〈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一文里也提到，郑振铎教授证明了《四游记》里的《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并不是祖本，这是可以订正《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里所说的观点的。第9卷《中国小说史略》的题记里也评价郑振铎教授之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第12卷的320815号《致邰静农》信中，鲁迅曾对郑振铎的治学方法给予了肯定，称郑君治学，一般用胡适之法，往往持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为学子所珍赏，宜也。紧接着又说出了自己治学方法的不同，称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孑然于学林之外。这可以说是鲁迅在自己和郑振铎不同的治学方法之间做了一个很清醒的总结。320605号《致邰静农》信中也直截了当地指出郑君锋芒太露而昧于中国社会情形，蹉跌在所难免。第14卷360401号《致曹靖华》信中更是称郑君曾经“不可一世”，但他的阵图近来崩溃了，许多年轻作家不满意他的权术，远而避之。在第13卷340904号《致王志之》的信中，鲁迅也说出了自己不擅长的方面，称自己不善交际，与出版界很隔膜，介绍译作总是碰钉子居多，现在不敢尝试，而要等郑君日内见面，那时可与之一谈。侧面表现出郑振铎在出版界的交际能力应该要比鲁迅更胜一筹，从而可以给他译作方面的帮助。事实上从人物注释中可以查到，《鲁迅全集》里很多地方都提到翻译方面的事务需要找郑振铎，如第13卷350517号《致胡风》信中就建议胡风翻译波兰的《火与剑》或者《农民》，并让他看见郑时当和他一谈，郑担任《世界文库》编辑的时候，他的工作就是和翻译外来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包括《译文》杂志的停刊和复刊，在第13卷的351203号《致邰静农》信中鲁迅都怀疑是郑振铎有意落井下石，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前述这些在文章中提到的有关郑振铎的方面都在文后一一对他这个人物作出了注释，正是沿着这些注释追溯到正文里面，才让读者发现鲁迅和郑振铎之间的诸多来往和关联。

从注释提到的页码往正文中追溯，之所以文章中在很多地方提到郑振铎这个人物，还与稿件的刊用和稿费的发放有关。从一个很实际的角度来说，作家们勤于写稿不仅仅因为出于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良知，需要吾手写吾口吾心，更生活化的方面是迫于生计，需要养家糊口，所以稿件刊用与否和稿费的发放就会成为作家们经常迫切关心的一个问题。鲁迅在文章中尤其是和作家们的通信中经常会提及这个问题，而很多时候提到这个问题时会涉及一个人物，那就是郑振铎。作为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稿件的录用与否、稿费的发放等琐碎事务理所当然地通常会由他来负责。第12卷中330907号《致曹靖华》信中开篇就告知，零碎稿费共五百二十七元已托郑君面交静农兄。331021号《致曹靖华》也在信首就说明有人告诉我郑君寄款已收到。第13卷350218号《致曹靖华》信中也提到郑君对于版税是有些模模糊糊的，不过和他交情没到一定程度，没有提及。第13卷350730号《致叶紫》短短一信全都在讨论稿费的事情，信中提到郑振铎正在带兵办学见不到，小说销量不多，算账也无用。信后加上的第2条注释将稿费问题解释得更为仔细，叶紫去信告知鲁迅他已经挨饿了，请他（一）问一问郑振铎先生，由鲁迅介绍给郑、章合编的《文学季刊》的小说《星》怎样了。（二）内山书店出版的《丰收》可不可以算一算稿费？（三）如果上述两项都无办法，就请鲁迅借我十元或者十五元钱，以便救急。注释内容已经很清楚地告知了叶紫的窘迫，可见郑振铎先生那里几乎掌握着叶紫的口粮问题。这是1935年7月鲁迅给叶紫的回信。同年9月鲁迅又给叶紫回信，信中得知叶紫生过病，还失去了一个孩子，以致无话安慰。后即提到见到郑振铎，被告知小说《星》已刊出，鲁迅立即写信去催稿费，并答应一寄到就转给叶紫。这种家庭的苦难和窘迫的生计问题是与作家稿件的刊发和稿费的发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然后才谈得上作为一个作家的其他的生活与社会责任。作为刊物编辑的郑振铎也成为和作家们联系紧密的一个焦点人物，因此，在《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条目中，郑振铎成为被注释最多次的人名也就很顺理成章了。

很明显作家的生计问题不论从哪方面来讲、对谁来说，都是探讨一个作家的文坛生涯时不可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度窘迫的叶紫如此，鲁迅也毫不例外，因为我们从人物注释条目中提到次数最多的那些人名中还可以发现，除了郑振铎之外，还有一个人名也在鲁迅的文章中经常被提起，在注释中出现多达23次，次数仅次于郑振铎和茅盾。这个人物在鲁迅的工作和生活上给予了不可或缺的帮助，正是有了这位挚友的关心和支持，鲁迅赖以谋生的职业才得以保障，自由写作才得以持续下来，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许寿裳。许寿裳和鲁迅同为浙江绍兴人，1902年相识于异国他乡的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并成为好友，1903年鲁迅把自己的剪发小照片赠给同学许寿裳，后来又补题了一首旧诗，这首旧诗就是那首有名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谙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留日期间，许寿裳就和鲁迅等一起筹办了文艺杂志《新生》，1908年，许寿裳与鲁迅、钱玄同等人曾一起拜在国学大师章太炎门下。自从回国以后，许寿裳就给鲁迅推荐了很多职位，给予了鲁迅工作上莫大的帮助。1909年许寿裳从日本回国后，首先担任了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务长，同年6月就邀请回国的鲁迅来校任教。1911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许寿裳受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筹建教育部，在他的推荐下鲁迅也到教育部任职。1912年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也随教育部前往北京任职。1923年，许寿裳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聘请多方学者专家来校讲课，其中又包括鲁迅。同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被迫搬出八道湾，陷入了最窘困的时期。终究还是需要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安身之地，鲁迅当时没有什么积蓄，又是许寿裳和另一个好友齐寿山每人资助了400大洋，才买下了一处房产，帮助鲁迅解了燃眉之急。1925年初，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免去了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许寿裳和齐寿山又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宣言》，宣布章士钊一日不去就一日不到部来声援鲁迅，结果二人也均被章士钊免职。1927年，许寿裳和鲁迅同在广州中山大学任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许寿裳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与鲁迅一起愤而辞职。同年10月，蔡元培创办大学院任院长，许寿裳受聘出任秘书长以及中央研究院秘书处主任，蔡元培的具体事务多由许寿裳操办，此时鲁迅离开广州到上海定居，没有正式工作，又是许寿裳将他推荐给蔡元培，聘请他担任了大学院的特约着作员，月薪300元大洋，一直发了49个月之久，让鲁迅到上海后得到了一笔最为稳定可靠的收入。实际上鲁迅并没有为大学院写出什么特约着作，但是每个月能领到这笔钱就让鲁迅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从而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创作。许广平曾回忆说鲁迅无论有多忙，看到许先生来总会放下手中的事，像打开水闸一样滔滔不绝，间或开怀大笑，不管受到多大的创伤，只要得到许先生的谈话，心境就会平静宁帖起来。1936年鲁迅病重，也许意识到来日无多，又赠许寿裳一首诗，题为《亥年残秋偶作》。鲁迅病逝后，许寿裳积极筹备出版《鲁迅全集》，多方募集“鲁迅纪念文学奖金”，积极筹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后来又撰写了《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两本书纪念鲁迅。1937年，许寿裳到上海悼念鲁迅，吟成了《哭鲁迅墓》一诗。这一年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了《鲁迅先生纪念集》，许寿裳撰写的《鲁迅年谱》加上他的三篇文章，在入选者撰写的文章中是最多的。许寿裳曾说他和鲁迅有三十五年的交谊，其中有二十年是晨夕相见的。许广平也曾描述，在鲁迅先生的交游中如此长久相处的，恐怕只有许先生一位了。有如此深厚的友情在，我们也不难理解《鲁迅全集》中鲁迅为什么如此多次地提到许寿裳这个人物了。

