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作品注释的兴盛——新时期的注释

第三节

新文学作品注释的兴盛——新时期的注释

新时期注释文学作品的兴盛也就是在离现在较近的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段时期。随着新文学那个历史时代愈行愈远，也随着国家的文学出版事业的繁荣，给新文学作品加注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以至于在当代出版的新文学作品中，几乎很少能看到纯粹意义上的白文本了。也正因为如此，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在1998年开始专门出版了一套“新文学碑林”丛书，书中基本没有注释，即使少数有也只是介绍作品发表过程中的文字变迁，没有阐释性和评论性的注释，序言里声明“每一本书都力求以初版原创风貌与读者见面”。不过虽然注释现象已较普遍，要把它们一一陈述出来却是一件冗繁且没有太大意义的工作，而且仅在页脚标注简单注释的作品仍不在少数，因此给新文学作品编辑出专门的注释本，就成为新时期注释工作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首先是注释本全集的出版。继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大家的作品出了注释本全集以后，丁玲与沈从文的注释本全集也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出版。事实上，丁玲的10卷本全集早在1995年就曾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以《丁玲文集》命名出版过，文中也由编者加上了很多注释，这些注释主要集中在书信部分。2001年丁玲的作品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命名为《丁玲全集》出版时，书信部分依然是注释的重点，如第十一集的家信和第十二卷的书信部分，注释都相当详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注释部分的情况和《丁玲全集》大概差不多，小说部分的注释比较少，除了加进去新发现的《〈长河〉自注》，其他注释主要集中在杂文、文论和书信部分，文论部分的注释尤其丰富，比如第16卷第一讲《神话传说》的第一章后面就有111条古典文学知识的注释。这两部全集的出版给新文学作品的全集注释本又增添了新的成果。而在新文学作品里一向都位列榜首的《鲁迅全集》继1958年版和1981年版之后，在21世纪初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修订。2001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正式启动了《鲁迅全集》注释的修订工作，于2005年出版了截至目前最新的一套《鲁迅全集》，新版《鲁迅全集》新增注释1000余条。根据李文兵先生提供的数据，新版《鲁迅全集》较之旧版，注释部分净增字数达20万（由190万增加到210万）。这20万字是在旧版的基础上修改和新增而成。其中包括知识性注释、人物注释、资料文献性注释以及出自古代典籍中的文字、典故注释等。除整条注释的增加和删除外，对原有注释也进行了补充和修改，特别是对原来注释中带有评价说明性和时代局限性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力求从现在的角度客观地介绍情况，不做过多的评判。《鲁迅全集》注释的编辑和修订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每次修订完毕，我们都可以在期刊中找到很多关于《鲁迅全集》注释的文章，有的是进行质疑，有的是给予补充说明，有的是帮助订误。2005年版《鲁迅全集》出版面世以后，有关其注释的论文就出现了很多，如《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4期刊发的廖久明的《关于2005年版〈鲁迅全集〉与狂飙社有关的部分注释——兼谈完善〈鲁迅全集〉注释的方法》、2007年第9期刊发的陈元胜的《〈鲁迅全集〉（2005年版）注释补正三题》、2009年第7期刊发的高道一的《新版〈鲁迅全集〉一条注释的补注》、2010年第5期刊发的亓凤珍的《新版〈鲁迅全集·华盖集〉注释九问》等，这些文章都从侧面表现了注释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和所占的重要位置。与此同时，《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都是在原来基础上将全套文集出齐，对于前面已经出版的卷本并没有重新作出修订。这一系列全集作品注释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和古代文学的注释大多集中了词义的解释和典故的考索有所不同，“现代作品的注释除了增添了外国人名、地名、书名的译介外，大多属于社会历史事实和文坛掌故的说明，头绪更见纷繁，与作品内容的关系也更为复杂，表明现代文学的注释工作有古代作品未曾有过的广大领域和众多难点”，校订人员们所做出的辛苦努力是让我们惊叹并佩服不已的。这些全集的影响范围扩大，发行量也日益增大，其原因也与那些详尽的注释是分不开的。此外，窥斑见豹，从以上所述的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丁玲等全集的注释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出，新文学作品中对注释部分重视与否可以成为判断文学作品在新时期是否具有重要地位的标志。

