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宿舍问题

大学宿舍问题

“大学里应该不应该有宿舍”？本是一个很可以辩论的问题。两方面都有充足的理由，若开辩论会，是个美妙的题目；若开座谈会，可谈半年而不得解决。

我想：对于这个问题所以有这样的“理论的争论”（Ideological dispute），大约是由于世界上的大学本有两派，而又因为每人所受的教育不同，个人追求他的理想，所以争论就起来了。

世界上的大学，大体说，本来有两派：一派是欧洲大陆派，似乎日本也包含在内，这一派以没有宿舍为原则。他们对于大学的根本理想是：大学是专从事学术的，不管生活。生活是社会上的事，有那样的理论，才有那样的大学，其中包含不管宿舍一件事。另一派是英、美派，他们以为学生的学业，靠他们的生活。生活先调理好了，学问及涵养随之而来，所以要宿舍，而且为宿舍花的钱，每每比研究室花得多。

注意：我以上的话，假如是用英文写，都要用过去式，现在用中文写，动词不表时间，不得不声明这一句。以上所说，事实上是第一次大战前的情形。第一次大战以后，社会变了，因而学校受它的影响，不得不有些变动。真正全管宿舍的学校也很少了，除非它那个地方不管宿舍后有办法。即如牛津、剑桥，也有很多“不参院学生”（Non-collegiate Students），真正全没有宿舍的，也不算多，不过那些宿舍不是学校主办，而是学生自己的集合，或者是慈善机关所领导。我在德国时所看到的景象就如此。然而也有许多大学生群聚而居，主持的大约是社会团体，数量虽不算多，也就不是第一次大战前的相貌了。

第一次大战前的大学，只有中产以上的子第可以问津，所以宿舍不宿舍，并不成问题。没有宿舍呢，正是因为当时民丰物阜，中产以上的子弟没有由学校供给宿舍的必要。有宿舍呢，正因为当时有钱人的子弟要在学校里养成绅士的习惯，所以才有绅士的宿舍。例如英国之牛津大学，一个人是有两间屋的，而且还要把木器都买下，花几十镑到一百多镑钱。

原来有宿舍同没有宿舍都有它的好处。没有宿舍，则学校专心做学问，落得省事。学校的生活既然离开不了社会生活，何不爽性让社会解决社会的问题，更何必以宿舍制度养成特殊阶级，狭义的门户主义。有了宿舍，则学校可用导师制，可以借生活陶冶性灵，可以借师生间的相互切磋，锻炼品格。在山贮云，出山成雨，牛津、剑桥就是这个样。我们照这样讨论下去，一辈子讨论不完。

事实是这样：第一次大战的结果，世界上的社会变动了，19世纪的乐观主义结束了，“小民”阶级起来了，弄得到处是大学加了好几倍人，大学为此降低标准的不少，大学为此增加活泼的也不少：是好是坏，不必讨论，因为这是一个不可抗的事实。

于是乎工人的子弟、贫农的子弟，都要进大学的门；于是乎各种奖学金的制度增加；于是乎国家的补贴增加；于是乎大学渐渐失掉了它的阶级性；于是乎大学毕业生也并不值钱。即如美国，现在一个人拿一个B.A.的学位，是不容易找到技术的职业的。虽然杜鲁门先生没有进过大学的，还是当选为大总统，将来也许连Ph.D.也不值钱了。

以上是泛论世界的情形，现在说中国罢。

我先从我个人的经验说起。我在北京大学6年（预科3年，本科3年），从民国二年到民国八年。那时候学生的平均购买力比现在高得多，吃个小馆，不算稀奇。我是中产阶级的无产贫家出身，但也差不多每星期跑到东安市场买肉回来吃。我在这6年中，5年住宿舍，饭食的钱，1月合4块多钱，吃的和现在银行下级行员差不多。我在学校的宿舍里住了5年，最后一年因为在报上作点小文，有几个钱，便住“公寓”去了。那时候北京大学左右的公寓不计其数。小饭铺也不计其数，卖零吃得尤其不计其数。我于民国十八年回到北平，学生的生活似乎已竟不如从前，但这是北方的现象，南方正相反。

自从七七抗战，一切全不那样了。跑到西方去，公家不供给地方住，绝没有地方住；公家不供给伙食，绝没有伙食。四川在战前的学校，每月包饭三四块多钱，一个星期至少有一顿鸡吃，肉是每顿有的，鸡蛋一块钱买一百二十个。抗战的时候，可就完全两样，大家吃的比现在台湾大学吃的还糟，八人一大桌，菜是一品大件，就是说白水煮青菜加盐，米是历史性的“平价米”，砂子和糠皮是很多的，颜色则向来不白，米粒更不相黏。至于宿舍，以双层床为原则，住是难民收容所。在那样情形之下，说是宿舍与学生有益吗？真真岂有此理。说是不要宿舍吗？让学生到哪里去住？

那时候的学校已经到了这个样子，然而那时候的社会福利比现在还好得多。……

所以现在讨论大学应该不应该有宿舍，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有宿舍没有宿舍对于较有办法的人家的子弟，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对于没有办法的子弟，却是一个事实的问题。