经常和许寿裳关联在一起的蔡元培也是多次给鲁迅安排工作的一个人物，许寿裳给予鲁迅的帮助大部分都是通过蔡元培操作完成的，所以蔡元培在《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中也占有相当的分量，注释多达18次。蔡元培和许寿裳一样与鲁迅都同为浙江绍兴同乡，1912年出国留学回国以后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经许寿裳的推荐鲁迅也到教育部任职，1912年5月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也随许寿裳一起前往北京担任教育部佥事，这份职务一直做了长达14年。1927年鲁迅和许寿裳一起从中山大学辞职，10月蔡元培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许寿裳受聘担任秘书长，经过许寿裳的推荐，蔡元培准备聘请鲁迅担任大学院的特约着作员，鲁迅听说此事后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鲁迅全集》第12卷的书信中好几个地方都曾提到这件事情，并在注释里也有介绍。最开始听说此事后鲁迅就于1927年10月21日给江绍原写信，短短几句信中说到此事于兄相宜，不知薪水可否真拿得到手。信后的第2条注释就解释了“此事”即指蔡元培意欲聘请鲁迅、江绍原等任该院特约着作员的事情。紧接着在10月31日致江绍原的信中又说到季茀所谈之事迄今无后文，但即使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言语之间透露出对该事其实期待却又久无回音的言不由衷的清高姿态。11月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又再次提到“季茀本云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茀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话中已对蔡元培的聘请表示怀疑，担心其是不是在敷衍季茀即许寿裳，而且批评其无聊。此事一直拖到12月，在12月9日致章廷谦的信中，鲁迅又一次抒发了对蔡元培的不满：“太史之类，不过傀儡……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信后的第5条注释解释了这里的太史指的就是蔡元培。蔡元培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曾担任翰林院编修，旧时一般称翰林为太史。信中已经指蔡元培为傀儡，并藐视其无可为。事实上鲁迅对这份工作是很在意和期待的，12月6日他给蔡元培专程写了一封信，借推荐学生荆有麟之名巧妙表达了对蔡元培的依归之意。该信和鲁迅平常的通信语气截然不同，整篇信文都用非常恭敬谨慎的半文言写成，充满了雅致的敬语，一点没有前面那些表示不满的意思。信件是很奏效的，12月8日马上就收到了聘书，这份长达4年的工作给鲁迅的写作生活提供了最为稳定的收入保障。教育部佥事和特约着作员这两次重要的聘任对鲁迅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蔡元培给予鲁迅工作上的最大的帮助。蔡元培不仅帮助鲁迅，对其三弟周建人也是尽其所能地提供了援助。周建人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32年“一·二八”事件中商务印书馆毁于日军炮火，随后员工也都被解雇，周建人因此生活无着落，蔡元培知道此事以后即往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五相商，于是6月周建人得以再次与商务印书馆签约，后二人还曾专程上门对蔡元培表示谢意。鲁迅逝世以后，蔡元培亲自主持了葬礼，并参加了鲁迅纪念委员会。

当然良好的工作和收入来源只是鲁迅事业的一个生活保障和基础，鲁迅在文学和文艺上取得的重大成就还有赖于很多战友同盟的精神上的支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瞿秋白，他是鲁迅革命思想道路上的领路人。瞿秋白在《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条目中所占的比例也很大，总共提到21次。瞿秋白不同于许寿裳对于鲁迅生活和谋职那么近距离的帮助，他和鲁迅之间的友情属于革命战友之间的知己情怀。如果说鲁迅在生活上遇到困难时总是许寿裳及时向他伸出了援手的话，那么瞿秋白就是鲁迅在思想和信仰上遇到困顿的时候所出现的支持者。1927年秋天，鲁迅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广州残酷血腥的“清党”事件，对被杀的共产党人很是同情，正当他的思想感情悄悄向共产党靠拢的时候，却遭到了革命阵营里的一群年轻共产党员的口诛笔伐。后期创造社的一些成员与新成立的太阳社一起，将鲁迅作为批判和斗争的对象进行攻击和讨伐，这种极“左”的情绪暗合了当时占据我党主导地位的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所谓的“革命文学家”的狂言与高调引起了纠缠不清的疑问，也促使鲁迅去开始认真阅读并积极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着。而当鲁迅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论和革命文学作品时，也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许多着名的革命文学着作大多用俄文写成，而鲁迅并不懂俄文，这时给予鲁迅以有力支持和重要帮助的正是瞿秋白。这位精通俄文且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共产党人，当时正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下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通过冯雪峰的介绍，他进入了鲁迅的事业和生活，与鲁迅紧密配合，承担了大量的俄语译介工作。从第18卷索引有关瞿秋白的注释可追溯到《鲁迅全集》第4卷《关于翻译的通信》，瞿秋白给鲁迅的来信中就极力赞扬了鲁迅翻译的《毁灭》的出版，称《毁灭》、《铁流》等的出版应当是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读者都应当庆祝这个胜利。瞿秋白也曾帮助翻译过由涅拉托夫所写的长篇小说《铁流》的长序、卢拉察尔斯基的剧本《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还有格拉特科夫的长篇小说《新土地》等。除此以外，瞿秋白还翻译过有关俄国版画的文章，《鲁迅全集》第7卷的《〈引玉集〉后记》中就曾说过：“我毫不知道俄国版画的历史；幸而得到陈节先生摘译的文章，这才明白一点十五年来的梗概。”这里的陈节就在文后的第7条注释中被解释为瞿秋白的笔名。瞿秋白牺牲后，鲁迅和茅盾等人还专门对他生前翻译过的文章做了系统的收集，编为六十万言的译文集《海上述林》，其中收入的文章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共产党人的文艺论文，《鲁迅全集》第7卷的《绍介〈海上述林〉上卷》文后的第1条注释就对其翻译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正文中还称瞿秋白的翻译是“信而且达，并世无两”。由此可见，瞿秋白用自己准确流畅的翻译传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为鲁迅当时选择精神信仰和事业方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瞿秋白给鲁迅最大的推动还体现在一篇论述鲁迅和他所写的杂文的序文上，这篇序文就是被后来的文论界尊为鲁迅研究奠基和经典之作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瞿秋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整体评价都存在偏差，连带对鲁迅的认识也不完整和准确，后来和鲁迅频繁交流后，他认为很有必要给鲁迅一个更正确的评价，还他一个公道，并同时促进革命文艺队伍的团结和战斗，由此写下了这篇序文。序文给了杂文以正确的看法，从革命文学的角度出发，对鲁迅的杂文的战斗作用和社会功能给予了应有的价值肯定和历史性的估计，这样的观点和评价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第一次。可以说这篇序文对鲁迅的肯定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文学界对鲁迅地位的评定和认可，是鲁迅确立文坛旗帜地位的有力的基石。鲁迅在看到这篇序言时是非常感动和满意的，因为他认为这篇文章代表的不仅仅是瞿秋白个人同自己的战斗友情，更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对他的鼓励和支持，以至更进一步的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杂文的价值和地位的肯定。而这种来自于精神和信仰上的支撑是不亚于鲁迅在物质和生活上所得到的帮助的，它是鲁迅的文学成就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面对这样一个优秀的俄文翻译家以及个人精神和信仰上的引导者，在《鲁迅全集》中鲁迅多次提到瞿秋白也就不足为怪了。

