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人民”的警示价值

“勿忘人民”的警示价值

穆青1937年参加革命，1942年调到延安《解放日报》当记者，开始了长达61年的新闻生涯，其造诣博大精深。作为后辈，我难以全面诠释穆青精神，仅就“勿忘人民”的警示价值谈几点学习感悟。

“勿忘人民”是穆青同志25年前提出来的。1988年4月，穆青到福建省厦门市调查研究。4月17日，在厦门宾馆吃过早饭，陪同调研的福建分社社长崔葆章和厦门支社的同志恳请穆青为分社题词。穆青提笔写了“勿忘人民”四个大字。十几天以后，福建省一位新华社通讯员请穆青同志题词，穆青又一次题写了“勿忘人民”四个大字。1990年12月，《安阳日报》记者到北京向穆青同志汇报劳动模范任羊成的近况。临别时，记者请穆青同志题词。穆青在这位记者的笔记本上写的还是“勿忘人民”。

穆青同志为什么反复题写“勿忘人民”？从《穆青论新闻》一书中可以找到注脚。1991年3月，穆青在《记者应当建立调查研究的“生活基地”》一文中说：“前不久，一家地区报的一位记者问我：‘记者怎样才能尽快成才？’我告诉他，记者不能整天想着成才。成才没有捷径，也没有秘诀。我为他题写了‘勿忘人民’四个大字，勉励他把根牢牢扎在人民群众之中。”3个月后，穆青在接受《新闻记者》杂志记者访问时说：“我告诉《安阳日报》的两位记者，要牢牢记住人民，只要对人民有感情，就能写出好新闻作品。我们就是需要那种同群众有血肉联系、对群众有深厚感情的记者，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自己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上、放在党之上的记者。我给他们题写‘勿忘人民’这四个字，就是这个意思。”

当前，全国各地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也日渐深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穆青所提“勿忘人民”的警示价值进一步显现出来。为了便于理解，我先讲三个“红色经典”：

——1960年5月8日，毛泽东在郑州接见来我国参观访问的拉丁美洲8个国家的朋友。陪同的熊向晖送给毛主席的新闻稿中有一句话：“拉丁美洲8个国家的朋友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毛主席把“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几个字删掉了。熊向晖说，这句话是拉丁美洲朋友的原话，完全符合实际，我不理解主席为什么那样修改。毛泽东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概括成一句话，叫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实践证明，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来到颐和园，这里是中央领导人进北平后的第一个歇脚点。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潜伏特务较多，为了严防暗杀、爆炸，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派人把颐和园的游人全都清理出去。毛泽东见颐和园冷冷清清，不见人影，就问身边的人，游客都到哪里去了？身边的人回答说，为了主席的安全，把人都清理出去了。毛泽东听了很生气，说：“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到基层调研。一天，在专列上召集县以下干部代表开会。毛主席问地方干部：“你们信不信上帝？”在场的没有人回答。毛主席说：“你们不信，我信！这个上帝就是人民！谁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他必定要垮台！”

这三个“红色经典”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观”。“勿忘人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其警示价值至少有三个方面：勿忘人民的主体地位，殚精竭虑为“民族脊梁”立传；勿忘人民的哺育之恩，身居高位与基层百姓鱼水相依；勿忘人民的根本利益，谨防“惹怒上帝”的不正之风。

一、勿忘人民的主体地位 殚精竭虑为“民族脊梁”立传

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勿忘人民”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1978年12月，新华社召开了国内工作会议，就“十年教训”展开讨论。穆青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说：“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新闻报道中的主人。千百万群众的社会实践，应当是无产阶级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也是检验我们新闻报道正确或谬误的标准。”穆青不仅是“勿忘人民主体地位”的倡导者，更是“勿忘人民主体地位”的践行者。他一生中花费了很大精力为人民群众立传。

