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洋奴——万邦协和

天朝——洋奴——万邦协和

在近一百年中，中国造成的伟大的失败固有好几件，而伟大的成就也有好几件，这伟大的成就之一，便是中国由一个古老式的国体，变其形态，加入了近代列邦之兄弟圈中。

这个改变的过程，自然都是过去的事，但其中的意义在现在还有启示性的，所以不妨简略说一下。中国历代的国体，只有罗马帝国大体上可以比拟，这就是说，他不承认甚且不知道有和他平等的国家之存在。罗马帝国固与当时的北方民族信使往还，但他只知道这些民族是些夷狄，他的使者塔西土斯写了一部他的《索虏传》（Tacitus de germanes），他与东方波斯国的萨山涅王朝常在构兵中，这是东方文化很高的国家，但他也决不承认波斯是他的平等国。所以罗马帝国便是古代欧洲的“天朝”，他平衡四围一切的民族，全以他自己的标准为断，所谓“外国”，只是蛮夷的代名词，而非不管他的事之谓。同样道理，历代的中国，除去宋辽一段似乎有点平等国交以外，也是不承认且不了解世上可以列国分立，平等交往的。汉晋隋唐这样，近代的明清也不是例外。积累二千年之习惯，陶冶在普天率土，中国四夷之观念之中，更以过去的成功坚实其自信心，所以自明末远西人始到中国以来，求通商者总说他是入贡，派信使者总说他是来朝，这并不是当时人矫情造作，当时人的心中确如此想，且不能相信更有其他的观念可以存在。且看乾隆时期英国派遣玛加纳伯爵奉使来华，乾隆给英王的回信（两通上谕）所说的话，如“咨尔英王，海外输诚，重译向化……”一类的话，若译成白话的英文，便等于说“你这个野蛮的国度呵……你不安于你的僻陋的状态呵……羡慕天朝的文化呵”。这在今天读来，不免觉得这位弘历可汗真正糊涂，但在当时人却绝不能觉出他有万分之一的胡闹来。我记得1922年我在伦敦有一天听哲学家罗素演讲“中国问题”，他就把这诏书的直译读来，惹得会场笑死。他接着说：“若是觉得这话可笑，便不了解中国对外关系之历史的背景；若了解中国，便应不觉得这话可笑。因为中国正如罗马帝国不知世上有他的平等者，这是在当时环境中所必然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数十年间，与外国人的纠纷，常常由“天朝体制”而起。我看李鸿章在辛丑议和中的电奏，若干关涉主权的大事，在西安的流亡政府并不关心，只是严电李氏力争外使初觐坐黄轿一事，从此可知天朝的宝座，不肯轻易拆除，天朝人物的立场，不是轻易改变的。

但是，这立场，这宝座，终于几度在战舰火器之下拆除了。辛丑以后，办洋务者成为一个新的物种，住大埠者养成一种新的心理。这个顺应次殖民地地位之心理，赤裸裸地说出，便是洋奴。

天朝的心理是自大，也是所谓优越感（Superiority Complex），洋奴的心理是自卑（Inferiority Complex），也是所谓劣贱感，这两种心理，都是不能与他国共处而能处得自然的。

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洋奴心理阶段应该告一结束，而抗战数年，不平等条约取消，这两种心理似乎全成过去。但是，我们不可大意，这两种心理因有他们长期的传统，并未在人人心中除尽。必须除尽，我们国家方才舒舒服服的繁荣在近代列国的兄弟圈中。读者以为我这是过虑吗？我想未必吧？我看见期刊中常常有妄自尊大的怪文，也每每听到变相“刚巴多”的怪论，这都是阻碍我们取一种自然态度的。

中国既已加入了近代列国的兄弟圈，自无取乎往者的两项态度。今后的外交态度，既非自恃，亦非倚赖，而应该是万邦协和。这一个名词在中国固是一个成语，在拉丁文亦有一个完全相同的成语，即Commitasinter alias。所可惜者，朋友告我，倭奴也用这个名词，用得它全是倭奴的曲解，犹之乎他说“王道”全是“霸道”一样。我初闻此说，今晚又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名词来，所以仍用这个名词作标题，只是界说明白，协和是自由意志的协和，非所谓“罗马和平”也。