同样作为刊物的编辑，茅盾在注释中被提到的次数仅次于郑振铎，在《鲁迅全集》中前后注释多达24次，尤其是在第13卷的书信中曾14次提到这个名字，表明鲁迅和茅盾在工作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茅盾和鲁迅一样同为浙江人，而且同样也作为20世纪30年代文坛上的重要作家，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之处在于革命文学思想上的一致，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造就了他们在文学事业上紧密合作的态度。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与茅盾就成为文坛上彼此相惜的知音。鲁迅的《呐喊》出版以后受到了普遍的赞誉，也有过不和谐的批评的声音，茅盾作为当时的文艺批评家发表了《读〈呐喊〉》一文，给了该作品以高度的评价并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重大反响。这种有力的认同为他们日后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携手共进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左联”成立前期，虽然他俩由于各自的原因卷入了革命文学论争，但是在对太阳社和创造社作家“极左”倾向的批评上，他俩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这种一致也为后来“左联”的成立作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左联”成立以后，鲁迅和茅盾对“左倾”思潮的斗争几乎贯穿于整个左翼文艺运动中，两人不仅从理论上纠正“革命文学”的偏向，还各自勤奋致力于创作实践，为左翼文学创作做出了表率，最典型的就是茅盾的《春蚕》、《子夜》，分别作为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优秀代表获得了鲁迅的肯定和赞扬。左联期间鲁迅与茅盾联手占领了保守势力的文学阵地《申报·自由谈》，并吸引了很多作家和他俩一起在上面发表了大量杂文，给了反动势力以最沉重的打击，这是二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最亲密的合作，完全表现出了两大“台柱”在左翼运动中的领导作用。《鲁迅全集》第5卷的第167页就有这句：“过了三星期，便确指鲁迅与沈雁冰为《自由谈》的‘台柱’”，并在文后专门给沈雁冰加上了注释。鲁迅与茅盾还联手创办了另一份重要刊物《译文》杂志，专门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1921年4月起，早在茅盾编辑《小说月报》的时候，他和鲁迅就为稿件等事情常有书信来往，《小说月报》里也曾介绍过很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例如第7卷里提到的跋佐夫等，但是当时翻译作品的质量普遍不高，而且翻译的作品一般是夹杂在各种文学刊物中发表，没有一个专门的阵地，于是《译文》杂志的创办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严肃认真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专业杂志。除了联手创办左翼文艺刊物以外，鲁迅和茅盾还各自主编其他文学进步刊物，并彼此得到了对方的支持和帮助，如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和《十字街头》等左联刊物，就曾得到过茅盾不同程度的评价和支持。还有《文学》月刊的创刊，是由茅盾和郑振铎一起商议了办刊的内容和方针，其编委会成员除了茅盾和郑振铎以外，还有鲁迅等作家一起十人，鲁迅也对该刊给予了全力支持和协助，刊发的稿件大多由左翼和进步的作家所写。还有其他一些不是由他俩主编的进步刊物，也受到过他们两人共同的支持。比如左联刊物《北斗》、《文学月报》及左联外围刊物《太白》、《文艺新闻》等，他俩都曾是这些刊物的积极撰稿者。事实上，凡是有益于促进左翼文学事业的刊物，鲁迅和茅盾都会采取统一步调给予热情支持，这种心灵上的相通使得二人在文学事业上获得了更多的交集和联系，这种交集和联系不同于许寿裳之于鲁迅的生活上的照顾和帮助，它更多的是表现出了两人文学思想和精神信仰上的趋同，是属于心灵和精神层面的交流和共鸣，茅盾也因此成为《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中一个被多次介绍的名字。不过同样是精神层面的支持者，不同的却是，茅盾与鲁迅同为优秀的作家，茅盾长于小说，而鲁迅的杂文硕果累累，尽管两人的思想和信仰步调一致，但是由于写作类型和风格的不同，瞿秋白那篇有分量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很明显为确立鲁迅的文坛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林语堂也是《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中被注释次数很多的一位，他在索引里被提到的次数多达18次。林语堂和鲁迅都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也都曾在国外留学，不同的是鲁迅留学日本，林语堂则先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并从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鲁迅也曾在文中尊称林语堂为博士，如《鲁迅全集》第6卷的《写于深夜里》的第二部分《略论暗暗的死》里就曾说到，新近在林语堂博士编辑的《宇宙风》里看到一篇铢堂先生的文章，对死囚临刑前游街的方式却是别一种见解。文后则对林语堂博士专门作了注释。二人是因为1924年11月创刊的《语丝》杂志而结缘，1925年12月5日和12月6日，鲁迅接连给林语堂主动写了两封信约稿，让林语堂成为《语丝》最得力的撰稿人之一。1925年的学生游行中，林语堂和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拿竹竿与石头和警察搏斗，并在眉间留下了一个永远的伤疤，这一爱国行为颇受鲁迅赞誉，两次致信林语堂将他引为革命同志。1924年与1926年间，林语堂作了许多杂文并结集为《翦拂集》，集中有《“发威”与“告密”》一文，曾提到鲁迅的《大衍发微》一文，这种提及被鲁迅所重视，特地将《大衍发微》这篇文章编到《而已集》的文末，并在文尾特地声明“因见语堂的《翦拂集》内，提及此文，便从小箱子里寻出，附存于末，以为纪念”，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林语堂文章提及的认同与尊重。文后的第16条注释也专门对林语堂和《翦拂集》作了注释，解释林语堂在《“发威”与“告密”》一文中揭露段祺瑞、章士钊等在“三·一八”惨案中的恶劣行径，其中曾提到鲁迅的《大衍发微》，还有赞扬“鲁迅先生以其神异之照妖镜一照，照得各种的丑态都照出来”等话语，表现出了两人在惨案中一起并肩支持学生的一致态度。“三·一八”惨案以后，林语堂遭到通缉，为此于1926年6月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担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秘书，并随后举荐鲁迅也到厦门大学任教。这在《鲁迅全集》第8卷的《鲁迅自传》中有专门写到，说是1926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要缉拿鲁迅，于是应朋友林语堂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文后对林语堂作出了注释，介绍鲁迅去厦大即是被林语堂所举荐。第11卷的第三十六封给许广平的信中也提到到厦门后打电话给林语堂，他便来接，文后对林语堂也有注释。可以说从1925年到1929年鲁迅和林语堂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鲁迅受到太阳社和创造社围攻之时，林语堂在国外甚至还专门写了《鲁迅》一文力挺鲁迅，后翻译成中文并发表在1929年1月1日的《北新》杂志第3卷第1期。文中对鲁迅进行了详细深刻的分析和评价，并在开篇就尊称鲁迅为“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批评家而且大约是少年中国之最风行的作者”。除此以外，林语堂还曾将鲁迅比喻为“一头令人担忧的白象”，白象通常代表着一种睿智和和善，也代表着稀有和珍贵，因为一般的大象都是灰色的。所以鲁迅非常喜欢这个称呼，以后也经常自称为“小白象”，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的通信中，很多信的结尾都署的是小白象的名字并画有小白象的俏皮的简笔画。

