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梳理下的人物分析

第五节

注释梳理下的人物分析

在前面几节的内容里，笔者对《鲁迅全集》中的人物注释从次数统计的这个角度出发进行了一个简要的分析，以注释为出发点回归到正文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发掘出有关鲁迅文学事业和个人风格的一些规律和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以往也有很多对鲁迅的性情人格或者文笔风格进行剖析的文章，譬如有学者写论文分析鲁迅和顾颉刚不和睦的原因，还有学者探究鲁迅和林语堂或者刘半农等人因误会渐行渐远的过程等，这些文章分析起来都不无道理，甚至有一些对鲁迅是非常中肯的评价，但是他们都是从鲁迅的个人性格上的某一点出发，没有对鲁迅的整体学术风格和人格进行大方面的概括和整理，鲁迅和某个人相处时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为人处世的细微之处其实并不是偶然的性格使然，而是和他一贯的学术方向和人格方向有关。我们通过对鲁迅文中提到的所有的人物的注释进行整体的梳理和概括，就可以隐约看到鲁迅的人生线条和方向感。而这种从鲁迅的创作本身进行挖掘的角度，从文章作品中提到人物的次数进行数据统计的量化方法，较之其他来自主观感情上的揣度和推断就显得更加可靠和理性。

首先我们可以对前述几节内容中《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提到较多的人物进行一个图表上的直观展示，前面几节提到的注释中和鲁迅有着较紧密关联的人物主要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一是鲁迅事业上的亲密伙伴，比如郑振铎、茅盾、曹靖华等，他们分别在刊物约稿、左翼文坛、苏俄翻译等方面给了鲁迅以最亲密的合作与帮助，是鲁迅的文学事业得以蓬勃发展最有力的支持；二是给鲁迅的生活提供重要帮助的朋友，比如同是浙江绍兴同乡的许寿裳和蔡元培，还有鲁迅重要的生活伴侣许广平等，他们都在物质生活和赖以谋生的职业上面给了鲁迅以最关键的后盾和援助；三是前期为鲁迅的战友或者伙伴，可是后期两人发生矛盾或者分歧的人，例如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等，在某一段时期内他们是鲁迅很重要或者关联紧密的战友、伙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的变化，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和鲁迅之间产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观念、行为上的不同，导致鲁迅不再与他们亲密如初，并在诸多场合对他们的观点和立场进行批判和反对；四是鲁迅的亲友，这里主要指的是周作人和周建人兄弟俩，他们在《鲁迅全集》中被提到的次数也是比较多的，鲁迅与他们不仅在文学事业上有着或多或少的交流与沟通，在生活上也多次提到他俩，显示了兄弟之间不同于常人的血缘和亲情；五是鲁迅在革命道路上的引领者，这里主要是指瞿秋白对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及革命文学作品的译介，给了鲁迅以最准确的革命思想的传递，另外瞿秋白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所作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给予鲁迅杂文的高度评价也初步奠定了鲁迅在现代文坛上的地位；当然还有一种类型就是鲁迅的论敌，这里主要是指现代派的顾颉刚和陈源两位，他们与鲁迅的矛盾相较于其他人来说是最激烈、最不可调和的，这些矛盾不仅仅表现在学术上，更多的还体现在了私人交往的感情上，而且最后始终没能得到鲁迅的原谅。这几种类型是笔者在通过对《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进行梳理和分析以后概括出的结论，它们代表了一个从注释出发的研究方向，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将看到的内容展现出来，也许能给研究者们一些新的启发。

从以上6个图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鲁迅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最多的人都是和他的文学事业和生活关系最为紧密的人，当然也包括他的论敌。从他与这些人物的交往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鲁迅与其他人相比之下的一些比较明显的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

