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声寄情志 化境悟禅机
——读白玮先生《砚耕塘诗稿》
◎曹庆新
白玮先生的古体诗集《砚耕塘诗稿》,给人们带来一种惊喜。诗句或清丽温婉,俊洒飘逸,读来如沐清风,耳目一新。又如洪波涌起,惊涛拍岸,令人胸襟开阔,豁达晓畅。诗中有中国古代文人的清幽,也有今人的豪迈。古韵新意,情景交融,自有风韵雅致,自有一种情怀。
能诗方可谈诗,我不能诗,但喜欢读诗,有感亦偶为之。被《砚耕塘诗稿》的情与境折服,从视觉到内心都受到冲击,也许是由于喜好,或许更多是由于感动的原因,遂试写一些评论文字,以抒胸臆。
诗歌因情而发,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正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言:“诗缘情而绮靡。”诗的语言无论通俗还是华丽,细腻还是粗犷,也无论简约还是繁冗,严肃还是俏皮,首先是“缘情”。诗是形象语言的艺术,形象语言经过人脑的抽象上升为艺术。诗的语言是作者给诗披上的外衣,其内涵通过作者抽象劳动完成。《砚耕塘诗稿》(以下称《诗稿》)的作者,在语言的外衣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满生动的内心世界。
《诗稿》中最感动人的是真情。《诗稿》中的亲情、友情、爱情诗,无不深挚感人。关于亲情,仅在第一卷,作者为外祖父、外祖母、舅父、姨母等赋诗十几篇,如《敬外祖父》:“闭目养神容自威,奔波劳碌苦自睢。福胜东海商旅顺,小津桥横家业斐。铁骨柔肠身自正,积德行善口作碑。驾鹤西行十里外,惠及子孙万事遂。”作者为儿子优优写了《示儿》《再示儿》《给优儿》《警诃优儿》等多首诗,或诫或勉,不拘一格,舐犊深情,跃然纸上。作者为朋友赋诗也很多,如《送云峰》诗曰:“人生茫茫事,难得一诤友。恬淡好品茶,豪情共饮酒。天涯能牵挂,朝暮不相守。纵然千万里,心心堪历久。”言辞深切感人。先生的爱情诗情感炽热,如《贺爱妻丽云四十九寿诞》,感人至深,读之动容。
《诗稿》中最振奋人的是斗志。作者托物言志,表达自己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志向,集中反映在两首诗上:一是《胡杨礼赞》:“我今颂胡杨,源自肺腑言。荒漠志不移,贫瘠胆不寒。大漠扎根深,独擎一片天。千年身不腐,遒劲更威严。风吹理云鬓,雨打若等闲。我是胡杨友,前行不畏艰。胡杨是我师,矢志不更弦。”二是《五十一岁生日述怀》:“九月秋高色愈深,半百人生又一春。劳顿有加身受苦,挚爱无疆情自真。拥者宽厚诚惶恐,律己高标敢拂尘。向天再假五十载,大我百岁写乾坤。”词句铿锵激越,大气磅礴,负志青云,以文载道,堪称妙手。
《诗稿》中最清净人的是禅韵。先生的诗里反映出禅心,淡泊。如“超然物我外,禅茶日日心”(《赠陈文南》),如“禅音了无影,心曲不须弹”(《禅韵五首》),又如“五千真言非物我,故人已出函谷关”(《题老子图》),读之,心中不觉生出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之情境,深感先生的物我两忘、天人合一、无为无不为。先生的诗以韵胜,浑雅而贵蕴藉空灵。诗入化境,妙悟禅机,意蕴悠扬,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确实是可望而不可即。
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诗品序》)诗是经灵感激发而出的语言艺术,写好不容易,从某个意义上说,诗词的抽象性是仅次于书法、音乐的,没有作者对外物的感情兴发、没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是写不出好诗的。先生是对艺术有执着追求的人,网罗百艺,融会贯通,厚积薄发。先生是诗人,书法家,摄影家,音乐文学家,散文家,鉴赏家……故而,触景生情,文思泉涌,常常是“文生于情有春气,兴之所至无古人”。形成独具特色的气韵风格。董其昌的话似乎道出了先生成功的缘由:“气韵生动不可学,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随手写出。”诗最大的特点是语言的提炼性,要求作者有使用文字的口头或笔头能力,更要有观察和捕捉生活的敏感,用提炼的语言来及时诠释这种敏感。白先生诗,常常信手拈来,颖思泉涌,让人有“放眼观天下,何处不能诗”之感,又有“我辈复登临”后的钦佩与碌碌自愧。
先生是热爱生活的人,常用诗的形式反映生活。“黄土坡上谷子黄,羊皮筏子送姑娘。唢呐吹得震天响,荞麦窝窝就斜阳。”(《黄土高原纪行》)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笔触细腻、精到,反映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先生的诗质朴真诚,如“黄酒小灯红,含烟送晚风。湖上渔歌晚,邀君话乌篷(《湖上饮》)”,仿佛白居易诗《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情形,又有李商隐的清新深婉,如“玉树娇娆敢临风,以沫相濡赤复诚。少年戎装赴慷慨,天使白衣度众生。敬老不惧卧冰苦,爱幼平添舐犊情。白首缔盟缘千载,共渡爱河幸三生(《贺爱妻丽云四十九寿诞》)”。
先生是有文化使命感的人。不仅有强烈的责任感,更有文化的承传与担当,不随波流俗,脚踏实地地助力文化。在安阳,他留下了《殷墟怀古》:“饕餮巨制方鼎尊,殷墟王陵湮小屯。扶犁侯村耕黍麦,卜辞揭示上古真。洹水北流不曾断,一脉文字万代存。”访绍兴兰亭,作《访绍兴兰亭偶拾》诗:“魏晋遗韵在标新,鹅池一飞敢入云。九曲流觞成大雅,二王书罢皆望尘。太宗生死兰亭序,百姓朝夕兰亭魂。对酒当歌花落去,唯有羲之旷古今。”两首诗反映出先生深厚的文化情怀,这种情怀,传递着好品格、正能量。好人格带来好的艺术品格,使得他的艺术世界格外天高地阔。
总观先生的诗,新意点点,妙理处处,重法度,更显豪放。正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语)。”读来亲切,极富启示与感染。
“雨霁花如染,蔚霞正满天。我自读山水,笔耕肥书田(《山水行》)。”《诗稿》中诸如此类的佳品俯首可拾,读来自然,朗朗上口。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革。时过境迁,现今语境下,是否严格遵循平仄和韵律,文学界还存在分歧。不容质疑的事实是,现代诗大量涌现,且出现不少优秀传世作品,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余光中的《乡愁》、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回答》、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置身一个开放而包容的时代,写什么是内容,怎么写是形式,大可不必完全拘泥于某种体式,关键是怎样的体式更能恰如其分地体现诗歌要表达的意愿,且与时代精神相契合。
对于诗,朱光潜先生提倡“诗贵在意象显,而意义贵隐和深”的美学标准。我则认为,写诗可以用书法家常说的话来做一衡量标准:无须故作惊人笔,写得性灵品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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