不过在这段时期里，鲁迅与林语堂思想上的分歧已经有了初步的显露，那就是关于“费厄泼赖”（英文为fair play）的问题。《鲁迅全集》第1卷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开篇就提到了林语堂曾经讲起的“费厄泼赖”，并在文后的注释里对林语堂这个人物以及“费厄泼赖”的缘起进行了长达10行的详细介绍。注释说明林语堂在1925年12月14日《语丝》第57期曾发表了《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其中说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又响应周作人所谓“不打落水狗”，“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鲁迅对其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整篇文章不仅在第一部分的解题里就严正声明落水狗“简直应该打”，而且针对林的“落水狗”、“费厄”等说法进行了长达八个部分的层层剖析和论断，可见鲁迅对林语堂、周作人等人的“费厄泼赖”、“不打落水狗”的思想立场有着很高的警惕和强烈的针锋相对。当然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林语堂还是虚心接受了鲁迅的批评，随后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打狗”的文章和漫画，以实际行动响应了鲁迅的观点。两人最大的一次矛盾产生于1929年8月，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与鲁迅有着版权纠纷，为缓解纠纷，李小峰请郁达夫、鲁迅和林语堂夫妇等人聚餐，席间林语堂附和李小峰责备了同样与李存在版权纠纷的张友松，而张友松则是鲁迅的学生，鲁迅便认为林语堂在讥讽他与李的纠纷，生气地站起来指责林语堂，林语堂也站起来辩解，双方像斗鸡一样对峙了一两分钟，后来郁达夫收拾僵局才避免矛盾进一步尖锐。这次矛盾过后，虽然两人仍有联系，可是感情不再像以前那样好了。林语堂也在1929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希望借助幽默、闲适、性灵等方式曲折地表达对社会的不满看法，论语社的创立表达出了自由独立的宗旨，但是也有着费厄泼赖式的“不破口骂人”的戒条，这和鲁迅将文章作为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的作风又是背道而驰的。在当时的形势下，《论语》想要保持中立的立场是不可能的，尽管他们也会用笑声讽刺病态的社会，但是左翼作家越来越反感其中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开始对其进行批判。而创刊之初鲁迅虽然也曾为之撰稿，但是他始终保持着直面惨淡人生的犀利，和林语堂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以致在《论语》创刊一周年时，林语堂向鲁迅约稿，尽管鲁迅写了，但是开篇就表达了对林语堂的反对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的《论语一年》在开头就用了无奈的口吻，说是《论语》办到一年了，语堂先生命令他作的文章，就好像是出了“学而一章”的题目，叫他作一篇白话八股，没有法只好做开去。紧接着第二段更明确地表示了对林语堂的看法：“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第三段仍有“在这种礼制之下，要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气息。这气息令人悲观，加以不爱，就使我不大热心于《论语》了”。整篇文章开篇用了三段几近三百多字来重点表达对林语堂的“幽默”及其刊物《论语》的看法，可以看出两人在立场上的分歧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在这三段中，鲁迅用了一系列特别的词汇来对他的意见加以表述，从“语堂先生”到“学而一章”、“费厄泼赖”、“幽默”再到“圆桌会议”，这些含有特别口吻和意味的词汇都在文后进行了详细的注释。注释中解释“学而”是《论语》第一篇的题目，旧时的八股文一般以《论语》等儒家经典中的词句命题。“费厄泼赖”则指光明正大的比赛，不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有英国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党派斗争和社会生活，认为这是每个绅士应该具备的涵养和品德，并将林语堂先前在《语丝》上被鲁迅批评过的“费厄泼赖”的主张在注释中再加以陈述清楚。注释还详细介绍了林语堂的“幽默”说，表明林语堂自从1932年9月创办《论语》起就提倡“幽默”说，并指出《论语》发刊时就是以提倡幽默为目标，这在《论语》第1期“群言堂”的《“幽默”与“语妙”之讨论》里就明确提出过，而且在《论语》第三期的《编辑后记》里还专门给幽默下了一个趣味性的定义，即俏皮到了冲淡含蓄而同情的，便成了幽默。“圆桌会议”的注释则解释了这种源自中世纪英国的开会方式，亚瑟王召集高级骑士开会时为表示席次不分高下尊卑，采用圆桌开会的方式，后来泛指与会者的地位在形式上平等的会议。通过阅读参照对这几个具有特别意义的词汇的注释，可以感受到鲁迅在运用这些词汇写作的时候，所蕴含的对林语堂以及他创办的《论语》中“幽默”主旨的极度不认可的思想感情。事实上，“幽默”这个词的中文翻译就是林语堂首创的。在《鲁迅全集》第10卷的《〈说幽默〉译者附记》一文中，首句就说道：“将humour这字音译为‘幽默’是语堂开首的。”文后的第2条注释即对林语堂其人做了介绍，并解释林语堂是于1924年5月23日、6月9日先后在《晨报副镌》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首次将英语中的humour一词音译为“幽默”，并解释了那样翻译的理由。可以说鲁迅虽然对林语堂当时主张的“幽默”观是不赞同的，但是我们从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品味出，鲁迅对林语堂所推崇的观点是非常重视的，不仅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林语堂的幽默观，翻译了日本作家鹤见佑辅的着作《说幽默》，还专门写了一篇《“滑稽”例解》来论述林语堂讲幽默是危险的，因为在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但是滑稽是有的，并举出一些针砭时弊的滑稽的例子，以此来反讽林语堂的幽默观是不合时宜、不可取的。《鲁迅全集》第5卷的《“滑稽”例解》后面的第2条注释同样对林语堂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的观点进行了介绍，并说明该观点是在《论语》第三期的《我们的态度》一文中提出来的。可以说鲁迅对林语堂的才气还是认同和重视的，但是两人最大的分歧在于对革命局势和对社会疾苦的体察，林语堂没有像鲁迅那样贴近革命和深入社会，反而避重就轻地将自己的文才用于平和滑稽的幽默，而这种无关痛痒的幽默于当时的社会是不能起到呼唤国民奋起反抗的作用的。因此鲁迅才会在文中多次提到他，却又经常反对他。

和林语堂一样被注释次数较多的一个人物还有钱玄同，在《鲁迅全集》中，钱玄同的名字在注释中出现了19次，多过林语堂。钱玄同和鲁迅一样同属于浙江人，他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作为一个着名的思想家和文字音韵学家，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贡献就是坚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担任《新青年》轮流主持编辑时，他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致陈独秀的白话信，并敦请其他人用白话文写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最着名的一次就是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的《〈呐喊〉自序》里清晰记录了钱玄同前去约稿的这一过程。钱玄同亲自去鲁迅的住地拜访，鲁迅正在抄古碑，钱问他抄这些有什么用，鲁迅答没什么用，钱再问他抄它们是什么意思，鲁也答没什么意思，钱说我想你可以做文章。这样鲁迅知道钱的来意了，是想为他们正在主办的杂志《新青年》约稿，然后有了那一段经典的铁屋子对话，鲁迅说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有很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然而从昏睡入死不会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大嚷起来惊起了几个较为清醒的人，使他们受到临终的苦楚，你倒觉得对得起他们吗？钱答既然有几个人起来，你就不能说决没有毁坏铁屋子的希望。