1942年，穆青进入延安《解放日报》的第二天，就同张铁夫一道采访了劳动模范赵占魁。赵占魁是陕甘宁边区农具厂的工人，老实肯干，不善言谈。穆青和张铁夫提出一连串问题，赵占魁的回答总是“没什么可说的”。没有办法，穆青和张铁夫只好同赵占魁一起生活：白天，两人给赵占魁打下手；夜晚，与赵占魁同睡一铺炕。在20多天时间里，穆青边观察，边体验，边收集素材。赵占魁主人翁式的劳动态度、不怕困难的顽强意志，质朴、平凡而又伟大的工人形象越来越清晰。穆青强烈地感受到，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关头，革命队伍里多么需要赵占魁这样的榜样啊！他们充满激情，撰写了一篇题为《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的新闻稿，1942年9月7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赞扬赵占魁“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9月13日、14日，《解放日报》又连续刊登穆青、张铁夫采写的长篇通讯《赵占魁同志》。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边区政府在农具厂隆重举行颁奖大会，奖励了赵占魁。毛泽东听说后致电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称赞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毛泽东说：“平时我听说你们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

斯达汉诺夫是苏联的采煤工人，1935年8月31日，他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102吨，超过普通采煤定额的13倍。“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赵占魁的名字从此传遍了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鼓舞人们提高觉悟、努力工作、多作贡献的好教材。

1946年，穆青同志奉调到《东北日报》工作。他把人民群众作为新闻报道的主角，利用手中的笔歌颂英雄的部队和英雄的人民。《东北日报》编辑部负责人交给穆青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采访原东北抗日联军负责人周保中。

周保中是威震敌胆的民族英雄。在东北沦陷14年当中，特别是在杨靖宇将军牺牲之后，周保中率领东北抗日联军出生入死，独撑危局，颇有传奇色彩。有幸采访周保中，穆青非常兴奋。他简单准备了行装，同作家魏东明一道，在一个班战士的护送下，乘卡车走了两天两夜，到达东北抗联司令部。

穆青一跨进司令部大门，一位身着将军服的中年人就急切地迎上前来，紧紧地同他拥抱。这个人就是周保中将军。穆青抓紧采写了一篇《周保中将军答记者问》，接着便开始搜集抗日联军14年斗争史的材料。周保中将军每天抽出半天时间同穆青谈话，一些熟悉情况的抗联老战士也三三两两地找穆青聊天。周保中给穆青讲了一件事：

有一次部队在战斗中转移，十几个重伤员怕连累部队，主动要求留下来。周保中说服不了他们，只好找一个隐蔽的山洞，留下一些粮食，还派了一名炊事员、一名卫生员负责看护这些伤员。过了一段时间，当部队来到山洞准备接他们返回时，发现伤员都饿死了。炊事员倒在山洞附近的水沟里，扁担、水桶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显然是因为打水时体力不支，倒在水中起不来了。他们清点牺牲的人数，发现一个都没有少。周保中深情地对穆青说：“我们的战士真是了不起的英雄，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向敌人屈膝投降。等战争结束了，我一定要为牺牲的战士立一块碑作为纪念。”

一些抗联老战士侧重介绍周保中将军的事迹。在战斗中，周保中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与战士生死与共。有一次周保中的肠子被打出来了，他伸手把肠子塞进肚子里，用绑腿布紧紧缠住，照样行军。

在另一次战斗中，周保中的左腿中了一颗子弹，他忍着剧痛指挥作战。直到战斗结束，周保中才请了一位土医生来做“手术”。当时缺医少药，没有麻醉针剂。土医生就用拔钉子的钳子，硬是从周保中的腿骨上把子弹拔了出来，将打烂的肉剪一剪，用水洗一洗伤口，敷药了事。手术过程中，周保中将军头上滴着豆大的汗珠，他咬紧牙关，没哼一声。抗联战士对穆青说，三国时，关云长刮骨疗毒，那是历史传说，谁也没有见过；周保中将军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概，有目共睹！

