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府一寺　各有其主-乌拉街历史文化

三府一寺　各有其主

三府，指的是“萨府”“魁府”和“后府”三个私人府邸。一寺，指的是回族“清真寺”，该寺属于回族人的集体财产。上述三府一寺，均系清代建筑物，今天均有幸列入“国保”单位了！

“萨府”

“萨府”的原名叫“吉禄府”，坐落在清代城池尊仁街以东、永乐东胡同中间处。因在地理方位上与尊仁街以东、永远东胡同中间处的“后府”正南北相对应，故名“前府”。这个“前府”与旧街村的“钱府”不是一回事。

第一位宅主人是索柱；第二位宅主人是吉禄（索柱之子）；第三位宅主人是萨凌阿。始建时间：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建筑特征：四合院。

索柱，姓颜扎氏，系佛满洲整黄旗人，分冠汉字单姓为“鄢、尼”，其后裔现散居于搜登站、吉林市和北京市等地。

颜扎氏，母姓为“颜盏氏”，祖籍珲春，辽代长白山女真人，金称“颜盏氏”，明称“颜扎氏”，分冠汉字单姓为“张、鄢”。清康熙十五年（1676），奉旨随宁古塔巴海将军移驻吉林城，同年拨居打牲乌拉城。

清康熙三十五年（1701），官至五品右翼领。稍前，官至打牲领催、骁骑校。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由翼领升授四品总管，赏顶戴花翎，年食银三百三十两（含养廉银）。转年，仿京八旗四合院格局，开始兴工动土造私邸了！

清乾隆三十年（1765），因事降职，留用翼领。三十四年（1769），复任四品总管。五十年（1785），因功升任吉林副都统兼打牲乌拉总管。五十三年（1788）农历正月间，因病辞职。是年，逝于家中。

“索大人”在升任吉林副都统和兼任总管期间，为家乡办了三件可圈可点的好事。

其一，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经他奏请，由时任吉林将军额勒登批准，撤销了永吉州（吉林城）“乌拉仓廒”的直管权，改由乌拉总管直管。仓廒，即为粮库，址在今旧街村西、松花江岸东原旧街粮库旧址上。原因是州城直管时，荒灾之年赈济不及时，继而造成乌拉牲丁流离失所。

其二，清乾隆二十七年（1763），经他奏请，由时任吉林将军恒禄（佛满洲镶蓝旗人，第二十六任）批准，将旧街的旧粮库废掉重新选址建新库。新库，就是位于“后府”南侧的“积谷仓”。新库“积谷仓”是按地支、天干相造的，计七十间。为什么移址了呢？因为旧粮库依江相建，松花江水患频仍，受水气而造成塌坍，给乌拉街造成极大的经济财产损失，官丁怨声载道。

其三，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农历五月十三日，经他直接奏请都虞司后，军机大臣合议批准决定，凡是乌拉总管要职暂缺时，或由吉林副都统兼职，或由吉林将军兼职。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提升政治地位，又能加大管理力度。

此人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农历正月间，主动提出辞呈，经时任吉林将军恒秀（佛满洲宗室觉罗人，第三十四任）奏请，内务府大臣合议后，决定将他的儿子吉禄（官到内务府郎中）由京调回乌拉街，子袭父职，接替四品总管。从这一年起，宅主人改成吉禄，所以又称“吉禄府”。

自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始，至清嘉庆元年（1796）止，共任期九年零四个月。嘉庆二年（1797）农历五月间，又升任吉林副都统兼乌拉总管了。居家乌拉街，为官两地。嘉庆七年（1802）农历十二月间，因家中老母年八旬，需在身边尽孝道，于是主动提出了辞去吉林副都统一职，专任总管，俸禄照旧。嘉庆十六年（1817），逝于家中。