鲁迅被这句话打动，觉得在于将来的希望是不能抹杀的，于是答应钱作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抨击吃人礼教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这也是《新青年》杂志在钱玄同的倡议和影响下首次用白话文出版。从此以后鲁迅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勇往直前地开始了同旧世界的斗争。可以说钱玄同在鲁迅的革命文学生涯中起到了一个催生者的重要作用。自序里面的钱玄同被鲁迅称为金心异，文后的第14条注释解释了这个名字的来历，是源于复古派文人林纾在1919年3月上海《新申报》上发表的题为《荆生》的小说，这篇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里面有一个人物就是影射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名字就叫金心异。作为一个文字音韵学家，钱玄同还积极主张汉字改革，使用世界语。他认为汉字难认、难写、难记，不利于普及发展国语文学教育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主张废除方块汉字，用罗马字来代替，并成为“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的委员。这个主张在当时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后来白话文却慢慢风行起来了。《鲁迅全集》第4卷的《无声的中国》（1927）里就提到了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事情。鲁迅将他废除汉字的主张形容为一种激烈的变革，而将白话文的使用形容为一种较为平和的革新，当钱提出废止汉字的变革时，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放过了比较平和的白话文变革，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文便乘了这个机会减去了许多敌人，畅通流行了。然后由此分析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与折中，没有更激烈的主张，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白话文得以通行就是因了钱废除汉字用罗马字的主张。文后第9条注释更详细地介绍了钱的观点的出处，一个是在1918年1月的《新青年》第4卷第1号《论注音字母》一文中说过，高等字典和中学以上的高深书籍都应该用罗马字母记音，一个是在同年4月的《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通信”中，提出的“废灭汉文”代以世界语的主张。从以上这些可以看出，鲁迅和钱玄同某些时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不仅在钱玄同的引导下写下了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还从侧面夸奖了钱废除汉字的激烈变革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即让白话文得以风行。不仅如此，《鲁迅全集》第11卷中《两地书》的第12封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也少有地拿自己的写作风格与钱的风格对比，以此夸奖了钱的文章。他评价玄同的文章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而自己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然大出意料，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文后特别对玄同其人作了注解。这种坦诚的对比和真诚的夸奖在鲁迅的评价历史中是比较少见的。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鲁迅那种发自内心对钱的文章及其品格的尊敬和褒扬。但是这种良好的关系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两人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仔细审察他们之间的分歧一直可以追溯到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的《渡河与引路》，这篇文章是专门写给钱玄同的，《鲁迅全集》第7卷的该文后对钱玄同专门有详细的注释，介绍他为语言文字学家、《新青年》编者之一等。该文针对他提出的在《新青年》上讨论世界语（Esperanto）的问题，建议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Esperanto尚在其次，至于辩难驳诘更可一笔勾销。末了还不忘劝诫老兄翻车后再抬比将翻便扶更有益。这从侧面反映了鲁迅不赞同钱玄同辩难驳诘的风格。在第8卷的1923年发表的《关于〈小说世界〉》一文中，鲁迅也陈述了和钱玄同对待刊物《小说世界》不一样的观点，不赞成钱批评《小说世界》的宗旨和倾向，认为对于这份刊物是不值得有许多议论的，因为这在中国是照例要有而不成问题的事，说它流毒中国的青年似乎是过虑了。文后的第3条注释给文中的疑古作了介绍，就是钱玄同的笔名，并指出他批评《小说世界》的文章是指在1923年1月10日的《晨报副刊》“杂感”栏里发表的《“出人意表之外”的事》一文，其中摘引了鲁迅的《他们的花园》一诗，劝告新文学家不要与《小说世界》同流合污。很明显鲁迅对于钱玄同给予杂志的批评是不首肯的，或者认为这个批评是没有必要的，至少还有学磕头和学裹脚之类的事情更值得去讨论。这个区别也应该是二人对待如鸳鸯蝴蝶派等旧有事物的不同态度和处理方式。全集第7卷发表于1924年的《我来说“持中”的真相》一文更是鲁迅和钱玄同之间意见相左的证明。文章开头便说风闻老同学玄同经常在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岂不可气，今天寻出漏洞，报仇雪恨，《春秋》之义也。文章里所争论的是关于清朝大臣叶名琛的对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是否可以代表中国人“持中”的态度。文章很短，而且鲁迅开篇也明确说出这个与他无干，只是为专门寻出钱的漏洞报仇雪恨而已。由此可以看出二人在文坛上的积怨越来越深。在《鲁迅全集》第11卷写于1929年的第126封信中，鲁迅的言辞已然非常激烈，他记述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的路上遇金立因，形容他为“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文后第1条注释解释金立因其人即为钱玄同。从鲁迅的言辞间可以看出他厌恶钱玄同的态度已经是无以复加，胖滑有加显然是讥讽钱经常在外吃别人的请，油水好，唠叨如故则是鲁迅一向都认为他是个多话的人，默不与谈则是遇到他都不想和他再多说一句话。关于钱玄同喜欢吃请的问题，在《鲁迅全集》第4卷的1930年发表的《我和〈语丝〉的始终》里就曾提到过，说《语丝》的销路增加起来，后来有了盈余就让李晓峰拿出来每月请一次客，从此市场上的茶居或饭铺外有时就会看见挂着一块上面写着“语丝社”的木牌，也许还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文后第15条注释对疑古玄同作了解释，即指钱玄同。从这里对可以听到钱玄同的“又快又响的谈吐”的形容，我们可以揣测到钱玄同是会经常参加这些宴请的，而我们也可以从话语中体会到鲁迅对钱又快又响的谈吐口吻并没有一点好感。在《鲁迅全集》中，鲁迅还多次提到过两个人的这种性格差异，大致可以归结为鲁迅比较沉默踏实，而钱玄同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多话不稳。这一点最开始在第11卷的写于1919年的190419号《致周作人》的信中就出现过，信中说《新青年》二号已出，但鲁迅尚未取得，已函托爬翁矣。这里的“爬翁”在文后第10条注释中解释清楚为钱玄同，注释还专门介绍了钱得此名的来历，即源自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第七章《丛章先生学》中记述的情形，“谈天时以玄同说话时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从这条注释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在日本留学和钱玄同一起师从章太炎的时候，就觉得钱玄同是一个多话的人，这个深刻的印象一直到回国后依然保留在鲁迅的看法中，并且鲁迅对这个印象是越来越厌恶。第8卷的1921年发表的《无题》一文就已经隐含了这个意思。文中提到若问鲁迅“蚊虫跳蚤孰爱”，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跳蚤，原因很简单，因为跳蚤是默默吸血咬而不嚷的，所以他毋宁爱跳蚤，和这个理由相同的根据，他便也不太喜欢去“唤醒国民”，并表示这个道理曾经和金心异说过。金心异这个名字也在文后第2条注释给予了详细解释，介绍他指的是钱玄同，然后对他的任职经历作了梳理，并指出金心异这个名字来源于林纾的小说《荆生》的影射。最后提示关于金心异向鲁迅约《新青年》稿，以达到唤醒国民的目的的交谈可参看前面提到过的《〈呐喊〉自序》。