日本鬼子对周保中将军恨之入骨，到处张贴周保中将军的画像，悬赏捉拿，宣布“谁割得周保中一两肉，可换一两金子”。但周保中与东北人民鱼水相依，在长达l4年的浴血奋战中，为中华民族写下了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穆青在周保中将军驻地住了将近半个月，每天都被这类英雄故事激励着、感染着。穆青说：“我读过不少中外战争史，看到过不少反法西斯斗争英雄事迹的报道，但论起艰难和坚毅的程度，没有一个超过东北抗联指战员。中国人民正是依靠这批伟大的民族脊梁，依靠他们的不死的抗争精神，才免遭灭亡。”穆青边谈边写，边写边哭，终于将《抗日联军14年斗争史略》写了出来。这篇12000字的长篇纪实报道在《东北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同时刊登，中共中央东北局还把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广为发行。

在战争年代，穆青给人们留下了许多英勇指战员的光辉形象；在和平年代，他依然殚精竭虑为“民族脊梁”立传。1966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了穆青、冯健、周原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72年1月，新华社播发了穆青、高洁等同志写的《铁人王进喜》;1978年3月，《人民日报》刊登了穆青、陆拂为、廖由滨写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1979年4月，新华社播发了穆青、陆拂为写的《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1990年7月新华社播发穆青、冯健、周原写的《人民呼唤焦裕禄》;1991年6月，新华社播发了穆青、孟宪俊写的通讯《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1993年9月，穆青写了《泪洒偏关》，悼念自己的恩师——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偏关县县长梁雷；1994年2月，新华社播发了穆青写的《两张闪光的照片》;1999年6月，穆青与陈大斌合作采写了《老书记与北干渠的故事》。这些人物通讯文风朴实、情思奔涌，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境界。有人评论说：“穆青笔下的典型人物，写一个，活一个，响一个，震撼了几代读者的心灵。”

拿植树老人潘从正来说吧。1965年的冬天，穆青在豫东平原采访焦裕禄同志的感人事迹时，听说宁陵县有一位植树老人潘从正，人称“老坚决”。为了在沙荒地带造林，潘从正肩上搭着布袋，怀里揣着桑剪，老远看见一棵树，他就奔过去，把落在树下的树种子捡起来装进布袋。每逢农村赶集，他随着卖水果的挑子转悠，看到小孩吃水果，他就蹲在旁边等候拣拾扔下的果核。日积月累，老汉把许多用材树、果木树都请到了沙荒地。由于“老坚决”坚持育苗，几年以后，沙荒地带破天荒地出现了一片片茂密的树林。1956年，潘从正被评选为河南省林业劳模。

没有料到的是，1958年秋天开始刮起一股“共产风”，人们杀猪砍树，刚刚培育起来的林木被一扫而光！许多人唉声叹气，而潘从正没有气馁。他说：“毁了头一茬，再种第二茬！”这种精神感动了穆青。他准备报道完焦裕禄，就折回来采访这位与风沙搏斗的老英雄。然而，“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一计划化为泡影。

十多年来，潘从正刚毅、纯朴的形象始终在穆青心头萦绕。1979年4月，穆青和陆拂为一行再访宁陵，他要还这笔“文债”。穆青一到万庄，就发现潘从正老两口还像过去一样，住在苗圃里。生产大队干部向穆青一行介绍了万庄防护林带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为了绿化沙荒，20年间潘从正老人抛家离舍，从住地窨子起，一直守护着自己的苗圃：风沙，吓不跑他；断粮，逼不走他。任何打击和挫折，都不能使他放弃为子孙后代造福的绿化事业。老人的执着，让穆青联想起在风口织网的蜘蛛：狂风把网撕破了，蜘蛛重新开始；又来了一阵风，把网撕破了，蜘蛛仍然继续织下去。一次、再次、三次，生命不息，吐丝不止。穆青认为这正是“老坚决”百折不挠精神的写照，是潘从正老人一生命运的缩影。有一次采访结束，穆青准备离开村子，“老坚决”拉着穆青的手说：“俺不怕穷，只怕乱。今后可不能再折腾了！越折腾越穷，将来国家靠什么？”一个纯朴的农民，一句朴实的话语，竟让穆青流下了眼泪。穆青与陆拂为合写了《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记载了特殊年代的历史，反映了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的人民的呼声。