清咸丰二年（1852），其儿女将家举迁吉林城。稍后，将私邸卖给了萨凌阿。

萨凌阿，姓乌颜氏，系乌拉街佛满洲整白旗人，冠汉字单姓为“吴”，祖籍图们江流域。先为辽女真人乌延部（氏），后为金女真人乌丸部（氏），清定称“乌颜氏”。

明乌拉部女真人当中，就有当年布占泰率兵由图们江掠夺而来的乌颜氏。乌拉部灭后，留居乌拉城。

清咸丰元年（1851）之后，此人由珠轩达升任骁骑校。之后，调拨到乌拉协领当差，升为马队（骑兵）参领，出征陕西、山东两地。因功被时任吉林将军金顺所器重，旋升营总、营统领，从金顺出征甘肃嘉峪关、肃州城（今酒泉县）和新疆伊犁三地。

“萨大人”戎马偬倥十余载，期间身负重伤数次，可谓“九死一生”。又因功授以后补乌拉协领，赏双眼花翎。在补任协领期间购置了“吉禄府”。事后，又奉旨率乌拉协领兵驻防新疆乌鲁木齐城，再度因功升授领队大臣。

清光绪十三年（1887），全年在家休假养病。转年，又奉命率队驻防甘肃西宁城，再度因功授以钦差大臣一职。

清光绪十六年（1890），因老母病逝而回乌拉治丧，身患眼疾，久治不愈，所以主动提出辞呈，一心在家中养病。三十年（1904），病逝于家中。

值得提及的是，“萨大人”的老母王氏教子有方，在年逾八旬时备受光绪帝赏识和关注。因此，在其过生日之前特意恩赐匾额一方，上书“爱日舒长”四个字，常年悬于正房房门上方，同时还加赏八经缎袍一件，紫檀木的三镶玉如意一柄。

1947年10月17日乌拉街解放，同年年底，将该宅产权归为国有。1957年8月始，辟作永吉县第三中学（永吉三中）教员室，期间数次修修补补。2007年春，由吉林市人民政府出资修缮，未几，因事搁浅。2015年8月至2016年秋，正式修缮完毕。1982年，列为“县保”单位。2001年，列为“市保”单位。自2013年始，纳入“国保”系列。

需要厘正的是，在近年吉林市出版的史料中，不知缘何将“萨府”主人“萨凌阿”更名“萨英额”了。史有明载：“萨英额，姓张氏，字吉夫，吉林人，隶满洲整黄旗。道光（1821—1850）初，任堂主事，寻擢西陵（清西陵，址在今河北易县）工部郎中。辑有《吉林外纪》十卷。”

萨凌阿和萨英额不是一人。具体差别有七：一是名字不同，二是氏别不同，三是旗别不同，四是时间不同，五是阅历不同，六是居地不同，七是家世不同。

“魁府”

“魁府”以人名命名，坐落在清城尊仁街以西、中西街道北（今镇政府西院），因与“后府”东西相偏对，故不确切地别称了“西府”。

第一位宅主人是王魁福；第二位宅主人是王栋斋（王豫顺，系王魁福三子）；第三位宅主人是张茂堂（张德福）。始建时间：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扩建和续建时间：民国十二年（1923）。原建的特征：三合院。后扩后续建的特征：三合院。前者是晚清八旗风格，后者是民国初的汉宅风格，所以不是“满族二进四合院”。

王魁福，汉人，字介臣，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生于安达木（今吉林市龙潭区金珠乡安达村），祖籍山东济南府平原县王家庄（今德州市辖），系新汉军整白旗人。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始迁祖王金财因罪由京城发落打牲乌拉城，卜居百家屯（今昌邑区九站经济开发区新村）。三代后，东迁安达木屯，为乌拉总管衙门捕鱼“下五旗”世家。

传至五世二祖依常阿，传七子长八音泰，次七十，三白常阿，四思腾额，五纳斯洪阿，六吉凌阿，七锡凌阿。

六世五祖：纳斯洪阿，有妻无嗣；六祖：吉凌阿，传一子：王魁福。为了解决“一枝两不绝”的续香火问题，纳斯洪阿和吉凌阿兄弟两人，作出共同抚养王魁福的决定。王魁福于是拥有了两个爹。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8），年满十六时被编入乌拉协领衙门兵丁行列，开始习练骑射武功。

