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屯大海猛　似一部“地书”-乌拉街历史文化

杨屯大海猛　似一部“地书”

杨屯村在旧街村北，南距镇内4.5公里。大海猛遗址在零线道东的一个东西宽50米，南北长450米的漫岗上，占地面积为6万平方米，其中，有4万平方米的耕地是旧街村的，因而属于“旧街大海猛”。这样一来，旧街村后的“小海猛”和“大海猛”就有可比性了！

什么叫“小海猛”？什么又叫“大海猛”？二者是一西一东对应的。大与小，指的是水泡子面积。历史上因为松花江泛滥成灾的缘故，所以，水大时一片汪洋，水退后便形成了“小海猛、大海猛、卢家南大泡、汪屯南大泡”一线穿的大小不等水泡子。由于局外人不知实情，所以，被戏说成：大，为唐渤海国（原名“震国”）首位高王大祚荣姓名中的“大”。海，为唐渤海国国名中的“海”。猛，为唐渤海国大氏王陵之“墓（坟）”。问题是，话说得太离谱了。原因是，她的初都在今敦化六顶山，后迁都在今和龙西古城，再迁都在今宁安东京城，再迁都在今珲春八连城，最后，复都于宁古东京城，直至公元926年灭亡。

大海猛遗址的特殊性，莫过于在1.6米的厚土里，蕴藏着濊人、夫余人、靺鞨人、清代人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前两种文化是屯落，后两种文化是墓葬，大有阴间与阳间共处、死人与活人为伴的格局。出土文物数千件，时空跨度长达一千一二百年。这无疑是东北大地上的一个历史奇迹！

该遗址是1971年春，由杨屯二社社员挖沙取土时首次发现的，因老百姓不认识陶鼎和陶鬲是什么，所以，管鼎足鬲足叫“钢橛子”。同年8月至10月间，由刘振华、尹郁山二人组成省、县联合小组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抢救性试掘。事后，在国家权威性《文物》杂志1973年第8期上发表了学术简报，随即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

1979年8月至9月间，由陈家槐、尹郁山等七人（市博物馆六人）组成市、县联合大组进行试掘，在600平方米的开方中，发现房址6座、灰坑5个，成人土圹墓44座，婴儿瓮棺具3座，共出土文物1200件。

1980年5月至8月间，由张中澍、刘景文、柳兰、陈家槐、尹郁山等八人组成省、市、县联合考古大组再次进行抢救性试掘，出土文物多达2800件。

1981年7月至8月间，由陈家槐等五人组成市博考古组进行最后一次发掘。

在1979年那次试掘过程中，吉林省文物局、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省考古研究室、省文物工作队、省历史博物馆和集安市文博单位的领导及专家学者前来现场参观，市电视台对现场发掘制作了新闻片，并就地举办了出土文物展观众达702人次。针对平均每平方米出土两件文物的事实，以及上下埋藏着多个历史时期文物的状况，时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薛虹先生对此赞叹道：“这里似乎是一部东北地书了！”

这部“地书”由下向上翻阅，其文化内涵如下：

在下层文化层中，既有濊人的屯落，也有濊人的墓葬，阴宅阳宅同处一地。在浅地穴式的17座房址中，出土了石刀、石斧、石凿、石锛、石杵、石磨盘、石磨棒、石碾轮、石矛、石镞（石箭头）、石网坠、砺石和砥石等，骨匕、骨矛和骨锥等，陶鼎、陶鬲、陶豆、陶罐、陶壶、陶碗、陶甑、陶盘、陶纺轮和陶网坠等，并见有常年储存火种的火膛和火灶。在无棺具的土圹墓中，发现了家猪头骨、野猪獠牙佩饰物及陶纺轮。男女主人的随葬品，各有侧重。

事实证明，濊人也善养家猪家狗，也食其肉衣其皮。野猪獠牙作为男性佩饰品的出土，说明墓主人生前是位好猎手。石、陶两种网坠的出土，证明“大海猛”并非普普通通的“大泡子”。早在战国时期，旧街、杨屯四周的自然状况是水草茂盛、林木茂密、动植物繁多，生态平衡。

令人震惊的是，在一个陶罐内，还发现了人吃剩下的炭化物，老百姓叫它“鼻涕嘎子”。后经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学碳十四测定，结果是稷和沫石豆。两种农作物已成了早年濊人的主要食粮。

稷，是白小米的祖先。沫石豆，是大豆的祖先。两种农作物标本的再现，无疑给著名的“杨屯白小米”和“杨屯大豆”找到了史源。

濊人人骨业经碳十四科学测定，距今年数为2440年，误差90年，可证生活时代是战国末。

杨屯大豆，源于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当系濊人在庭院中栽培的沫石豆。因属于全国性重大发现，所以，载入了《中国农业志》！