穆青晚年没有为自己写一部“自传”，也没有整理《穆青回忆录》，而是把一生撰写的人物通讯汇集成册，出版了一本《十个共产党员》。范敬宜在序言中写道：

“您是一位幸福的新闻工作者。第一，您有幸亲身经历了跨度达50年的伟大历史性变革，亲眼见到那么多的英雄人物；第二，您有幸写出了那么多震撼人心的作品，至少有两代人受到您作品中英雄模范人物的感染和熏陶；第三，您有幸受到那么多您报道过的主人公们的深情厚爱，比如植棉劳模吴吉昌，把您当作世界上最亲的亲人。这种幸福不是所有新闻工作者都能享受得到的……”

《十个共产党员》一书是穆青纯真信仰的结晶。辉县老百姓说穆青是“第十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人说“张严平女士撰写的《穆青传》是《十个共产党员》的续集”。“口口相传”的民间评论，是对殚精竭虑为人民立传的穆青老人的由衷赞誉。

二、勿忘人民的哺育之恩 身居高位与基层百姓鱼水相依

穆青与老农分享丰收的喜悦。

1996年10月，穆青辞去新华社社长职务4年之后，中国记协和新华社联合主办了“穆青新闻作品研讨会”。闭幕那天，穆青敞开心扉，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历程。

穆青是在河南农村一个小镇里长大的，当地的小学是地下党活动中心，中学是地下党县委所在地。穆青的老师梁雷是共产党员，是他一手把穆青引上革命道路。穆青虽然只是一个高中一年级学生，但到了贺龙领导的八路军120师，就成了“知识分子”，得到多方面的关怀和爱护。穆青跟着部队挺进冀中，深入敌后，在战争岁月里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穆青深情地说：“我的一生都离不开人民的哺育。年轻的同志没有见过旧社会我们的人民有多苦。我是亲眼看到的，特别是我们河南，更是个贫穷落后、苦难深重的地方。为此，我从小就有一个朴素的救国救民的愿望，以后参加了共产党，这个愿望就变成了终身的理想。我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忘掉人民。我永远忘不了在战争年代，处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老百姓怎么样地支援战争、支援抗日。父亲战死了，儿子去；哥哥战死了，弟弟去。一批一批的老百姓穿上军装跟着我们打日本、打老蒋，牺牲了多少人，救了我们多少伤员，掩护了我们多少同志……凡是有这种经历的同志都会有这种感受：我们不能忘记老百姓的恩情。”

那一天，我就坐在穆青身旁。讲到动情处，穆青几度流下眼泪。我理解了穆青晚年为什么常常回忆战争年代的往事，为什么念念不忘人民群众的“滴水之恩”。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派遣10万干部和军队开赴东北。新华社和《解放日报》抽调编辑、记者、翻译、出版、电务、印刷等部门共16人组成挺进东北的先遣小分队，穆青是先遣小分队的一员。

从延安到东北，全程几千公里，不通汽车，也没有火车，大部分人要靠双脚走到目的地。1945年12月24日，小分队到达奉天，后改称辽宁。

辽西丘陵地带遍地冰雪，每天早上起来看到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积雪常常深到膝盖，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有一天，雪下得特别大，一步一个深深的雪窝，每走一步都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脚从雪窝里拔出来，裤子上的雪越沾越多，最后结成了冰疙瘩，腿像棍子似的完全失去了知觉。好不容易走到宿营的村子，天已经完全黑了。