言外之意可以这样理解，喜欢去唤醒国民的人就如蚊虫，当然也如金心异，而鲁迅更像是一只默默的跳蚤。但是鲁迅在这里并没有否定唤醒国民的意思，只是陈述了自己当初为何没有热衷于唤醒国民。这样，蚊虫和跳蚤的分别在鲁迅和钱玄同之间作了最早的判定，在鲁迅心中，钱玄同俨然已可想象为一只喜欢嗡嗡叫的蚊虫，自然也就不难理解在后来的文中鲁迅对他唠叨如故、又快又响的谈吐的评价了。钱玄同这张爱谈吐的嘴巴还说出过让鲁迅印象深刻的名言，为这名言鲁迅还专门写过一首诗来影射钱玄同，那就是《鲁迅全集》第7卷写于1930年的《教授杂咏》的第一首，诗歌说：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诗歌后面的第2条注释就对这首诗歌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这首诗歌是写来影射钱玄同的，钱早年曾说过两句名言，一句是曾戏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还有一句是据说他在北京大学曾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的话。这首诗针对他当年所说过的这两句名言给予了幽默的嘲讽，过了四十岁的钱玄同不是还活得很悠然吗？而他在还没过四十岁的时候说出那样的话，让当年已过四十岁的鲁迅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因此有仇必报的鲁迅作了此诗来讽刺钱玄同。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对钱玄同的讽刺和批判也在日渐加深，由先前的隐晦变成了赤裸直白的批判，《鲁迅全集》第12卷中写于1933年的331227号《致邰静农》一信中对钱玄同笔品的评价可见一斑。信中对邰静农说不得托金公执笔，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延至一年半载不报，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悭吝人乞烂铅钱也。文后第3条注释对金公有解释，指的就是钱玄同。从鲁迅对他的形容用“懒”、“高自位置”、“拖延”、“俗媚入骨”、“悭吝人”、“烂铅钱”这一系列用词可以看出，鲁迅对钱玄同的笔品乃至人品是相当不敢恭维的，甚至是非常鄙视的。《鲁迅全集》第6卷中写于1934年的《门外文谈》一文中则又讽刺了钱玄同的士大夫行为。文中说中国的文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以外还要加上一条“难”的高门槛，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以得到超出别的平常的士大夫的尊严。随后鲁迅举了汉朝扬雄喜欢奇字、唐朝樊宗师的文章点不断、李贺的诗看不懂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最后就近加上的就是钱玄同的例子，即他照《说文解字》字样给太炎先生抄过《小学答问》。文后第30条注释对钱玄同有介绍，解释他曾用《说文解字》中的篆体字样抄写章太炎的《小学答问》，后由浙江官书局刊刻行世。将钱玄同的例子放在段落的最后，和前面那些士大夫的例子一起放着类比，鲁迅的用心很明显——目的就是要指摘出钱玄同的士大夫本色，在鲁迅眼里，钱玄同和自己贴近大众的角色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想让自己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不折不扣的士大夫。除了这些嘲讽和批判，更有趣的是，鲁迅在他病重的1935年里写了一篇名叫《死所》的文章，收在《鲁迅全集》第8卷，短文以笑话的形式开头，讥讽了钱玄同超级怕死的心态，说北平的马廉教授骤然中风，在教室里逝去，疑古玄同教授怕步马廉教授的后尘，从此不再上课。文后的第3条注释解释疑古玄同教授即指钱玄同。末尾更嘲讽他不该坐在家里，其实死在家里的人比死在教室里的人着实要多。一直以来作为一个敢于直面淋漓鲜血的文学勇士，面向世人的鲁迅，对钱玄同的讽刺到此可谓达到了极致。

如果说林语堂、钱玄同都属于鲁迅在共同事业基础上结交的好友的话，那么同样通过《鲁迅全集》注释提到的人名的频率和次数，我们还可以看到与其相同重要的事业伙伴还有两位，那就是刘半农和孙伏园。他们两人在全集中的注释次数分别多达18次和17次。刘半农和钱玄同一样在“五四”运动期间和鲁迅同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和胡适、陈独秀比起来，鲁迅觉得刘半农更可亲近，所以两人经常谈谈闲天，算得上是老朋友。早期的刘半农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一些贡献，最有名的就是和钱玄同二人配合在《新青年》杂志上演出的“答王敬轩的双簧信”。但是后期的刘半农的革命步伐日趋保守，两人思想趣味的差异也就越来越明显，这些差异在《鲁迅全集》的文章中时有体现。例如刘半农1926年重新校印了用吴方言写成的借鬼说事的清代讽刺小说《何典》，鲁迅为这本小说专门写下了《〈何典〉题记》以及《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两篇文章，其中《〈何典〉题记》里就说到鲁迅认为刘半农的校勘有时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文后的第4条注释对所指的令人气闷的空格作出了解释，意指刘半农曾将书中一些内容粗俗的文字删去，代以空格，后来此书再版时则恢复了原貌。《鲁迅全集》第12卷中写于1932年的320618号《致邰静农》一信中则提到，刘博士之言行偶然从报章上见到，真是古怪得很，当时做《新青年》时万料不到会这样的。还有《鲁迅全集》第5卷的发表于1933年10月16日《申报·自由谈》的《“感旧”以后（下）》一文就是针对刘半农发表在《论语》第26期上的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诗集》这一打油诗。北京大学招考时，刘半农是阅卷官，他在试卷上发现一个可笑的错字，就拿来取笑作诗，例如将“倡明文化”的“倡”字笑为娼妓的“娼”字，还有“幸‘萌科学思想之芽’”以及将“留学生”错写为“流学生”，他都用来作一首诗，那些刚刚毕业的中学生被他挖苦得要钻地洞。鲁迅认为刘半农这种不再为白话战斗并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学子的行为反倒是非常可笑和不可取的。文后的第2条注释和第4条注释分别对刘半农登载在《论语》上的几首讽刺毕业学子的诗歌作了详细的介绍，说明文中所引用的诗和注，都出自载于1933年10月1日《论语》第26期的《阅卷杂诗》6首，如“有写‘倡明文化’者……”系《杂诗》第1首的“自注”，“幸‘萌科学思想之芽’”系《杂诗》第6首中的一句，“先生犯了弥天罪……”系《杂诗》的第2首等。

不过尽管鲁迅对刘半农的后期表现有诸多看法，但是他始终是一分为二、比较客观地来看待这个老朋友。所以当刘半农去世以后，北平、上海的一些报纸杂志在介绍他的生平事迹时，别有用心地对刘半农后期的保守和无聊行径大加吹捧，唯独不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时，鲁迅挺身而出，先后写了《趋时和复古》、《忆刘半农君》两篇文章，全面、公正地评价了刘半农的一生，《鲁迅全集》第5卷发表于1934年8月的《趋时和复古》一文中鲁迅讲刘半农虽然自认没落，其实是战斗过来的人，让敬爱他的人要多发挥这一点，而不是把他拖进油泥里当做趋时和复古的金字招牌。全集第6卷发表于1934年10月的《忆刘半农君》一文中也评价刘半农有勇敢而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还讲“半农的忠厚是使我感动的，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在别有用心的人准备陷死后的刘半农于不义时，鲁迅用这种客观、公正的评价表达了他对十年前曾经共同战斗过的老朋友的维护。文后的第6条和第7条注释还分别对作为《新青年》战士时勇敢的刘半农所打的两次大仗作了详细的介绍，一件事是“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即1918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展开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模仿复古派的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然后由刘半农写回信痛加批驳，骂倒了王敬轩，这件事情在当时的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很多人因此知道了刘半农这个名字。还有一件事是“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即刘半农在1920年6月6日所作的《她字问题》一文中主张创造“她”字，作为第三位阴性代词，还附带提出应当再取一个“它”字以代无生物。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不到一个月，刘半农就创作了那首着名的诗歌《教我如何不想她》，首次将“她”字引入了诗句。可以说这个女性“她”字的创造是刘半农在文字学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当然《忆刘半农君》一文后的第11条注释也对鲁迅曾说反感的“禁称‘密斯’”事件进行了解释，即刘半农1930年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曾禁止学生间以密斯互称，主张废弃“带有奴性的”密斯称呼，而代以国语中原有的姑娘、小姐、女士等。这种保守、复古的观念在当时打开国门不久，大规模接受外来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新文化运动后期，无疑是不被依然勇往直前的革命派所推崇的。这也是鲁迅说不喜欢后期的刘半农的原因。