清咸丰八年（1858），随乌拉佐领富平阿（佛满洲镶白旗人）出征湖北麻城（今麻县）、随州城（今随县），进剿白莲教反清义举势力。战后升任骁骑校，从征河北、山东和河南三地。

清同治九年（1870），升为乌拉协领衙门佐领。是年六月间，因进剿吉林城境内的“胡匪”有功升任协领。十一年（1872），率军远征甘肃肃州城（今酒泉县）。

清光绪三年（1877），又奉旨率军出征新疆，参与收复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三城之战。战后，升任都京头等侍卫。待新疆“玛纳斯之役”结束后，授以“记名副都统”。

清光绪八年（1882），升任古城（今新疆奇台）领队大臣。十一年（1885），授新疆科布多参赞大臣。在率兵于伊犁（绥定县）和罗刹交战时喉部负伤，险些丧命。这一年，生母常氏已年过七旬，由光绪帝御赐匾额一方，上书“金萱锡瑞”四个字，同赏八经缎袍一件、紫檀木的三镶如意一柄。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因功被召进京，又加赏白银千两和衣锦等物，改任查城大臣。事后，调任祭哈尔（今划归河北省辖）副都统。三十一年（1905），年七十三岁时，再晋升张家口（今河北张家口）都统。转年，因年迈多病而辞职。

清宣统二年（1910）农历二月间，病逝于张家口家中，享年七十七岁。卒后，朝迁在京为他操办了千人吊丧仪式，有万人参与奔丧活动，并将其遗像（画像）置于“先哲祠”之中。

王魁福，相继娶徐（原配夫人，姓舒穆禄氏，安达木人）、赵（继配夫人，姓伊尔根觉罗氏）、徐（原配夫人亲妹妹）、郭四氏，前三位夫人均有女无子，唯独四夫人郭氏传三子：长王成顺，次王文顺，三王豫顺（王栋斋）。

“魁府”是当年专为原配夫人徐氏、继配夫人赵氏、续配夫人徐氏三位女人建造的养老之所。只有四夫人郭氏一人随夫而居。竣工时间：清光绪之前、二十四年（1898）之后，三十一年（1905）之前。

正房西屋常年陈设佛堂，为三位夫人作法事所用，一年四季香火不断。东屋为大夫人徐氏和女儿所居，佣人住堂屋。

西厢房，北头为二夫人赵氏和女儿所居。南头为佣人居所。

东厢房，北头为三夫人徐氏及女儿所居。南头为佣人居所。

八世一祖：王成顺，传一子：王天一。二祖：王文顺，传一子，王天佑。三祖：王豫顺（王栋斋），传一子，王天从。

九世祖：王天从，传一子：王林吉。

清朝末年，王成顺官至校尉，授以蓝翎。王文顺，官至知州步军统领衙门主事。王豫顺（王栋斋）于民国初岁官至京兆地区赈务处委员、安广（今吉林省大安县安广镇）县知事。待三位夫人作古、女儿外嫁后，由此人接替了宅主，成为第二位主人。

王天一，后况不详。

王天佑，居京城，后况不明。

王天从之子王林吉，传二子，一位家居今杨木乡小荒沟村，一位家居今桦甸红石镇红石林场。

张茂堂（张德海），汉人，家住乌拉街万家村。民国初年，先后出任过吉林督军兼省长张作相时期的松花江上游水上公安局局长、伪满洲国吉林省滨江道区保卫督练兼清乡督办。伪满时期的清乡委员会，实属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组织，所以此人是个汉奸式人物。

