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

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

苏轼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也就是四川眉山人。21岁登进士第，早年曾任翰林学士兼侍读、龙图阁学士、兵部尚书等职。后期的仕途坎坷，曾因“乌台诗案”入狱。

神宗年间，王安石推行变法，苏轼因批评新法而入狱，多次遭贬谪，最远被贬至琼州，也就是海南省。徽宗年间，苏轼遇赦北归，病卒于常州，谥文忠。苏轼学问渊博，仕途虽不得志，但文学艺术上有极大成就，无论诗词、散文、书法、绘画，无一不精，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与父亲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有诗文集《东坡全集》及词集《东坡乐府》等。古文“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便是出自苏轼的词《范增论》中的第三段，原文写道：

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之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范增是秦末年间，项羽的谋士。公元前208年，秦末农民起义爆发，范增投奔项梁，陈明利害，劝项梁立楚王族后裔为楚怀王，以从民望。后归属项羽，为其主要谋士，封历阳侯，尊为亚父。

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范增随项羽攻入关中，劝项羽消灭刘邦势力，未被采纳。后在鸿门宴上，范增多次示意项羽杀刘邦，又使项庄舞剑，意欲借机行刺，终因项羽优柔寡断，项伯从中干扰，未获成功。

公元前208年，刘邦被困荥阳，也就是河南荥阳东北，刘邦采用了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楚国君臣。项羽怀疑范增和汉国私下勾结，渐渐剥夺他的权力。

范增大怒，说：“天下大事已经大致确定了，君王自己处理吧。希望能让我告老还乡。”回乡时，还没到彭城，范增就因背上痈疽发作而死。

苏轼以范增事件为题作了《范增论》。《范增论》共有五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写范增去世的经过。第二个段落开始，便是苏轼对此事的论述。

苏轼认为，范增离开项羽是好事，如果不离开，也一定会被项羽杀害。只是遗憾他没有早早离开而已。既如此，那么范增应当在什么时候离开呢？当初范增劝项羽杀沛公，项羽不听；终因此而失去天下；应当在此时离去吗？回答说，不。范增想要杀死沛公，是做臣子的职责；项羽不杀刘邦，还显得有君王的度量。范增怎能在此时离去呢？《易经》说：“知道选择恰当时机，那不是很神明吗？”范增离去，应当在项羽杀卿子冠军的时候。

农民起义领袖陈涉能够得民心，因为打出了楚将项燕和公子扶苏的旗帜。项氏的兴盛，因为拥立了楚怀王孙心；而诸侯背叛他，也是因为他谋杀了义帝。况且拥立义帝，范增实为主谋，义帝的存亡，岂止决定楚国的盛衰；范增也与此祸福相关。绝没有义帝被杀，而单单范增能够长久得生的道理。项羽杀卿子冠军，就是谋杀义帝的先兆；他杀义帝，就是怀疑范增的根本。难道还要等到陈平出反间之计吗？物品必定先腐烂了，然后才能生蛆虫；人必定先有了怀疑之心，然后谗言才得以听入。陈平虽说智慧过人，又怎么能够离间没有疑的君主呢？

其实，早于苏轼约有十三世纪之久的荀子，便已在《荀子·劝学》中说过类似的话：“肉腐出虫，鱼枯生蠹。”肉类腐坏之后才会生出蛆，鱼也要干枯之后才会被虫蛀，比喻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古人爱从生活的细微处，衍生出一番大道理，就连肉鱼花草里长出虫来，都能有一番警惕，足以显示“落花水面皆文章”的求知与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窥斑见豹”的哲理训练。

无独有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也曾在《张中丞传后叙》一文中说过相近的话：“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说明人从生病到死亡，五脏穴腑中必定有一处先得病受损；若将一绳索扯断，也会有一个最脆弱的环节先崩断。

这篇文章提到“安史之乱”时，张巡、许远死夺雎阳城，长达数月之久，最后终因弹尽粮绝，而被攻破，以身殉国，有人责备许远，认为一切都是因为他守防不力所致，但韩愈却表示决不能单纯下此判断，张巡、许远二人均坚守危城，而大义殉国，失守实在是因为无以为继，被攻破是必然的结果。这句话同样在强调“事出必有因”的自省，脆弱的环节或是腐败的因素，才是事情败坏的主因，也是万事成败的关键所在。

在《红楼梦》里，讲述到整个大观园以及荣国府的崩颓时，探春便挑明了：“这样大的家，从外头杀，一时是杀不死的”，因为腐败是由内而外的，非要自身先有破绽，否则外力是无法轻易击破的。这几句话的共同之处，就是把失败归因于事情的本身，也唯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