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活动不讲道德吗？

二、政治活动不讲道德吗？

说到政治，人们心目中常会联想到的是权术、阴谋、尔虞我诈和你死我活的争斗，很多人认为政治活动是不讲道德的。而且，回顾中外历史，人们可以举出无数政治人物违背道德行事的事例。在中国，造成权谋主义的始作俑者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他认为，国家治理首先要靠法和权术，而不是道德。中国的权谋人格和权谋文化源远流长，内涵非常丰富，老子、孙子、鬼谷子等人的思想都有阴谋主义的一面。《三国演义》把政治的权谋活动描写得活灵活现，直到今天，仍有人认为曹操是历史上最不讲道德的人。在《厚黑学》中，李宗吾以三国英雄的成败为例，说明凡建功立业、称王图霸的英雄豪杰或帝王将相，无一不是厚颜黑心之人；或厚或黑，只占其一者可称雄一世；厚黑兼具者能成霸业。他在书中说：“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点全在心肠黑：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刘备的特长是脸皮特厚，遇事对人痛哭一场，立刻转败为胜。孙权是典型的厚黑兼备，无奈厚与黑都不到底。三人各具特长，因而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在中国传统人治社会中，权谋、权术和权诈大行其道，事例甚多。

西方近代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高于道德，应当从政治的角度看待个人道德，政治斗争不能束缚于道德，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摒弃道德，政治是目的，道德是手段。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在其代表作《君主论》中讨论了“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的问题。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索，作者摒弃了中世纪宗教教条式的推理方法，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以“人性本恶”的基本假设为依据，认为国家的产生是出于人性本身的需要，并不是上帝的意志，从而否认了君权神授。《君主论》将君王的政治行为和伦理行为截然分开，直言不讳地否定一般公认的道德，认为政治的基础不再是伦理道德，而应由权力取而代之。它认为，人们必须承认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运用法律，一种是运用武力。前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理性行为，而后者则是兽性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现实面前，前者常常使人力不从心，迫使人们必须诉诸后者。这就要求君王必须懂得如何善于运用野兽的行为进行斗争，做君王的如果总是善良，就肯定会灭亡，他必须狡猾如狐狸，凶猛如狮子。狮子不能防御陷阱，狐狸不能抗拒豺狼，所以，君主做狐狸是要发现陷阱，做狮子是要吓走豺狼。他认为“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君，不能践行所谓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情，因为他为了保住位子，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背离人道，违反信仰”。他认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而非道德，并提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至于谁能够掌握这种权力，应取决于谁具有夺取这种权力的必备手段，而非道德高尚的人或上帝授权的人。而维系这种统治权，马基雅维利认为要依靠且只能依靠军队和法律，并提出作为一名君主，应该将战争、战略和军事训练作为他唯一的事业，除此之外不应有其他的目标或念头。《君主论》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惊世骇俗之书，对整个世界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领域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人类思想史上，还从来没有哪部著作像《君主论》这样，一面受着无情的诋毁和禁忌，另一面却获得了空前的声誉。有人说它像一本“恶棍手册”，因为它触及了道德信念在政治思考中的位置，在很长时期内受到了猛烈的攻击。马基雅维利大胆地点出人类许多劣根性，正好作为统治者利用之处。他对人性的假设无法容于当时基督教文化下的社会，然而无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他所提到的内容都是切实存在的，也一直值得人类社会不断去思考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针对现代政府的种种不道德行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客观主义哲学思潮的首倡人物爱因·兰德认为，现行政府最大的弊端就是“道德与政府的颠倒”，政府可随意僭越道德。他说：“考察一下在流行的关于政府的观念中，存在着道德与政治的颠倒。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的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并在任何方式和问题中，以它愿意的方式作某种强迫；不再是人们相互关系中，基于客观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一种极端的和隐蔽的用偶然和恐惧来控制的机构，它没有客观的法律，而是由盲目的官僚机构所做的任意决断来解释法律；不再保护人们免受奇想的伤害，而是傲慢地把权力植于无限制的奇想之中。在这里，我们很快地发现了这么一种颠倒：政府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而公民只有得到同意才可以去做；这是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代，由野蛮的力量控制。”

照此说来，政治活动果真是不讲道德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政治与道德密不可分，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史就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发展史。政治活动要讲道德既是一种价值判断，也是一种事实判断。从价值层面来看，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离不开道德的指引，政治活动需要道德来约束，政治活动的终极目的与道德的最高价值是一致的。从事实层面来看，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本身就体现了道德的进步，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不但是政治发展的成熟，也是道德发展的飞跃。政治必须讲道德，而且政治也是能够讲道德的。