协和主义之外交，本身是个明显的原则，不待具体的界说它，若必须举例说它的要点，我一时想有下列三点可说：一、协和主义之外交，是不树立任何敌人的，必不得已而有敌人，这敌人必须是世界之公敌，而非一己之私敌。所以相沿的纠纷，能解决者，总是尽早解决，必不得已，利害相衡，宁可忍痛。所谓悬案，只有国力至强者，方可负担得多多个。国力在培植中者，万不可多有，以免小患变成大害。此外与人相处，最要是“诚”、“恕”二字。诚者，心口如一之谓；恕者，能为对方设身处地想之谓。日本人之失败，即失败于自其“开国”以来不取此二字。

二、以上的一义，仍是偏于消极防患的方面，积极方面，我们必须有极其可与深切合作的与国，否则虽少敌人，亦少与国，仍不免为孤立主义。此孤立主义，在将来之世界中无一国担负得起的，连同美国在内。我所谓极其可与深切合作之与国者，即谓在平时可与之取同一之步调，以维持世界和平，万不得已而有正义之抗战，可恃为盟邦，彼力与我力，可应一切变局也。

三、协和的外交，不仅是一个政府对一个政府的事，而是一个全国民对一个全国民的事，所以除非有关国体的事，只有“吾从众”是善策。文化的合作，是国民外交之基础，文化既合作，自不免相互的影响，且正需要此影响。若于此中有所别择，必先于此道细心体会，否则但看到一面别择等于杜塞，杜塞之结果必是疏交。即以中美过去关系论，美国固自海约翰起，树立其对华亲交政策，且自鸦片战争以来，即与英法异其步调，思与中国交好。正如曾国藩奏折上说“米夷资性淳厚，对天朝时思效顺，并英佛等夷构结似并不深。”——这调子在今天看来真可笑，然确是一件重要的史实。即美国从未参加对华之屈服争夺战也。然而这二十余年中，中美亲交之基础，并不在商务上、权益上，而在文化上。文化制造一种情感，是比国策纯洁的，且有时比国策还有效，因为国策有时摇摆，感情是不然的。

综括以上几项的意思，则我们今后至少三十年中的外交——建设国力中的外交——应该是“联美、善英、和俄，而与其他国家友谊相处”是也。所谓联美者，有经济上的联系，有文化上的联系，这皆极其重要，而最前要决定的是“世界政策”的联系。这就是说，美国对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大小问题，我们要参与其决定，而积极的，有效的，加以赞助，助其实现。中美两国人不仅在战争中要做同志，即战后亦当建设长久高度的亲交。有这样的亲交，而中国的国力在滋长中，则太平洋真为太平之洋。就是说半边天下太平了。说到英国，我们先要知道英国不是一个很讲感情的国族，而是一个重理智的国族。惟其如此，故与英国做朋友的本钱不多是外交上的机智，而多是内政上的修饬。官府之效能甚大，经济之进步甚速，文化之开展可佩，社会道德之增进可睹，这样，就是你无意与英国做好友，英国也会找上你的门来的。本来这个道理对一切国家皆适用，而对英国尤其适用者，因为对英国更无第二条基本方法也。苏联的外交是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者，大凡现实主义者，必作惊人之举，凡曾一度作惊人之举者，必在未来屡作惊人之举。而与现实主义者相处，强则只有也用现实主义，弱则只有充分认识现实，而现实地解决一切。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们今后五十年中，第一个心思是培植国力，第二个心思还是培植国力。在培植国力中，我们要避免一切可能的纠纷，并解决一切不安的因素，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害小而忽之。试看历史上的伟大朝代，在建国之始，哪一个不是在外交上小心翼翼的。一位朋友听我说到此地，来问我，“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姑且取老子的柔道，一旦国力建设起来，再发扬蹈厉——一下子？”我回答说，你这话全是战国阴谋之说，我们今天要协和，以建立国力，将来仍要协和，以持盈保大，否则今日之柔，以为他日之刚，便是不诚，不诚是必自食其果的。如日本之为方法改良的义和团也是。朋友又说，你这一些话都是平淡无奇的常谈。我回答说，这话太恭维了。要道理都是老生常谈，如辕固生之说《老子》为“寻常家人言”。

不过我要声明一句，协和的外交，不可解作无所事事坐而待之的外交，相反的，应该是极其积极极其活跃的外交。我又要附带一句：外交之基础全在内政，不过也有内政甚修饬，而以外交方针之错误招致大祸的，如上次欧洲之德国是也。但却没有离开内政而能运用外交的。

（原载1944年4月2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