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退为上策
汉文帝的母亲,为了让儿子免遭吕后的妒嫉和陷害,请求刘邦让儿子到边疆去,结果保全了儿子,最终登上皇位。南先生在说到她时,说:她的聪明,正合于孔子所说“贤者避世,次者避地”的道理。事实上,她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一位贤母。她喜欢读《老子》,对老子的道家哲学有认识,懂得谦退为上策。因此,她达到了愿望,跟着儿子刘恒到北方,成了代王的太后。但却没有想到她的儿子后来居然做了皇帝,她也正式被尊为皇太后。
南先生在讲到那段历史时,说了这位母亲的智慧:
刘邦的媳妇吕后,从小个性骄纵,到了中年,丈夫刘邦打下天下,做了皇帝,自己也跟着做了皇后。这个从有钱的吕家嫁过来的大小姐,那种心情,更是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了。
但她是聪明人,担心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刘盈,依照传统宗法社会的惯例,理当做太子,将来继位做皇帝,管理刘家天下的财富。偏偏刘邦又特别宠爱另一个妃子戚姬,还想把她所生的儿子如意立为太子。这对吕后的威胁太大了,真是又气又恨。她想尽办法,最后请教于张良,总算请来“商山四皓”,保住了儿子的太子地位。但由于刺激,造成她的恐惧、怨恨、妒嫉等错综复杂的心理变化。加上她正在女性更年期前后,由生理影响更促使她心理变态。
所以刘邦一死,她就更加慌张,儿子又小,朝中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大臣还不少,不一定都靠得住,对她也不一定服气,自己势孤力单。怎么办?当时那个朝廷局面太紧张了,只有哭。
幸得张良有个孙子名辟强的,虽然只有十五岁,但见解聪明,犹如他的祖父。他为陈平出主意说:“太后现在最怕的是你们一班老臣,那继位做皇帝的儿子又小,如果你们把她娘家的兄弟都封到了重要职务位,她心里就比较踏实,就好办了。”因此,吕氏娘家的兄弟们,就一举把握了朝政。后来所形成的“政治心理病变”,也是够可怜的。
吕后的个性造成后代的悲剧,内斗不已,不但制造家族人伦惨剧,对刘邦“马上得之”的天下,亦无法治之,对汉朝初期的政绩毫无建树。
刘邦死后,吕后临朝称制,这中间前前后后二十年,除了汉室王朝宫廷在内斗以外,刘汉王朝初期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汉朝真正奠定立国基础的,应该是从汉高祖的小儿子刘恒开始,就是汉文帝。这个阶段,正是公元前一七九到一五八年。
刘邦的中子,代王刘恒,就是历史上认为宽厚、仁慈、节俭的好皇帝——汉文帝。在汉朝政治中,刘恒和他的儿子汉景帝刘启,被推为“文景之治”的仁政好榜样。其实,刘恒与他的父亲刘邦,在一起过着宫廷生活的时间不长,而且也没有得到刘邦的好好教育。何以后来他成为一个汉代开创守成的好皇帝呢?除了命运之外,还是得力于母教的影响,才有后来的成就。
汉文帝刘恒的母亲,姓,她薄原本是南方的吴国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邦看见她,就很喜欢,把她提升到内宫来,作为自己的妃子,封她为薄姬。生个儿子,就是刘恒。刘邦当了皇帝,刘恒只有八岁,就被封为代王。
薄姬母因子贵,抓住机会,认为儿子太小,封王守边境,不放心,就恳切请求刘邦,要跟着儿子去代北。其实,她早已看透了汉室的宫廷,矛盾太大,又怕吕后会谋害她的儿子,所以想远远避开。边防要塞虽然苦寒危险,但比起在宫廷的危机,就平安得多了。
由此,我们看到她的眼光和聪明。作为一个有文化教养的母亲,他通情达理,能说服皇帝,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人做事。作为一个有修养和眼光的人,她不与人争一时长短,而是放大眼光,远避纷争,以退为进,体现了一种高明的智慧。所以,她能教导出一个好皇帝,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常鼓励人要积极进取,迎难而上,面对别人的挑战,我们也是以大胆迎敌,以勇为上,从来不教导人回头退步。而事实上,有时,一味高歌猛进,反而会遇到阻碍;迎头而上,可能暴露自己,反而容易腹背受敌。
并不是所有的成长都是一路向前向上的,成长也不是一直一帆风顺的,而真正的成长和进步,往往是伴随着曲折和反复,挫折和冲突的。所以,不能一味地高歌猛进,那样,可能会因为不踏实,或者因为盲动,因为思虑不周而遭受到更大的失败。就像行走需要休息,前进也需要走走停停,需要调节,需要停下来,沉淀一下自己,获得一种新生,然后重新上路,才会越走越扎实,越有力;而且,不能只是前进,有时,需要后退一步,需要以退为进,讲究策略和方法,这样,才能退一步,进十步,取得事半功倍的成长和进步。
一个人如果自以为聪明,或者能干,凡事积极争取,不知谦让,不知礼让,那么,纵使有能力,但也可能得不到机会;而一个从不与人争锋,为人处世谦和的人,往往能得到人心,得到支持,纵使能力一般,也更易得到机会。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不是你积极争取,就一定能得到的。尤其当一个人的能力有目共睹,或者已经业绩骄人时,就更不宜骄傲外露,积极表现了,这样反而会适得其反。