一方面，政治必须讲道德，政治不讲道德就难以为继。有人认为政治不应谈道德，因为政治活动本质上只有权力和利益，希望用道德来约束政治，是范畴错置，是天真和不成熟。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却已向人们证明了，只有讲道德，才能更好地维护权力和利益。

首先，从治国者而言，权谋固然有用，但道德的作用更具根本性，无德之君往往难以善终。权谋之书《三略》也强调，“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强调治国首重法，但也不否认君主应有德。中国历史上的无德之君被杀而死于非命者甚多。所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对于治国者而言，治国理政讲道德是关乎身家性命之大事，不能不讲道德。

其次，从治国方式而言，不管是人治，还是法治，都离不开道德。人治通常倡导德治，靠的就是为政者之德行，中国古代追求“圣人”之治，西方古希腊柏拉图期待由“哲学王”来治理国家，强调的都是治国离不开道德。同样，法治也是如此，“徒法不足以自行”，现代法治运作对社会的道德水平要求非常高。法律要有权威，其前提是法律本身是“良法”，而判断法律“良”与“不良”的标准是道德。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法度严密，然二世便亡，已足以说明法不离开德，讲道德是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

再次，从治国效果而言，政治讲道德，治国者实行“仁政”，人民群众生活就相对有保障，社会就能取得较大进步。政治不讲道德，治国者实行“暴政”，人民群众就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利于社会进步。人从一出生起，就注定离不开政治，因为社会环境是由政治制度确立的。政治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政治不讲道德，关系的不单单是政治领域，而是整个社会。一个国家的诸多问题都可以从这个国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中找到原因，而且这种原因具有内在根本性，在一定时期内是关键性的因素。

最后，从治国得失评判标准而言，社会道德风气如何是治国得失评判的重要标准。“政治失德，一方面容易造成政治利益集团与社会民众之间矛盾的尖锐对立与冲突，使社会失去安宁，国家产生动荡；另一方面又容易对社会大众心理和社会道德风尚产生极为严重的破坏作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自私、欺诈、失诚信等等。”“政府若器，民众若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民风不正，政府难辞其咎。政治必须要讲道德，否则社会将道德沦丧。

所以说，不管是看政治人物，还是政治活动过程，或者政治活动结果，都决定了政治必须讲道德。政治不讲道德，是整个社会的灾难。“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在人类历史上，君主实行暴政，必然会激起民众的反抗。在当代社会，政治只有讲道德，民众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利益才能被公正分配，社会才有可能实现长治久安。

另一方面，政治也能够讲道德，政治与道德二者殊途同归。有人认为，政治讲不了道德，因为道德只是个人的主观喜好或政治利益的包装，没有任何客观性和真实性可言。这是价值怀疑主义者和道德相对主义者的典型看法。我们不否认道德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性，每个民族、每个地方会有不同的道德风俗。然而，道德的客观性、绝对性和普遍性同样不可否认。纵观人类道德文明演绎的历史长河，人类对于道德的研究可谓横穿古今，纵贯东西。虽然差异、分歧一直是引起人类各种纷争和杀戮的重要源头，但人类在道德的需要和需要的道德方面却总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政治活动不仅必须讲道德，而且能够讲道德。

首先，政治与道德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国家作为政治活动的最重要形态，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也就是说，国家的出现，直接原因是为了缓和矛盾，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道德的产生同样也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道德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抑恶扬善，消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政治的终极目的与道德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正是因为有恶的存在，政治活动才要追求善，即是说政治和道德在本质上并不是相冲突的。

其次，政治制度与道德规范调整的对象本质上都是指向利益。政治制度本身是利益博弈的结果，代表和维护着一定的利益关系，协调着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道德规范调整和协调的也是一定的利益关系，主要包括自己和他人的利益关系，自己和社会的利益关系。道德规范中要求的“作为”或“不作为”背后都是指向相应的利益分配格局。政治制度本身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实然”的利益关系，道德规范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应然”的利益关系。政治制度的利益分配格局只有与道德规范的利益分配导向相一致，政治制度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否则，则可能遇到阻力。因为二者所调整的对象最终都指向利益，利益能够将二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政治活动要达到其效果，就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合理的利益关系，在追求合理的过程中，就是一种“符合道德”的过程。

