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
今天是武汉各界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周的第六天,恰好在滕县阵亡了的师长王铭章将军的灵柩,在午前十时运到了汉口。武汉党政军各机关、各学校、各民众团体,都非常踊跃地,到大智门车站去迎接他的灵柩。王师长安睡在灵柩里面,假如是有知觉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很谦冲,而且很放心的。他假如能够再向我们表达他的意思的话,他一定要说:“武汉的同胞们,全国的同胞们,你们这样的优待我,我实在不敢当。我们做军人的人,杀敌致果,为国捐躯,原是本分内的事,当不起同胞们这样的厚待。自己实在是惭愧。”我相信王师长一定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凡是忠于职守能够以身殉职、为国捐躯的人,虽然殉职原是本分,那种人一定是谦和的人。因为他明白大义,辨别义理,能够在生死关头保持着他自己的节概,这种人是不会虚骄浮躁的。凡是虚骄浮躁的人,临到大节大义的关头处,他一定是糊涂的家伙。但我说,王师长他一定也很放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武汉的民众,乃至全国民众,都有辨别节义的精神,对于忠于职守,为国捐躯的人,特别表示崇敬。这是对于军事胜利的绝好的保障。大家能够尊敬为国捐躯的人,有职守者有所观感,一定要见贤思齐,也忠于职守而为国捐躯。一般的民众,在救亡建国上,都是有责任的,遇到自己的责任关头,也决不会躲闪,而贻羞于国家民族。全国民众都能有这样的存心,那我们要驱逐倭寇,要复兴民众,要建设自由幸福的新中国,那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也就敢于相信:我们阵亡了的王师长,他安睡在灵柩里面,一定是很放心的。
抗战以来已经十个月,我们虽然沦陷了几省的土地,损失了无数的财产,牺牲了几十万的士兵,更有无数的同胞陷入流离颠沛的苦境,然而我们是有很宏大、很光荣的收获的。这收获是什么?第一便是我们有坚决的意志能和敌人抗战。其次是不仅能够抗战,而且还能持久,愈战愈强。敌人素来是轻视我们的,以为我们绝对不会抗战。“五七”和“五九”的国耻,便是招致敌人轻视的最明显的事实。以前的北洋军阀,只知道勇于私斗,所以日本人在二十三年前,竟向我提出了亡国的二十一条,并敢于下出最后通牒,以武力威胁我们承认。而袁世凯竟公然向他屈膝,把二十一条承认了,构成了我们整个民族的奇耻大辱。日本人就因为得到了这些甜头,他常常得寸进尺,一步一步地来压迫我们,恫胁我们。恫胁原是他所惯用的手段,他始终相信着,我们是绝对不会抵抗的。然而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全国上下一心一德地毅然开始了我们的神圣抗战。这在敌人是出其不意,而在我们便是一个伟大的成功。
敌人遭受了我们的抵抗,起初仍然坚持他的敌视我们的初心,以为我们是经不起一打,战事也可以“速战速决”的。然而战争一发动了起来,我军英勇无比,战事愈接愈厉,到现在已经打了足足十个月了,日本人依然不能把战事解决。不仅不能解决,而且愈见增加了他的困难。他的军队内反战厌战的空气非常浓厚,国内百货昂贵,公债无法推销。就拿这发行公债一项来说吧,去年他本打算发行三十三亿九千四百万元的,但只发行了十五亿元。而这十五亿元里面,实际销出了的不过四亿五千五百万元,其余都还放在日本银行的仓库里。所以日本人委实是闹到了有点脚忙手乱的地步了,这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这在我们无论怎样,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收获。
敌人所最藐视我们的,是以为我们中国人怕死,而他所最自负的是以为他们日本人不怕死。但由这一次的抗战所得到的结果,情形是完全相反了。抗战以来,我国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真是不计其数。南苑的佟麟阁、赵登禹两师长,南口的杨方珪团长,宝山的姚子青营长,忻口的郝梦麟军长与刘铮磊师长,广德的饶国华师长,连此次滕县的王铭章师长,他们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增加了不少的光辉灿烂的篇页。但是在日本方面是怎样呢?上而将校,下而士兵,都成为强盗军队,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闹得来连他们自己人都看不惯,都引以为耻辱,往往自行缢死。在缢死者的衣包中,往往有纸条写着“死谏”等字样,被我们搜出。这种精神上的损失,日本人是无法挽回的。