在中层文化层中，房址中见到了存放垃圾的灰坑，在灰坑中发现了手工制作陶缽内膜和外衣的模具即“陶拍”，较多者是盆、罐等碎片。有趣的是，在垃圾堆里见到了一把交股呈“8”字形的铁剪子。完好无损的陶拍，是用来拍打陶器内衣外表的工具，以拍上花纹为据，说明器物上有弦纹、绳纹、压印纹、刻划纹、附加堆纹等五种不同图案。以器物谱系分析，文化主人是继濊人之后的夫余国夫余人。如果当初司马迁不改其名的话，濊王依旧是“濊王”，濊国依旧是“濊国”，濊城依旧是“濊城”，濊人依旧是“濊人”。那么，在东北历史上，就不会存在“夫余国”的国名了，在学术界也就不会存在诸多烦心事了！

在上层的文化层中，只见墓葬而不见房址，共发现92座靺鞨人墓，均位于前人的屯落址和墓葬址之上，其中长方形无棺具的土圹墓有90座，有石棺廓而无木棺具的石圹墓只有两座，证明靺鞨人当时盛行的不是今天的木棺葬葬俗。

靺鞨人的葬式有三种：一为单人葬，二为双人（夫妇合葬）葬，三为多人（全家人合葬）葬，后者多达11人。在出土的2000多件随葬品中，不难看出奢侈与贫穷之分，地位有高低之别。

银器类：有银钗、银钏两种；铜器类：有铜钗、铜镯、铜环、铜耳饰、铜佩饰和铜钱；铁器类：有铁刀、铁镞、铁矛、铁斧、铁镰、铁锯条、铁卡子、铁带銙、铁带钩、铁带扣、铁甲片、铁马镫、铁马衔和铁马。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玉璧和红玛瑙珠。

铜钱，系唐“开元通宝”，流行时间在公元713年至公元741年之间。因为渤海国的一切文物典章制度与大唐制度相同，所以，货币的流通时间，或在期间，或在稍后。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双人驭马铜饰物，曾一度被吉林市博物馆视作了“镇馆之宝”。铁兵器的大量出土，说明男性墓主人生前是驻防松花江一线地的，过着军旅生涯的武将而不是士卒。

陶罐以筒形双唇式、鼓腹卷沿式为代表作，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器表上，刻着纹饰艺术图案。在个别的器底上，由制陶者本人阴刻着似字非字的神秘押号。

乌拉街地处于松花江上游段，这段水域又别称“涑末水”，人为“粟末部人”，故以水命名。于公元698年（唐武则天圣历元年）由大祚荣亲手缔造的“震国”（后因册封更名“渤海”号）及其大氏族人，就出在“涑末水”勿吉人后裔。出生地与异地建国是两回事。

渤海国在鼎盛时期，全国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百余县，另外，有一个独奏（直隶）之州名叫“涑州”，以及两个散州。关于“涑州“治所的问题，在学术界打了多年口水仗，吉林市人说在吉林市东团山，乌拉街人说在乌拉街汪屯。究竟在哪里？一要看有没有城池，二要看有没有墓葬地，三要看出土文物够不够档次。原因是，独奏之州，相当于一个小府，只是下面无州无县而已。

当年的涑州州城，当在乌拉街境内的萨尔巴禅古城，旧名叫“撒儿八哈城“。据《盛京通志》卷三十一记载：“萨尔巴禅城，国语‘灰檐’也。城（吉林城）北七十里，周围一里，门一”。尽管整个城池已被汪屯门前（南）的“南水库”所湮没，但是，汪屯人仍然称她为“南城子”。又因为此城池，坐落在大常村大常古城以北，所以，当时人又叫她“下城子”。

这座城池是不是当年的涑州州城？请看以下事实：

其一，汪屯南水库库区的东岸上，今为大口钦满族镇西杨木村，该村的群众在库区东侧的水中，曾一次性捞出过多枚汉、唐两个历史时期的铜镜，以及红玛瑙串珠等珍贵文物。市、县文物工作者，也曾在水库边上拾到过一件由鹿角制成的佩饰物。

其二，汪屯村社员在屯北、查里巴屯南“莲花泡”东岗上，一次性发现过七口之家的家族墓。以出土的鎏金扣、多节铜护腕、牛皮战袍、红玛瑙串珠、多件铁兵器为证，男者墓主人生前是个将军，而不是普通士兵。

其三，在上面家族墓北侧，又发现一座公共墓葬地，墓主人皆是普通士兵。

涑州城建城时间，约距今1200年左右。问题是，倘若涑州州城不在汪屯“南城子”，近处又没有其他唐渤海城池，将军和士兵们的住所和身份问题，又该作何解释？

有关大海猛靺鞨人贵族墓和普通墓主人生前住所在哪里的问题，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当年出土的数千件文物，也已在那场大火中化为灰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