民国十一年（1922），张茂堂从王豫顺手中买下“魁府”（正房、东西两厢和大门栋）以后，在原有的三栋房一丝未动的基础上，只拆掉了大门栋，接之向南改建和扩建了西厢房南栋、东厢房南栋，重新建造了门房式门楼。正因如此，在同一个院内出现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物。前（南）后（北）不一致，咄咄怪事！

1947年10月17日乌拉街解放，同年年底，将该宅产权归为国有。以后的以后，辟作过永吉县农业展览馆、乌拉街公社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公社招待所等。1982年，列入“县保”单位。2001年，列入“省保”单位。自2013年始，纳入“国保”系列。

“魁府”东院是1935年时，由郭文纯、姜秀兰、刘瑞芬三人开办的“首善产院”（今镇政府址）。

“后府”

“后府”以方位命名，坐落在清城尊仁街以东、中西街以北的永远东胡同极东头。有关民间流传的“侯府”之说，与事实不符。“侯府”是“侯府”，“后府”是“后府”，二者不是一回事。

第一位宅主人是云生、贵生（云生之弟）；第二位宅主人是乌音保（云生长子）。建成时间：清光绪十九年（1893），工期约八年左右。建筑特征：晚清八旗贵族二进四合院。

五世五祖：书腾阿（家住乌拉街汪屯，官至三品总管），娶赵、关、王、傅四氏，传二子：长云生，次贵生。

六世一祖：云生，娶李、王二氏，传二子一女：长乌音保，次富森保；女，玉姑。二祖：贵生，娶李氏，传三子：长巴音保，次富隆保，三多伦保。

七世祖：乌音保（1854—1923），娶赵氏，传三子：长海珠（1874—1937，官至拉萨候补知府），次海安（1881—1952），三海功（1889—1924）；富森保（1856—1913），娶成氏（系成多禄亲姐姐），传二子：长海荫（1890—1954），次海珀（1894—1965）。

巴音保，娶伊氏，后况不详；富隆保，娶王、閰、赵三氏，传二子：长海田，次海鹏；多伦保，娶田氏，后况不详。

云生，字奇峰，清道光十一年（1831）生于汪屯。年五十岁，因功旋升三品总管，年食俸银一百三十两，外加养廉银二百两，合计三百三十两。之前，先后官至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笔帖式、仓官（主管旧街村西的仓厫）、骁骑校、四品翼领。

当年云生升任三品总管的历史背景是，“（之前）适奉旨开河采珠，因停止多年，诸端废驰，诏命严迫。总管某公，束手无策。”总管某公，既指二十九任（兼）的巴扬阿，也指三十任的格图铿阿。

自从云生上任之后，南至松花江上游，北至黑龙江瑗珲，南北数千里，“随舟暮宿，巡视百日。”在他精心谋划之下，终于“采珠如额，循例呈进”了。因此，接连被光绪帝召见八次，得到了皇帝和“老佛爷”慈禧太后的赏识，并额外嘉奖了贵重物品。历史的重要物证是，慈禧太后与云生在北京前门曾经合影留念。基于此，开始耗重金建造私人府邸了！

在兴工动土之前，云生携其弟贵生二人，将家迁居镇内（即今镇派出所后身的协领衙门后院），方便看管照顾过道道东的“后府”私宅。继建过程，就是临时居住道西的过程，这一重要环节，是乌拉街人所不知的。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升调伯都纳城（今松原市伯都镇）副都统。二十八年（1902）农历七月间，应时任三品总管台春之约，参加了《重修乌拉圆通楼记》撰文一事，成为署名八员之一。事后，病逝于伯都纳城，享年七十二岁。

值得一提的是，在云生离任之前，成多禄作为晚辈之人，特意赴“后府”边省亲边敬上一副楹联，上联写的是“乌拉古江山，想此邦秀毓灵钟企望久钟文露国”，下联写的是“弯章新拜崇，待他年中安外抚边功应迈赴屯田”。

