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易经·朱伯崑序》

朱伯崑序

此种易道观，始于孔子读《易》。孔子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他认为学《易》可以使人少犯错误。《论语》记载了孔子当年学《易》的事例。《周易》恒卦九三爻辞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领会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善夫！”又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意谓懂得恒卦爻辞所揭示的义理，即人无恒心，一事无成，无须再占卦了。孔子这种读《易》的学风，开创了儒家解《易》的人文主义传统，影响深远。

荀子将此种易道观概括为“善为易者不为占”（《荀子·大略》）。《礼记》论易教说：“洁净精微而不贼。”（《经解》）谓《周易》教人心地纯洁，思维精密，做事不违正道。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要》提出以德为占，所谓“求其德义耳”，作为孔子教导弟子观象玩辞的原则。以后的儒家大师皆以孔子读《易》为榜样，学习和研究《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宋儒程颐解释“以言者尚其辞”说：“谓于言求理者，则存意于辞也。”（《易说·系辞》）即以探求卦爻解释之义理为任务，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目的。宋儒张载提出：“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易说·系辞下》）认为《周易》是为君子修身明德立教，不为小人谋取名利解惑。清儒王夫之提出“占学一理”，以学释占，以善为吉，以恶为凶。他说：“君子自修之实功，具于彖爻着之。”（《周易内传·系辞上》）又视《周易》为“修己治人之龟鉴”（《周易内传·系辞下》），同后世“技术占卜之书”有天壤之别。孔子所创立并为历代儒学大师所阐发的解《易》学风，为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树立了典范。

《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辞，文字古奥，难于领悟。如何理解其义理以及同卦爻象的关系，是历代易学家苦心探讨的重大课题。就理解象辞相应之理说，《易传》提出三种体例，即取象、取义和爻位三说。此三条体例，相互补充，为后人观象玩辞、观变玩占提供了方便之门。

《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各有其所指，所系之辞并不相同。如何理解一卦之卦象卦辞同其爻象爻辞之关系，也是《周易》研究中的一大课题。魏晋王弼提出“一爻为主”说，以其中一爻之义理为主导，理解全卦之卦义。清王夫之提出“彖爻一致”说，他说：“非爻无卦，于卦得爻。性情有总别无非殊，功效以相因而互见。”（《周易外传·剥》）认为卦象卦辞与爻象爻辞乃统一之整体，一卦之性情通过各爻之功效表现出来，主张以“会通”的办法，研究各卦的义理。至清焦循治《易》，又提出了“求通”说。他说：“夫学《易》者亦求通其辞而已矣。横求之而通，纵求之而通，参伍错综之而通。”（《易图略·原辞》）“横求之”，谓将一卦或一爻的文句串通；“纵求之”，谓一卦之卦辞同其爻辞串通；“参伍错综之”，谓将一卦或一爻之辞句同全经中有关辞句串通，他称此为“一气贯注”。因为其治《易》以求通为原则，故称其解《易》着作为《易通释》。

求通是历代易学家解《易》的共同愿望。历代学人为此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以至于皓首穷经而不惜。这种孜孜不倦的求真精神，锻炼了中华学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样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

朱高正博士既通晓西方哲理，又酷爱中华文化，潜心研习《周易》多年。为弘扬易道，查阅古今《周易》注解，取其实而弃其华，着《易经白话例解》，作为《周易》爱好者观象玩辞之启蒙教材。此书有两大特点：一是发扬儒家解《易》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周易》为修己治人、增长生活智慧和提高修养境界的指南，本此宗旨，注解六十四卦经文。二是依“彖爻一致”和“求通”的原则，将卦爻和卦爻辞视为一整体，每卦体现一中心观念，并贯通于各爻之中，以此阐明六十四卦所蕴涵的人生哲理。这种解《易》学风正是发扬前贤的优良传统，实属难能可贵。

此书对经文的解释，严格遵循《易传》的体例，不依傍后来易学家提出的种种条例，勇于求新，又不违古训。行文力求朴实、清晰、简练而明快，直伸义理，无旁征博引、令人生畏之感，而且结合历史和现实问题阐发经义，适合当代学人阅读，便于从中汲取智慧。此书为传播易道提供了新途径。

易道博大精深，乃我中华文化宝库之一。高正先生于政务之馀，不忘弘扬中华文化之大任，志在开物成务，以前民用，实为学林之幸事。其以书稿示余，读后倍感鼓舞。适逢此书问梓，乐为之序。

朱伯崑于北京大学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