穆青和王揖住的那户人家，屋里只有一对老夫妇，得知他们是关内过来的抗日队伍，两位老人高兴得团团转。老妇人赶紧生火烧水，老汉则忙着招呼他们上炕取暖。看着王揖已经脱掉靴子上了炕，穆青也急忙拽住靴子往下脱，没想到靴子和腿已经冻在一起，怎么也脱不下来，他急得便让王揖帮忙拽，老汉连忙上前制止：“孩子，千万不能硬拽，也不能拿热水猛浇，你的腿脚已经和靴子冻在一起，成了冰坨坨，硬拽连皮肉都要撕下来。要是用热水浇，肉就要烂，一烂恐怕连腿脚都难保住。”

老汉端来一盆冷水，把穆青的双脚连同靴子一起浸在冷水里，过了一会儿，冰碴渐渐化开了，他又小心地拽下靴子，然后解开自己身上的棉袄，把穆青两只冰凉的脚搂在胸前，用两只手慢慢地揉搓、按摩。过了好久，穆青麻木的双脚开始感到发痛，又过了一会儿，逐渐发热，最后终于恢复了知觉。那一瞬间，穆青能清楚地感受到老人胸怀间的温热透过双脚传到全身，一直传到他的心里。

穆青张开嘴想对老人说句什么，只见在昏暗的灯光下，善良的老人还一直抱着他的腿吃力地按摩着，一双眼睛里满是慈祥与爱怜。刹那间，穆青突然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一种亲人般的温暖漫过他的心，只觉得鼻子发酸，喉头哽咽，说不出话来，泪水顺着脸颊大颗大颗地落下……

后来，穆青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多少年过去了，这个雪原上的小屋，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常常告诫自己，你的这双腿甚至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今生今世，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

法国哲学家卢梭说过：“没有感恩就没有真正的美德。”不忘人民的哺育之恩，就是穆青的一种美德。

新华社原总编辑冯健是穆青同志的“老搭档”。据冯健等同志回忆，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穆青六访兰考、八下扶沟、四去宁陵、八进辉县、两上红旗渠。穆青虽身居高位，却与基层百姓心心相印、鱼水相依。

同穆青交往时间最长的是河南林县的任羊成。1966年年初，穆青第一次到红旗渠工地采访，听到许多关于任羊成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修建红旗渠时，任羊成整天腰里系着一根粗麻绳，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之间凌空荡来荡去，用撬棍和铁锤，清除山体爆破后残留的龇牙咧嘴的危石。年长日久，任羊成的腰被绳子勒出一块块血痕，每天晚上收工，腰间总是血肉模糊，脱不下上衣，疼得钻心。当绕行于太行山腰的这条“天上运河”竣工，清凌凌的渠水流进干涸的土地和山民的水缸时，任羊成腰里结出了一圈黑紫黑紫的疤痕，穆青说这是一条“血腰带”。任羊成的故事还没有讲完，穆青已泪水盈眶。

在此后的日子里，穆青总忘不了任羊成那条“血腰带”和他凌空荡来荡去的身影。1991年初，穆青邀请任羊成到北京小住。几天后春节将至，老汉要回太行山，穆青特意买了一袋大米、一袋白面，对任羊成说：“带回去吧，和修红旗渠的老伙计们一起包顿饺子吃，表表我的心意。”

得知穆青去世的消息，任羊成泣不成声。几天后，75岁的任老汉来北京，一跨进穆青的家门，就颤颤巍巍地在穆青遗像前磕了三个头，放声大哭：“再也见不上了，再也见不上了！”这是太行山区老山民对一位老友的礼拜！

穆青结识吴吉昌是1966年的事。那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拉着吴吉昌的手说：“老吴啊，你57，我67，咱们一起用20年时间，把毛主席交给的解决棉花落铃任务完成！”从那时起，穆青同吴吉昌就结成了“亲戚”。

1978年初，“十年动乱”刚刚结束，新华社国内部收到山西分社一篇稿件，内容是介绍吴吉昌的植棉经验，其中简略地提到这位劳模在“十年动乱”中遭受的迫害。这一情况引起穆青的注意，他约请采写这篇稿件的记者廖由滨来编辑部详谈。廖由滨说：“吴吉昌的事迹很动人，但处处涉及‘文革’的阴暗面，没法写公开报道。”穆青想，记者要有面对严酷现实的勇气，即使生活令人痛心疾首，也不应闭目回避。于是，穆青重新组织力量，去山西深入采访。穆青、陆拂为、廖由滨反复研究，决定采用白描笔法，再现“文化大革命”特殊年代的典型环境，用具体事实和鲜明形象来表达主题思想。