除了出版社组织的集体注释工程外，还有很多作家、学者个人也为现代文学作品的注释本工作作出了贡献。如2006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得后编辑、李庆西注释的《鲁迅杂文全编》就是如此。《〈阿Q正传〉郑笺》沿用古代注释中的“笺”这一注释形式，采用一种更现代化的白话语言，用段落注的形式将鲁迅先生早在1921年发表的《阿Q正传》解释出来。《鲁迅杂文全编》则是在每篇杂文后面加上注释帮助解读，这个解读不是分条目针对文中的词语或者题目进行解释，而是采用现代语言用整段话来对全篇文章的背景和含义进行注释，让读者更加通俗而直接地了解到该篇文章告诉人们的信息。给新文学作品做作注释本的还有钱定平的《破围》一书，也是对钱钟书《围城》一书的注释性解读，他在《破围》的序言中说道：先生自己也曾经说过，他的书里面常常有“无意中”安置的“拦路石和陷阱”。先生指的是校读草率，“留下了不少字句和标点的脱误”。在我看来，这些都还只能算是低级的“虎豹豺狼”。“更凶猛蛮横地拦路不让走的，是从中国古书、外国洋书里面，像《天方夜谭》的阿拉丁神灯一般，呼唤出来的一群群老典故、洋故事和蟹行文。”《破围》这本书试着做的，就是搬开拦路石，填平陷脚阱的事，为大家阅读钱钟书、理解钱钟书、亲近钱钟书铺平道路。该书采用了明清文人笔记的形式，分为若干个小标题，先列举《围城》中不易读懂的原文，然后对其进行诠释和解说，这种形式和前面提到的《〈阿Q正传〉郑笺》的段落注的形式非常相似，区别在于它不是按顺序每段都进行解释，而是摘录书中某些作者认为难懂的段落进行解读，让我们通过这种形式了解了书中的很多中外典故和逸闻趣事。这本书对我们更深入地读懂《围城》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涉及注释权的问题，杨绛先生曾和钱定平打官司，后来法律认定钱定平写作这本书不属于注释行为，无意损害原作品着作权人的利益。虽然法律认定此举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注释行为，但是从文学的角度看，我们说《破围》无论是从形式上来说，还是从内容上来说，都属于为小说做注释的广义范围。同样为《围城》的版权问题引起过纠纷的还有199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围城〉汇校本》，这本书同样在汇校的过程中加入了很多的注释。虽然不像《破围》的结局那么好，它最后仍被认定侵权，可是从这两个例子当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一点，对《围城》的关注和注释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者们的共同愿望，属于大势所趋。21世纪出版注释本的一位典型代表还有陈永志，他的《〈女神〉校释》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9月出版，封面上醒目地标志了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完善的《女神》汇校本，而且是一本比较详备的《女神》注释本”。其中，注释的内容繁多，名物、典故、文字、义理、源流、艺术乃至创作情况的引述、写作时间的考辨，皆纳入其中。该书在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女神〉汇校本》的内容基础上重新订正，并将校勘和注释合理地统一起来，用“校”来确定文本的真实面貌，用“注”深入文本细部，注释选择的条目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科学的调整和编排，被注释的条目都选择了理解诗歌最需要探寻的方面，增加了对郭沫若的构思、章法及诗歌意义的注释，而对那些流于表面的无足轻重的注释作了删除。《〈女神〉校释》共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女神》内容校释，下编为《女神》注释有关考证过程的论文，和上编中的注释前后呼应，整书最终指向“对郭沫若诗集《女神》的本义作切实把握”这样一个目标。国内学者对新文学作品的注释有益于作品在国内的普及，而国外学者对中国新文学作品的注释也加速了作品在国外的传播。例如90年代日本同学社出版的牛岛德次先生的《老舍〈骆驼祥子〉注释》本对《骆驼祥子》里的很多方言词汇都加以注释，“它的出版无疑有助于日本读者正确深入理解这部名作”。还有日本的柴垣芳太郎所写的《老舍与日中战争》一书，也在90年代由东方书店出版，这本书按发表顺序排列了1937年到1949年里老舍的全部作品，并且对每篇作品都分别作了详细的解说。他们对于老舍的作品所做出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注释，都促进了老舍的作品在日本的普及，成为中国新文学作品注释成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