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留名不容易
南先生说:好名好利,是人心的根本病根,贤者难免……但留名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名利之求,人皆有之。只是追求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所谓“名利尊卑贪争无二”,在一个看透世情的人眼里,重视道义节操的人,能把千乘之国拱手让人;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一文钱也要争夺。就人品来说有高下之分,但就人性而言,都是有贪婪的人,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就像当皇帝,他的任务是治理国家,而当乞丐,任务是讨吃要饭,地位享受不同,但都有人生的痛苦。如果说区别,就是品质的高下,层次的高低。庸人和小人,贪图现世的利益,没有精神追求;而君子、贤人们,与物质相比,更多了份精神之求,把这份追求转化为身后的留名。哪一种活法更有品质?一目了然。但是,更多人不选择做君子贤人,因为太累,太苦,要一生辛苦,这是难以忍受的。一个人能做到安贫乐道,是不容易的。也正因此,成就了君子圣贤的伟大。
庄子在《外物》篇中说:“沉静可调养病体,按摩可延缓衰老,宁静息心可平复内心的浮躁。虽如此,像这样的人,仍属于操劳碌碌的人,这些以闲适为目的人是从不过问的。所以,圣人用来教化天下的道理,神人不去过问;君子用来治理国家的方法,贤人不去过问;小人用来苟合于时的伎俩,君子也从不过问。”
可见,人与人之不同,人各有追求,各有使命,所以活法也不同。但是,人品有高下之分,生活有质量之别。志向不同,境界不同。君子贤人之品质高,当然生活品质也高,留名于世的追求,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也只有他们,才可能留名。有人说:文人虚伪,表面清高,实则有名利之求。当然,没有追求,就不叫人了。这有什么错吗?没有。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一份身后留名的情结。古人说:“一心洁白,流芳千古。”元代诗人兼画家王冕,在他的一幅《墨梅》画里题诗说:“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俗谚“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立功、立言、立名”之三不朽,其三者之间往往又密切相连的,人生的最终旨趣,就在于名留史册,光耀后世。所以,历来的儒生,十分重视名节,视之如自己的羽毛的。
东汉时,王密任昌邑令。一天夜里,他怀里藏着巨金,去贿赂杨震。
他说:“你不必害怕,夜深无人,没有人会知道此事的。”
杨震回答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一句话把王密呛在了那里,哑口无言。
贿赂不成。没办法,只好灰溜溜回家了。
杨震断然拒绝贿金,维护了自己的清白人格,因此有了“震畏四知”一语。
为官清廉,保住自己的名节,这是身为官员最重要的品质。杨震作为知识分子,没失去良知;作为官员,没失去清廉。生活中注意检点自己,严以律己,维护自己的好名声。同时修身养性,与人为善,以身作则,终于为自己留下清名。
如果不能立不世之功业,那么就选择“立言”,写道德文章,以期流传后人,遗芳百世。古人认为文章是“千古事”,学问道德文章,因为承载着精神,往往能万古不死;而功名、事业和富贵,都会随个人和时代的消亡而消失殆尽。古人追求的就是精神的不朽之名。所以,古来那些有才德的知识分子,总是怀着一份名节之追求,可以放弃功名利禄,但不可心失去名节,更对于道德文章倾注巨大的热情。因为在他看来,文章千古事,是可能为他留下千古名声的。
但是,史上留名,当然是很难的,不是你努力就一定能做到,也不是你有功业就一定可留个好名声。一切都要经受历史的考验,让时间和后人去评说。当世的评论并不能说明什么。所以,清代诗人吴梅村说的:“饱食终何用,难全不朽名。”古人追求的名声,可不像现在这么急功近利,追求现世的名声,以带来现世的实惠。他们追求的是身后留名,希望自己的功业,或学问道德,能遗惠后人,流芳百世。
当下社会的名声之求,与古代相比,程度上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追求的是现世名,目的为现世的利益。至于身后名,那是没谱的事,而且太不现实,太不实惠了,谁去追求那个呢?不如现实点更实惠。所以,今天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求名,可不在乎古人那些万世之名的。也不像古人那样苦修,坚持节操,修养一生,立不世功业,着道德文章,而是急功近利,坐不住书斋,静不下心来,没兴趣于研究学问,更感兴趣于到处游学、演讲、走穴赚钱,上电视报纸,与某人在网上开口水战……反正,目的也是为了出名;而出名呢?是为了赚钱,生活水平得以提高——才不肯像古人那么傻,去“安贫乐道”呢!都新时代了,让“君子固穷”之类的观念见鬼去吧!知识分子难道就应该受穷吗?就应该寂寞吗?那我可不要!在经济社会,不如忙着把自己脑子里这点学识,兑换成钱币来得更实惠。
不是说文人就应该穷,也不是说文人不可以知识文化换成金钱,只是这个职业本身需要沉静状态下,不受外界和名利之累,需要静心做事,否则做不好,最终也成就不了什么功名的。更不要说留名了。所以,此类行为是一种短视,也是对自己学问的不自信,所以,跳跳达达,上蹿下跳地,不能安分踏实。在当下,一个知识分子能耐得住寂寞,不随波逐流,显得更为可贵和必要。因为,这样一个时代,更需要真正潜心于学问和创作的人,否则,就不可能有对得起这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和作品。
所以,今天的一些知识分子写的所谓道德文章,实在很难说有流传的价值。南先生在谈到现代人的功名追求时,说:“先不谈古人,就拿现在来说,几十年来,不知出版了多少着作,但其中能被我们放在书架上要保留它到二三十年的,又有几本?尤其现在流行的白话文章,看完了就丢,只有三分钟的寿命,因为它缺乏流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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