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大和七年(833)春诗人奉沈传师命由宣州、经建康往扬州聘问牛僧孺,诗即作于往返途中。
前二写千里江南之明媚风光,妙在十四字中包举山水、城乡(村郭)、花鸟、红绿等等,得句又自然浑整。杨升庵曾对“千里”二字表示不然:“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何文焕驳曰:“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即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是可以思接千载而视通万里的,杨升庵一时胡涂也。
后二之妙在写最具特色的江南烟雨,以烟雨楼台映衬明媚春光,笔致灵妙,馀音悠远。且于写景有弦外之音,南朝统治者多佞佛,一朝有一朝建筑,无怪江南佛寺之多也(四百八十乃数目堆垛,是杜牧惯用的营造气势的手法)。
造寺者佞佛乞求保估的目的没有达到,而点缀在山水红绿之间的这些金碧辉煌的佛寺,却形成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为江南之春生色不少,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一重诗味不是政治讽刺,而是对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玩味和沉思,而这沉思又是和诗人对自然美的歌咏水乳交融,也就更加耐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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