乌音保，字宝臣，清咸丰四年（1854）出生汪屯。年四十三岁时官至骁骑校，后升任左翼翼领。宣统元年（1909），年五十六岁时升任三品总管。三年后（1911）大清灭亡，两衙合并，改成“旗务办事处”。因此，成为最后一位“总管大人”。

民国十一年（1922）秋，在“胡匪”洗劫乌拉城时，被绑票东去板门庙。转年，难死于异地他乡的张广才岭脚下，享年六十九岁。最后一位“总管大人”，就此结束了人生历程。

富森保，字锡臣，清咸丰六年（1856）生于汪屯。曾以骁骑校身份参加了《重修乌拉圆通楼记》立碑奠基仪式。后来官至四品翼领，属于打牲乌拉城最后一批翼领官员。民国二年（1913）卒，享年五十八岁。

贵生的后裔哪里去了？据贵生四世孙赵智泉自述，在1922年乌拉街“跑小傻子”那阵子，为避家难，远走他乡，去了人烟稀少蒙古人的聚居地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市），在这座“红色的英雄城”里安家落户，从事皮草生意和牲畜生意。“后府”占地4733平方米，建筑风格与京城里的亲王府相同。四周院墙用水磨青砖砌就，南北长97米，东西宽49米，高3.3米，总计292延长米。真可谓“深宅大院”。

大门坐西朝东，在院墙东侧。门楼三间，呈一高（中间）二低（南、北两侧）滚脊式。其中中高5米，两侧低高4米，南北通长9米。

在门楼南、北两侧围墙上边，共镶嵌8个拴马环，石刻，状如大象的鼻子。门南4个，门北4个。在环下方的地表面上，还铺着每块2米见方的汉白玉石板，计8块。

在门楼的楼檐下方，置四组砖刻浮雕。内容是“天官赐福”“合和二仙”“刘海戏金蝉”“福禄寿三星”图案。

在门楼上方的中央处，门里门外各悬挂着一方匾额，字色同、底色异。其中外额是黑底金字，书的是“坐镇雍容”四个字。内额是兰（湖兰）底金字，书的是“茂实菲声”四个字。相传，前一匾额是时任奉天将军伊克唐阿、吉林将军德英、黑龙江将军长顺三人联手赠送的，后一匾额是家住乌拉街风口村满洲整黄旗人瓜尔佳氏（关姓）的第四辈侯（福侯）敬献的。

门楼外边的大门两旁置一对石狮，两则另各置一块“上马石”。大门板两扇，用铁叶包制而成，上面为菊花铆钉图案。

在东开门的中央正东处，置水磨青砖影壁一个，南北长7米，高3.5米。上边是“海上日出”浮雕图案，在露出海面的日光上边，刻着“当朝一品”四个字。走入大门楼之后，是俗称“头道院”的外院。

紧依大门楼里侧围墙两侧，各有一护门房，既是看家护院人休息之地，也是来往人员办事之所。南边，东厢房三小间，为勤杂人员炊事房。西边，厢房六小间，其中南三间是平时存放轿子用的，北三间是平时存放粮米用的。

在头道院（外院）西南角上，有个通往围墙外边菜地的“院角门”。门外北是马厩，证明“后府”家中饲养乘骑的马匹。

在头道院（外院）南侧，另有南正房小五间。其中东三间，是杂役人员的寝室。西二间，是客厅。证明“后府”家中日常来客较多，并非“老死不相往来”。

在房门的上房正中央处，悬有兰（湖兰）底金字匾额一方，上书上下对应的二十个字：祖、父、兄、叔、姑、妯孙、子、弟、侄、嫂、娌。

以上合璧是“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姑嫂、妯娌”之意，旨在打造和谐家庭及和谐社会。