首先鲁迅不属于特别外向型的人，正如他自己在1934年9月4日的《致王志之》的信中所说，他不善交际，与出版界总是很隔膜。从某个角度来说，鲁迅对于个人的感情和生命体验多过于他对其他人的领导才能，这也是他之所以会在文学写作方面有大的建树的根本原因。不过在革命文学的方向上，鲁迅一开始不仅没有广泛的号召力，反而是被动接受引导的，他在文学上的敏感体验和深厚造诣是在外界因素的激发和催化下全面展示出来的，这一点从他走上革命文学道路的起点就可以明显看出。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由钱玄同催生的，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坚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他在担任《新青年》杂志编辑时，不仅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用白话文写给陈独秀的信，还邀请其他文人用白话文写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钱玄同亲自去鲁迅的住所向他约稿的结果。从此以后鲁迅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勇往直前地开始了同旧世界的斗争，并将其中一部小说集命名为《呐喊》，用呐喊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那时的主将是主张积极不主张消极的，因此鲁迅往往不恤用笔在小说《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在小说《明天》里也不叙说单四嫂子最后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至于鲁迅自己，也不愿意将他自以为苦的寂寞再传染给也如他年轻时候一样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可以说钱玄同在鲁迅的革命文学生涯中起到了一个催生者的重要作用，他将一个也曾沉浸在寂寞和愁苦中的青年引上了积极呐喊的革命文学之路，如果将鲁迅走上革命文学道路看成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钱玄同的约稿则起到了直接的催化作用，哪怕鲁迅内心积攒了再多的呐喊的声音，恐怕也是需要像钱玄同之类的刺激和推动才可以释放出来的。

如同钱玄同催生了《狂人日记》一样，鲁迅那篇着名的刻画国民性弱点的小说《阿Q正传》也是被副刊大王孙伏园催生的结果，可以说也正是在孙伏园的敦促之下，才有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国民性、最具乡土气息和悲剧意识的人物形象阿Q的诞生。由于孙伏园最初向鲁迅约这篇稿是准备放在“开心话”的栏目中的，因此鲁迅开始创作时为了切近“开心话”的主题，特意给阿Q加上了一些诙谐的色彩，他将其称为不必要的滑稽，甚至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但事实上这种原本因为栏目需要而加上去的滑稽，最后反而更加增强了阿Q这个善用精神胜利法的可悲人物的悲剧性。这种滑稽中透露出来的悲凉反而看着不再让人觉得开心，孙伏园看着也觉得不很开心，于是从第二章起，他将《阿Q正传》从“开心话”栏目移到了“新文艺”栏目里。让阿Q这个原本准备成为开心果形象的人物真实地恢复到了一个悲剧的国民代表的深沉形象。而这个富有深刻意义的形象是鲁迅在孙伏园的催促下顺利达成的。尽管鲁迅心里早已有了这个形象，可是如果没有孙伏园的约稿，这个形象的诞生时间就不得而知了。