在鲁迅的文笔生涯中还有一位对他影响较大的朋友——被称作“副刊大王”的着名编辑孙伏园。孙伏园和鲁迅一样都是浙江绍兴人，早在鲁迅于绍兴师范学校任校长的时候，孙伏园就已经成为鲁迅的学生，后来在北京大学又第二次受业于鲁迅。毕业后曾参加北大文学社团新潮社和鲁迅也在过的语丝社，并在1919年以主编《新潮》月刊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此后分别于1919年担任《国民公报》副刊编辑，1921年主编《晨报副刊》，1924年任《京报副刊》编辑并在同年发起创办《〈语丝〉周刊》，以及在1927年3月到武汉担任《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等。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记载，孙伏园是中国编辑报纸副刊历时最长、种数最多的人之一，中国在“五四”运动时有四大副刊成为文化界和舆论界的重镇：北京的《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其中前两种皆由孙伏园主编，着名报人戈公振先生遂称其为“副刊大王”，评价孙伏园以言副刊之精彩，举国上下无人能比。对于鲁迅而言，如同钱玄同催生了《狂人日记》一样，孙伏园对其最重要的影响恐怕就是催生了刻画国民性弱点的着名小说《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3卷的《〈阿Q正传〉的成因》清晰记录了这一催生过程：“那时孙伏园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它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很明显可以看出孙伏园的约稿直接催生了这篇小说的诞生，因为鲁迅自己都说一向毫无写它出来的意思，是因为孙的约稿才写出来的。“第一章刊出以后，伏园已经善于催稿了，迫于连载的压力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可见孙的催稿力度之大，可以说也正是在孙伏园的敦促之下，才有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国民性、最具乡土气息和悲剧意识的人物形象阿Q的诞生。除了催生出小说《阿Q正传》，孙伏园还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所在的《语丝》周刊的创办有着直接的联系。1924年，失去林徽因的徐志摩写了一首失恋的诗《去吧》，刊发在《晨报》副刊上，一直对徐志摩的恋爱态度不太认同的鲁迅读了以后，认为他这是咎由自取，便模仿东汉张衡的《四愁诗》写了一首《我的失恋》，对徐志摩进行奚落和调侃，这首诗歌原本已经编排好准备发表了，可是就在出报的头天晚上，孙伏园却发现稿子被当时《晨报》的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当时就按捺不住火气去质问刘勉己，并情急之下打了他一耳光，随后就向《晨报》提出了辞职，第二天就去了鲁迅那里并告知了辞职的事情。鲁迅觉得孙伏园丢了这份工作和自己有关，深感抱歉和不安，表示愿意帮他重新做出一番事业来。那时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都是和鲁迅非常亲密的战友，对北京的各大报刊和副刊的颓废不满已久，遂于1924年11月创办了可以无所顾忌、任意而谈的刊物《语丝》周刊，刚刚从《晨报》副刊辞职的孙伏园就在鲁迅的举荐下担任了主编一职。《语丝》周刊的创办和语丝社的成立当然有着远为广阔和复杂的背景，但是孙伏园的这一耳光导致的辞职却实在地成为某种直接的催生剂。1924年夏，孙伏园曾以记者的身份与鲁迅等同赴西安讲学，因此《鲁迅全集》中有一些提到孙伏园的地方都用记者先生代替，并在文后给予了注释，比如第7卷的致郑孝观的《通信》和第8卷的《关于〈小说世界〉》等。可以说鲁迅和孙伏园早期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但是在后期他们二人的关系逐渐疏远，主要是源于孙伏园将北新书局的缺点对鲁迅藏得太密，闹开以后，将北新的坏处宣传得太多，这点对孙的不满在1927年12月26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表达得很明显。还有一点就是孙伏园编辑《贡献》杂志，而据说这个杂志是国民党改组派的刊物，因此鲁迅在1928年5月4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对于这份杂志，藐视者多，对孙伏园的立场和态度已经颇为质疑，更甚者是在《鲁迅全集》第11卷1925年6月13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道：“□□的态度我近来颇怀疑，因为似乎已与西滢大有联络……至于指《猛进》、《现代》、《语丝》为‘兄弟周刊’，大有卖《语丝》以与《现代》拉拢之观。”这里的“□□”原本在信中就是写的伏园，后来《两地书》正式出版之时，才用“□□”取代。信后的第4条注释解释了这两个“□□”指的即是孙伏园，并介绍前述话语来自孙伏园1925年6月13日发表在《京报副刊》上的《救国谈片》一文，文中不仅说《猛进》、《现代》、《语丝》三家为兄弟周刊，还说《现代评论》杂志在“五卅”运动中也作出了诸如时事短评等的许多实际的贡献。陈西滢是鲁迅众所周知的论敌，而孙伏园“与西滢大有联络”，并且《现代》和《语丝》风格理念大不相同，因此鲁迅说他出卖《语丝》，拉拢《现代》，明显是指孙伏园的思想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用“□□”代替则表示鲁迅对此留有了余地，并在括号中说这也许是我的妄猜，这样保留的口吻和批判钱玄同那种激烈的态度还是有着鲜明的对比的，从这种差别可以看出鲁迅对孙伏园只是隔阂和疏远，而并没有非常强烈的批判。鲁迅逝世之后几天孙伏园便写下了《忆鲁迅先生》一文，并在结尾写下了那句着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诗句之间表达了愿鲁迅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永远引导人们勇敢奋进的希望，从中也可以看出孙伏园对鲁迅一如既往的崇敬和爱戴之情。

通过对《鲁迅全集》人物注释简单的统计分析还可以看出，在鲁迅的创作事业以外，翻译也在鲁迅的文学事业中占到了一定的比例。因为在人物注释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还有很多翻译家，其中翻译家曹靖华的名字在文章的注释中出现多达16次。不仅如此，文章中还多次提到了一些其他的翻译家，如韦素园、韦丛芜、傅东华、韩侍桁等。鲁迅曾经在《新的世故》一文中说过，创作批评和翻译，他没有研究过等次，但是他都给予相当的尊重，对于常被奚落的翻译也不轻视，反认为其力量是非同小可的。对于20世纪20年代“创作乃处女，翻译不过是媒婆”的论调，鲁迅也一直持否定的态度，认为那样是会让中国与世界潮流隔绝的，中国迫切需要的是面向世界吸取新知，脱离旧俗。在鲁迅的文学活动中，他最早翻译的雨果的作品《哀尘》完成于1903年，比他最早创作于1911年的小说《怀旧》要早上8年。从数量上来说，鲁迅翻译作品的数量丝毫不少于他的创作数量，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938年版和1973年重印的20卷《鲁迅全集》中，后10卷全部都是翻译作品。可见鲁迅对翻译和创作一样是非常重视的。

在众多外国文学作品中，鲁迅尤其重视苏俄文学作品的译介，经他翻译的苏俄文学作品共有160多万字，超过他全部翻译着述的1/4。而正是对苏俄文学的译介这一共同事业，奠定了鲁迅和曹靖华革命友谊的坚实基础。曹靖华是河南卢氏县人，中学毕业以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的“外国语补习学校”学习俄语，1921年作为学校代表被派往前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莫斯科接受了马列主义，并认识了当时的《晨报》驻莫斯科记者瞿秋白。和瞿秋白的交往让曹靖华的思想有了极大的飞跃，回国以后，他在瞿秋白主办的刊物《新青年》季刊上发表了第一篇苏俄的翻译作品《蠢货》，从此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1925年春，曹靖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任前苏联顾问团翻译，并帮助顾问团成员王希礼翻译了《阿Q正传》，他和鲁迅的友谊也就是由此开始的。大革命失败以后，曹靖华再次来到前苏联，与同样又一次来到前苏联的瞿秋白有了进一步的交往，瞿秋白教导曹靖华将介绍前苏联文艺作品和理论当做革命的政治任务来完成。