在外院（头道院）与里院（北院、后院）的中轴线上，置一道东西向的水磨砖花墙，高2米，方石砌基，面上琢有“六幂形”花纹图案。花墙脊上镶嵌着古瓦，呈圆形滚脊状。

在花墙正中央位置上，有一滚脊式小红门楼，楼檐雕塑禽兽、花卉、鱼虫木雕图案。小红方楼上方，一里一外又各置一方小匾额。其中外（南）方阴刻着“绳直冰清”四个字，里（北）方阴刻着“兰桂友芬”四个字。相传，前者是庆亲王（永璘之后裔）赠送的，后者是清末状元陆润痒敬送的。

由南向北，过小红门楼（院门楼）后，便是今天残存下来的里（后）院，为三合院格局。正房五间（今幸存者之一），东厢房五间（已于1979年9月27日夜间被人为地焚毁无迹），西厢房五间（今幸存者之二）。院内中间天井处，由方形青砖铺砌而成。

正房，坐北朝南，东西长16米，南北宽10米，高8米余，前出檐廊宽2.4米，东、西各有一券门，高1.89米，宽73.5厘米，共有四根明柱，柱下是上圆下方花岗岩石础石。柱与柱之间，相距3米余。

东厢房，坐西朝东；西厢房，坐东朝西。南北各长15米，东西各宽9米，前出檐廊各宽2.4米。东、西两厢房，均与正房相距78厘米。在两厢的房山墙券门上，均设回廊，廊脊高3.44米，檐高2.3米、宽3.4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前出廊檐后出梢”的真实写照。

正房与东、西两厢之间，由扶手游廊相接连，合计十五间宅屋。宅屋的墙壁，均由水磨青砖砌就。民间的“磨砖对缝”之说，由此而来。

在正房东西两侧山墙上，以及东西两厢的山墙上，均镶嵌着一幅砖雕图案。其中正房的山脊上部位，浮雕图案的名称是“串枝壮母”。墙中间部位，腰花图案的名称是“双喜花篮”。垂脊南侧，各有一图案，其中南者名称是：“琴棋书画”。北者名称是“富贵有余”。

正房东、西两侧，各有一高8米的烟囱。在烟囱口上边，置有一个三层立体小楼，俗称“风楼”。在风楼四角上，又各持一个青铜质地的小铃铛，俗称“风铃”，实为“惊雀铃”。

在正房东西两侧连同两厢的墙壁中间，又各有一半圆形小角门。东南门，是通往后边菜园子的；西角门，是通往“西花园”的。

在东角门上方，有个扇面形图案，上边砖刻着“居仁”二字。西角门上方，也有个扇面状图案，上边砖刻的是“由义”二字。

在正房北侧的围墙拐角内，一东一西，又各有一砖瓦结构、占地40平方米的仓库。

南大墙里、南客厅北侧，是一片菜地。在菜地西南角上，另有三个书房，俗称“南书房”。

在西大墙里、西花园北侧，有一四角落地式的凉亭，名曰“赏花亭”。在凉亭正南处，有一假山，俗称“鳌山”。山下是莲花塘和养鱼池，池间有一条玉石板小桥。

上述布局才是“后府”的全部相貌。豪华程度，不是亲王府却胜似亲王府，不是大观园却胜似大观园。

“后府”是民国十一年（1922）农历七月十八日午夜时分，被报号叫“小傻子”的一绺土匪洗劫一空的。事发后，正房东屋俗称“跑金鱼”的那条水晶石炕沿从此下落不明了！主人乌音保就是在这一天夜间被绑走的！

“小傻子”是谁？无论如何不是“马傻子”马占一。原因是，此人死于清同治五年（1866）农历五月份。应当另有所指，即家住今伊通满族自治县的“孙傻子”。

“后府”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农历十月底，才正式人走楼空的。历史是，辛亥革命，清朝倾覆，“后府”萧条，直至“满院沉沉野草花”了！

需要厘正的是，谁是“后府人”？多少年来，乌拉街也罢，史家们也罢，只知道云生而不知道贵生，只知道云生首居“后府”而不知道贵生与其兄同吃同居于“后府”，无疑是件憾事！