再次，政治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都受制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相同，政治制度与主流道德在性质上就相一致。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活动背后都有经济的影子。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相应地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道德之“道”的本义是指人世间所行走的道路，引申为抽象的规律、法则。这个规律和法则主要是要根据经济基础的要求制定相应的道德规范。在同一时期内，经济基础相同，就决定了政治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二者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冲突，都是维护和促进相同的经济基础。政治与道德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共同发展。

复次，政治行为与道德行为可以统一起来。人类产生之初，自然环境极其恶劣，人的生产和生存能力非常低下，在强大的自然界面前，人是一种非常弱小的动物，靠单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生存。于是，人类被迫结成一个个群体，以集体之力共同对抗自然之力，社会、人际关系由此产生。但是，人类最初不得已而建立的这种社会关系却相当紊乱，集体之力难于有序发挥，社会活动也不能正常进行。如何解决这些难题？人类在不断的思考和实践中逐渐意识到，问题的解决只能依赖于一种崭新的手段——管理。在各种社会活动的管理中，最先形成的是具有政治性质的权力管理。虽然，政治具有其他管理形式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但它并不是全面而广泛的管理，只是一种外在的管理形式，靠它并不能解决人们所有行为的规范问题。于是，不同于政治的另外一种行为规范也随之产生，人们称之为德治。从此以后，政治与德治也就自然成为人类管理社会活动最有效的两大手段。所以说，道德和政治一样，是以社会更好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以追求个人的利益和幸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规范。换言之，道德是人类通过限制自身利益换得社会利益的保障并最终实现自身利益和幸福的特殊行为规范。个人、社会的需要是道德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政治行为有时就是道德行为，道德行为有时就是政治行为，二者虽不完全一致，但是政治活动完全可以依据道德要求行事。

最后，现代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道德的制度化。在古代，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守法都被认为是一种道德的行为。严格执行国家法律，不但是一种政治要求，也是一种道德要求。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政治制度由专制制度过渡到民主制度。正是为了防止专制制度之恶，人类社会才设计出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正如某学者指出，民主不一定是好制度，但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人们通过制度的设计，最大可能地防止当权者为恶，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利益。现代法律被当成“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底线道德”，都说明通过制度的设计，可以将道德要求直接上升为有国家强制力的政治规范要求，通过执行国家的法律，就是在践行道德。现代政治对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的追求，本身就是道德的进步。

从政治讲道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来说，政治与道德很难分开。“一方面，个体的人几乎总是某种政治共同体或有治理的共同体中的成员；我们所称他们的德性主要是体现在他们与其同类的相处之中，而且他们最明显的快乐和痛苦全部或部分地源自于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因此那些要么认为德性要么认为快乐是一个个体的最高善的唯一或主要构件的人多数会赞同，这种善的寻求不是在与世隔绝的僧侣生活中，全然不顾他所在共同体的福祉；他们会承认私人伦理学有一个政治的方面。另一方面，人们普遍会赞同，一位政治家的终极目标应当是促进他的同胞，作为个体在现在或将来的福祉：由此对这种福祉的具体细节的考察就必然成为政治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西方伦理最初是指与品格相关而区别于理智的东西，伦理主要是关于“对人而言何为终极善的或可欲求的”。政治学也关注对国家成员而言的人的善或福利。“伦理学”至少包含政治学的一个部分，即考虑国家的终极目的或善，以及确定政治制度的善或恶的一般标准或尺度。从现代学科体系划分的视角看，政治与道德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有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但混淆政治与道德界限是世界各地古代政治学说乃至现代政治流派的普遍特征。中国政治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政治思想与道德观念结合得更为紧密，政治伦理化的倾向更为明显。这在儒家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儒家学派对道德规范的认识价值与行为操作做了充分的论证，赋予每一项道德规范以具体的政治功能，主张以道德原则规划社会政治，约束政治行为。

政治道德是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合乎理性的政治原则与伦理规范的统一，集中体现了社会的政治理性与政治文明程度。康德宣称：“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建立合乎政治道德的社会秩序，是历代仁人志士的个人理想与共同追求。任何政治学说体系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描绘一幅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的蓝图。理想社会模式理论既是其学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重要的理论论证手段。形形色色的社会理想无一例外地描绘了一个至善至美、人际和谐的“道”“道义”“道德”的境界，并把道德修养、道德教化视为实现社会理想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