而鲁迅此时也力主苏俄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从中可以看到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种人的对立存在，于是翻译苏俄文学这一共同事业便成了鲁迅和曹靖华两人友谊的主旋律。1931年10月，由曹靖华翻译的前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出版，这本书对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青年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而约请曹靖华翻译这本书并对该书进行了校对的就是鲁迅，不仅如此，因为原先约定的出版社毁约，鲁迅为了让这部着作顺利问世，自己拿出钱来印了《铁流》。关于《铁流》的翻译和出版事宜，在《鲁迅全集》中有文章不止一次提到过。《鲁迅全集》第4卷的《关于翻译的通信》中对瞿秋白说到，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着尤其是前苏联的名着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而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瞿秋白个人和Z同志的努力，《铁流》、《毁灭》等的出版，应该认为是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这里的Z同志在文后第2条注释就注明为曹靖华。《鲁迅全集》第7卷的《〈铁流〉编校后记》更是将曹译的《铁流》本面世所经历的小小的艰难历史讲述得非常仔细，其中包括在左翼翻译备受压迫的环境下坚持让曹靖华翻译《铁流》，鲁迅和曹两人在中苏之间至少也有二十次的信札往来，还有插图的选择，序文的安排，等等。《铁流》之后曹靖华对前苏联书籍的翻译一发不可收拾，连续翻译了十多部前苏联作家的小说和着作。

曹靖华对鲁迅的帮助还体现在前苏联木刻版画方面，鲁迅对木刻版画的喜爱是众所周知的，他将此作为他毕生的一项事业来经营。曹靖华在前苏联待的时间比较长，搜集前苏联的木刻版画相比于他人来说也更加方便和简单，因此他经常将在前苏联搜集到的木刻版画从国外邮寄给鲁迅，而这些内容在鲁迅的文章中尤其是在致曹靖华的书信中时时可以看到记载。例如在《鲁迅全集》第12卷写于1932年4月23日的致曹靖华的信中就提到书画仍可寄原处，信后的第7条注释就注明这里的书画是指鲁迅经常委托在前苏联的曹靖华搜集原版的手拓木刻、名贵画册及书籍插画。写于1933年10月31日致曹靖华的信中又提到木刻望即寄下，弟亦先睹为快，可买白纸数张裁开以后将木刻夹入，然后和报纸以及封面的硬纸一同卷实，信的最后还一再嘱咐曹靖华无论如何木刻是必须翻印的，因为这种木刻在中国及日本都很少见。从鲁迅言语间对待木刻的细心程度可以看出鲁迅对前苏联木刻的喜爱和珍惜。信后的第7条注释注明这里是所说的即将寄下的木刻就是指鲁迅托曹靖华在前苏联搜集的原版手拓木刻。事实上，鲁迅开始大量地搜集和绍介前苏联的木刻作品就源于他校印曹靖华所翻译的《铁流》。1931年鲁迅在《版画》杂志上看到《铁流》有一套木刻插图，于是就写信给曹靖华托他搜求这套插图，经过曹靖华的不懈努力，不仅得到了作者赠送的一套原拓木刻作品，还冲破了许多关卡，冒着被没收的危险将这套作品寄到了当时在黑暗势力重重包围下的鲁迅手里。《鲁迅全集》第8卷的《德国作家版画展延期举行真像》一文中就说到这套木刻插图，“是为俄国木刻名家毕斯凯莱夫有铁流图四小幅，在严寒中印成，赠送给《铁流》的中国译者，昨天已由译者寄回上海，成为在东亚唯一的原版画”。这里的中国译者在文后的第4条注释中就注明为曹靖华，并介绍了这四幅《铁流》的插图是在曹靖华翻译的《铁流》出版的同年得到的，1931年12月8日鲁迅收到由曹靖华寄来的毕斯凯莱夫手拓《铁流》插图四幅，本来打算单独制版印行，但是未能实现，后来收入《引玉集》。在鲁迅致曹靖华的信中还曾多次提到木刻插图的事情，比如1933年11月25日的信中的第三段就说到对于前苏联木刻家所希望的，他想慢慢搜集一点旧书寄去，和中国新作家的木刻一起寄给前苏联木刻家，后面还在括号里加上一句“不过他们一定会发笑的”，表明前苏联的木刻要比中国的木刻插图艺术成熟一些。当时的鲁迅为了得到前苏联的木刻作品，和曹靖华曾经有着多次通信，并且在曹靖华的来信中得知前苏联的木刻家很喜欢用中国的宣纸拓印木刻，就分批将前苏联木刻家所希望的东西一一寄给曹靖华，托他转赠给前苏联的木刻家，前苏联木刻家收到鲁迅赠送的中国物品以后，就陆续将自己的作品再托曹靖华寄赠给鲁迅。文后的第8条注释就注明信中所说的寄给前苏联木刻家的“中国新作家的木刻”就是指后来由鲁迅编选的中国作家的《木刻纪程》，最初由鲁迅于1934年8月以铁木艺术社的名义自费印行。鲁迅将中国新作家的《木刻纪程》也寄给前苏联的木刻家，投桃报李，互相交流，以换得鲁迅所喜爱的前苏联木刻家的作品。《鲁迅全集》第13卷中的340717号《致吴渤》一信中也对吴渤说起“托友到那边去征求名作的全部插图，如果可以明年又能出一种插画集”。信后第一条注释有标注信中的友指的就是曹靖华，而“那边”则是指前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这里说的就是曹靖华1934年间和前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来往比较紧密的时候，鲁迅请他帮忙搜集名作的全部木刻插图，准备将未编入《引玉集》的文学作品的插图像散的花瓣一样拈集起来，做一个和《引玉集》对应的集名叫作《拈花集》的前苏联木刻“二集”。除了木刻的插图以外，鲁迅还托曹靖华寄过许多其他的文学作品的插画，《鲁迅全集》第13卷1934年6月29日给曹靖华的信中就专门提到了印在书内的插图，并对图画的事宜有诸多讨论，其中叮嘱“兄之书”暂时不用寄给他，这里的“兄之书”在文后第1条注释被注明指的是曹靖华搜集的附插图的前苏联文学作品，还说到《一周间》的插画不够好，而且太大用不了，插画本《水门汀》他也有（《水门汀》在信后第2条注释中注明为《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肥料》的插画本不知曹靖华有没有，他很想一看，等等。《鲁迅全集》第6卷写于1935年的《〈死魂灵百图〉小引》里还说到了曹靖华给鲁迅提供的《死魂灵》的图画，得到这卷图画被鲁迅称为世间还真有意外的运气，中文译本的《死魂灵》最开始发表时，曹靖华就寄给鲁迅一卷在彼得堡得到的图画，纸张虽然破碎但是图像无大损，于是前苏联最写实的两种《死魂灵》的插画就全收进这一本集子了。文后第6条注释同样对曹靖华有介绍，这里省略不谈。通过上述《鲁迅全集》中对曹靖华这个人物的注释的梳理，我们就可以发现曹靖华在前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木刻插画等方面给了鲁迅以鼎力的相助，对他的文学事业有着不可小视的贡献。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许广平扮演着一个不同寻常的角色，她不仅是鲁迅的灵魂伴侣，还是鲁迅的文学事业和生活起居必不可少的帮手。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可以发现，对于许广平的注释也是较多的，全集里注释的次数多达14次。沿着这些注释追溯到正文，许广平给鲁迅的诸多帮助就可以纷纷呈现在读者眼前。在鲁迅的饮食起居上，许广平对他是细心照顾和无微不至的，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两地书中会经常向她汇报饮食情况，乃至辣椒不能吃了改吃胡椒之类的事都会向她报备，表现出许广平作为一个妻子的角色对丈夫细致的关心。《鲁迅全集》第3卷的《马上日记》里就提到景宋给他介绍河南一种用柿霜做成的名产，性凉，如果嘴角生疮之类的疮症用这个一搽就会好。这里的景宋在文后的第18条注释中就注明为许广平的笔名。许广平和鲁迅相识于学校的课堂，因此许广平和鲁迅之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共鸣和她对鲁迅学术上的钦佩，一开始就作为鲁迅学生的许广平，在后来的夫妻生活中不仅在生活上对鲁迅悉心照顾，更是在鲁迅的文学事业上给予了他不少的帮助，从《鲁迅全集》对许广平的注释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鲁迅全集》第4卷的《鲁迅译着书目》里就说到景宋曾经为鲁迅所译着的书开过一个目录，放在《关于鲁迅及其着作》里。全集第6卷的《〈苏联版画集〉序》的末尾也署名为鲁迅述，许广平记，表明此篇序文是由鲁迅讲述，许广平帮忙记录下来的。全集第8卷的《关于小说目录两件》中也说到时鲁迅方走厦门避仇，没有空余时间，乃托景宋君将《内阁文库书目》的传奇演义类抄下来放到鲁迅的行李箱。全集第10卷的《〈唐宋传奇集〉序例》里说到本集篇卷不多，但是成就却很不容易，先经许广平为之选录出来，最多的是《太平广记》中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后面都对许广平进行了注释，通过这些注释追溯到正文可以看出许广平在鲁迅的文学事业中给予他的帮助。查找资料、抄写稿件、校对译着对许广平来说是她为鲁迅做出的最辛勤的举动，正因为得到了许广平的这种支持，鲁迅后来的着述成绩才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二十年，鲁迅在发表自己的作品时，有时也特意用“许霞”、“许遐”的笔名纪念许广平的辛苦付出。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在整理鲁迅的遗作方面更是作出了大量的贡献，涉及鲁迅的杂文、书简和《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