这儿在我们的面前呈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便是我们做人的应得如何死。象王铭章师长的死守滕县,这是一种死法。王师长的死守,使我们军事部署得以完密,使徐州一带转危为安。这种死法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的。死了也膺受着无上的光荣。象日本兵士因为厌战而自寻短路的,也是一种死法。死了固然可以免除他自己的痛苦,免除良心上的苛责,然而于大局是无补的。死了等于与草木同腐。古代的人告诉过我们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是一点也不错的箴言。我们每一个人的确应该加以考虑的,便是我们每一个人究竟死一个怎样的死。死这个生理现象,一般的人,委实说,似乎都有点怕。但不分质的怕,我看是错误的。任何人都免不了有一个死,你就怕也是无益,迟早会有你生命结束的时期到来。死是人人所必有的东西,切实的说,死倒应该是人人所有的财产。我们所当考虑的是这个通有的财产,我们应该如何用法。例如同是一个钱,用到好处,便获得一个钱乃至一个钱以上的用处;用到坏处,不仅是浪费了,而且还要惹出大祸。同是一个死,也要看你的用法如何,是要用得重如泰山,或者轻如鸿毛,这是要全靠你自己的调度。我们不应该怕死,应该怕我们自己死得不得法。轻如鸿毛的死法,才是可怕的。我们应该要宝贵自己的这项财产,并且要时时刻刻准备着在适当的地方使用。假如我们人人都死得来象王铭章师长这样的死,那不是人人都永生了吗?古人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死得其所,的确,人是随时随地都应该死的。这样被善用了的死,是把死复活了,也就如被善用了的钱一样,一个钱被善用了,却有无数的钱生产出来。这样的钱,难道我们还怕用?这样的死,难道我们还怕死吗?我看做人的秘诀,就是要知道死法。要把善的努力用到自己的事业上,时时刻刻都可以和死见面,要时时刻刻都怀着必死的决心。一个人能够这样,我看一定可以成为人生的成功者。无谓的死,或做坏人、做汉奸而死的死,那才真真正正是可怕的死。
王铭章师长,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生的成功者了。他是死了一个很光荣的死。但他果真是死了吗?不,他并没有死。他是把自己的生命切实地融化进了民族的生命里面。在民族存续的一天,王铭章师长是永远生存着的。我们现在追悼他,宁应该庆贺他,庆贺他的成功,庆贺他的不朽。
最后,因为王师长是四川人,我自己也是四川人,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来向四川的同胞们再说几句话。
我们四川省号称有七千万人口,这七千万的数目和日本的人口数目恰恰相等。论理仅拿我们四川一省便可以和日本对敌的。我们平均作为一家七口计,七口之家每家抽一名壮丁出来当兵,单只四川一省,便可以出一千万的兵。这数目是很可以使我们乐观的。因此,有的朋友说“四川是复兴民族的根据地”,这话在生在四川的人听来,应该感受着光荣,但同时也应该感觉着自己的责任重大。我们要想复兴民族,就要四川人,人人具有必死的决心,至少是可以抽出的一千万的壮丁要有必死的决心。我们要踊跃地应征兵役,并且踊跃地开到前线,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王铭章和他的部下,还有在广德阵亡了的饶国华师长和他的部下,以及在前线上阵亡了的或正在作战的其他的四川同胞,他们已经为我们呈出了很好的模范。我们应该以前仆后继的精神,跟踪着前进。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切地担负起复兴民族的使命。
四川的同胞们,我们效法王师长,死一个顶有价值的死吧。全国的同胞们,我们效法王师长,死一个顶有价值的死吧。让我们大家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融化进民族的无限的生命里去。
1938年5月8日于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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