事实上，可称作“后府之人”者，只有云生、贵生兄弟二人的儿孙。具体说来，是云生的二子，以及他的五个孙。贵生的三子，以及他的（已知）两个孙。凡未出生在“后府”者，只能称作“后府的后人”而已。

“后府”的沿革如同“走马灯”一般，极其复杂，在某种程度上，乌拉街解放前夕，成了一方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具体情况如下：

（一）民国三十五年（1946）农历二月间，共产党领导的永北县保安团（先与舒兰县保安团合并称“永北县大队”，后更名“永吉县大队”）由团长张德祥率队驻防乌拉重镇，入驻了“后府”。同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该部为实行战略转移，撤除“后府”后，开赴缸窑镇，史称“五·二八撤退”。

（二）共产党军队前脚刚走，国民党军队后脚随到。国民党八十八师辎重营由营长杨光耀率队驻防乌拉街重镇，入驻了“后府”。期间，拆掉了正房后侧的东、西两个仓库，改造成一座碉堡。

（三）同年农历七月间，国民党二六二团三营与八十八师辎重营两家换防，前者撤出，后者入驻。当年率三营驻防乌拉街重镇，入驻“后府”的是营长石日深。

（四）同年农历九月间，国民党新八军又与八十八师二六二团三营实行大换防。至此，新八军下属一个步兵营，入驻了“后府”。

（五）民国三十六年（1947）春，国民党县（永吉县）保安队由队长肖冠三率队，入驻了“后府”。同年农历六月间，这支部队被我共产党军队即突击队第二纵队全歼于乌拉街镇内。

（六）同年农历九月初四（10月17日），拂晓时，乌拉街彻底解放。民国三十七年（1948）农历三月间，永北县人民政府机关由缸窑镇迁址乌拉街，入驻了“后府”。至此，变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方政权办事机关临时所在地。

古城乌拉的解放前夕，“后府”一时间变成了国共两党武装势力三进三出的重要集结点。

（七）1965年8月至1966年5月间，临时性辟作了永吉县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展览馆。从1966年6月始，由于县社教展览馆撤销而变为永吉县文化馆直管的文物库房，常年由县文化馆乌拉街分馆负责派专人管理，房是国有房，地是县馆的菜地。从1971年12月28日开始，列为永吉县首批“县保”单位，使用单位仍是县文化馆，管理单位是县文化馆乌拉街分馆。具体负责人是尹郁山。

（八）1975年4月间，经县政府批准，辟作永吉县“五·七大学”校领导干部家属宿舍。该校址在原永吉师范址（永吉三中南院处），与县师范是一套班子，两套人马。正职（刘绍成）住正房东屋，副职分住东西两厢。

（九）1978年9月11日，经县政府批准，改作永吉县卫生学校领导干部家属宿舍。正职（金成海）住正房东属，其中西厢房，临时借给县拖拉机修造厂（俗称“四化站”，后改成县酶制剂厂）用作仓库。转年，9月27日午夜前夕，东厢房被人为失火而化作了灰烬！

（十）自1983年元月始，改由永吉县文物管理所直管，委托杨（县卫校女教师）、吴（镇派出所民警）、王（镇广播站干部）三户人家，为看管“后府”而入住了正房东西两屋。期间，原三合院的南（前）院，险些被镇政府盖成干部家属住宅楼。当时重视文物的是县政协。

时过境迁，岁月流年。自乌拉街解放到今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蚕食吞噬“后府”风貌者，先是“四化站”，接之是“酶制剂厂”。

“后府”的性命，并非断送于战火之中，而是断送在那些愚味无知者的手中！

“后府”是文物。文物承载着灿烂文化，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旗精神，是不可再生的国家资源。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人们对历史文物只能有敬畏之心，不可有藐视之情……“后府”的知名度最大，被破坏的程度也最甚。对此，多家媒体曾给予曝光，故引起全社会关注。