在为人处世上,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如果一味凌厉待人,显示出十足的强势,那么,会让人感觉不舒服,也会避开你的锋芒,因为你的难接近,或者太苛求,拒人以千里之外,从而疏离你。
因为人都有自尊心,也都有妒嫉心,所谓“恨人富贵笑人穷”,这是一般人普遍的心理。毕竟有德有修养的人是少数。所以,为人不能骄傲外露,一定要学会谦卑自处,更要懂得礼让。这不仅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智慧的生存之道。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老子主张“守柔示弱”,学习水,“以柔克刚”,要善于藏拙,“与世无争”,“自然无为”,抱残守缺,以退为进,以做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一种深刻的智慧。古代高人在不遇时韬光养晦,潜居抱道,以待其时,当时机到来时,才行动出手;他们选择隐居,结果往往更引起世人的注意,所谓“终南捷径”,就是这个以退为进智慧的总结。更有那些通过奋斗,身居高位的,认识到高处不胜寒和宦海浮沉,朝不保夕的道理,从而选择急流勇退的。如张良帮刘邦打下天下后,选择功成身退;曾国藩大破太平天国后,请辞兵权,以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为生存之道,等,所有这些,表现的不只是对于成败荣辱的淡泊寡欲,更显示出一种谦卑退让,以退为进,明哲保身,持盈保泰的智慧。
庄子对弟子们说:“我将处于才与不才之间。才与不才之间,这是最好的位置。但其实也不尽然,因为这样也难免会有祸患。而如果能顺应自然,浮游于世间,就不会有祸患。没有美誉,也没有侮辱,时现时隐,如同龙如蛰,顺时令变化而变化,时进时退,顺其自然。神游于无为之境,主宰万物却不为外物所役使。这样怎么会有祸患呢?这是神农和黄帝的处世之道呀!如果按事理和人情就不是这样。有聚就有散,有成就有败,太刚会遇挫,太尊会被倾,有为会受损,有贤能会被谋算,无能也会被欺侮。所以,怎么可以偏执一端呢?可悲呵!弟子们记住,处世要顺应自然。”
的确,有时,为人处世,差不多主义,不妨糊涂些,甚至是无所谓态度,追求自然无为,也许是最好的,也是最智慧的选择。
所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追求持盈保泰,只有明哲善于保身,促全其名节,安养一生,不为人为物所役使。
《易经》提出“月中则昃,月盈则亏”的道理,天地间万事万物都盛极而衰,物极必反。所以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要守中道,中正中庸,站在中间,不走极端;不失分寸,明白适可而止,量力量度而为,分寸而行。否则适得其反。既要有最美好的向往,但也不要期望值太高,免得失望;在执着努力的同时,也要有所预测考量,不做无谓的执着和努力,因为很多事勉强不来,尽力而为即可。
人在平安无事时,要保持自己的清醒头脑,防患于未然。汉成帝在游后花园时,想与班婕妤同车。班婕妤却辞谢说:“看古人的图画中,圣贤的国君,都有富名望而贤明的臣子陪在身边;三代(夏、商、周)末世的君主,才有宠幸的臣妾在侧。现在君主与我同乘一部车,难道不是与他们相似了吗?”
太后听了此话,很高兴地说:“古代有贤惠的樊姬,现在有班婕妤。”
后来赵飞燕谗毁班婕妤说她诅咒后宫,甚至也咒骂皇上。成帝于是就查问班婕妤,她回答说:“臣妾听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自己的德性修养端正,都无法蒙受上天所赐的福分;去做一些邪恶不正的事,又能指望得到什么?假使鬼神有知觉,它们一定不会接受奸邪谗佞的诉论;如果没知觉,告诉它们又有何用呢?所以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
成帝听她说得理,就赦免了她,并赐黄金百斤。飞燕善媚又多妒,班婕妤恐怕迟早受害,于是请求到长信宫去陪侍太后。以此躲过后宫的陷害,实在说也是很有清醒认识的,所以她能采取了谦退为上的策略。
面对人生得失成败,面对贫富穷通,都能懂得调节自己,不走极端,永远保持有弹性空间的范围内,把自己调节到最佳状态——也即是有分寸的,有余地的状态。绝不走极端,不走偏锋。得意时尽量不忘形,失意时不气馁自弃;富贵时不耽耽沉溺,失去自我,不能自拔,贫穷时不失志节,不失生活的热情和格调,不抱怨不生恨,而是乐天知命,永远保持积极向上的姿态,并能自娱,自得其乐。无论穷通,保持谦虚谨慎,终究是一种上策,也是一种为人应有的修养和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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