鲁迅走上左翼革命文学道路的过程同样也是被引导的结果，当然前提是鲁迅自身的内心思想和共产党人的信仰渐渐有了靠拢的倾向。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深厚的共产党人，瞿秋白给了鲁迅以极大支持和引导。鲁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积极而完美的左翼革命文学者，虽然他的内心具有文学的情感素养以及革命的火种，但是这个火种是经过外界很多人的引导和催化才慢慢燃烧起来的，从性格上来讲，鲁迅是一个不善交际的沉静内敛的人，他走上文学革命的这条道路是受到外界因素的推动和引导的。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受到革命思想引导的人都能在文学事业上取得和鲁迅一样非凡的成就。同样通过分析图中展示的鲁迅与其交往较多的战友或者伙伴的接触，可以发现鲁迅之所以为鲁迅，是因为和这些人相比，他的身上存在着其他战友、伙伴身上所不具备的精神特质和人格魅力。首先鲁迅在文学上的不同寻常的成就最直接地来源于他对己对人的感情的深厚和细腻敏感，像对待自己一样，最大限度地体谅身边的人以及普通国民的疾苦和感情，真诚而不含一丝草率。他笔下的典型人物，不论是阿Q，还是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都充满了鲁迅对这个旧社会思想荼毒的批判和对这些身处这个社会的可怜人物的悲悯和同情。他将自己的一腔感情投到这些人物身上，对他们首先表示出了自己对国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恨铁不成钢的悲悯，而这种悲悯背后隐藏的则是鲁迅对这个国家的深深的热爱和期望国家有所改变、日益强大的殷殷之情。这种深厚的爱国爱民之情造就了鲁迅和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气质和语言行为，从注释追溯到的描述人物的正文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和这些人物的巨大差别。鲁迅和林语堂前期的关系是不错的，而且正因为林语堂在1925年的学潮游行中和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拿竹竿与石头和警察搏斗，并在眉间留下了一个永远的伤疤，导致这一爱国行为颇受鲁迅赞誉，两次致信林语堂将他引为革命同志，并在后来的文章中多次提到林语堂，对他的文章表示出相当的认同和尊重。在“三·一八”惨案爆发之后，林语堂和鲁迅更是并肩站在一个战壕里支持学生的行动，成为亲密的战友。林语堂给鲁迅取的绰号“一只令人担忧的白象”在很长时间内也被鲁迅所深深喜爱，在和许广平热恋期间所写的两地书中，很多次情感浓厚之时的信件鲁迅最后都以“小白象”或者“你的小白象”这个昵称结尾，并且有时还附有一只小白象的简笔画。林语堂和鲁迅亲密的关系可见一斑，而这种亲密关系的开始就是建立在这种对国家民族的感情基础之上的。相对应地，后来鲁迅和林语堂之间的分歧同样也是来自于这种对民族、对国家的感情的深厚程度的差别。鲁迅爱憎分明，感情浓厚，深入彻底，沉潜不移，不带一丝弹性和松懈，而留学过许多国家的林语堂后来则讲求fair play，推崇幽默、性灵，这些感觉上更倾向于懈怠和轻飘的文学主张自然被一直坚持直面淋漓鲜血和惨淡人生的勇士鲁迅不齿，被他视为奸猾与怯懦，他认为在血与火的环境中最需要的是斗争，而不可能是仅有幽默可言的。曾有这样一桩小事，在饭桌上有几个广东籍作家一起用粤语聊天聊得兴致盎然，其他人都听不懂以致插不上嘴，一旁的林语堂便故意用英语和他们讲话，以示彼此听不懂如同鸡同鸭讲来幽默一番，而当时疾恶如仇、爱国民族情绪浓厚的鲁迅则当场训斥他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外国话来欺压中国的同胞吗？”虽则是一件小事，可是很明显可以看出鲁迅的爱国情绪和民族感情是非常激烈的，尤其是在那样一个水深火热的、中国备受外国欺凌的年代，这样的情绪和感情在鲁迅身上表现得尤其强烈，以至于生活中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可以点燃这种情绪。鲁迅曾经写过《天生蛮性》一文，文章一共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将林语堂和前清遗老、伪满总理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可见他对林语堂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还主张什么幽默与性灵的鄙夷之情。当然鲁迅并没有伟大到为了心中的国民可以完全不顾自己的生存利益，相反，为了自己的生计他还曾毕恭毕敬地给蔡元培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信，最后终于获得了大学院特约着作员的职位，保障了他在上海写作期间的生活来源。虽然作为特约着作员并没有创作出来什么着作，但是鲁迅仅仅是为了生计和生存去做这件事情，他的主要目的还是要让有限的精力集中投入写作和革命文学事业中去，这一点在鲁迅描述钱玄同的文章中很能体会到，他真挚朴实而不含一丝草率的勤恳的生活态度和钱玄同形成巨大的反差。钱玄同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并催生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两地书中也曾拿自己的写作风格和钱玄同对比，以此来对他给予褒奖，但是鲁迅后期和他的关系越来越差，在鲁迅后来的描述中，钱玄同喜欢吃请又话多，故称其为胖滑有加，唠叨如故，不仅在生活上爱享受、夸夸其谈如此，更懒于执笔并待人不够真诚，因此在1933年12月27日给邰静农的信中曾说到《北平笺谱》不要请钱玄同作序，因为此公爱夸夸其谈且很懒于动笔，又常爱把自己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托付给他一点小事他能拖延至一年半载没有回音，而且文章俗媚入骨，不值一看，犯不着向这种尖酸吝啬之人讨点烂铅字。鲁迅在他病重的1935年里还写了一篇名叫《死所》的文章，收在《鲁迅全集》第8卷，短文以笑话的形式开头，讥讽了钱玄同超级怕死的心态，说北平的马廉教授骤然中风，在教室里逝去，疑古玄同教授怕步马廉教授的后尘，从此不再上课。末尾更嘲讽他不该坐在家里，其实死在家里的人比死在教室里的人着实要多。一直以来作为一个敢于直面淋漓鲜血的文学勇士，面向世人的鲁迅，和钱玄同形成的强烈反差到此可谓达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