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春节
我童年生活中,不光是海边山上孤单寂寞的独往独来,也有热闹得锣鼓喧天的时候,那便是从前的“新年”,现在叫作“春节”的。
那时我家住在烟台海军学校后面的东南山窝里,附近只有几个村落,进烟台市还要越过一座东山,算是最冷僻的一角了,但是“过年”还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
过年的前几天,最忙的是母亲了。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因为那里的习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宰猪卖肉的。我看见母亲系起围裙、挽上袖子,往大坛子里装上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红糟”的糟肉,还有用酱油、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还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当母亲做这些事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不只有我们几个馋孩子,还有在旁边帮忙的厨师傅和余妈。
父亲呢,就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的娱乐。在海军学校上学的不但有我的堂哥哥,还有表哥哥。真是“一表三千里”,什么姑表哥,舅表哥,姨表哥,至少有七八个。父亲从烟台市上买回一套吹打乐器,锣、鼓、箫、笛、二胡、月琴……弹奏起来,真是热闹得很。只是我挤不进他们的乐队里去!我只能白天放些父亲给我们买回来的鞭炮,晚上放些烟火。大的是一筒一筒的放在地上放,火树银花,璀璨得很!我最喜欢的还是一种最小、最简单的“滴滴金”。那是一条小纸捻,卷着一点火药,可以拿在手里点起来嗤嗤地响,爆出点点火星。
记得我们初一早起,换上新衣新鞋,先拜祖宗——我们家不供神佛——供桌上只有祖宗牌位、香、烛和祭品,这一桌酒菜就是我们新年的午餐——然后给父母亲和长辈拜年,我拿到的红纸包里的压岁钱,大多是一圆锃亮的墨西哥“站人”银圆,我都请母亲替我收起。
最有趣的还是从各个农村来耍“花会”的了,演员们都是各个村落里冬闲的农民,节目大多是“跑旱船”,和“王大娘锔大缸”之类,演女角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搽着很厚的脂粉。鼓乐前导,后面就簇拥着许多小孩子。到我家门首,自然就围上一大群人,于是他们就穿走演唱了起来,有乐器伴奏,歌曲大都滑稽可笑,引得大家笑声不断。耍完了,我们就拿烟、酒、点心慰劳他们。这个村的花会刚走,那个村的又来了,最先来到的自然是离我们最近的金钩寨的花会!
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的福建福州,那里过年又热闹多了。我们大家庭里是四房同居分吃,祖父是和我们这一房在一起吃饭的。从腊月廿三日起,大家就忙着扫房,擦洗门窗和铜锡器具,准备糟和腌的鸡、鸭、鱼、肉。祖父只忙着写春联,贴在擦得锃亮的大门或旁门上。他自己在元旦这天早上,还用红纸写一条:“元旦开业,新春大吉……”以下还有什么吉利话,我就不认得也不记得了。
新年里,我们各人从自己的“姥姥家”得到许多好东西。
首先是灶糖、灶饼,那是一盒一盒的糖和点心。据说是祭灶王爷用的,糖和点心都很甜也很黏,为的是把灶王的嘴糊上,使得他上天不能汇报这家人的坏话!最好的东西,还是灯笼,福州方言,“灯”和“丁”同音,因此送灯的数目,总比孩子的数目多一盏,是添丁的意思。那时我的弟弟们还小,不会和我抢,多的那一盏总是给我。这些灯:有纸的,有纱的,还有玻璃的……于是我屋墙上挂的是“走马灯”,上面的人物是“三英战吕布”,手里提的是两眼会活动的金鱼灯,另一手就拉着一盏脚下有轮子的“白兔灯”。同时我家所在的南后街,本是个灯市,这一条街上大多是灯铺。我家门口的“万兴桶石店”,平时除了卖各种红漆金边的伴嫁用的大小桶子之外,就兼卖各种的灯。那就不是孩子们举着玩的灯笼了,而是上面画着精细的花鸟人物的大玻璃灯、纱灯、料丝灯、牛角灯等,元宵之夜,都点了起来,真是“花市灯如昼”,游人如织,欢笑满街!
元宵过后,一年一度的光采辉煌的日子,就完结了。当大人们让我们把许多玩够了的灯笼,放在一起烧了之后,说:“从明天起,好好收收心上学去吧。”我们默默地听着,看着天井里那些灯笼的星星余烬,恋恋不舍地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寂寞之感,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一夜的滋味真不好过!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
(最初发表于《童年》1985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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