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安《古风新意，文而化之——《砚耕塘诗稿》读后》

古风新意，文而化之

——《砚耕塘诗稿》读后

◎彭定安

看过诗集后，我感受到诗人作为高校的领导却有着深厚的文化情怀。他是一个文化核心，能以人文文化的核心辐射全校。大学主要任务是培养人，真正的人。高校现在缺乏人文精神，这是民族的危机，诗人作为一位具有高度素养和文化情怀的领导，文化的引领和影响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当前，人潮、商潮、西方思潮三股潮流冲击着社会文化领域，导致国民文化心态存在严重倾向：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重个体，轻群体。存在反理想、反理性、反理论、反英雄、反崇高、反高雅、反审美、反思想、反文化的倾向，缺乏康德所说的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仰望和自省。在文学艺术上以至文化领域“黄钟冷寂，瓦釜雷鸣”，精英文化寂寞。属于文学艺术本质特性的“三大精魂”——使命感、人文关怀和良知激情被轻视、被讥讽、遭反对，这使得文学艺术作品失去思想力量，失去“生活的教科书”作用和培育国民精神的力量。白玮的《砚耕塘诗稿》让我耳目一新，很是振奋，是一种难得的文化现象。

诗人为何能写出好诗？

古典诗词要有好的古典词语，没有古典的词语就不能称为古典诗词。而现代人写诗要有现代的事情与现代感情，这里有一个矛盾。陈寅恪讲的古典新诗，用古典诗讲新的事情，陈三立讲的是旧事新情，旧的事情、新的情感。诗人在“三国”诗中，虽然写的旧的人物关系，但是灌以新的情感。这样虽然很好。但是，就产生一个问题，旧的与新的怎样结合？

在西方文学中有一种说法“互文性”，文学作品里都具有这种特点，都是古典作品的重复，一种新的重复。所以，在古典诗词里杨柳、春燕、秋叶这些古典词语都具有特殊的概念。我们今天再用，它们就具有新的意思。“伤心最是台城柳”中的台城柳和十里长亭，都有这种“互文性”。诗人的诗稿中，既有古典的词语，又有新的意思、新的事情，二者的结合是诗作成功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歌德说：“诗歌是戴着镣铐在跳舞。”古典诗歌有严格的格律、韵律，必须要遵守它，遵守得越好越能创造它。钱锺书把它又具体化了，“诗歌是带着格律、韵律的镣铐在跳舞”。诗人在此方面也是有成就的，在创作中，存在进与出、遵守与突破的问题。要能“进入”到格律中去，遵守规律，又要突破、超越，面对格律，诗人依然可以“得潇洒处且潇洒”。

诗人的诗稿归纳起来有几个方面——言志、抒情、咏史、述怀。我喜欢他的抒情与咏史方面，特别是“三国”系列。在这期间也存在叙事的空间与情感世界的问题。诗人所写的悼念父亲、歌颂母爱的诗，感情真挚、深沉，非常好。

诗人有深厚的文化情怀，更具现实意义。

当下，人类的三大家园（自然家园、社会家园和精神家园），现在都遭到严重的破坏，我们现时的文化状态和发展趋势，在某些重要领域和方面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我们现在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经济、社会代价和人文损害的代价。为此，应该向东方文化的回眸与从古老智慧中获取现代灵感，我认为要做到三个适度回归，即回归自然、回归人文、回归传统。

文化建设是回归的必由之路。文化是经济的养育系统。一个民族整个成员的文化素质如何，尤其是思想道德境界之高低，事关重大。日本在上世纪初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全面接受西洋文化。对此，日本哲学家、思想家中江兆民痛心疾首地说：“国家没有哲学，恰像客厅没有字画一样，不免降低了国家的品格和地位……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哲学以至整个精神文化看起来“无足轻重”，但归根结底，在深层次最终会涉及、影响这些物质领域的成败得失。为此，我国亟须把大力发展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的发展和提高公民素质，放在国家战略决策的核心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