1998年12月7日，乔迈、朱晶、胡昭、马淑媛（女）、张新民、傅百龄、胡冬林等七位作家、诗人，金恩辉、关德富、张文芬、姜瞬慈、赵聆实等五位研究员，邵干、汪波、赵勤、秋素丽（女）、于今昌等五位高级记者、编播员，吴广孝、丛佩远、傅朗云、杨旸、李澍田、王漱石、孙中文、李大有、蒋光宜等九位教授，省民研会会长曹保明、省广电学会会长蔡兴源，以及高级教师赵君扬和民营企业家赵文加等，计30人，联名给时任省长王云坤提交一份“关于保护乌拉街镇内历史遗址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后府）的建议书”，旨在促进“后府”的维修进程。12月13日，省长王云坤作了批示。12月15日，副省长全哲珠、省文化厅厅长周维杰分别作了批示。值得一提的是，该《建议书》中有两处硬伤。一个是“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后府）”的提法不妥，另一个是“1740年（乾隆5年）清朝廷设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时间概念有误。前者将官邸与私邸合二为一了，后者将始设官衙时间缩短了八十三年。

“清真寺”

有清一代，仅在清城的乌拉街城池内，就有由官府直管的“四庙、三祠、一寺”之说。一寺，指的就是回民独有的“清真寺”。“清真寺”，坐落于清城尚义街南头道东，寺院东便是回民协会址。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坐西朝东，大殿呈长方形宫殿式的楼阁，北廊五间，南廊三间，对厅三间。正殿上悬有“德维教化”匾额一方，出自康熙皇帝的御赠。对此中央电视台《中国百县巨变》西部频道记者潘春江及其一行，曾于2003年做过专访，证明这方御匾在中国历史档案中有明载。同时说明在新城未建之前，此处已有了“清真寺”，回民已居旧街老城的南门外的大南头了！

以时间而论，该寺早于新城十四年。

清光绪元年（1875）秋，经回民协会商议后，仿北京牛街“清真寺”内的《康熙赞碑》立碑一尊。碑文内容如下：

“朕评汉回古今之大典，自始之宏道也！七十二门，修仙成佛，诱真归邪，不法之异端种种生焉！既往不咎，再违犯者斩。汉诸臣官之职，时享君禄，按日朝参。而回逐日五时，朝主拜圣，并无食朕俸，亦知报本，而汉不及于回也！通晓各省，如官民因小不忿，虚报回民谋反者，职司官先斩后奏，天下回民，各守清寺，不可违命，勿负朕恩，有爱道之意也！钦此钦遵”。不幸的是，此碑于“文革”中被毁，残件下落不明。

1984年7月，经张阿訇提供素材、永吉县政协常委尹郁山写提案后，由省民委拨五千元专款予以维修。新建寺门一座，《清真寺碑记》一通，直至迄今。

吉林市城区内，拥有三座“清真寺”。其中“东清真寺”（东寺），始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西清真寺”（西寺），始建于清乾隆二年（1737）。“北清真寺”（北寺），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相比之下，乌郡的“清真寺”，早建于吉林城内三寺。为什么吉林市又叫“拱北寺”呢？原因是，建于伊斯兰教门宦教主的坟墓墓地之上。

据《吉林回族》一书记载，全省有“清真寺”计九十六座，其中建于清代四十五座、民国年间二十座、日伪时期十四座、时间难测的十二座、新中国成立后五座。在清建的四十五座之中，除九台蜂蜜营子“清真寺”（1680）早于乌拉街“清真寺”（1692）十三年以外，就再也没有超过乌拦街“清真寺”建寺之史了。由此推论，蜂蜜营子第一，乌拉街第二。殊不知，今天的九台市胡家回族乡蜂蜜村，原名叫“蜂蜜营子”，时属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所属“五官庄（屯）”其中的一个庄（屯）。以时间而论，全省第一、第二两座“清真寺”，均出自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辖区内。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这叫作“九九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