1978年3月，新华社播发了《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在通讯的结尾处，作者写道：“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尽管表达方式比较含蓄，但读者还是能够听懂话语中的“潜台词”。这篇作品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并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多次采访吴吉昌，两位老人成为“莫逆之交”。吴吉昌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时常到穆青家里做客。1980年底，吴吉昌进京开会，特意带了两棵用新技术种植的半人高的棉株，一棵送给邓颖超大姐，一棵送给了老友穆青。又过了两年，吴吉昌拿出两斤试验田里长出来的长绒优质籽棉，让老伴弹得暄暄的，亲自带到北京。吴吉昌对穆青说：“絮个褥子铺在身下，你暖和了，俺心里也暖和了！”

三、勿忘人民的根本利益谨防“惹怒上帝”的不正之风

1985年3月，新华社召开年度国内工作会议。在讨论新华社干部队伍素质问题时，我发言说，即使在封建社会，也有一些廉洁的人和品格高尚的人。郑板桥当了12年县官，却是“宦海归来两袖空”。难道我们共产党人的品格还不如郑板桥？！

刚说到这里，参加我们小组讨论的穆青说：“小南，我插你几句话。郑板桥有一首画竹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百姓疾苦声。吾曹些小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我喜欢这首诗，因为我的思想与这首诗是相通的。你想，封建朝代的县太爷能够写出这样的诗，表现出关心民众疾苦的情怀，我们是人民记者、共产党员，理应做得更好，应该更加体恤民情。”

穆青还说：“最近我在看《诸葛亮传》，诸葛亮被刘备请出山以后，大事小事都亲自处理，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然有人说诸葛亮有点‘事务主义’，但这种责任心是相当感人的。他敢于承担责任，‘失街亭’之后，上疏‘请自贬三等’。而且，诸葛亮不谋私利，身居高位，就在‘公共食堂’吃饭。去世前，诸葛亮在写给后主的一份表奏中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死后，家里就只有一点田地和800棵桑树。”穆青说：“关于诸葛亮，我在日记里记了一大段。共产党人应该学习诸葛亮的精神与品德。”

这是我头一次近距离聆听穆青的教诲。这一年4月，我担任了新华社总编辑室副总编辑，10个月后又担任了总编辑室总编辑。同穆青朝夕相处，经常会听到他对不正之风的抨击。

1986年1月中下旬，新华社召开国内工作会议。穆青在讲话中对“拜金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他说，有些人把商品交换的关系带到我们队伍中来了。他们不是把自己的职责和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讲尽职尽责，处处讲价钱，把新闻工作者变成了庸俗的商人。一切都是金钱，把荣誉、党性原则、个人灵魂都变成商品，不择手段地要钱，唯利是图，实在危险，实在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这是27年前穆青讲过的一段话，今天重温这些话语，仍然是“振聋发聩、令人深省”！

穆青坚守“勿忘人民”底线，自觉维护人民利益，在农村第一步改革初期体现得也很突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国农村遭到破坏的生产力亟待恢复。但是，由于左的政策未能及时纠正，1977年刮起了一阵“过渡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实现生产大队核算势在必行。“穷过渡”侵害了农民利益，不少地方杀猪、砍树，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左的政策惹怒了“上帝”，农民很不高兴。

1977年11月下旬，我从济南赶到北京，参加新华社国内部召开的农村记者座谈会。与会的20多名农村记者强烈要求总社如实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反映农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建议中央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扶持各地为改变贫困面貌大胆探索。