我现在的见解如下：

假如台湾大学办理的目的有心无心的是以教育中产以上的子弟为限，人数不必这么多，宿舍根本不必要。假如“有教无类”并且存心帮助贫乏的子弟读书，则人数不能不较多些，而宿舍绝对有其必要。因为目下台北市的生活，尤其是房价，对于没有家在台北市而贫苦的学生和流亡学生，在学校以外住，是千难万难的。

或者要问：现在台湾大学里面是贫家的子弟多还是有钱的子弟多？现在的大学制度是帮助有钱的人还是帮助无钱的人？

我说：“善哉问。”为讨论的方便，我先回答先生的第二个问题。现在的整个教育制度是不合理的。现在若干地方几乎弄到上小学更难，上中学次之，上大学又次之，大学仿佛是义务教育，小学反而不然。内地的高中毕业生无一不想进大学，台湾情形稍两样些，但也是一步一步照这个趋势走。合理的教育制度，必须是小学最容易，不特容易，而且必须人人进去不可。中学难了，高中更难了，大学尤其难了。这一个办法还要补充上一项，有钱人的子弟，家庭的生活本来比较便于读书，不做事或者更有补习的先生，所以才另要一个补充的办法。这办法就是：小学多设进中学的奖学金，中学也应该设些进大学的奖学金，有小学中学的奖学金，使得贫家或充裕人家的子弟在进大学的机会上接近平等（虽然不能绝对平等），然后再加大学入学的严格考试。这样就差不多了，然而这不是台湾大学所能办，也必须五年、八年才可生效的。

现在回答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就台大论台大，在国内一般的情形论，学生的家庭状况不算好，假如和岭南、沪江、燕京几个大学比，那是不能比的；假如和中央、浙江、武汉、交通几个大学比，我想在大学生的家庭环境，也是台大学生更穷；假如和北大、清华比，我不敢说……我想，还是台大学生更穷，因为台大学生40%以上是外省人，这个40%中，家在台湾或有办法的，不会在10%以上，其他30%真是流亡学生。还不止此，台湾人的生活，也不是宽裕的，比起内地的大埠差得多多。台湾的下县乡村学生，比内地的城市学生又是穷得多。我想，台大的50%以上的台籍学生，至少有2/3，家中送他的子弟来上学，是很勉强吃力的，是亲友凑钱，或借贷而来的。尤其影响这个问题的是台北的繁华，没有亲友在此地的，在此地弄一席之地真是不容易。而台湾省人虽说可能有亲友在台北，但台湾的社会形态已经比内地很多地方为进步。就是说，自立性增加，依靠亲友性减低，而且榻榻米的房子，原来一家住的人就多，再挤进去，真不容易。

我本来想在这一个学期内作一个教育社会的研究，就是调查台大学生的家境，有了这一个客观的资料，许多事才好下手，现在还没有这样办。当然以上所说不过是一个估计，不过我想这个估计大致不差。

以上所说，如果不错，则台湾大学大体上是一个穷人的大学，至少可说是没有钱人的大学，尽管其中也有零零落落的几个富人子弟“海派”、“港帮”。

还有一件事我要说，台大的功课一天比一天加紧，以前放松的时候，固然可以不必天天来，现在要查堂，非天天来不可。假如住得远一些，一天费上两三点钟上学下学，如功课认真，休想有自修的时间，那要在学校考试时降班以至于退学的。有钱的子弟，一天坐上两三点钟的车，也许格外关心，但那要回家没有个舒服自在的住所。若是一天坐上两点钟的火车，回家四个人倒头在六个榻榻米上，又去责备他自修，是不近人情的。

所以我想来想去，台湾大学还是负起为学筹备宿舍的责任来。

我想：台湾大学的宿舍不能太坏，太坏了无法念书；也不能太好，太好了在这个时代中是不公道。标准是坏到不至于不能念书，好到不至于享受发懒。大家在这个穷时代，学生不可与社会脱节，用宿舍养成他的俭朴风气，鼓励他的勤苦动作，培植他的自治能力。

宿舍太好，在现在是说梦话，我们用不着警戒，一切牛津大学的理论等等，现在不必谈。宿舍太坏，弄得他像难民集中营，是一个反教育的大力量，这是要警戒的。我所谓奸者，例如北京大学之单人宿舍（后来不只住单人），是蒋梦麟先生在民国二十四五年为四年级研究生而设的，这样现在办不到。我所谓坏者，是中央大学在沙坪坝的宿舍，那比现在坐两点钟车的学生还要受到反教育的害处。

以上说了许多，归纳是一句话：台湾大学为贫苦学生而想解决宿舍问题。那么或者要问：阔学生是不是不让他来住？我想，不必有此规定。他有办法，他自然不会进来。果然女生宿舍初开放，有几个住了几天就走了；因为她有办法了，她有舒服的家庭或亲友处。