听了大家的发言，穆青心里很不平静。他说：“大家都有一股子干劲，要让农村来一次革命。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到了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才会爆发革命。现在大家觉得要爆发革命，认为有爆发革命的必要，事情就好办了。没有这种精神状态，就不能改变农村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也就不能改变农村报道的面貌。要革命，就要换一种思路，换一条路子走。过去那条路走不通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路，就要把那一套东西推倒。推倒旧事物，肯定会有阻力，会有干扰。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最大的干扰就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改革，首先要从这里改起。我们的农村记者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要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

许多人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华社农村记者采写了大量反映中国农村实际的报道，除了与会者，很少有人知道穆青这段充满激情的讲话。2003年10月11日穆青同志不幸逝世，为了寄托哀思，我写了一篇题为《堂堂正正，别无所求》的悼念文章，专门从笔记本上把这段话摘抄了下来。正是穆青同志的“胆”与“识”，激励着新华社的编辑、记者。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新华社数以百计的农村记者深入到穷乡僻壤，采写了大量推进农村改革的稿件，为亿万农民摆脱贫困作出了积极贡献。

“勿忘人民根本利益”，还体现在对不正之风的鞭挞上。1966年2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穆青、冯健、周原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90年夏天，在焦裕禄逝世26年之后，穆青、冯健、周原又采写了《人民呼唤焦裕禄》。

《人民呼唤焦裕禄》的前两部分写焦裕禄逝世后一批又一批年轻干部走上县委书记、县长的领导岗位。他们经过实践磨炼，不少人身上闪现着焦裕禄的精神风貌，成为新时代大潮的中流砥柱！第三部分话锋一转，开始揭露新形势下存在的种种消极腐败现象：

少数干部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受到不正之风的影响和腐朽思想的侵蚀。他们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到了九霄云外，背离人民，违法乱纪，成为大潮奔泻中的泥沙。有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干部作风不正，官僚主义严重，有禁不止，有令不行，甚至滋长了腐败现象。

有的人随意侵犯群众利益，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一切向钱看。群众气愤地把这“三乱”比做新的“三害”。

有的人挥霍公款大吃海喝，群众指着他们的脊梁骨说：“你们把酒杯捏扁了，把筷子吃短了，把椅子坐散了。”

有的人不为群众办事，只顾自己“窝里斗”，对群众疾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有的人弄虚作假，文过饰非，还向上邀功请赏，争名争利。

有的人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不只自己侵吞公款公物盖私房，还为亲朋故旧、七姑八姨谋私利、捞便宜……

有一个老贫困县，十年九灾。全县128万亩耕地，有123万亩旱不能浇，涝不能排；人均收入200元以下，温饱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那里的干部本该发扬焦裕禄精神，咬紧牙关，艰苦奋斗它几年，领导群众摆脱贫困。但令人痛心的是1988年和1989年，这个县一面吃着国家救济粮，用着国家救济款，一面竟然作出决定，让下级机关给领导干部“送红包”；而全县得“红包”金额最多的是原县委书记。这些腐败现象使广大群众心不平，气不顺，在干群之间、党群之间无形中筑起一道高墙，它隔断了党与群众的联系，玷污了党的形象，造成了许多不安定因素。

《人民呼唤焦裕禄》初稿写出之后，穆青约请《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与冯健、周原一道，对稿件进行推敲，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诊”。在场的人中，我年纪最轻，穆青说：“小南，你来读。读一段，大家议一段。”当我读完上面这一大段文字时，穆青插话说：“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揭露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千金易求，人心难得。’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箴言，也是关系我们党盛衰兴亡的一个大问题。不揭露这些问题，就不足以说明26年之后人民群众为什么还在呼唤焦裕禄。《人民呼唤焦裕禄》这篇通讯就是要为各级领导干部敲响警钟！”

这就是“勿忘人民”的现实意义！

这就是“勿忘人民”的警示价值！

（本文是2013年9月13日在郑州大学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报告会上的讲话）

1990年夏天，在焦裕禄逝世26年之后，穆青、冯健、周原重访兰考，采写了《人民呼唤焦裕禄》。（赵德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