不过，不是学校把宿舍盖好，请学生进来便算了事，学校一有宿舍，从此多事，这是要负起责任来办的。我所谓负起责任来办者，有下列几层意义：

第一是管理。

像我们以前的那些所谓宿舍，有的真是耻辱，我不必详说了。以后要所有的宿舍均须有训导的人员，学校分配给他住，他才可以住；不分配给他住，他断不能住。他一旦丧失了居住的权利，必须搬走，更绝不能容许别人来住。他们的清洁秩序与纪律，学校必须积极负责指导的。

第二是自治。

管理不可不有，但单独有管理，不特违背教育的用意，而且是不发生效力的，所以必须有自治。住在里边的学生，必须自己料理他们的膳食、清洁、秩序，以及培植互相协助的精神，生活美感的实现，公德心之发展，乃至安静用功的习惯。学校的管理，只是负导诱的责任，其实现则靠学生之自动力。

第三是借宿舍的生活培养自己的良好性格。

学校与社会不可离得太远，离得太远之后，就是好，也不过是象牙宝塔。却也不可太近，中国的社会是要改良的，太近之后，同流合污，何从改良起？所以理想的学校，应该是在一般社会之外，而离他不远，这才可以砥砺学性，均养人格，发扬志气，充实知识。

我报告一下台湾大学目前宿舍的情形。台湾大学在日据时代，并没有宿舍，都是通学生，也有人说实际有个宿舍，详情我不知道。政府派定我做这个差使以后，我到台湾来以前，有些好朋友跟我说，台湾大学应该维持通学的传统，万不可有宿舍，弄出各种坏事出来。事实上我也是属于通学论的一派，不过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环境比以前不同了。到了台大以后，听说学生住宿的情形，真正头痛，听说宿舍的情形更头痛；研究室里、教室里，乃至厕所里到处都住着学生。我心中想他们肯这样住，必然没有别的地方可住，这可如何是了！头痛两三个月，发奋建两个宿舍。最初的意思还是消极的，无非把那些乱住的作一个解决。最难办的是传染病房的楼上也有一个所谓“宿舍”，住着将近二百人，且有女生的几个房间。又继续想了一个时候，承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得资源委员会的帮助，现在已经完工或正在工程中的宿舍，等到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全校可容一千八百余人住，这中间并不包括公园路和其他几个零住的所谓宿舍，因为这三二百人的住处，是必须取消的，不然，学校不成事体。这个数目字大约分配如下：

1．本校现有宿舍可住男生929人，女生150人（校本部110人，医学院40人），共1079人。

2．正在建筑之宿舍，除已完工之女生宿舍外，尚有6所，每所以容纳168人，计共可容1008人。

3．以上两项共计可住2087人，但原来公园路罗斯福路及武道场3处宿舍俟新宿舍落成之后，须改作他用，此3处宿舍现住之人数为283人，将此数目减去之后，实计全校宿舍可容1800人，约占全校60%弱。

以上是根据训导处的估计，因为还有大多数没有住进去，所以尚未可确知，但大致不差。

台湾大学现在学生是3100余人，所以本学期末可以容60%住在宿舍，尚有1300人左右学校不能供给地方住，但事实上需要的人数并不那样多，第一，有宿处在台北市的（家住在离学校用任何一种交通工具45分钟以内可到达的）学校不供给宿舍。第二，要舒服的不来住，要省饭钱的不来住。这样大约还许有七八百人要住不得住。如果在明年度预算中再承省政府一个帮助，这问题就算初步解决了。就是说，要住的、应住的，都有地方住了。

若问：你所谓不好不坏的宿舍是什么标准呢？

我答：坏到不至于不能念书，好到不至于舒服。上之，仍不失为一般公务员子弟的生活；下之，不至于成为难民窟。若问具体的样子，就是现在第一女生宿舍。这些宿舍当然个个样子不同，标准大致是差不多。

若果以后学校更有力量，每年增建一些，住得可以不像现在这样挤，对于自修更方便了。

我附带说两事：

第一，校园之内以没有宿舍为原则，因为住的地方和读书研究的地方在一处是很不方便的，现在只有对女生宿舍作了一个例外。医学院左右没有地方，也无法不作例外。至于工学院旁之宿舍，完成后暂且作为男生宿舍，将来女生增多，应改为女生宿舍。台大的女生人数，我希望要大大增加的。

第二，宿舍不可以集中，若弄到千人在一起，不是培养读书的一个好环境，所以不可。多走两步路，在青年人是不应该发懒的。

第三，宿舍是必须有秩序的，决不能放任它成为交换恶习惯的场合。

我因为台湾大学的事情，实在千头万绪，最初也有避免这个问题的打算。后来因为看到穷学生的困难，把这个问题整个想了若干遍，所以决心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自找麻烦，不待说了。盖宿舍，麻烦还小，如何管理宿舍，使它有益无害，才是真麻烦呢！但是谁让我接受台湾大学校长这个麻烦差使呢？既有这一个问题在面前，只好正面对付，也就不必叫苦了。

最后说一句：台湾大学宿舍制度的成功或失败，现在还不能预定，我希望同学努力使它成功，万一不能彼此合作，使它成为有益无害的宿舍，而仍旧表演公园路宿舍那个样子。学校只有承认失败，取消宿舍，落得心净！

（原载1949年10月31日《台湾大学校刊》第四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